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1年12月初，我们在莱佛士学院正准备第二个学期考试。首日考试安排在12月8日，我记得那天是周一。考试前的周日晚上，大家都挤在细小的宿舍里，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为明天的历史考试进行温习。一直至凌晨2时，我才上床，但却无法入睡。大约在凌晨4时，忽然传来一声从未

1941年12月初，我们在莱佛士学院正准备第二个学期考试。首日考试安排在12月8日，我记得那天是周一。考试前的周日晚上，大家都挤在细小的宿舍里，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为明天的历史考试进行温习。一直至凌晨2时，我才上床，但却无法入睡。大约在凌晨4时，忽然传来一声从未听过的巨响，那是炸弹的爆炸声。我们急滚下床。那时新加坡的上空，炸弹已密集得仿如雨下。我们知道战争终于爆发了。事后得知，离莱佛士学院,。

大家收到消息，公告栏上张贴了一则由校长戴尔先生（ Mr . Dyer ）亲笔签署的重要通告，通知大家学院要关闭了。除了被列为防空队员和圣约翰救护队辅助员外，其余所有学生必须立刻收拾行李回家。否则，恐怕会被正要入侵的日军所阻截。几小时内，日军的战舰已结集于马来半岛。莱佛士学院距离我在新山的家大约15英里（24公里）。我于上午11时前便已回到家中。

12月8日下午，日军在哥打巴鲁登陆，并穿越了吉打边界。吉打位于马来半岛北部与泰国南部接壤的边界，日军从11月底开始便在那里集结。他们经陆路越过边境，乘小船来到了马来半岛东北部的吉兰丹。

直到1942年2月中，日军已进驻新加坡。但是其实在12月底时，日军的先遣部队已经渗透了新山，有些甚至穿着纱丽乔装成马来人。英国人起初在距离泰国边界几英里处设立了防线。他们有规律地后撤30到70英里（50-110公里）。英军严重低估了敌人，日军在中国作战多年，早已身经百战。英国人一开始时自恃种族优越，但后来突然发现身型比自己矮一半的日本人，却反过来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日本人挥军南下马来半岛，如同现代版的成吉思汗军队。他们每到一个镇，就将砍下的人头高高挂在灯柱上。消息传到了毗邻的镇子，吓得那里的人已作好投降的准备。英军亦被吓怕。日军四处奸淫抢掠。

我在家中，经常前往父亲的店里打听消息。父亲命令我们到当时最富有的华人李光前的菠萝种植园中暂避。李光前是南益橡胶集团的创始人，当时堂兄郭鹤尧就在那里工作。一直到1941年12月底，我们才离开了新山。

李氏菠萝种植园位于新山东北面，往哥丁宜方向。我们开车驶到第18个路标时转入小路，不久便到达这个占地一万英亩的菠萝种植园。我们一行约100人，其中大约60多人是我们郭家的人，其他是四五个广东家庭，与我们一起坐着开篷货车到来。

郭家的家庭成员约有40人，多是孩子，另外还有佣人、厨子和其他帮工。每个成年人所带的一家约有5至7人，因此40人中不全是成年人。当时，只有一个伯父和父亲留在马来亚，其他三个伯父都在中国，但他们的孩子全都来了马来亚。例如，四伯父回到中国后，母亲便将他的儿子鹤璟和鹤醒，与我们兄弟3人一起抚养。其他堂兄弟也是离开了父亲来到马来亚。

父亲说，他与几位较年长的堂兄留守店铺。当日军接近新山时，父亲便带同他的第二个家庭搬到一个距离我们不远的营地。从那时起，父亲便就一直与他们住在一起。

我们住进一个新建的工人宿舍。为了防潮，宿舍都建于离地四英尺（1.2米）之上。虽然如此，你仍然可以闻到木头那种酸酸的清新气味。我们在木头上铺草席、床单和毯子，挂起蚊帐，当时大家都同住一室。

虽然我曾患上菠萝疮，但我在此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每当你走过菠萝丛时，树上落下那些毛茸状带刺的花粉随风飘扬，还会刺进你的毛孔里弄得皮肤发炎痕痒。幸好，我们随身带了些药物，其中有一种药膏叫乌青膏。除此之外，我记得还会用类似滴露的消毒剂来浸泡双腿，然后再涂抹药膏。

