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资深古装剧粉丝来说，君臣相见的桥段早已是司空见惯，不过，大家或许想不到，这其中的剧情演绎相对于真实历史还是难免存在一些出入。

对于资深古装剧粉丝来说，君臣相见的桥段早已是司空见惯，不过，大家或许想不到，这其中的剧情演绎相对于真实历史还是难免存在一些出入。

在本文开头，笔者诚邀诸君做一个趣味小测验，不妨辨别如下三个历史剧桥段在真实历史环境下是否真的会存在？

诸君稍作思考，我们转入正题，要说古代官员真的可以随心所欲或相对自由地进京面圣吗？还是需要达到何种级别？

以陛见制度为代表的古代官员面圣制度到底有多严苛？能够进京面圣的官员多久能有一次面圣的机会呢？

本文，笔者将会从历史科普的角度为大家呈现古代官员面圣的真实情况，诸君看过就会明确前面笔者抛出问题的答案。

在古代，陛见又被称作朝见、入见、召对、代还陛见等等，但陛见制度并非封建早期就开始成熟运营的，最早的记载出现在《后汉书》中。

“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骄悍，同时惧逝。”

因为陛见制度的本质是帝王权力管理的手段，以此向两汉以前追溯可以得知，因中央集权领土国家形成而产生的上计制度与陛见制度关系紧密，时间节点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

以战国为标志，国家统治形式由先前的宗族贵族政治变为官僚政治，国家力量得以渗透到社会最基层，国家权力正式变为由君王直接任命的各级官僚行使，全面控制土地和人口，这样才能保证集中全国力量来实现帝王的从政目标。

按照当时帝王较为重视的上计制度，是每年举行的常制，官员要向中央王权汇报地方财政收入，中央负责人通常为丞相，地方则以县为汇报单位，县令为具体负责人。

从这一点来看，陛见制度在形成初期就注定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考虑到上计制度更关注财政收入，陛见制度的涉及范围一定比其更加广泛。

总体来看，从战国时期到两汉，陛见制度的初步实践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帝王定期与面圣的官员聊聊地方管理事务”。

来到唐朝后，陛见制度尚处于形成阶段，与上计制度相似，唐朝前期实行过朝集制度，即地方州府长官或上佐需要每年末入京述职，与考课、礼仪、选举、监察等制度密切相关，本质上是沟通中央与地方行政的重要途径。

来到唐朝后期，实行朝集制度的同时，进奏制度开始实行，两者截然不同且无继承关系，从制度发展角度来看，标志着陛见制度形成阶段进入尾声。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唐朝朝集制度是对两汉上计制度的继承，也是帝王强化中央集权的产物，可进奏制度却是唐朝现实政治的产物，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央集权衰落的情况存在。

鉴于唐朝处于中国封建时期的鼎盛阶段，帝王在权力集中方面的思考与探索逐步“渐入佳境”。

直到唐朝末年，五代藩镇割据的势力严重威胁到了帝王对地方的管辖，这种情况给了后来的宋朝统治者很深的教训和警醒。

由此，宋朝建立后，陛见制度初见端倪，还成为了帝王考核官员的一种重要形式，这一点在《宋史》中有所记载。

“每考，令当职官吏从实批书，代还，使藉手陛见，然后诏执事精加考覆。”

此外，陛辞制度也是在此时初步形成的，宋朝帝王对于这项新制度的重视达到了史上的新高度，也让陛见陛辞制度有了明确的执行流程。

地方高级官员，主要是堂除以上的京朝官与武臣等，外任任期届满，回到京城之后，必须上殿朝见帝王，新除职务的任命书下达之后，离开京城前往住所之前，必须和帝王辞别，并上殿奏事。

因为宋朝属于典型的文官治国体制，给了陛见制度良好的形成、发展土壤，当然，这项制度在宋朝不同时期都存在各种修改，不同时期的执行严格程度也差别较大。

宋朝帝王希望能够借此制度实现对外任官员的勤政廉政督促、及时下情上达、完成特殊事务、恩宠笼络、考察官员品行能力等目的，但也仅限于藩镇大州知州、武臣知州、沿边地区长官这些地方要员。

