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执着于进城，莫言倾向于回乡！如何看待两位作家的创作选择？

摘要：在我国特定的历史进程中，户籍制度如同一道无形却坚韧的壁垒，将社会鲜明地分割为城市与乡村两个差异显著的世界。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正式确立了城乡二元户籍管理体制，从此，“城里人” 和 “乡下人” 不仅是地域上的区分，更成

在我国特定的历史进程中，户籍制度如同一道无形却坚韧的壁垒，将社会鲜明地分割为城市与乡村两个差异显著的世界。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正式确立了城乡二元户籍管理体制，从此，“城里人” 和 “乡下人” 不仅是地域上的区分，更成为了身份、资源与机会差异的代名词。

这种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差距，犹如一道鸿沟，横亘在高加林、孙少平这样的农村青年面前，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难以跨越的阻碍，也为他们充满挣扎与奋斗的故事，铺垫了充满无奈与艰辛的社会大背景。

高加林，这位怀揣着远大理想的农村知识青年，自小在陕北那片黄土地上长大，心中却燃烧着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他努力读书，满心期待能凭借知识改变命运，走出农村，拥抱更广阔的天地。高考落榜后，他好不容易争取到民办教师的职位，本以为是命运的转机，能让他暂时摆脱土地的束缚，在知识的传播中寻得一丝希望。

然而，命运却跟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村主任高明楼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顶替高加林的教师岗位，动用手段将他从民办教师的位置上挤了下来。一夕之间，高加林又回到了原点，重新成为一名农民，扛起锄头，面朝黄土背朝天。这巨大的落差，如同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他的心上。曾经的憧憬瞬间破碎，不甘与痛苦如潮水般将他淹没。他望着那片熟悉又厌恶的土地，心中满是对命运不公的愤怒，却又无力反抗。他不明白，为何自己如此努力，却依旧逃不过被命运摆弄的结局。

在高加林陷入人生谷底时，命运又一次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他的叔父从部队转业归来，成为劳动局局长。这一身份的转变，为高加林的人生带来了新的曙光。马占胜为了讨好高加林的叔父，暗中运作，通过 “走后门” 的方式，将高加林安排进县委通讯组，成为一名通讯干事。

就这样，高加林摇身一变，从一个农民，成为了 “体面人”。他走进了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拿起笔杆子，撰写着一篇篇新闻报道，逐渐在县城崭露头角。走在县城的街道上，人们对他投来羡慕与尊敬的目光，这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作为城里人的荣耀与自豪。他沉醉在这突如其来的繁华与虚荣中，内心开始膨胀，对未来充满了无限遐想。

但这一切来得太过容易，也注定了它的不稳定。在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高加林内心深处也隐隐不安，他深知自己这份工作的来路不正，可城市的诱惑让他难以割舍，只能在矛盾与挣扎中继续前行，而他与巧珍之间的感情，也在这城市的繁华中悄然出现了裂痕。

在高加林的生命中，刘巧珍和黄亚萍是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她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和爱情，也将高加林推向了爱情与道德的悬崖边缘。

巧珍，这位淳朴善良的农村姑娘，自小在农村长大，没读过多少书，却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在高加林最落魄的时候，是巧珍勇敢地向他表白，用自己炽热的爱温暖了高加林那颗冰冷的心。她不在乎高加林的贫穷与落魄，只一心希望能与他相伴一生，过上平凡而幸福的生活。她的爱纯粹而无私，为了高加林，她可以付出一切。她会在高加林劳作时，默默地为他送上饭菜；会在他烦恼时，静静地陪伴在他身边，倾听他的心声。

而黄亚萍，她生活在城市，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开阔的眼界和丰富的学识。她性格开朗活泼，追求浪漫与自由，与高加林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和兴趣爱好。在高加林成为通讯干事后，黄亚萍再次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热而大胆，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向高加林描绘着城市的繁华与未来的蓝图，承诺能给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精彩的人生。

一边是质朴真挚的爱情，一边是通往城市生活的捷径，高加林陷入了痛苦的抉择。在虚荣心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驱使下，他最终选择了黄亚萍，抛弃了深爱着他的巧珍。他以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和人生方向，却不知，这一选择让他陷入了道德的困境，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高加林与黄亚萍在一起后，尽情享受着城市生活的美好，他的事业也似乎蒸蒸日上。然而，命运再次对他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张克南的母亲因不满儿子被黄亚萍抛弃，暗中调查高加林，发现了他 “走后门” 获得工作的事情，并向上级举报。

这一举报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将高加林的生活炸得粉碎。他被撤销了通讯干事的职务，失去了城市户口，不得不再次回到农村。曾经的荣耀与繁华瞬间消逝，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悔恨与迷茫。他看着自己亲手毁掉的生活，心中充满了自责与痛苦。