我们在菠萝种植园里待了约十周。我们耕地种菜，慢慢已习惯了乡村的简朴生活。幸好我带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书，当中有我最喜欢的帕尔格拉夫（ Palgrave ）的《英诗金库》( Golden Treasury of Poems )。我和二哥把这些选集从头到尾、从尾到头地读了无数遍，有时，我们俩还会比赛背诵曾读过的诗。

有两三次，日本士兵分队骑着自行车来到我们这里巡视，每队约有3至5人。母亲被大家推举为营地负责人。她当时坐在地上，抹平地上的沙子，在上面写上汉字。日本人也以这方式回话。

母亲非常聪明。她命令销毁所有的化妆品，并让女士们，当中还有些是年轻女子，换上最破烂的衣服。那里有一两条小河，也是我们的饮用水源。由于河流是弯弯曲曲的，因此母亲会安排那些年轻的女孩走到离我们住处两三个河弯位外。这样，即使日本人试图越过一两个弯道查看，也不会轻易发现她们。那些女孩不用躲藏，只要装着洗东西。但必须待在一起，绝不能单独行动。她们从来没有被发现过，更未被骚扰过。

有一天，形势十分紧张。日本士兵说他们晚上会再来。我们预感这将不会是什么好事。我们的广东朋友来种植园时带来了三支枪，他们遵照母亲的指示把枪埋在地下。但那天下午开会后，母亲同意把三支枪挖出来并装上子弹。男人们站在种植园里的小山丘上放哨，以防止日本人靠近。一直等到凌晨一点还没有人出现，他们才返回营地休息。第二天晚上如是。

我们算是幸运的。因为后来我们得知，日军被召集去进攻新加坡。当日军发动袭击时，我们会听到很多枪炮声。英国人从新加坡炮击柔佛，而日本人则空袭新加坡，并使用那座在柔佛的大炮来轰炸。

六堂兄是一个硬汉，亦是郭家体型最魁梧的一个。有一天，他说要穿过丛林返回新山。他一到镇上，便看到很多灯柱上都挂着刚割下来的人头，有些还在淌着鲜血。一个日本人骑着自行车在六堂兄身边经过。骑至100码（91米）外，他把自行车停下来靠在墙上，然后进了屋里。六堂兄立刻跑过去把自行车骑走了，并穿越丛林回到我们那儿。如果六堂兄当时被日本人抓住，肯定也会人头落地。

我的两个哥哥也很想去打听消息。经再三恳求后，他们终于获得母亲的批准，跟随六堂兄返回镇上。他们走后音讯全无。母亲忧心忡忡，生怕失去他们其中一个、甚或两个。后来再过两三天，终于传来了鹤龄染上了疟疾的消息。

日本人在墙上贴出告示，命令所有新山居民返回镇上，并到日本当局进行登记。收到消息后36小时内，我们便开始撤离营地。1942年3月中旬的一天清晨，我们所有人或骑自行车、或徒步返回新山。我用自行车载着母亲，为了让她坐得舒适些，我用一件毛衣包裹着自行车的横轴。她侧身坐着，手握车把中央。我们沿路经过日本哨站。每当被要求下车时，我们都必须毕恭毕敬地弯腰鞠躬，弯得头也几乎磕到地上。

回镇途中，我们路经一个叫乌鲁地南（ Ulu Tiram ）的小村庄，看到一些神情恍惚的人坐在行人路上。他们因为亲眼目睹日本人的恐怖屠杀行径而变得疯了。

我听过一个故事，虽然是辗转听回来的，但事情的来龙去脉却很清楚。那时英军被迫从马来半岛退守新加坡，马来亚南部的欧亚人决定聚集在一起，他们选择了一个位于乌鲁地南的小天主教堂作为避难所。这些人来自柔佛州的各个镇子，男、女和小孩合共80人左右，随身携带了所有日用品。当时激烈的战争就发生在约一天路程之外。但他们认为这一切与他们无关，甚至乎对马来亚所遭遇的巨大灾难和暴行毫不知情。

为了打发时间，这些欧亚人家庭会举行晚间聚会，开启留声机播放唱片，跳舞，有时还会喝点酒﹣﹣这些行为在和平时期再正常不过了。然而他们的喧嚣声却引来了日本士兵的注意。日本人走去问他们要些饮品，其中一个日本兵不知摸了还是企图去摸一个女孩。顿时，尖叫声、扭打声混成一片。双方分开呈对立之势、剑拔弩张，陷入僵持局面。最终由于日本人寡不敌众，唯有陪笑道歉，先行撤走。欧亚人这才舒一口气。

