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炽热的阳光、泛黄的手稿和战地照片，还有手捧笔记本认真记录的学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一场“笔锋为枪·战地弦歌——丁玲与抗战中的文学力量”的主题图文展在丁玲故居开展，今天的人们得以走进她那段用笔为枪、以文参战的热血岁月，触摸那

戴志刚

炽热的阳光、泛黄的手稿和战地照片，还有手捧笔记本认真记录的学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一场“笔锋为枪·战地弦歌——丁玲与抗战中的文学力量”的主题图文展在丁玲故居开展，今天的人们得以走进她那段用笔为枪、以文参战的热血岁月，触摸那个重塑她生命与文学的峥嵘时代。

人生重在抉择，展览开端聚焦丁玲抵达陕北后的经历。她不仅是第一位从国统区奔赴苏区的知名作家，更是一到延安就主动请缨上前线，先后写下《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等二十多篇战地通讯、散记与速写，并主编《红色中华》副刊。这些文字没有华丽修辞，只有粗粝的真实，如写彭德怀“脸上被寒风摧裂的小口”，写左权“用手在桌上画着简单的示意图”，写战士“在黑暗中凭借号声和微弱的光线识别敌我”，还写炊事员冒死送饭、卫生员在火花中抢救伤员……这次从后方到前线、从书房到战场的转变，正是丁玲人生走向的关键转折。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团)”，以集体形式奔赴前线，投身抗战洪流。这次展出的一些西战团团员个人日记、节目单和旧照片，记录了当年那群为了民族解放不顾生命安危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晋陕抗战前线风餐露宿、徒步千里的足迹。在山西临汾，他们为伤兵演出，起初士兵反应冷淡，最终却热泪盈眶，群情激昂高呼：“伤好到前线去!不打退敌人不休息!”1938年3月，丁玲率西战团到古城西安公演抗日话剧《突击》，宣传党的抗战思想。原本只计划演出三天，结果却轰动全城，三天演出变成三次公演，后来更是追加了《忠烈图》和《烈妇殉国》两部抗战新剧，一直持续到7月才落幕。三次公演极大激发了后方支援前线的热情，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群众积极捐款捐物。作为团长，丁玲不仅要创作剧本，统筹全局，人手紧张时还要亲自登台，即便时有忘词窘迫，她仍以最朴素最真挚的方式，传递中国人民上下一心团结抗战的信念。

丁玲早期作品与抗战时期的创作，风格上有巨大差别。新文化运动时期，她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震动文坛。那时的丁玲，笔下多是女性内心的苦闷与反抗，如莎菲对爱情的大胆渴求，梦珂对男权社会的控诉，阿毛姑娘在城乡冲突中的绝望。而到了抗战时期，丁玲的作品明显将“自我”融入了“大我”。在《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中，那个面对枪口却说“留着一颗枪弹打日本”的小红军萧森，不再是孤独的个体，而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冀村之夜》里，她以亲身经历讲述如何智退国民党溃兵，鼓励他们重振士气再上前线，展现统一战线中的智慧与勇气;《我在霞村的时候》更通过贞贞这一受辱女性形象，揭露战争对女性的双重摧残，却也在悲愤中呼唤着新生。

作为女性作家，丁玲这种创作转型，并非放弃女性关怀，而是自觉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交织。她早期作品中的反叛与孤独，在抗战中升华为对集体力量的信仰，带领西战团奔赴前线的经历，让丁玲深刻体会到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一体性。她不再以作家身份居高临下，而是以工作者姿态融入群众，与士兵和农民同吃同住，记录他们的故事、学习他们的语言。这一转变突出体现于描写边区合作社模范的报告文学《田保霖》中。

于丁玲而言，抗战不仅是救国行动，更是一场“自我改造”。从上海滩亭台楼阁间的作家，到晋陕抗日前线的文艺组织者和参与者，从书写个人苦闷，到歌颂集体力量，抗战磨去她的象牙塔气质，重塑了她的价值观，赋予她的文字以铮铮铁骨，让她的文学不再是自我表达的工具，而是服务人民、推动历史的武器，丁玲也因此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以文救国的缩影。一百多年前从湘北这片热土走出去的叫“蒋伟”的少女，在战火硝烟中一步步成长为民族精神的书写者。

尽管阳光炽烈，许多人仍在展板前驻足细览。一群学生边听讲解边记录，稚嫩的脸颊汗珠涔涔。他们还围在一张“1937年西战团山西陕西工作路线图”前比画并热烈讨论，其中一个女孩问讲解员：“他们为什么选这么难走的路?”讲解员反问：“如果你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会怎么做?”这个问题，或许正是展览留给年轻一代的思考。

展览中有一张表格图片，统计了丁玲抗战期间创作的72篇作品，体裁涵盖散文、小说、杂文、剧本、通讯、评论与报告文学，不包括这期间她所写的新闻稿与书信。她以笔记录历史，以文艺唤醒民众，让无数普通人坚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作品经报纸、电台传播，极大鼓舞了前方将士与后方群众。正如展览主题“以笔为枪·战地弦歌”所表达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文艺也是一种行动、一种担当，同样具备磅礴的战斗力量。

来源：长沙晚报掌上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