回到农村的高加林，不仅失去了事业，也失去了爱情。黄亚萍在他落魄后，最终选择了离开。此时的他，才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 —— 巧珍那纯粹的爱。他想起巧珍的善良、温柔与无私，悔恨的泪水夺眶而出。曾经那个骄傲自信的高加林，如今变得一无所有，只能在黄土地上独自舔舐着伤口，反思着自己的人生。他站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望着远方，心中满是对未来的迷茫，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人生的道路在他面前变得无比黯淡。

孙少平，这位从陕北双水村走出的青年，与高加林一样，在城乡差距的时代背景下，开启了自己充满坎坷的人生之旅。

他的求学生涯，是在极度贫困与深深的自卑中度过的。在县城高中，他每天只能啃着难以下咽的黑面馍，就着清水煮萝卜的 “丙菜”，穿着打着补丁、破旧不堪的衣裳。每次去食堂打饭，他总是等同学们都打完后，才偷偷摸摸地去拿属于自己的那份简陋饭菜，生怕别人看到他的窘迫。在那个青春萌动的年纪，贫困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让他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尤其是面对家境优越的同学，自卑的情绪如影随形。

然而，苦难并未将他打倒，反而成为他觉醒的催化剂。在学校图书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一本本书籍，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的坚韧，到《牛虻》中亚瑟的勇敢，这些书中的人物故事，像一束束光，照亮了他灰暗的世界，也点燃了他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他不再满足于双水村那片狭小的天地，内心深处涌起一股强烈的渴望，渴望摆脱贫困，渴望走出农村，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广阔人生。

高中毕业后，孙少平放弃了在农村相对安稳的生活，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迷茫，毅然踏入了黄原城，成为了一名揽工汉。在黄原城的东关市场，他和一群衣衫褴褛、满脸沧桑的农民工挤在一起，等待着雇主的挑选。这里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能揽到一份活儿，他们常常需要早早地去排队，用期盼的眼神望着每一个路过的雇主。当孙少平好不容易找到一份背石头的工作时，他才真正体会到了生活的残酷。

背石头的工作，是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瘦弱的背上，每走一步都仿佛要耗尽全身的力气。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又被太阳晒干，留下一层白花花的盐渍。长时间的劳作，让他的脊背磨破了皮，鲜血渗出，与衣服粘连在一起，每动一下都钻心地疼。但他从未想过放弃，心中那份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支撑着他咬牙坚持。

在揽工的日子里，孙少平不仅要承受身体的疲惫，还要忍受旁人的冷眼与嘲笑。雇主的苛刻、工友的排挤，让他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倍感孤独。但他始终坚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一定能在这个城市里立足，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利用休息时间读书看报，不断充实自己，在艰苦的环境中，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信念，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希望的种子。

经过一番努力，孙少平终于成为了一名煤矿工人，走进了大牙湾煤矿。这里的工作环境同样恶劣，井下黑暗潮湿，弥漫着刺鼻的煤尘，时刻都面临着瓦斯爆炸、透水等危险。但孙少平没有退缩，他深知这份工作对他的重要性，这是他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煤矿，孙少平凭借着自己的吃苦耐劳和勤奋努力，很快赢得了工友们的认可和尊重。他总是主动承担最艰苦、最危险的任务，在井下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尽管工作辛苦，但他从未抱怨过，反而在劳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除了努力工作，孙少平还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他与田晓霞的爱情，是他在黑暗中最温暖的慰藉。田晓霞带给他外面世界的信息，与他分享书籍和思想，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然而，命运却再次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田晓霞在抗洪抢险中牺牲，这对孙少平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但他没有被悲痛击倒，而是带着田晓霞的期望，继续坚强地生活。他在煤矿中努力工作，不断提升自己，还帮助照顾师傅王世才的遗孀和孩子，展现出了担当与善良。在黑暗的煤矿岁月里，孙少平始终没有放弃对光明的追求，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生命的坚韧与不屈，在平凡的世界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高加林与孙少平虽都出身农村，怀揣着对城市的向往与改变命运的渴望，但他们的性格却大相径庭，而这种性格差异，如同命运的舵手，引领他们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高加林性格中，虚荣与急功近利的色彩浓重。在民办教师职位被夺后，他满心不甘，却又在命运的安排下，轻易接受了 “走后门” 获得的工作，毫无愧疚之感。进城后，他陶醉于城市的繁华与他人的艳羡目光，虚荣心极度膨胀。面对爱情，他在巧珍与黄亚萍之间摇摆不定，最终为了城市生活和所谓的前途，抛弃了善良质朴的巧珍，选择了黄亚萍。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被虚荣冲昏头脑的行为，使他逐渐迷失自我，陷入道德与现实的困境。当 “走后门” 的事情败露，他失去了一切，才如梦初醒，却已追悔莫及。

反观孙少平，坚韧不拔是他性格的底色。求学时，面对贫困带来的自卑与窘迫，他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凭借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从书中汲取力量。进城揽工，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他从未想过放弃，用汗水和努力换取生存的机会。在煤矿工作，他同样不惧危险与艰苦，凭借踏实肯干赢得尊重。他自尊自强，拒绝他人不恰当的帮助，坚持依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生活。即使面对田晓霞的离世，他也没有被悲痛打倒，而是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念，继续坚定地前行。

