摘要：2004年金秋10月，根据我馆全年的业务工作计划，在厉华馆长的部署下，我和孙志慧（保管部主任）、李四年（摄影师）、钟意（影像助理）四人组成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赴南方专题调查采访和征集拍摄小组，重点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破坏南方局地下党组织的“鄂西事件”、“南委事件
桂粤赣鄂行
2004年金秋10月，根据我馆全年的业务工作计划，在厉华馆长的部署下，我和孙志慧（保管部主任）、李四年（摄影师）、钟意（影像助理）四人组成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赴南方专题调查采访和征集拍摄小组，重点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破坏南方局地下党组织的“鄂西事件”、“南委事件”、“七、九事件”以及在这些事件中被捕牺牲的何功伟、苏曼、罗文坤、张海萍、张文彬等红岩先烈的英勇业绩作进一步的、更深入的采访和发掘。为节约经费，厉华馆长规定全部行程却只能乘坐火车或汽车，而且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经过几天的充分准备，18日下午我们踏上了南行的征程。
我们决定先远后近，而且路线尽量不重复，以便节省时间和路程，第一站便当然选择了南宁。20日上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大院内的区党史研究室那栋小红楼里，樊东方处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抗战期间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副书记苏曼和“七、九事件”的有关情况，提供了在南宁市的采访线索，并亲自为我们即将去的桂林、昭平、钟山和梧州等地打电话联系。
62年前发生在广西桂林的“七、九事件”，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破坏中共南方局地下党组织的“杰作”——“南委事件”的后续，目前在南宁的亲历者只有两个人了，即当年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的夫人、时任桂林市委妇女部长的邹冰和省工委特派员、桂林市委组织部长黄嘉，均是八十以上高龄，且邹冰躺在医院病床上多年，已不能识人，没有记忆，几近植物人，根本不可能采访，唯黄嘉身体还好。为赶时间，当天下午我们就在区党研室小莫的带领下跨进了黄老的家门。
85岁高龄的原广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嘉，是“七、九事件”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位烈士生前的亲密战友。当他得知我们是专门从重庆红岩赴邕采访他时，黄老十分高兴。有着南方老人精瘦身材的他特意取消了当天下午去医院的诊访，在家里热情接待了我们。老人家身体健康，十分健谈，以至我们的采访从下午3点多直到近晚上7点。黄老是目前仅存的几位“七、九事件”亲历者之一，我们感觉他对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等当年战友一往情深，他和苏蔓、罗文坤接触交往的很多细小的情节，他回顾起来都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他说：
在南国邕城的苍茫暮色中，我们辞别了这位慈祥的革命老人，又匆忙赶往新阳造纸厂宿舍，采访了歌乐山革命烈士何雪松的女儿何丹昵。
南宁有一位健在的《新华日报》老同志钟纪民，离休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广西日报》社长， 20多年前我与他在北京、南宁和重庆见过三次面，采访他也是我们这次到邕城的目的之一。巧的是第二天在他家里我们竟与4年前我和孙志慧、李四年一同在北京访问过的另一位《新华日报》老同志冯廷雄不期邂逅，熟人异地相见，更显分外亲热，他们的革命经历和我们的工作性质融合在一起，大家有谈不完的话题。中午了，冯老毫不客气地从钟老家橱柜里拿出一瓶五粮液，说是要庆祝我们在南宁相遇。在干休所大院旁边的一家酒楼里，高兴的两位老同志喝起了五粮液，尽夫人在一旁控制着，八十多岁的他还是喝了两小盅。老人家两夫妇都是四川人，说我们大老远从重庆到南宁不容易，要我们尽兴多喝。还有两年才满八十的冯老体魄健壮，满面红光，性格开朗。他是广东人，抗战时期与钟老同在重庆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工作，钟老是他的老领导。这次他是只身一人从北京来南方旅游探亲，在钟老家与我们邂逅，性情中的老人十分高兴，连称我们有缘，话语之间竟喝了好几小杯，脸色不觉更加红润起来，有点微醺的样子，人们都说“老还小，老还小”，我在冯老的身上见到了点影子。餐毕，尽管一瓶五粮液并未喝完，但我担心冯老喝多了，告辞钟老后，我招来出租车，把冯老亲自送到了不远处的他哥哥家里。
采访“七、九事件”，得到此事的发生地在桂林。星期六早上八点钟，我们踏上了去桂林的火车。20年前我曾因开会在桂林小住过半月，20年间也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的同志多有接触，原本不想麻烦他们，所以10点多钟在火车上我才想起给他们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中午1点钟当我们步出桂林火车站时，该馆侯馆长率办公室王主任已在站外等候多时了。承侯、王二位把我们接至桂林粮贸大厦。行装甫卸，在王主任的带领下，我们即去了桂林图书馆，意欲查得国民党《广西日报》或《扫荡报》上污蔑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烈士自缢为“桃色事件”的新闻报道原件，并作好只要有原件，无论如何也要弄一份复制件或复印件，最次也要拍张照片或抄录原文。结果图书馆里根本没有后的上述两种报纸，我们大失所望，只好悻悻而归。