但过了一两个晚上，一辆满载着日本士兵的卡车回到了那里，他们封锁了该区，开始了一场血腥屠杀。

听到这个故事，我才意识到母亲和其他社区领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对于我们的生死是多么的关键。李光前是橡胶大王，但是我们没有躲进他的橡胶种植园里，而是去了他的菠萝种植园。橡胶种植园像一片茂密的森林，而菠萝种植园内的植物高度只及腰，能一眼望透。在日本兵看来，我们较像小农工人，而非逃难者。我们所有武器都藏起来，母亲更命令我们丢弃所有酒类饮品，但她心知当日兵来时，我们还得招待他们。于是我们为他们准备了茶和廉价香烟。母亲让女孩子们躲到河流上游，并装着洗衣服，让她们看起来不像刻意躲藏。每一项决定都像在天秤上，那一边失衡都会影响性命安危。

回到新山后，发现家里的屋顶和整个中心部分都给炸毁了。所有装衣服的箱子统统被洗劫一空。家谱也扔到房子一角，被雨水浸透。

李氏的商业王国还包括一家制冰厂，位于新山外，离我们家约300码（275米）。哥哥跑到那儿和工人住在一起，在地板上铺上毯子睡觉。我们很多人也到那里与他们汇合。父亲则继续和他的二太太及孩子同住。

鹤龄当时身体非常虚弱，有时甚至因为疟疾而变得神智混乱。母亲主力照顾他。我也有帮忙，我会穿过橡胶园，抄小路去找一个养了数头奶牛的印度人。在新山时，我们常常从印度人那里买牛奶，他们的奶牛都是瘦骨嶙峋的。有时，他们就在你家门口挤牛奶。我会买数瓶，然后带回制冰厂去。

鹤龄终于康复。可是一周之后，我也染上疟疾。疟疾是一种可怕的疾病。精神恍惚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失去了理智。家人让我靠在高高的枕头上，可是我还是觉得头重脚轻。我发冷哆嗦时，盖上四张毯子还是觉得很冷。患病时，我喝了很多奎宁水，导致双耳几近失聪。整整花了五六周时间，我才将疟疾从身体里完全消灭殆尽。康复后，瘦得只剩下皮包着骨头。

从1942年中期至战争结束，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入住租来的小房子里。房子在沿斜坡而建的一条狭窄教堂街上，对面是一座罗马天主教堂。我们所住的房子面积不超过600平方英尺(56平方米），地层有一个通天的中庭和有两间卧室，入门处还有一个饭厅。晚上，我们会把折叠的帆布床打开，兄弟三人中总有两个得睡在厅里。

由于空间狭小，我们自然变得更为亲近。那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外出太多又怕危险。日本人将全镇封锁起来，居民都不能自由出入。

日本人自来到新山那天起，便实施严格宵禁。我们一直在日军的铁蹄下生活，直到"被解放"的那一天。我必须说，印象中日本士兵都很愚笨。他们很多行为都是无法理喻的。如同希特勒的纳粹党一样。那些日本士兵真的自以为优越，认为自己是来拯救这些可怜和被殖民的亚洲人，解放他们是一项神圣的责任！

到1942年，我就认为日本人不用两年便要撤走、消失。我并不认为他们可以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可以用疯狂的行为打胜很多仗，但我坚信他们不会取得最终胜利。当时，我头顶就像聚满不散的乌云。虽然天朗气清，但我的心情就好像今生今世也不会再看见曙光一样。前路尽是一片漆黑！我经常会凌晨一两点醒来，将哀愁化作诗词。当时的我完全陷入低潮之中。

只有非常聪明的人才能在大战中取得胜利，并且统治半个世界，但日本人的举动并不像聪明人。在征服城镇的头几个星期，他们会列队操练，用以吓唬当地居民。他们以6人、8人、12人分行列队步操，唱着日本军歌，用极度夸张的动作踏地而行。

日本人对受害者施以各种极端酷刑，如宪兵队实施的"水刑"，将一根管子硬塞到犯人的喉咙里，灌水直到那可怜人的胃部被撑得像足球般大，再猛踢他的肚子。日本人还将新山的一些地方改成了酷刑室。宪兵队的总部位于火车站旁边的大楼里（在1990年代中期，郭氏集团凑巧在该处兴建了一个大型的综合建筑）。

