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阅《苏轼文集》，其中书信体散文随笔有数十篇，这个暑假我基本上读过一遍了。《答刘沔都曹书》虽然不是最知名的篇章，但因涉及诗文创作与传承的核心议题，我便将其与《与谢民师推官书》《答李端叔书》等并置研读。每读一遍，更能感受到苏轼对“斯文传承”的深情，这份情感如同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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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苏轼文集》，其中书信体散文随笔有数十篇，这个暑假我基本上读过一遍了。《答刘沔都曹书》虽然不是最知名的篇章，但因涉及诗文创作与传承的核心议题，我便将其与《与谢民师推官书》《答李端叔书》等并置研读。每读一遍，更能感受到苏轼对“斯文传承”的深情，这份情感如同陈年佳酿，愈品愈醇厚。这封写于儋州的书信，距今虽已九百余年，字里行间却凝聚着苏轼晚年的深邃思考，如今读来宛若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从中可探寻应对当下部分文化困境的启示。

元符三年的苏轼，早已不是当年意气风发的“眉山才子”。一生跌宕、辗转漂泊，让他从“玉堂仙”沦为“天涯逐客”。即便身处儋州的困顿之中，常伴万里孤鸿般的寂寞，他对文字的态度却从未有过半分的妥协。当刘沔将整理好的二十卷诗文寄来时，苏轼并未沉浸在“有人还记得我”的感动里，而是敏锐地聚焦于“真伪”二字——这是他对文学传承坚守的最基本底线。

苏轼在信中提及，当时收藏他诗文的人虽多，作品却大多“真伪相杂”，常被世俗之人篡改。他举例道：梁朝萧统编撰《文选》时，误将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的开篇当作“序”，混淆了赋与序的文体界限；李陵与苏武的通信，文辞浅俗，分明是齐梁文人的拟作，却被当作西汉真品流传；就连蔡琰的诗、李白的文，也难逃被篡改的命运。这些话并非苏轼“吹毛求疵”，而是他对“文本真实性”的坚定守护。一旦文本被篡改、伪造，文字所承载的思想与情感，便会如被污染的水源一样，误导后世读者。

刘沔编辑文集时，秉持“悉载其真，而削去伪者”的理念。尽管此前十几年间，苏轼与刘沔并无多少明显可查可稽的交集，从苏州信尾的口气猜测，应该是比苏轼小一辈的，要系统地搜集和整理苏轼存世作品更是难事，但刘沔最终呈现的“二十卷，无一伪者，又少谬误”，实属难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苏轼眼中，好文章如金玉珠贝，不容轻视，更不可丢弃。

如今我们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字传播速度较苏轼所处的时代快了千万倍，可“真伪”问题却比当年更为严峻。部分自媒体为博流量编造“伪故事”、靠“标题党”哗众取宠，一些营销号断章取义解读经典，这些“伪信息”比比皆是，如沙尘暴一般，模糊了真实与虚假的界限。

曾见有人为吸引眼球，编造“苏轼与王安石因美食结仇”的故事，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全然不顾历史真相；还有许多人解读《水调歌头》时，只抓住“明月几时有”的风月浪漫，却忽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蕴含的家国情怀，以及经历宦途险恶以后深藏于内心的郁愤之情。这些“伪解读”“真炒作”，看似热闹，实则是对经典的亵渎、对文化的伤害。

面对海量信息，我们需始终保持“考其所录”的审慎态度。此前网上对苏轼《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七律两首的解读，便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这首诗究竟写的是当时杭州下辖的昌化县，还是儋州下辖的昌化军？诗中提及的双溪、治平寺，两地恰巧均有，故而解读结果大相径庭。

我注意到诗中“却愁县令知游寺，尚喜渔人争渡桥”一句，意为作者游寺未事先告知当地县令，百姓也未察觉其特殊身份，与他一同争渡过桥。若以苏轼贬谪儋州的身份，还需刻意回避当地县令私下游寺，未免太高看了自身处境。从诗句语境来看，“其一”当在熙宁三年（1073年）他任杭州通判时下乡察访创作，似乎更合情理。

但“其二”诗中，有“老却尚贪彭泽米，梦归时到锦江桥。宦游莫作无家客，举族长悬细似腰。”诗中的“老却”“宦游”怎么也不像他当年任职杭州38岁时的身份和心境，言语间更多透露着经历了毕生坎坷后的沧桑呀！因此“其二”更近于儋州的诗作。有没有可能是后世编辑者将两则游昌江的诗以同标题拢在一块了？苏轼作品中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苏学研究专家对此争论不休，或可以再作深入的甄别，争论本身是求真务实的体现。