这时天色尚早，大约只有下午3点钟左右，而且阳光很好，晴空万里，秋高气爽。想到昨晚听天气预报说明后日可能变天，我便决定立即去尧山拍摄苏、罗、张三烈士纪念碑。
尧山在桂林市东郊，由于没有去纪念碑的指示路标，40多岁的女出租车司机虽是本地人，却不知道纪念碑的具体位置，她一边打手机问在桂林工作的儿子，一边不时停车询问遇到的几个小孩，在尧山脚下转来转去。我被窗外尧山秋天的景色所吸引：干净的柏油公路，浅褐色的喀斯特地貌峰峦，林茂蒿深，清洁宁静，一片秋色，偶见路边打着××农家乐或××特色菜的醒目红黄招牌，密林深处有几座木楼小房，一路上少有人迹，真有山中空语，万籁俱寂之感。找来找去，当我们正在埋怨桂林市交通局怎么在这么重要的地方不设路标时，还是年轻人的视力好，钟意望见了远处尧山下露出树梢的绿色纪念碑顶。司机循着方向，驶下正道，小心翼翼地慢慢开进一条仅有多宽、两边全是灌木藤蔓、枝条横溢的小路，遗憾的是这条小路还是到不了碑下。于是我们扛着器材，弃车而行，穿过一片低矮的灌木丛和草地，我们就站在了久仰的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三烈士纪念碑的脚下。
这座纪念碑建于1988年，占地，缓缓的三层约宽十余米的数十级台阶之上，才是高大挺拔、气势雄伟的白色纪念碑身，给人以“高山仰止”的感觉。十几年的风雨，虽使这里约显沧桑，但却丝毫不减它的庄严和大气。我望着高大的纪念碑，胸中翻滚着三位烈士集体自缢，以身殉党的壮举，脑海里叠化出三位烈士年轻的容貌，一股对他们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感觉心灵得到了一种特别的净化。影像师李四年出身于摄影世家，不用我说，早早地就架起了脚架，安好了摄像机，从各种不同角度开始了拍摄，小钟则帮他不时转运着器材，受烈士精神的鼓舞，大家的激情十分高昂，工作起来都十分卖力和认真。
慢慢地我们登上了第三层平台，这时，一群在附近“农家乐”聚会了的中年桂林游人来到碑前参观游玩，当我问及他们是否知道苏蔓三烈士时，众人竟答“不晓得”,只是听说这里有座纪念碑，聚会完了出来走走，顺便看看。聪明伶俐且好安排的李四年忽然灵机一动，要我给这群人讲述一下三烈士的事迹，并迅速作好了摄像的准备。我与四年合作共事多年，彼此之间配合默契，我领会他是想抓拍点生动活泼的镜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在他的“导演”下，平时十分怯场的我竟一不小心当了一次义务宣传员，我从三烈士的家庭出身、革命经历到被捕假释，最后英勇牺牲，侃侃而讲，近二十分钟，使这帮中年桂林游人十分感动，均表示以前真还不知道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说这是你们桂林人的骄傲。我虽然一边在给他们讲，一边我自己也被烈士的精神所感动。我们边工作，边宣传，边学习，烈士的精神鼓舞着我们，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异常亢奋。直至太阳快要落山，我们才依依不舍地走下纪念碑，还不时回头遥望，心里充满着对苏蔓三烈士的无限崇敬。
一直等候着我们的出租车女司机忙着回去给儿子过生日，嘴里又嘟哝着她的车身被树枝擦出了痕迹。我们四人则因为觉得今天工作颇有成绩，桂林之役，首战告捷，大家情不自禁，高兴地唱起了《打靶归来》，把“日落西山红霞飞”的阵阵歌声留给了薄暮中的尧山。第二天，我们拨通了桂林市长的公开电话，以一位外地游客的身份，建议在尧山脚下给三位烈士的纪念碑设几个路标，以使以后的拜谒者能顺利找到纪念碑。
当我们回到桂林城里粮贸大厦时，已是上灯时分。热情的侯馆长硬要为我们“洗尘”，盛情难却，我们只好“从命”。
桂林逸仙中学，是当年苏曼夫人、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以及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特别交通员张海萍三人以教书作职业掩护，进行革命工作的地方。，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们三人在这里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当晚在市郊月亮山下的龙隐岩洞里，苏曼受刑后的惨叫声让周围的居民听得毛骨悚然，由于三人的坚贞不屈，国民党特务毫无所获，便于11日把他们假释回学校，企图“放长线，钓大鱼”，在无法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的情况下，三人为阻止国民党阴谋得逞，并给党组织报警，便于13日傍晚集体自缢在苏曼的房间里。这就是62年前的夏季，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发生在桂林的一个重要事件，史称“七、九事件”。
作为事件发生地的桂林逸仙中学至今尚存，而且还是桂林市属的一所重点中学，它位于桂林市区的东部。25日下午，我们驱车来到这里。三位烈士以身殉党的原学校教师宿舍旧址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原址上取而代之的是一块不大的纪念碑，上书“苏蔓、罗文坤、张海萍烈士牺牲处”。除了静止的拍摄外，我们请来了该校苏校长和几个学生，让他们面对镜头给我们讲述了三位烈士的壮举。昔日三位烈士遭受严刑拷打的龙隐岩，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岩洞，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集我国历朝各代文人墨客不同书法石刻的艺术公园，在以旅游著称的桂林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我给陪同我们拍摄的公园负责人作了一点小小的建议：能否在无碍观光的前提下，立一块小小的石碑或在现存的石壁上凿出一点小小的面积，把三位烈士的事迹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为桂林这座“山水甲天下”的历史文化名城增加一点“红色旅游”的成分，这位负责人欣然应允。