日本人对待华人至为凶残。在他们眼里，除了那些完全投靠日本的告密者和间谍外，其他所有华人都是可疑的。日本人在中国已经打了四年多的仗，他们非常清楚中国人的能力。往后在1944年、1945年，我见过"慰安妇"，她们都是从中国南方和台湾带来的年轻女子。

这些告密的汉奸都戴着头套，只留下两条缝隙露出双眼。在新山和新加坡，为了肃清余党，整条街都被封锁，所有18-50岁的男性均被指令到街角报到。那些戴着头套的告密者坐在丑陋的日本士兵和审问者旁边。当地人则排成一行走过去。告密者指向其中一人，这个人便会被拖出带走。而这批被拖走的人最终会送到远处遭即时处决。

1940年我在华文学校里，有几个同学均来自一个友善的潮州家庭。他们家中有三四个姐妹，父亲为人友善、慷慨。华人同学告诉我，这个家庭惨遭围捕，全家人被带到新山城外的农田里，女的被奸杀，男的被杀害，然后草率埋葬。当时有很多华人家庭都有类似的惨痛遭遇。

日本人会到马来亚人聚居的镇上，把街道封锁起来。在某个时间，把街上所有的马来人围捕起来，带回兵营，剃光他们的头，然后强迫他们在兵营当清洁工做粗活。曾有此经历的一个年轻马来人，正好在战后被我雇用了。他说如果这些劳工听话，并且表现良好，日本人会发给他们一把木制军刀，让他们当所谓的本地官员。

还有一种身穿绿色制服的宪兵，他们骑着自行车四处巡逻。相比下，他们较守纪律，主要职责就是警诫那些行为不检的日本士兵。宪兵在街上看到喝醉的日本士兵，他们会从自行车上跳下来，跑过去，大声训斥他们。喝得醉醺醺的士兵常常被吓得面如土色。很明显，宪兵拥有极大权力，行为不检的士兵会被扇耳光，一巴左、一巴右的打得很响。宪兵如果只扇二十个耳光已算是手下留情了。

某日，突然有人来敲门，会是谁呢？打开门一看，赫然看到门外站着一个穿着日本军装的人，带着日本军帽，手握军刀，二话不说闯进了我们屋里。可是等他转过身来，却用福建南部的闽南方言与母亲说起话来。他还请我们把门关上。

他告诉母亲："我是台湾人，在日本军队里任职，几近军官级别。手中的那把刀也是真的。在台湾，日本人只会给他们木制的刀。"他好像很想念家乡，想借此机会和我们交朋友。从那以后，他偶尔会来探访我们，并留下来吃午饭或晚饭。

有一天，他说："你三个儿子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如果他们不跑去为日本人服务，可能会被怀疑为反日，而被抓去审问。"他续说，"我在三菱贸易（ Mitsubishi Trading ）有个朋友，三菱贸易是新加坡最大的日本公司。我听说，他们要在新山开设一个小办事处，将派一个日本经理来管理。你应该从三个儿子中选一个去报名当他的助手。"

我环顾左右，两位哥哥都默不作声，于是我便自告奋勇。

没几天，这个台湾人约了日本人与我见面。我们乘公车前往新加坡，来到了莱佛士广场的迈耶事务所（ Meyer ' s Chambers )。三菱公司占据了整座大楼。他带我上楼，让我在办公室外等。半小时到40分钟后，台湾士兵带我进去见一个日本人。这个戴着一副厚框眼镜，近乎秃头的日本人把我上下打量一番之后，他又把我介绍给一个稍微年轻的日本人，并介绍说，"这位是上村五郎先生（ Uemura Goro )，他正在新山开设办事处。你将会成为他第一个雇员。"

次日，上村来到新山和我见面。我们便一起筹设办事处，那时是1942年7月。从那时开始，我一直在三菱公司工作，直到1945年9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为止。

我很容易就说服自己为三菱公司工作。我虽厌恶日本人，但我别无选择。你若不到日本公司当个小职员，就要待在家中被怀疑为反日份子。当然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走进丛林与日本人战斗。

但我们不能把母亲也带到丛林中去。我们兄弟三人都知道，必须把母亲的安危放在首位。我们已经目睹母亲一辈子受了太多的苦，我们必须保护她。鹤龄后来坦言，如果不是为了考虑母亲的安危，他早就走进丛林加入共产党去抗日了。但是我们都明白，只要我们其中一个这样做，全家人都会身陷险境，我们很可能熬不到战争结束的那天。

