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起【领导人在世界变局中的作用】，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个国际政治中的老话题。这个问题不但和当今世界形势的瞬息万变息息相关，而且也是多年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反复争辩的重大理论问题。
赵全胜【海外看世界】主编：
论起【领导人在世界变局中的作用】，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个国际政治中的老话题。这个问题不但和当今世界形势的瞬息万变息息相关，而且也是多年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反复争辩的重大理论问题。
为此我们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2位学者（分别来自美国、中国大陆、日本、俄罗斯、英国以及台湾和澳门地区），并以中国大陆两家顶尖国际关系学院(清华和人大)的院长(阎学通和杨光斌)打头炮，以期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引起关注,推动更深一步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分析。
2025年9月1日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阎学通 清华大学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
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
李汉松 美国美利坚大学
成汉平 南京大学
庞 琴 中山大学
周阳山 台北中流文教基金会
储昭根 浙江理工大学
王在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白智立北京大学
熊达云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钟 扬 上海交通大学
王建伟澳门大学
陈纳慧 中国政法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宋 伟 中国人民大学
李宗伦 俄罗斯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
由 冀 西安交通利物浦大学
钟厚涛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朱俊玮 浩瀚智库
武心波 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
汪 铮 美国西东大学
罗欢镇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
邱奕铨 牛津大学
赵明昊 复旦大学
金君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张 兵 日本山梨县立大学
王梓元 外交学院
刘 迪 日本杏林大学
庚 欣深圳广电集团
张晓刚 长春师范大学
陈纳慧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助理教授
32学者评【领导人在世界变局中的作用】第14篇
后李光耀时代：分道扬镳的政治道路？
将政治领袖神化的现象并不为中国或亚洲所独有，西方历史上也崇拜过全能的英雄。但随着近代民主制在西方的全面确立，以个人意志力主导国家的全能英雄被体制中的政治家所替代。像美国总统，尽管在事实上拥有至高权力，也还是可替代的普通人，而不是独一无二的神。强人政治和英雄主义得以在亚洲近代史上继续盛行，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这一区域的发展状况；二是亚洲的政治文化传统。
第一，就亚洲的发展状况而言，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尽管亚洲国家之间各有差异，但总体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显着特点，即变化和动荡长期存在，至今未绝。很难预见亚洲的这种未完成的和不稳定的状态还将持续多久。萨缪尔•亨廷顿曾在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谈到：“现代化需要权威来主导和带来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根本性改变依靠人的有决心的行动。因此，持有权威的必须是人，而不是不变的法律。此外，人必须拥有权力来实现改变，因此权威被集中到某个强势个体或一群人上。”这一论述道出了亚洲在其现代化形成过程中为何吁求强人统治。一个转型阶段并不必然是混乱无序的，但在变动的环境中，任何固定准则的可持续性都非常脆弱，“不变”在“变”中通常难以为继。在亚洲充满变动的现代化进程中，相较于任何规范准则，通往理想中的不变秩序的权力更具有说服力，人们也更愿意依从后者。俗谚云：“乱世出英雄”，亚洲的形成史产生了诸如中国的毛泽东、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这样的英雄。
亨廷顿早有预言：“李光耀带给新加坡的诚实和效率，很可能伴随他入土为安。在一些情况下，专制体制短期内能有所作为，但经验显示，唯有民主体制才能造就长久的好政府。”随着新加坡完成了现代化，及其作为发达国家的地位日趋稳固，李光耀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光环正在渐渐褪去。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他们虽然尊崇建国之父李光耀，但更渴望李光耀式的威权统治所无法给予他们的民主和自由。他们成长在全球化时代的欧风美雨下，所信奉的价值观早已与父辈祖辈有着根本性差异。李光耀时代终将尘封入新加坡的历史。
丨图片来源于网络
李光耀被认为是亚洲的最后一个强人，如新加坡学者廖振扬（Joseph Chinyong Liow）所言，他的去世也为“新加坡的形成史划上了句号”。然而，虽然新加坡的形成史已然完成，却还有不少亚洲国家依然处于成长期。李光耀时代恰恰在这些国家延续出后效性的生命力，终而未止。这或许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中国与新加坡的不同抗疫模式。当中国上演着轰轰烈烈的抗疫运动且卓有成效时，不少中国网民和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很难理解新加坡政府的“引导”多于“命令”，这一方式意味着将更多的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下放给民众。
第二，中国的发展现状，即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政府与其人民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被认为也具有相当程度的解释力。李光耀早有言：“美国国会恫言，除非中国尊重民主和人权，否则它将取消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国经过4000年的统治而产生的习惯和价值观念能否在一夜之间被美国国会的决议所改？我相信中国是会有所改变的。但是，那将是一个由中国本身所引发的演变过程。”然而，也有人认为“文化”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借口，通过民主制选举当选的韩国总统金大中（Kim Dae-jung）曾言：“（亚洲建立民主和人权）的最大障碍不是文化，而是威权领导者和他们的辩护者的抵制。”
如果说发达国家日本依然是西化的产物，那么，亚洲四小龙的出现则让不少人相信，不必非把西方模式移植过来，亚洲本土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政治实践也可以孕育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但无论如何定义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它确实已经离强人政治越来越远。中国也将遵循这一发展轨迹，最终步入“后李光耀时代”；抑或延续和改良其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传统，始终证明世界毕竟是丰富多元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赵全胜谈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