中共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与桂林市档案馆同在一个小院的一栋小楼里。该室黄科长为我们拿出了三个各有四、五公分厚、共近百万字的“七、九事件”卷宗。这是他们几茬党史工作者二十多年来辛勤搜集、研究和积累的成果。我们整整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才把它们粗略浏览了一遍，觉得里边的每一份资料都十分重要，尤其是1938年苏曼在延安中央党校写的自传和他被捕前给弟妹的几封信，经请示厉华同意后，我们花了400多元钱，全部作了复印。在这里，党研室原主任邓友铭给我们作了“七、九事件”和三位烈士的专题介绍。邓老是1980年桂林市委成立党史办时即受市委之命对“七、九事件”进行全面调查的老同志，他说：文革前广西对“七、九事件”和三位烈士基本不说或说得很少，当时的省工委书记钱兴也于1948年在一次战斗中牺牲。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以后地下党的同志说话没用而且他们又分散在全国各地，所以直到文革初期，桂林市的“三清理办公室”甚至竟凭主观臆断，得出“七、九事件”是“叛徒事件”，三位烈士是“自绝于党”的调查结果。不过当时他们也觉得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没有最后定案。后来通过我们的大量工作，在三位烈士含怨40年后的八十年代，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才正式明确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人为烈士，找到三人的遗骸，安葬于南宁市革命公墓，定性为“以身殉党，壮烈牺牲”。嗣后才修建了纪念碑。邓老最后感叹地说：“三位烈士的思想境界是很高的，是我们现在常人难以达到的，我们能为这件事做一点工作，也感到非常荣幸。”
还在重庆时，我们就得知桂林市党史办和电视台就“七、九事件”这个题材，于上世纪80年代末曾编过一个叫做《不会被埋没的名字》的电视专题片，曾在桂林和广西等电视台播过。黄科长说他们的光盘几年前就已霉变放不起了，建议我们去市电视台看看。孙志慧不辞辛苦，跑了几次电视台，直到我们离开桂林那天上午才拿到两张专题片光盘，我们还送给了桂林党研室一张。
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是与我们同一性质的友好兄弟单位，20年前我即在那里住过半月，这次再到桂林，该馆是我们的必去之地，在馆里，我还见到了20年前见过的几位老同志。这次在桂林几日，工作生活上得他们帮助不少。
广西省工委既遭破坏，苏曼三人报警牺牲。闻讯脱险的省工委书记钱兴带着省工委机关先后转移灵川，钟山和昭平等地，循着先烈们的足迹，我们来到了位于桂东大山之中的昭平县黄姚古镇——这里曾是广西省工委的栖身之地。
昭平县史志办的梁居中主任和文管所陈所长为我们找了一辆车并亲自陪着我们，从昭平到黄姚先是沿着一条小河蜿蜒蛇行，两边茂林修竹，青山绿水，风景秀丽，然后翻越几座大山，在最后一座山顶上，梁主任指着山下远远的一大片民居说，那就是著名的黄姚古镇了，当年钱兴之所以要把省工委机关设在这里，就是因为黄姚交通闭塞，方便隐蔽和利于疏散，而且这里民风纯朴，农商兴旺，利于掩护，钱兴当年就是以商人的身份在这一带活动的。
我们的车在当年广西省工委旧址前停了下来，英姿飒爽、年轻潇洒的钱兴塑像就屹立在旧址前广场的边上。这里原是镇上的一座庙宇，名宝珠观，建筑古色古香。1944年，避难到黄姚的千家驹等文化人利用这座道观办起了黄姚历史上的第一所中学。夫人、省工委妇女部长邹冰等人就是以该校教师身份作掩护，在这里坚持省工委机关的工作，钱兴则以商人身份有时住在学校里，大部分时间在附近各县指导工作。我们去时旧址正在维修，热心的梁主任把当年钱兴和邹冰等人住过的房间一一指给我们参观拍摄。旧址现今隶属县文物管理所，是该县最主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作为古镇的一个重要参观景点，这里也早就对外开放。
热情的主任、所长和旧址负责人还带我们观览了古镇风貌。这座古镇始建于明朝隆、庆年间，它座落在广西东部群山环抱的大山折皱之中，相传此地初为黄、姚、蒙、曾等八姓人居住，而以黄、姚二姓人数最多，故名黄姚。清朝乾隆年间，这里人口迅速发展，经济繁荣，于是兴建街道、祠堂庙宇和亭台楼阁，乃成桂东一个风景秀丽、历史悠久的小镇。由于这里远离战乱兵燹，故小镇上文物古迹保存十分完好。镇上所有房屋、街道和大树，其年龄均在一、二百年以上，有的长达四、五百年。镇中道路都用青石板铺设，房屋祠堂古色古香，极具汉民族南方建筑的特色。广西省工委旧址负责人是黄姚本地人，他介绍说凡是迁入黄姚的外地人，都有本姓的祠堂。我一问，竟然有我的祖籍山西人在几百年前也迁徙到这里，但当我们兴致勃勃地走到一个偌大的院落、据称即是这户山西人家的祠堂和住家门前，我正准备“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时候，却发现一把老式将军锁锁住了大门，透过门缝往里窥视，只见里面廊台亭榭，花草香树，整洁闲适。想必我这位“老乡”通过十几代人的努力，今天已经十分富有。后来我们又游览了几家祠堂，均是非常气派。镇上人口不多，行人稀少，偶见荷锄的农妇和玩耍的小孩，有些房屋似乎已无人居住。镇中有一眼清澈甘洌的泉水，流量很大，人们用条石彻成了一个大平台，上凿蜿蜒水渠，靠泉眼处供饮用，后面的水供洗濯。看着流淌的清泉，我们四人都忍不住俯身喝了起来，味道真比“娃哈哈”还要好。
