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第一！第一！杭州这位“学霸”，三百年一遇！

摘要：杭州淳安曾有一位天才少年，他在明朝科举史上缔造了“三元及第”的终极神话——在宣德十年（1435）乡试、正统十年（1445）会试以至殿试中都取得了第一！而这个“三元及第”的含金量可是相当高的，据不完全统计，终大明一代近三百年间，也只有他一人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可以

杭州淳安曾有一位天才少年，他在明朝科举史上缔造了“三元及第”的终极神话——在宣德十年（1435）乡试、正统十年（1445）会试以至殿试中都取得了第一！而这个“三元及第”的含金量可是相当高的，据不完全统计，终大明一代近三百年间，也只有他一人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可以说是三百年一遇！

而他就是商辂。

了解完商辂的故事，才知道“三元及第”还只是他传奇人生的开始……

科举时代的莘莘学子十年寒窗浸淫科目，殚精竭虑为博一第，竞争不可谓不激烈。早在唐朝，就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思是50岁考中进士还算是年轻的。随着后世科举制度的改革，中式的平均年龄倒是降了下来，少年及第的也大有人在，但要想高中一甲一榜，也就是考取状元、榜眼和探花，毕竟还是很难的。更何况要想在乡试、会试和殿试中都取得好成绩，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但是，明朝淳安芝山（今淳安里商）人商辂却在宣德十年（1435）乡试、正统十年（1445）会试以及殿试中都取得了第一，同时获得解元、会元、状元称号，也即所谓的“三元及第”！

“三元及第”是科举制度下古代读书人渴望得到的最高荣誉，中国古代所有读书人获得过这一称号者也寥寥无几。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连中三元”的总共也只有16人，终大明一代近三百年间，这样的考生除了黄观外，只有商辂一人而已。而黄观因在靖难之役后与妻女一起投江殉难，被明成祖朱棣除名，所以商辂就成了明代唯一的“三元及第”。

摄/楼航

商辂状元及第后按惯例进了翰林院担任内阁修撰。商辂这个人长得一表人才，《明史》上说：“（商）辂丰姿瑰伟，帝亲简为展书官。”展书的意思是皇帝读书之时，替皇帝打开书本，其实也就是陪读了。让商辂伴读的是明英宗朱祁镇，只不过，伴读了没几天，皇帝就去打仗了，而且还打了一个大败仗，自己都做了人家的俘虏。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商辂此时在朝中虽然还人微言轻，但也跟群臣一起具本，旗帜鲜明地恳请郕王即帝位，是为明代宗。在商辂的大同乡、杭州人于谦主持的京师保卫战中，商辂也积极参与“统筹经略战守事”。景泰元年（1450）8月，英宗被送还北京。代宗表面上欢迎“太上皇”，暗地里串通心腹废除了英宗儿子朱见深的皇储位置，想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代宗唯恐大臣们不从，极力笼络臣下，加官进爵还各赐金银，一时间致有“满朝皆太保，一部两尚书”之谣，唯独商辂拒不接受代宗所封的“保傅”之职，表明他在“易储”问题上的持正立场。此时的商图中已经晋升为学士、兵部左侍郎，应该说对朝政也有了一定的发言权。

摄/木弓

“夺门之变”后，英宗复辟。英宗对商辂在立储问题上的立场还是很感激的，所以在重新执政后，曾第一个召对商辂，同他商量国家大计。但是，徐有贞、石亨及大太监曹吉祥窃弄权术，对正直的商辂颇为忌恨，屡加弹劾，大肆诬陷。后来，商辂因于谦事牵连下狱，最后被削职为民，时年44岁。

在罢官南归居家的十年中，商辂多在深洞岭下“仙居书屋”诗书自娱，并募工凿山开道，为家乡桑梓做好事。他还一度应邀到庐山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等著名的书院讲学。

摄/晚风吻尽荷花叶

历史虽然无情，但总归还是有温度的。英宗死后，他的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这位宪宗皇帝对商辂当年的立储态度更是感戴，便于成化二年（1466）召商辂复出，以故官入内阁参与机务。言官林诚、胡琛等曾交章诋毁商辂，认为不应当用他。宪宗不以为意，还升商辂为兵部尚书，同时要追责林诚、胡琛等人。商辂认为言官的责任就是进谏，应该允许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于是就向宪宗进言：“臣尝请优容言者，奈何因论臣复责言乎？”宪宗看到商辂有如此气量，也很高兴，称赞道：“真大臣也！”

商辂为人平易简朴，宽宏厚重，有容人之量，但临大事、决大议，却是毅然决然，刚正不阿的。

摄/潘孝峰

成化十四年（1478），司礼太监汪直设西厂，横恣无比，权倾朝野。明代的特务机构原本只有锦衣卫一处，由太祖高皇帝朱元璋设立；成祖朱棣觉得单有锦衣卫是不够的，于是又增设东厂；而宪宗皇帝朱见深又觉得锦衣卫和东厂也不够用，于是又增设了西厂。皇帝的疑心越重，大明的特务组织就越多。锦衣卫已然是皇权特许，凌驾在大明法律之上的存在，四处抓人，先斩后奏，频繁制造冤假错案，而东厂和西厂的地位更甚，虽然其人事组成都是宫中的宦官，但权势更大，连锦衣卫他们都不放在眼里。一时间，汪直后来居上，肆无忌惮，朝堂大臣多惧于他的淫威之下，瑟瑟发抖。

商辂不信这个邪，上疏抗言，要求罢撤西厂。皇帝当然很为难，因为皇帝需要汪直，需要汪直替他监视百官；但另一方面，他又离不开商辂这样的股肱之臣。于是，完宗对商辂的奏章来了个“留中不发”，不置可否，却让它石沉大海。商辂不依不饶，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宪宗也恼了，传旨诘责道：“朕用一内臣，焉得系国安危乎？” 商辂干脆把道理说清楚：“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取问。汪直辈擅自抄收三品以上京官，擒械南京留守大臣，害得大臣不安于职，商贾不安于市，旅行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如此辈不黜，国家危乎？安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