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也正因为这空前丰富的行旅经历，拓展了他们的眼界与胸襟，最终铸就了唐诗题材广阔、形式多样、风格雄壮的独特风格，由此带动着唐代跃上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巅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古代的文人中，唐代诗人往往有着丰富的行旅经历。

也正因为这空前丰富的行旅经历，拓展了他们的眼界与胸襟，最终铸就了唐诗题材广阔、形式多样、风格雄壮的独特风格，由此带动着唐代跃上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巅峰。

那么问题来了，在没有高铁飞机、没有朋友圈直播的千年以前，唐代诗人为什么能频繁出游，甚至比很多现代人走得更远、经历更丰富呢？

唐朝堪称古代版“基建狂魔”，水陆交通系统极为成熟：大运河贯通南北，陆路驿站遍布全国，为诗人出行提供了基本保障。

比如唐德宗朝宰相杜佑曾编撰了一部论述典章制度沿革的书，名为《通典》。书中记载，开元年间陆路交通便利，东南西北皆有店铺供商旅食宿，旅途当中十分安全，可以不持刀刃。

“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通典》

除了陆路，唐代的水路交通也称得上四通八达，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方便了诗人乘船而行，“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并不完全是修辞，而是现实。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兴起，打破了阶层固化，大大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活力，被誉为古代版的“高考”。但考生们想要参加科考，可没有今天这么方便，因为大家要千里迢迢赶到都城长安去统一考试。

有一些居住在偏远地区的考生，甚至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赶路，才能在考试之前赶到长安。

假如没能考上，还得继续复习备考。去哪儿复习呢？回家乡肯定不现实，那就住在长安附近做“长漂”吧，多少能省点儿赶路的时间。

除了科考学子，在官员里进行内部选拔的铨选制也有利于文人出行。根据铨选制度的规定，已经取得做官资格（包括新及第的进士），以及以其他途径如门荫、流外入流（从吏入官的途径）等想要获取正式官职的文人，都要参加铨选考试，通过后，才能获得正式的官职。

这也就导致士人和做官的人需要不断往来于京城、家乡和赴任地之间，客观上促成了大规模、高频次的流动，增加了游历机会。

唐朝科举竞争激烈，主考官权力巨大，考生们为了增加考中的机会，会尽可能去投奔一些有名望、有地位的官员，递上自己的作品，在科考前混个“脸熟”，考试时靠着熟络关系引起关注，得个高分。

这层需求也会让文人们不断在外奔波。

另外就是唐朝的藩镇割据现象，为很多文人提供了藩镇幕僚的“岗位”。虽然不如在朝廷任职面子好听，但好歹也是一份稳定工作。

像晚唐诗人李商隐就做过山东节度使令狐楚、泾原节度使王茂元、桂林观察使郑亚等人的幕僚，辗转于山东、甘肃、广西等地，丰富了游历经历，行程远超一般朝官。

与李商隐有类似经历的诗人，也有很多。

唐代官场风云变幻，官员常因党争、谏言被贬谪到偏远地区，如王昌龄贬岭南，刘禹锡被贬朗州，韩愈被贬潮州……

这些“贬官之路”虽然给诗人带来了精神上的打击和肉体上的折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们深入边地、体察民情，写下大量反映地方风物、超越京城视野的诗文。

和今天的“北上广”类似，唐朝也有自己的大都市，如长安、洛阳、扬州等地，因为文化兴盛，物质繁华，对文人们有着极强的吸引力。

同时，诗人们也很乐于通过游历来结交朋友、交流创作，像李白、杜甫、高适等人就常与友人互赠诗篇，构筑出一个跨越地域的文学社交网络。

唐代国力强盛、风气开放，文人不满足于闭门苦读，更崇尚于“男子壮游天下”，在壮游中亲历山河、结交豪杰、体验人生。

这种精神气质，推动他们不断走出书斋，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所以说，唐代诗人能走那么远，既是时代所赐，也是自我选择。

交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相对宽容的社会风气，加上诗人们对世界的强烈好奇与书写欲望，共同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壮阔的诗人行旅图，定义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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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晴朗文史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