黄姚古镇与中国抗战还有着一段不解的渊源。1944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豫湘桂战役，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失陷，广西被日本侵略者从南到北拦腰切断，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国民党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迁往桂西百色，而一大批不满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进步民主文化人士，则往桂东迁移，先后栖身昭平、黄姚、八步等地。如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梁漱溟就先后到过昭平和八步，而在黄姚住过的文化名人则有歐阳予倩、千家驹、莫乃群等人，其中还有不少的共产党员，他们在这里做了大量的抗日进步文化工作，留下了许多革命遗址，为今天的黄姚古镇平添了几许革命历史文化的氛围。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广西日报》昭平版当年在黄姚的编辑、出版和发行，这处遗址已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姚古镇的确“原始”古朴，风光秀丽，不仅古色古香，而且也有革命文化，是今天开发旅游资源的一块宝地，据梁主任称已有港商拟投巨资将这里进行保护和开发，相信不久的将来，黄姚定会成为广西乃至全国的旅游名镇，因为就在我们参观古镇的时候，就已看到好几拨从南宁和桂林来此地观光的游客。
在黄姚镇上，我们还访问了当年见过钱兴的原黄姚中学进步学生、地下党员古祖良和黄萃璋两位88岁高龄的老人。是晚驱车回到昭平，已是上灯时分。第二天中午，我们就赶到了梧州，按计划采访苏曼的家乡和他的亲弟弟苏德源。梧州市党研室的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并也派人派车作向导。但不幸的是，我们同行的孙志慧却因连日奔波，劳累过度，竟上吐下泻，感冒发烧，病倒在床上，我只好安排钟意放下手中的工作，陪伴照顾了她两天。原计划的工作日程不能因此而有所耽搁，我便和李四年两人担起了四人的工作，先后于30、31日采访拍摄了苏曼的家乡梧州市蝶山区夏郢乡和他的亲弟弟苏德源。恰遇烈士老家夏郢乡的镇党委书记也是一位全国闻名的解放军抗洪抢险英烈的弟弟，他哥哥牺牲时已是广州军区的一名团长，我们之间有不少的共同话题，临别时他还送我一本有关他哥哥的书籍。
苏曼的亲弟弟苏德源，中等身材，年龄大约在70岁左右，身板硬朗，十分健谈,普通话讲得很好。他家住在离梧州市约30华里的苍梧县龙兴路南二巷51号，退休前就在苍梧县党史研究室工作。31日是个星期天，上午9点钟，我和小李叩开了他家的大门，苏老在他自家小楼的客厅里为我们娓娓讲述了他大哥苏曼的感人故事。他说：苏曼三烈士被放回学校后，苏蔓也曾想到过如何营救自己，他曾让罗文坤的妹妹去找自己的堂兄苏菲灵，想通过广西军政上层李济深等人出面营救，但因有特务跟踪未果。后来罗文坤妹妹晚上回来发现三人上吊后急呼救命，隔壁教师破门而入救下三人时，苏蔓当时还有意识，曾摆手示意不要救他。在连送几家医院都不收（国民党已打过招呼）的情况下才不治身亡。苏蔓寝室内收拾整洁，桌上放着他的临终遗言“不自由，勿宁死。”三人并排吊在蚊帐内，苏曼在中间，说明三人去意已定，有过共同商量，取得一致认识，尔后从容自缢，为党报警，十分镇定，毫无慌乱之态。苏德源还说：他们家里很有钱，其父曾任广西凭祥县县长。他哥哥曾留学日本，后赴延安派回广西，其父曾活动广西军政上层为苏蔓留了一个县长位置的空缺，希望他能步入仕途，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但苏蔓为了革命，与父亲产生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最后绝裂，断绝父子关系，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但后来父母亲得知儿子和媳妇的噩耗后，仍悲痛不已。苏母、罗母为此哭瞎了眼睛。
告别苏老，我们自桂东进入粤西，经封开，过肇庆，一路上桂粤大地的秋色美景尽收眼里。第二天下午，我们来到了粤省首府、五羊之城——广州。
在广州的红岩老同志有好几位，我与他们都有书信和电话往来，但均未曾谋面，采访拍摄他们是我们这次到广州的主要任务之一。，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资深专家叶文益在他的办公室里热情会见了我们，并就我们即将在广州开展的工作给予了很多很好的指导，提供了一些线索，赠送了相关的资料书刊。当天下午，我们就按他的介绍去同福东路省水产大院采访了87岁高龄的原广东省水产厅副厅长长温盛湘老人，请他谈谈对抗战时期广东省委书记、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烈士的印象。
温老抗战时期在粤北南雄一带作过县委书记，与张文彬多有接触。他说：“张文彬是1937年9月来广东的，我和他初次见面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个子很高，八几，大家都叫他‘长脚’。他对人很热情，口才很好，很能讲，说话有煽动性，能吸引人，而且没架子，很随和，把我们当作小弟弟看待，经常找我们谈话……。1941年夏，我在梅县县城街上碰见了他。他带了一顶盔式帽，短裤长袜。我俩十分高兴，找了一个地方谈了很久。当时反共高潮已达到顶点。他要我高度警惕，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他了解我的社会关系后，要我筹划搞一个“红色救济会”，学会做些救济工作，营救被捕同志和接济他们的家庭，还约好了下次见面再详细布置。并派人与我共同商量筹款事宜等等。想不到那次见面，竟成了我和他之间的永诀。1942年6月，南委高陂事件发生后，当时兴（宁）梅（县）特派员林美南曾火速通知我赶到梅县商议，想派武工队在途经我家乡松口时，以拦截等方法抢救他。但后经查询，才知道他早已被押离梅县。”谈到这里，温老不胜遗憾，几度欷嘘叹息。看得出来，温老对他的老上级张文彬的感情很深。对我们的造访，他非常热情，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最后他说：“张的第一任妻子叫李春英，在延安离婚后与薄一波结了婚。她与张文彬生过一个儿子，但找不到了。第二任妻子叫王惠珍，也生过一个儿子，与他长得很像，60多岁了，现在台湾当教授，从来没有回来过”。今年是张文彬牺牲六十周年，温老对省里没搞一点纪念活动有些微词。