日本军事管理局给予三菱公司为马来亚供应进口大米和烟草的特许权。而三井公司则获得食糖和盐的特许权。我们从中便可以看到等级次序，知道谁是日本侵略背后最大的支持者和投资者：这当然是三菱为大，三井为次。

几乎所有的大米都是从泰国进口的。马来亚的大米产量最多只能满足自身需求总量的三到四成。我是负责大米的店员，后来也负责烟草。那边的出口商将大米托运至新加坡交给三菱，三菱将大米卸下，装上非机动驳船，然后再用拖船将三艘驳船拖行，绕过新加坡南端，驶入马六甲海峡，再进入柔佛海峡，最终抵达柔佛新山。

我每天骑自行车上班，路程约有1英里（1.6公里）。每周有四五班驳船将大米运至新加坡。我早上起得特别早，一路骑车到码头，确保驳船到位，华人劳工也准备好卸下大米。负责监工的是一个我非常相熟的马来人。

我必须确保收妥所有大米，而不会遭偷窃。每一艘驳船上有两三个印度工人。他们有时会用尖头的空心金属管戳破米袋，掏出一些米来。我会仔细查看米袋的所有边缝。有时，我会问："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我会让助手去搜查印度人的床铺，通常会在那里找到两三袋大米。

大米运抵柔佛后便送到镇中的仓库，批发商和零售商会来这里购买大米。父亲成为了其中一位大米批发商。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拿督翁惹化（ Dato Onn Bin Jaafar ）被日本军事管理局任命为柔佛的食品监控官。多年后，拿督翁领导了一场马来亚联邦（ Malayan Union ）运动，并且由他创办了马来民族统一机构(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 UMNO ),亚的执政党。

拿督翁对父亲说："现在你也没有其他生意可做。不如我给你发一个大米经营许可证。如果你是个米商，至少也能给一家温饱。拿去吧，鉴。"父亲听从了他的建议，于1942年拿了一张大米批发和零售经营许可证。

讽刺的是，我成为三菱公司大米部的负责人时，父亲需从我这里买米。但话虽如此，我在日本占领期间几乎没有见过他。他一直和二太太一家生活在一起。每当我开出发货单，父亲便会派他的侄子，我的五堂兄郭鹤青来。他会带同柔佛食品监控官或其助理所签署的配给单来我这里买米。因此，我对每天不同等级的大米价格了如指掌。

我开始在三菱公司工作时只有17岁。我发现工作能有效地舒缓我的情绪。你总不能整天坐在家里看书，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狄更斯，你一天能阅读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

最终，合共有八名日本人在三菱公司办事处工作。他们基本上都是因战争而被迫辍学的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他们都是真正的平民，没有任何军事背景。我们当中唯一与军方拉上关连的就是我的直属上司上村。

作为部门负责人，我有自己的桌子，两边是我的助手。上村经常插手来管我的马来助手，甚至扇他们耳光。后来，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只是脾气暴躁而已。有一天，他喉头发出低沉的声音，以文法不通的英语跟我说："去找六个年轻的马来人帮你管理大米部。"于是，我雇用了六个老同学。在这工作的三年里，六人中有五个曾被上村揍过。

上村跟我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之间有着既爱又恨的感觉。每次他打我的马来同事时，我都会跟他发脾气。接下来两三天，我都不跟他说话。

他会跑来问我："为什么，发生什么事呢？"

我说："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你怎能这样做呢？"我总是勇敢地与他对抗。

在这里工作，我看到日本人的长处。我欣赏他们的纪律。这是日本人能够取得今日成就的原因：纪律﹣﹣不是聪明，只是纪律。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即使命令是错误的。

我的工作允许我赚点外快，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有点像黑市交易。有个大米贸易商来找我说："喂，你负责大米。如果你让我买下船舱里扫出来的剩米，我就把我的利润分点给你。"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于是我便开始赚点钱。

此外，驳船底部的一些大米无可避免地会被海水浸湿。按照规定，这些损坏的大米要拿出来拍卖。米商有时会来找我说："我们何不组成一个小财团去投标，你占股25％或30%，怎么样？"我当时工资已算不错，加上我没花什么钱，手上算是储了点积蓄。于是，我就把一些现金交给他们。成功中标时，由于我是合伙人，于是也能按比例分些利润。