除了“求真”，这封书信还引发我的另一种思考：经典如何才能“活”在当下？若传承者未能领会经典的灵魂，仅做表面文章，经典便会沦为没有生命的木偶。如今虽有数字化存储技术，古籍、诗文可轻松存入数据库，但“存下来”不等于“活起来”——若无人去理解、解读、传播，这些经典不过是冰冷的字符，无法与当代人产生共鸣。

近年来，“古籍活化”的尝试日渐增多，可有些却让人啼笑皆非。例如，有人给《离骚》做“白话翻译”，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简单译为“路很长，我要慢慢找”，丢失了屈原的执着与悲壮；有人给苏轼的词谱曲，为迎合流行音乐节奏，将“大江东去，浪淘尽”唱得轻快跳跃，失去了原有的雄浑与苍凉；还有人进行“经典改编”，将《赤壁赋》改成“爱情故事”，虚构苏轼与“小乔”的纠葛，与历史史实风马牛不相及。

真正的“经典活化”，关键在于“懂其真，护其魂”。比如，有学者用动画演示《黄州快哉亭记》，通过画面展现苏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让观众感知文字中的豁达；有音乐人给《水调歌头》谱曲，保留原词韵律，以悠扬旋律传递“但愿人长久”的美好祝愿，让年轻人愿意听、愿意唱；老师教孩子读苏轼的诗时，会讲述他在惠州教当地人使用“秧马”的故事，让孩子明白，苏轼的“豁达”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对百姓的关怀。这样的“活化”未改变经典本质，却让经典与当代人的生活产生联结，真正让经典“活”了起来。

苏轼在书信中藏着的担忧，并非怕自己不为天下人所知，而是忧“道”之不存。他创作的本质，是“传递真意”：写“渔樵于江渚之上”的《赤壁赋》，不为“虚构一个文学上的赤壁古迹”，只为表达对生命的思考；写“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不为“以煽情讨好读者”，只为抒发对亡妻的思念；他在贬谪黄、惠、儋三州时写的诗，不为“放大苦难”，只为记录逆境中的生活点滴，以及如何排遣困厄与苦闷。我们要像苏轼在《答李端叔书》中说的：须“闻其声，考其情”，摘取了“花朵”，不要遗弃了“果实”。这些作品正因为蕴含“真意”，才能跨越千年，依旧打动人心。

如今，越来越多创作者正在践行这份“真意”：有人写“乡村日记”，不美化、不猎奇，仅真实记录家乡变化，让更多人看见乡村的温度；有人拍民间老手艺纪录片，如实地展现民间艺人的智慧与坚守。或许这些作品没有高流量、多粉丝，但因饱含“真意”，也能成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这正应和了苏轼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所推崇的：“文章如精金美玉，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所有流量终会消散，唯有“真意”能让作品长久留存。

苏轼《答刘沔都曹书》还告诉我们：文化传承并非“大人物”的专利，而是每个普通人的责任。刘沔只是一名普通的“都曹”，没有欧阳修那样的文坛地位，也没有苏轼那样的旷世才华，却凭借对文字的热爱、对真伪的洞察，成为“斯文”的托付者。文化传承无需惊天动地的壮举，只需认真对待和仔细辨别每一篇文章，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份“真”。

放在今天，这份“责任”同样落在我们每个人肩上。前几年央视的《经典咏流传》我很喜欢，常回放漏过的节目。绝大多数人不是苏轼诗文集的编撰者，但我们可以是“经典咏流传”的“传唱人”，在给孩子讲苏轼的故事时，不仅说他“会写诗词”，更要告诉孩子这些诗词背后的作者心境与家国情怀；家中珍藏的老照片，或许也藏着时代故事，可让晚辈知晓“小家的历史，也是时代的一角”。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实则都是在传承文化，都是“斯文有托”的现代注脚。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写道：“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他坚信文字拥有改变时代的力量。作为普通人，我们用文字“济天下”可能难了点，但可以用文字守护内心的“真”，用行动传递文化的“暖”。当我们认真涵养和传承一篇诗文、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时，便是传过了古人手中的“接力棒”，延续着苏轼口中的“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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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