从温老家里出来，我们去广东省人民医院看望了病中的原《新华日报》老同志罗戈东，他的老伴和刚从美国赶回来的大儿子对我们的探望十分感谢。晚上，当年曾在红岩工作过的一对姐妹老同志王辉、王勉的子女们又找到我们（到广州后我与他们中的一个通了电话）。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对我们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形势下仍然坚持进行革命历史资料采访征集工作的精神表示由衷地敬佩，大家在我们的住地——广东省委党校招待所摆谈良久。他们中的一人（王勉女儿杜桐华）就是其母王勉在皖南事变后由红岩疏散到渠县一所中学教书期间生下的，王辉的儿子王毅强曾受她母亲之托两次来过红岩，在红岩与我相识，我与他是老朋友了，所以他们对红岩、对重庆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正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我们于到广东省银行疗养院采访拍摄了这两位红岩姊妹老同志。采访中，93岁高龄的王辉老人还和我们一起高兴地唱起了《东方红》。但是，时隔6日，当我们正在广东大埔采访南委事件时，就接到王毅强的电话，告知他姨王勉已病逝。今年5月初，王毅强又来电话告诉他母亲王辉也于辞世。到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时，这两朵红岩姐妹花先后凋零谢世，相继离开了人间。
因在梧州时我们曾受苏德源老人之托，捎送两张《不会被埋没的名字》光碟给在广州的张海萍烈士的亲妹妹张艳霞。，我们到了张艳霞老人的家。不善言辞、恬静素雅的老人在同我们讲述苏曼三烈士的过程中几次泣不成声，双眸中饱含着对亲人深深怀念的泪水。为了讲述她的姐姐，她主动拿出一本包裹了好几层的、发黄的旧像册，她说：“这就是姐姐生前的像册，里面有100多张她亲手贴上去的像片。1940年我俩分别时，她交给我保管，没想到……。每当想姐姐时，我就会把它拿出来看一看。”老人的双手不停地反复摩娑着这本发黄的旧像册。当我们翻开它时，一个20世纪30年代、青春靓丽、活泼健康的青年女学生各种姿态的照片贴满了像册的每一页。英雄也是人，烈士也爱美，难怪张海萍在中学读书时就有“张妙灵”的美称。在我们的耐心说服和开导下，张艳霞老人终于有些舍不得地把这本她姐姐张海萍烈士生前托她保管的、她自己又珍藏了60多年的珍贵像册无偿捐赠给了我们。这本像册中共有珍贵历史照片150张，以及张海萍烈士的亲笔手迹，弥足珍贵。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我馆正缺反映张海萍烈士的实物，意外之中得此珍贵革命文物，我们都高兴不已。就连平时十分节约的孙志慧竟也高兴得当时就给厉馆长打了很长时间的手机电话报了喜，得到了厉馆长的嘉奖。这充分说明革命文物征集工作只要有心，只要你舍得出来跑，就一定会有收获，散藏在民间的珍贵革命文物一定还有很多，亟待着我们去发掘，去搜集，作为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的我们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内心深处陡然涌起一种厚重的历史使命感。
数年前，一位在广州的原《新华日报》老同志给我寄来了他的木刻选集《黑白足迹》。我们之间几次通话，他说他还有些当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的物品，我向他征集，他给我寄来了他一直珍藏的半桶木刻用油墨和几把木刻刀。他是搞木刻版画的美术工作者，1942—1943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他的名字叫林仰峥。到广州后我给他打了电话，他听说我到了广州，十分高兴，当即约我们4日上午在他家对面的一家茶楼里吃早茶，然后到他家采访。在他家里，豪爽的林老慷慨地把当年延安著名木刻画家古元寄给他的一幅反映解放区婚姻自由的木刻画作品原件《婚姻登记》、以及他自己当年在重庆的木刻画作品原件《神圣的教堂》送给了我馆，据他说这两幅原件在现在的美术品收藏界价值可达数万元。
在广州期间，我们还到番禺和深圳蛇口采访了歌乐山革命烈士李泰生的弟弟李楚生和侄女李甍，获赠李泰生当年与其弟李楚生等人的照片一张，以及李泰生烈士当年用过的皮箱一只。
羊城一行，匆匆七日。8日上午，我们即离开广州前往1942年“南委事件”的发生地——广东大埔。
火车在粤东大地上飞驰，一路行经惠州、河源、兴宁，上午8点38分开车，下午3时就到了梅州。兴宁是我们一行人中年龄最小的钟意的“老家”，所谓“老家”，其实就是她的祖籍——她爷爷出身的地方，她自己从来就没有去过此地，车过兴宁时，我们都开玩笑叫她下车回“老家”看看。她说就连她爸爸都没有回去过，而且听不懂当地的话，也没有认识、走动的亲戚，回去还不是外人一个，算了，算了。我一边欣赏着南粤大地满目苍翠的秋天景色，一边感叹着现在的年轻人“老家”观念淡薄。
在梅州甫下火车，我们就又径直登上了去大埔的汽车，一路群山绵延，逶迤壮观，柏油大道，路况甚好，5点多钟到达大埔县城，县党研室余敏主任早已等候在梅河宾馆门前，我们立即商谈了第二天的采访拍摄工作。