在爱情、道德与理想的十字路口，高加林与孙少平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这些选择背后，是他们各自价值观的深刻体现，也铸就了他们不同的人生结局。

高加林在爱情面前，更多地考虑自身利益和前途。他与巧珍在一起，起初是因为巧珍的爱给予他精神慰藉，但当城市生活和黄亚萍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实现理想的捷径时，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巧珍。在他的价值观里，爱情可以成为实现理想的筹码，道德的底线也可以为了个人利益而被突破。他一心追求城市生活，渴望成为城里人，这种狭隘的理想观使他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惜违背道德准则，最终失去了爱情和事业，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孙少平的价值观则建立在对爱情的忠诚、对道德的坚守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之上。他与田晓霞的爱情，纯粹而真挚，不受身份和地位的束缚。尽管两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但他始终努力提升自己，希望能与田晓霞并肩同行。在道德方面，他坚守底线，即使面对生活的困境，也绝不投机取巧。他的理想不仅仅是摆脱贫困，更是追求精神上的富足和人生的意义。他在城市中努力打拼，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诠释着对理想的追求，虽然历经磨难，但他的内心始终坚定，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和敬佩。

在创作《人生》与《平凡的世界》时，路遥并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批判高加林的虚荣与急功近利，而是将他置于城乡差距的时代背景下，展现他的无奈与迷茫。他理解高加林对城市生活的向往，那是一个农村青年试图改变命运的本能渴望。尽管高加林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路遥仍给予他一定的辩解，让读者看到他性格形成的社会根源。

同样，对于孙少平，路遥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与同情。他赞美孙少平在苦难中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同情他在追求理想道路上所遭受的种种磨难。路遥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了孙少平内心的矛盾与挣扎，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而立体的农村青年形象。

路遥执着于 “进城”、莫言倾向于 “回乡”，看似是个人选择的对立，实则是二人成长轨迹、时代语境与文学诉求交织形成的必然结果，

成长体验不同：路遥的 “进城” 渴望源于底层生存的现实焦虑。他出生于陕北贫困农村，少年时因家庭贫困被过继给伯父，从乡村到县城求学的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城乡差距带来的身份落差。对他而言，“进城” 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移，更是摆脱贫困、实现自我价值的 “突围之路”—— 无论是《人生》中高加林对城市的执着，还是《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离开双水村闯荡黄原，都映射着路遥自身对 “城市” 的向往：城市象征着知识、机遇与阶层跃升，是改变命运的 “出口”。

而莫言的 “回乡” 倾向，源于乡土记忆的精神滋养。他成长于山东高密东北乡，童年虽经历饥饿与苦难，但故乡的民间故事、乡土风情已内化为他的精神底色。即便离开乡村，他笔下的 “高密东北乡” 始终是创作的核心场域 —— 对莫言而言，“回乡” 不是物理空间的回归，而是重返文学创作的 “源头”：乡村承载着他对生命、历史的原始认知，是挖掘人性深度、构建文学世界的 “根基”。

时代语境不同：路遥的 “进城” 选择契合 80 年代中国的转型语境。彼时，改革开放开启了城乡流动的闸门，“知识改变命运” 成为时代共识，“进城” 代表着对现代化、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路遥作为 “改革文学” 的代表作家，始终关注 “普通人在时代变革中的奋斗”，他的 “进城” 渴望本质是对 “个体通过努力实现价值” 的理想信念的投射，呼应了当时社会对 “进步”“发展” 的集体期待。

莫言的 “回乡” 倾向则源于 90 年代后的历史反思语境。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乡土社会面临转型阵痛，同时文学界也兴起 “重写历史”“关注人性” 的潮流。莫言跳出对 “城市 / 乡村” 的二元对立认知，将 “乡村” 视为反思历史、审视人性的载体 —— 他笔下的乡村不仅有温情，更有苦难与暴力，“回乡” 本质是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褶皱中人性复杂性的深度挖掘，契合了新时期文学 “向内转” 的反思诉求。

创作诉求不同：路遥的创作以 “现实主义” 为根基，他需要 “进城” 来观察城乡变革中的社会百态，捕捉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追求 —— 从《人生》中的城乡冲突到《平凡的世界》中跨越城乡的奋斗史，“进城” 的经历为他提供了书写时代变迁的现实素材，让其作品更具 “贴近时代、贴近大众” 的真实感。

莫言的创作则以 “精神扎根” 为核心，他需要 “回乡” 来激活民间叙事的想象力。乡村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乡土习俗，为他的 “魔幻乡土” 书写提供了丰富养分 —— 如《红高粱家族》中充满野性的乡村传奇，《丰乳肥臀》中融合民间智慧的生命叙事，“回乡” 让他的文学创作始终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避免了因过度追逐 “现代性” 而导致的精神空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