笔者尚未在古籍中找到宋朝陛见的时间安排，但宋朝权力核心常常不得不对参与陛见陛辞的官员做出离开京城的时间限制，这就说明这些地方要员也只能获得周期性面圣的机会，多半也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

进入元、明阶段，陛见陛辞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相关古籍对此都有记载，有趣的是，参与其中的官员通常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赏赐，而真正将这项制度推向巅峰阶段的，恰恰是清朝的雍乾时期。

在雍正与乾隆两位帝王身上，陛见陛辞制度发挥着更多的政治作用，不仅对中央集权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全国政局的稳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时，陛见陛辞主要涉及三种类型：

我们重点来看第一种，请注意“朝觐”二字，春日的拜见称之为朝，秋日的拜见称之为觐，朝觐即中国古代官员按照固定的时间进京朝见帝王的一种行政管理制度，古籍《清史列传》对雍正时期的陛见情况有过不少记录。

雍正元年（1723）六月，大同镇总兵觌伯回任，“九月，陛见，赐孔雀翎。”

雍正三年（1725）九月，甘肃巡抚提督兼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陛见，允之，寻加兵部尚书卫。”

雍正十年（1732）正月，鄂尔泰陛见，二月，授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务。

事实上，在清朝官僚体系中，只有总督和巡抚具备直接面圣的资格，地方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如果没有帝王的特别下令，是不能擅自离开辖区进京面圣的。

即便是各省总督以及巡抚，想要正式陛见前，也要主动向帝王提交奏章，以此彰显臣子对帝王的忠诚和敬畏，就算做到这一点，哪怕他们本就有直接面圣的资格，想要见帝王一面依然不容易。

按照规程，这些一省或多省的最高官员需要每年进京面圣，前提是保证地方军政要务不会受到影响。

《大清会典》有规定，京城直隶、山西、山东、河南这四个省的最高官员可以每年进京面圣陛见一次。

其他地区则采用了总督与巡抚分别进京且各个地区高官轮流进京面圣的方式，差不多每两年一次，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发生，面圣会被搁置，以处理地方政务为要。

至于各省驻防将军和副都统，一般陛见频率为三年一次，甚至周期更长，以此保证各地方军政工作的长治久安。

从陛见制度发展的角度来看，枯燥的史实记载深刻说明了一个本质问题，那就是帝王与官员之间在没有先天血缘关系的情况下，两者关系就是权力和能力的交换，即韩非口中的“主卖官爵，臣卖智力”。

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发现，陛见制度从萌生到系统化、成熟化的全过程，展现的是帝王驾驭权力的智慧，陛见是帝王在权力深化与管理成本之间的权衡艺术，也就注定了帝王与官员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却也彼此对立的事实。

此时再来看笔者在开篇抛出的三道趣味考题，可想而知，为了稳固中央集权，封疆大吏、守疆大将是不可能随心所欲面圣的，帝王通常也不会有闲情逸趣关心基层官员工作的细枝末节，“孤家寡人”与“高处不胜寒”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最后总结，古代官员要达到足够的级别，如掌握地方军事大权或政治、经济大权的要员，才有机会进京面圣，且面圣周期要以年为单位计算，短则一年，多则三到五年，还要以保证地方权力机构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轮流面圣。

当然，为了集权统治的长治久安，历朝历代的帝王也都在尝试运用其他制度与陛见制度形成互补，以此加强中央对庞大官员群体的管理能力，这方面历史科普值得诸君自行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雍乾时期陛见陛辞研究_乔莉》

《唐代朝集制度与进奏制度关系之辨析》

《上计制度与秦中央集权的强化_束江涛》

《朝见与朝辞——宋朝知州与皇帝直接交流的方式初探_苗书梅》

《明清时期的朝觐考察_常越男》

来源：旧时楼台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