粤东重镇大埔，地处广东省的最东边，这里与福建闽西南的永定、平和地区接壤，它北连福建的武平、上杭，南下即是广东东部的出海口潮州、汕头，因此，这里曾经也是革命老区，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的部队曾途经大埔南下潮汕，在这里进行过著名的三江口战斗。大埔境内崇山峻岭，郁郁葱葱，耕地似乎不多，平坝亦不多见，但这里却盛产山货，街上小店随处可见灵芝出售，据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这里的大山中还盛产穿山甲，常被不法之徒偷捕，成为少数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尽管已是秋天，但与台湾差不多同一纬度的大埔却艳阳高照，气候还十分炎热，当地人的客家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
第二天上午8点，我们即在余主任的亲自带领下，驱车前往高陂、百侯等地拍摄抗战时期南方局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机关和南委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的住地等旧址。我们首先到了高陂镇旁的韩江码头边，这里是南委叛徒郭潜带领特务抓捕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的地方。由于交通的变更，当年人来人往、十分热闹的码头景象早已不复存在，只有一只小趸船和静静的韩江水在向我们述说着62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一幕。我们又到了高陂古镇上南委副书记张文彬被捕的真真相馆旧址，小镇古色古香，南方城市街边骑楼的建筑形态保存完好。南委机关、电台和南委书记方方的几处住地，都分布在高陂和百侯的好几处地方，由于要去的地方多，路线长，加上余主任的热情介绍，惟恐有所遗漏，我们一路上都是马不停蹄，百里奔驰，把大埔辖区内的南委遗址跑了个遍。当我们到了南委机关的一处旧址,也就是当年国民党中统特务带着南委叛徒郭潜，乘着夜色突袭的一个百侯镇的小村庄，企图在这里破获南委机关，被这里的村民起夜发觉后自发地敲响了铜锣，一时间家家户户、四面八方锣声四起，村民们大叫“土匪来了，打土匪哟”！吓得郭潜和特务们狼奔彘突，四处逃窜，有的竟慌不择路的跳进了水田里，将鞋子陷在田里拔不出来，最后赤脚逃命，狼狈至极。而南委机关的人员闻讯后则得以安全撤离。当我们听余主任讲完这段轶闻后，我们便提出想购买或征集一面这样的铜锣。余主任不辞辛苦地带我们走村串户，好不容易在一户老农家里发现了一面这样的铜锣，据这位老农讲，这面铜锣是他父辈们传下来的，推算起来，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肯定用过，说不定余主任所说的1942年6月某日之夜，在这个小村庄里响起的驱赶特务的锣声中也有这一面铜锣的声音。看着那古朴的铜锣和敲锣用的小木棒，我们立即征买了过来，一路上“哐、哐”地敲着，不时模仿着当年村民的声音小声叫到：“土匪来了，打土匪哟”！完全沉浸在当年村民们的激昂情绪之中。余主任接着给我们解释道：“这是因为南委机关驻地的村民们受到党的影响，他们在感情上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于是便自发地行动起来保护共产党，使国民党特务的这次抓捕计划落了空”。
这是我们这次大埔之行的一个意外的重大收获，今天，这面当年大埔村民们为共产党报警救助的铜锣已经摆放在了我馆《千秋红岩——南方局革命斗争史》的陈列展览之中。它填补了我馆南方局革命斗争史研究和陈列的一个空白，为再现抗战时期南方地下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提供了一件生动的物证。
第二天上午，余主任又带我们寻访了“南委事件”后的中共南方地下党联络站——大麻连塘支部的旧址怡怡草庐。11时回到宾馆后又采访了大埔县原党史办主任、“南委事件”专家先生。午饭后即匆匆离开大埔，驱车梅州，下汽车，上火车，当晚12时即抵达江西吉安。
到吉安的目的是到泰和。以前只知道江西的泰和乌鸡出名，在学习南方局的历史中，知道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在泰和的马家州设有一个集中营，也称马家州监狱，是国民党顽固派专门关押进步青年和共产党人的地方，在“南委事件”中被捕的中共南方局委员廖承志和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就被关押在这里，而张文彬最后也就是瘐死在马家州监狱。
11日上午，我们坐汽车到了泰和。承泰和县党研室童主任热情接待，下午亲自陪我们到马家洲。这里离泰和县城大约一个多小时车程，四周地势平坦，为浅丘陵地带。马家洲是这里一个小村庄的名字。其监狱部分原为这里一户大姓客家人的祠堂和住房，抗战时期被江西国民党中统占为监狱，房屋甚多，分男、女牢房和中统人员住房等，保存均基本完好，目前由县民政局请了一户老房东的后代管理着。关押廖承志和张文彬的牢房一如农村里的旧式老房子，空间很高，木板隔墙，面积也不小，大约十几、二十平方米，但里面光线微弱，只有在很高的墙上开着斗大的小窗。我们去时是阴天，不知太阳有无正对窗口之时，或许可以射进一缕阳光，平时房里均十分黑暗。在关押廖承志的房间里，我看见了廖公在狱中所作的漫画上画的小窗口，与他画中的位置、形状、大小几乎一模一样，一张破旧的小木桌放在窗口下，据管理者介绍这就是廖承志当年画画的桌子——牢房里唯一的一件文物原件。哦！原来廖公那几幅令人忍俊不止的狱中漫画就是在这个地方画出来的，我被廖公那豁达开朗、昂扬达观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操所折服。这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做到的，在自己的生命随时有可能被他人结束的时刻，还能如此从容不迫，如此消停自若地以画自己的漫画像度日的人，如若没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没有视死如归的坚强意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前所述，1942年6月“南委事件”中在广东大埔被捕的中共南方局委员、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由于他始终不放弃共产党的立场，“誓死不能转变”，不与国民党合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乐于就义，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些正气”，就瘐死在这里，年仅34岁。