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中叶，清朝统治面临多重危机。1862年至1873年爆发的“西北起义”又称“陕甘起义”是其中最为惨烈的事件之一。这场起义由甘肃、陕西、宁夏等地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等穆斯林群体发起，其导火索包括土地兼并、民族歧视、宗教压迫等复杂因素。

19世纪中叶，清朝统治面临多重危机。1862年至1873年爆发的“西北起义”又称“陕甘起义”是其中最为惨烈的事件之一。这场起义由甘肃、陕西、宁夏等地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等穆斯林群体发起，其导火索包括土地兼并、民族歧视、宗教压迫等复杂因素。

清廷视起义为“叛乱”，不仅以军事手段镇压，更通过系统性文字狱实施文化清洗。文字狱的实质是通过摧毁文化符号、禁绝思想传播、抹杀历史记忆，彻底瓦解反抗群体的凝聚力与合法性。这一策略在甘肃尤为激烈，成为清廷巩固边疆统治的重要手段。清廷将伊斯兰教经典视为“异端”，要求地方官员大规模收缴并焚毁《古兰经》《圣训》等书籍。甘肃巡抚左宗棠在奏折中曾记载：“凡回民所藏经卷，尽行焚毁，违者连坐。”此举不仅摧毁了宗教信仰的物质载体，更切断了回族群体的精神传承。

回族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及汉文混合的“经堂语”进行宗教教育。清廷通过颁布禁令，禁止私塾教授此类语言，并严惩“私设经堂”行为。例如，1868年甘肃某县因发现地下经堂，导致数十名师生被处决，其家属流放。起义期间，清廷刻意销毁回族编纂的族谱、地方志及碑刻，甚至将回民聚居区的标志性建筑夷为平地。例如，兰州青石咀清真寺在镇压后被改为军营，其历史记载被“河州经书案”（1869年）

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学者马明仁因藏有《圣训》译本，被指控“私通外夷、图谋不轨”。清廷以“文字煽乱”罪将其处斩，并株连家族200余人。此案成为震慑知识分子的典型案例，迫使许多回族学者放弃宗教研究。

“凉州石碑事件”（1871年）凉州（今武威）回民在清真寺外刻有“回教永存”石碑，被清军以“挑衅王朝”为由强拆。主事者被凌迟处死，石碑碎块被碾入道路，象征文化符号的彻底消亡。

通省禁书令”（1873年）清廷发布《甘肃回民禁书条例》，将200余种与伊斯兰教相关的书籍列为“禁书”，违者“斩立决”。此令导致大量手抄本失传，民间文化传承几近断裂。文化断层与民族创伤，文字狱摧毁了回族的宗教教育体系，导致经师断层。至20世纪初，甘肃部分地区的清真寺已无法完整诵读《古兰经》，礼拜仪式简化，文化认同感严重削弱。

阿拉伯语、波斯语在民间逐渐失传，回族转而依赖汉语，但被主流社会视为“异类”。这种语言隔离加剧了族群隔阂，甚至引发后续的“语言自卑”心理。清廷通过官方史书将起义描述为“匪乱”，回族视角的记载被系统性抹去。直到近代，学者从民间口述和残存文献中，才逐渐还原出被遮蔽的历史真相。

清廷在甘肃的文字狱，本质是通过文化控制实现政治统治的典型手段。其逻辑可概括为：将宗教、语言、文字等文化符号定义为“威胁”，通过摧毁符号消解反抗合法性。以极端刑罚制造威慑，迫使群体自我审查，主动放弃文化身份。历史通过抹除记忆，将反抗者从历史中“除名”，巩固统治的正当性。

这一策略虽在短期内镇压了起义，却埋下了长期民族矛盾的隐患。时至今日，甘肃回族仍保留着对“文字狱”的集体记忆，成为族群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清廷在甘肃的文字狱，是一场以文字为战场的文化屠杀。它揭示了权力对文化的操控力，也警示我们：任何以暴力手段压制文化多样性、抹杀历史记忆的行为，终将付出代价。今天，保护文化多样性、尊重历史真相，仍是文明社会的必修课。

来源：秋天的落叶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