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姓李，名开芬，1917年出生，四川达县人，她的父亲是个地主，但不是剥削那种，是“开明派”，曾多次资助红军，藏过伤员，捐过粮食，他不是敌人。

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1934年冬，红四方面军川陕根据地，一个17岁的女孩，被反绑双手，站在土坑边。

她要被活埋，刽子手扬起铁锹，坑边站着几十人，没有一个说话。

就在铁锹落下前，一阵马蹄声打破寂静，从这一天起，李开芬的人生，死过一回。

——《壹》——

她姓李，名开芬，1917年出生，四川达县人，她的父亲是个地主，但不是剥削那种，是“开明派”，曾多次资助红军，藏过伤员，捐过粮食，他不是敌人。

红军来时，她家主动腾出房间，她亲眼见过战士断腿，嘴里咬着带血棉花，眼睛发亮，她心里就决定了——要跟这些人走。

14岁，参加共青团，16岁，进了红军，火线宣传队，她画画好，会编顺口溜，能组织活动，成了女兵里的“主心骨”。

但谁也没告诉她，到了革命里，出身比能力重要。

1934年春，张国焘主导的“肃反”开始，理由是“剔除内奸”，清查“隐藏特务”，她没被立刻点名，但她感觉到了——气氛变了。

训练时有人不再跟她说话，原来一起吃饭的女兵，换了桌，那天晚上，她听到墙角有人说：“她是地主的闺女。”

她开始睡不好觉，很快，她被叫去“谈话”，一位政治干事问她：你父亲给红军捐了几次粮？有没有给国民党也捐过？有没有在家里藏过“逃兵”？

这些问题，不是想听解释，是等她露出破绽，她没哭，只是站着，背挺直，说了一句：我父亲是好人，我也没做过坏事。

三天后，她被隔离审查，取消宣传队职务，交出日记本、画笔、所有记录，那年，她17岁。

寒风卷着土，天还没亮，她被押往一处山坳，手被反绑，四周站着十几个人，穿着军装，脸上没表情。

土坑已经挖好，不是枪毙，是活埋，这是“肃反”处理的一种方式，图个快，也少人问。

她喊了，喊得很大声，“我不怕死！但我不是特务！我要死，也要死在前线！”

没有回应，领头的人看了看名单，又看了她一眼，点头，两个刽子手拿起铁锹，走近她的脚边，她的眼睛没闭，她不是在等死，她在等一个解释。

——《贰》——

就在铁锹要落下时，山口那头传来一阵马蹄声，起初很远，后来越来越近，土路上的马，一骑接一骑，前头一个女人，身着灰布军装，腰间配枪。

她一到就喊：“枪下留人！”声音比马蹄还响，人群一下静了。

几秒后，那女人翻身下马，走到坑边，是张琴秋，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她是当时军中唯一女高级干部，说话算数。

“谁下的命令？谁审的案子？她是16岁的孩子，一个画画的，也能是特务？”

她没等人回答，走上前，亲手解开李开芬手上的绳子，把她扶起来，“跟我走。”她带着李开芬离开刑场，一路无话。

天微微亮，泥土的湿气贴在脸上，李开芬走得很慢，她的腿已经麻木了，但没倒，回到驻地后，张琴秋只说了一句话：“以后她由我保。”

这个问题，没人敢问，但有些人知道答案，张琴秋自己出身不好，她是读过书的，进步青年。

她做过妇女工作，见过太多因为“出身”被拉出去的姑娘，她救不完，但这个她非救不可，不是因为她特别，而是她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17岁的女孩被错杀，什么都不做。

她安排李开芬到红军办的列宁小学去教孩子画画，名义上是“转化观察”，实际上是保护。

从那天起，李开芬知道：她活下来了，但不是自由人，她走到哪儿都有人盯着，她写的每一张纸，都有人看，她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被记录。

——《叁》——

活下来了，不代表被信任，从刑场回来后，李开芬被安排在列宁小学，教孩子画画、教认字，是安排，也是软禁。

她不准出营区，不准写信，不准主动联系外人。

她听得出身后的人在议论：“那个女孩就是前几天差点被处决的。”“听说她爹是地主，送她进红军是想混进来做事的。”

她不反驳，反驳没用，她知道，在那个年代，解释是最没用的事，她想一个办法——战场上证明自己。

她去找张琴秋，没拐弯抹角，“我不想躲在后面，我想打仗。”

张琴秋看了她很久，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几天后，一个命令下来：火线后勤支援，需要一批女兵随队突袭敌粮仓。

很危险，夜战，冷枪，补给线短，还可能被断后，她主动报了名。

那一晚，下着小雨，鞋子踩在泥里，拔不出来，枪托绑着布条，不能响，小队要翻过一个山坳，摸进敌后一个屯粮点。

她没带图画本，只带了两块干粮，一把短枪，一把匕首。

她跟着小队悄悄前行，前面一个女兵脚滑了一下，落进坡底，她立刻扑过去抓住她的胳膊，把人拉了回来，手上全是泥，滑得抓不住。

这是战场，不是课堂，没人管你是谁，只看你有没有本事。

他们摸到粮仓边时，被发现了，子弹从屋檐上打下来，有人中弹，她扑进粮堆后面，看见副队长倒在地上，腿中弹，动不了，没人敢上去。

她趴着，观察枪点位置，一个冲刺，翻进仓门，把副队长背出来，一路拖，膝盖磨破了皮，流血，没人有时间包扎。

——《肆》——

最后他们带回了两袋粮，还有三个人的命，任务完成，她第一次被人叫回“同志”。

没有人再叫她“肃反对象”，没有人再躲着她吃饭，她还是那个画画的女兵，但现在别人知道，她也敢打仗。

张琴秋让她写战斗报告，她没写自己救人，只写“队伍配合良好，完成目标”，但有人补了一句：“李开芬表现英勇，主动请战，救出副队长。”

她被树为“火线模范”，但没奖励，那时候，没有奖状，只有命保住了。

1936年春，她接到通知，原肃反名单上，关于她的记录被撤销，理由：经长期观察，其行为与特务无任何关联，政治表现优良，予以恢复身份。

她读那张通知的时候，手在抖，她终于不是“肃反对象”了。

没有庆祝，没有人拥抱她说“你熬过来了”，她把那张纸对折，再对折，塞进衣襟最里面的口袋，她还是红军，只是，这一次，她是“被红军承认的红军”。

但事情没完，她救人，也差点死过，可她发现，有的标签，不是组织贴的，是人心贴的。

有些人开始说：“她是靠张琴秋才活下来的。”有人嘀咕：“她跟女主任关系近，所以摘帽了。”她不吭声，也不解释。

从前她怕死，现在她怕污名，她开始申请更多前线任务，跟男兵一样走、一样战。

她一次次请战，一次次突袭，一次，她在大雪中趴伏十小时，只为监听敌军动向，回来时脚冻得失去知觉。

她的脚掌，后来少了两个脚趾，没人再说她是“靠关系活下来的”，但她也变得更像“战士”，不像姑娘了。

来源：水木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