死后被国民党葬于附近的荒丘野地，未留任何标记，烈士遗骸至今未能找到。关押张文彬的牢房与关押廖承志的牢房仅一墙之隔，同样高大、空敞、阴暗、潮湿。如今这些房间好象都闲置着，随意堆放着一些杂物，似乎也很久没有人去过，只是偶尔有诸如我们一类或一些烈士的亲属、后代、战友、遗孤等人来此凭吊。整个马家洲监狱遗址几十间房屋就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今天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六十年前的过去！触景生情，抚昔观今，我们不禁对张文彬这样一个无限忠于自己的政党，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保全党的气节，把党的名誉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老一辈革命家肃然起敬。这真是：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党节故，二者皆可抛。同时，在我心里也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如梗在喉，闷闷不乐。张文彬如果不是肺病，以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身份，他本是完全可以坚持到与廖承志一块出狱的，真是天不假年，惜乎悲哉！由此我又想到，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牺牲的高级将领虽然不如国民党军队多，但是，共产党没能倒在日本人枪下，却惨遭同胞（国民党）屠戮的省委书记一级的领导人却不少，诸如罗世文、车耀先、何功伟、苏蔓、张文彬……。抗战期间国民党在全国各地遍设监狱集中营，当时一般称之为“训育所”、“感化院”、和“教养队”之类，专门关押所谓“异党”份子和进步青年，强行“洗脑”，美其名曰统一思想、集中意志，在精神领域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可是，一大批如何功伟、苏蔓、张文彬之类的优秀共产党员却以自己的生命坚持了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捍卫了共产党员的人格和尊严，坚守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给后人留下了自己的清白，这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思想境界。说穿了，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气”和“节”，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这些共产党员身上的延续和升华，他们坚信自己的理想信念，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为此牺牲一切，哪怕是他们的生命也无怨无悔，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美德和远大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的化身，他们永远是党的骄傲。
天上下起了霏霏细雨，偌大一个村庄少有人迹，房东后代和偶见的一两个村民对当年这里的情况知之甚少，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切，惟有童主任给我们详细地介绍着马家洲的前前后后和轶闻趣事。回县城的路上，他指着车窗外远处的一片荒丘说：那就是国民党当年埋葬张文彬的地方。遥望荒丘，触景生情，一代人杰，竟被抛尸荒野，连一座小小的墓碑也无法竖立，心中回想起温盛湘老人的话语，想到今年是张文彬殉难六十周年的日子，胸中不免有些堵塞，眼眶竟不觉湿润了起来。
经请示馆长同意，12日上午我们从泰和驱车去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麦加”——井冈山，我们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上山的。中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席馆长等人热情接待了我们。下午，博物馆饶主任陪同我们参观了黄洋界、大小井和一个绿色旅游的景点等地方，井冈山的红色旅游和绿色旅游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使我们深受教育和启发，圆了我们这群以革命传统教育为终身职业的普通工作者的夙愿。第二天上午又参观了五指峰、纪念碑和雕塑园等地，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饶主任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井冈山的掌故和有关王佐、袁文才、毛泽东、贺子珍的故事，还请我们吃了红米饭和南瓜汤。寻了根、圆了梦，宿愿既了，我们工作劲头倍增。当天即长途奔袭，驱车下井冈，过吉安，直抵南昌。进城之时已是灯火阑栅、大雨滂沱，衣不避寒了。行车之中，我看见了路边黄白相间、巍峨壮观的文天祥纪念馆，嘴里念着他的《正气歌》，脑海里翻滚着他的抗金壮举，心里却在遗憾着不能下车去凭吊一下我们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再去接受一下爱国主义的熏陶。利用等火车的间隙，14日上午我们参观了仰慕已久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和滕王阁，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物交相辉映，益增我们的爱国情怀。当天中午，我们即告别英雄城，是晚12时抵达武昌。
我们到武汉之时，正是何功伟烈士殉难63周年纪念日前夕（何功伟在恩施方家霸被国民党顽固派枪杀）。15日上午，我们走访了湖北省党史研究室，下午采访了何功伟烈士的亲弟弟何功倍。老人因患病双目失明，且腿脚不便，听说我们要去，早早地就端坐在客厅里等候。他非常认真地告诉了我们他所知道的关于何功伟的一切。他说：“何功伟从小就显示出十分聪明的才能，在中学他就领导学生运动，是武汉地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对我们的采访非常高兴，还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何功伟的资料。
16日上午，我们又去采访了何功伟生前战友雷同，他给我们讲述了何功伟抗战初期在鄂南地区领导武装斗争的一些情况。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让我们在当天下午见到了何功伟在恩施关押期间的难友、当时年仅15岁的徐良咏。
徐良咏老人非常健谈，夫妇俩都是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党老同志，她对我们在何功伟牺牲63周年纪念日前夕去采访她表示由衷的高兴，难得在这个时候还会有人想起她。她说：“在狱中，我是先听见何功伟的歌声，然后才看见他人的。他每天傍晚都要唱歌，他的歌声高昂浑厚，激越感人，听着听着，我们也就跟着唱了起来……。1940年1月，我在鄂西入党，1941年3月，又在鄂西被捕，被关在军统恩施方家坝训育所，在这里，我有幸认识和接触了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和特委妇女部长刘惠馨。他们在狱中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坚贞不屈地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他们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革命斗争精神使我永志难忘。黄昏,也就是63年前的这个时候，在敌人多次提审功伟后,他给我传出了最后的一封信,信上写着：‘敌人决定要执行我的死刑了,我无所畏惧,准备接受最后的考验’。在信的最后他又写道：‘请告诉党,我是一尘未染的布尔什维克’。他预计我可能最先出狱,因此特地嘱咐我出狱后立即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并写了联系的地点和人名，读着功伟最后的嘱托,我的滚滚热泪湿透了衣衫。”
老人接着说：“功伟在狱中写下的最著名的《狱中歌声》和《奴隶恋歌》，就是由我藏在我的被子里，直到,我被交保释放出狱后带到重庆，流传至今的。但令我终身遗憾的是他的其它一些重要诗篇却因突发事件而未能保存下来”。
老人讲到了重庆，讲到了红岩：“出狱10天后，我到了重庆，8月的一天,我沉着的走近七星岗附近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在二楼见到了邓颖超同志,我的眼泪不自觉地直往下淌，我详细地汇报了鄂西地下党遭破坏、何、刘二烈士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情况，整整讲了三个多小时。几天后, 我从被絮里取出何功伟烈士的遗作《狱中歌声》和《奴隶恋歌》手稿，交给了文委秘书罗髫渔同志。不久，这两首诗歌就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老人家向我们讲述了何功伟在狱中的很多斗争细节，令我们十分感动，采访从下午两点半一直持续到傍晚，将近四个小时。高兴的老人取出《何功伟烈士纪念文集》题名送给我馆。
第二天，我们去了武汉南面一百多公里处的咸宁县咸安区桂花镇中田畈村何功伟的老家。这是一个风景秀丽、遍地桂树的鄂南小村庄，尽管时已仲秋，但还不时闻到随风飘荡的阵阵桂花香味。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何功伟纪念园，里面有一座纪念碑、纪念亭和一面纪念墙，村里的老幼妇孺都知道何功伟，我们的心里感到十分籍慰。
本来我们还准备去鄂西恩施等地寻访何功伟烈士的足迹，收集烈士的轶事，但恩施方面传来的消息却是大雪已经封山，很多地方汽车已不能去了，再加上我们带的衣服单薄，在武汉就已感到寒风瑟瑟，如去恩施，恐怕就衣不避寒了。经请示馆长，亦让我们尽快回渝，尽管我和四年表示愿冒寒前往，但最终也只得服从命令，放弃了我心仪的鄂西之行。
，我们结束了33天的南方征集采访之行，在武汉踏上了归途，第二天回到了重庆。
回馆第二天，恰遇《重庆晚报》首席记者朱明跃来馆采访，厉华馆长把我介绍给他，让我好好给朱记者讲讲这次出去的情况，我请来孙志慧、李四年、钟意，他们拿出我们这次征集到的所有文物资料，就像召开一个小型的成果展示会，大家座谈了半天。没过两天，朱记者就以《辗转数省市 行程两万里——红岩革命纪念馆南行征集采访记》为标题，在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我们这次南行的有关情况：共计征集珍贵革命文物158 件；收集历史档案文献资料、图书200余份（件、册）、500余万字；翻拍历史照片123张；拍摄照片600余张；采访红岩老人及有关人士50余人；拍摄录像带30盒。算是给我们的这次文物征集工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05年4月——10月写于红岩
来源：开朗明月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