盟军于1944年末开始轰炸，而且轰炸一个月比一个月频繁。到了1945年春天，几乎每天都有轰炸。盟军 B -29轰炸机从锡兰基地起飞，将炸弹投向三巴旺。三巴旺是英国位于新加坡的前海军基地，与新山直线距离约4英里（6.5公里）。

有一天，我亲眼看到一架 B -29轰炸机被日军战斗机击落。我们在办公室前方近海的草坪挖了一个防空洞。每当警报响起，我们全都跑进防空洞里。由于我是高级职员，很多事务缠身，有时我不会去防空洞，而是站在树下，看着那些 B -29轰炸机列队从上空掠过。还有那些小小的，如蚊子似的日本"零"式战斗机不停地来回穿梭。

突然，我看到一架飞机被击中，爆炸起火。飞行员开了白色的降落伞从空中飘下。那天晚上，我去取自行车的时候，有一辆卡车经过，里面有个眼睛被蒙上的白种人。他坐在卡车头部，紧紧抓住扶手，周围有三四个日本士兵。他们把他带到宪兵队进行严刑拷问。

抬头所见的曙光越来越黯淡。我们在想，在盟军试图夺回马来亚的过程中，我们会否在双方交战、轰炸或日本人的屠杀中死去？幸好，感谢上帝，当你年轻时，你很容易就能摆脱焦虑，相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为何要自寻烦恼，为何要以自我为中心呢？一个人只要能这么想，你自然就会充满勇气和胆量。

有些讽刺的是，当马来亚正遭受苦难的时候，我却相对地富裕起来﹣﹣如果在日本人的铁蹄下能真正致富的话。通过私下交易，我已经赚了几十万元了，甚至有一两百万"香蕉币"（由于纸币上印有香蕉树，因而得名）。但是，从1944年末到1945年9月战争结束，日本人发行的货币急速贬值。1944年11月开始，物价每三四周就暴涨一倍。1945年1月至8月，物价飞涨至完全失控，经济正濒临崩溃。

1944年，三菱公司将他们位于新山北部的麻坡（ Muar ）办事处的负责人调来新山，负责整个柔佛的业务。他名叫长冈浩一( Nagaoka Koichi )，是一个平民，年约40岁出头。他如同父辈般慈爱。我们办公室里没有隔墙。因此，长冈会在办公室内四处走动。尽管所有日本人都抱有一种"我优你劣"的态度，但是长冈却十分民主，脑子里没有任何阶级观念。

有一天，长冈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并不时向我这个方向瞥看。最终还是忍不住朝我这方走来。

1942年7月，我第一次来到三菱公司时，他们混淆了我和大哥鹤举的中文名字。于是，鹤举就把名字改为本怡﹣﹣在三菱办公室里，他被称为郭本怡，而我则被称为郭鹤举。

长冈走到我面前说："你是鹤举先生吗？"

我回答说："是的，先生，"鉴于他是大老板，我便站起来回答。

他说："我是这里的总经理。我的名字叫长冈。我可以坐下来吗？"他坐下来和我闲聊，这让我慢慢放松下来。他用流利的英语说："顺便说一下，办公室里的咖啡不太可口。我听说新山有很多不错的中国咖啡馆。你能带我出去喝点好咖啡吗？"

我回他："随时都可以。"

他又问："你现在忙吗？我们现在就去，好吗？"

于是，我把他带到一家中国咖啡馆，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那时候，咖啡一杯大概是50香蕉币。

当时，日军已在进攻缅甸和印度边界的恩帕尔和科希马。每一天都有日军胜利的宣传，还说印度快将沦陷。但就在那天，长冈对我说了一番让我异常震惊的话。

他说："我们将要输掉在恩帕尔和科希马的战役，甚或这场战争。我们的部队正在溃败，四处逃窜，溃不成军。你不要相信从日本宣传机器所听到的。他们灌输给你、甚至给我的都是一派谎言。"

在日军占领马来亚将近四年期间，我们的资讯被封锁了。很多人偷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或美国之音，但是一旦被抓到，就会被宪兵队残酷折磨，近半人甚至遭处决。那时还可以收听昭南之音（日本当时称新加坡为"昭南")，不过全都是赤裸裸的政治宣传。

长冈续说："你可知道，日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善良的民族，只是被贪婪蒙蔽了。我们没有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只为交战双方提供物资。我们也因此富裕起来。日本军力的扩张可能是从1905年打败俄国海军开始。从那时起，军事机器不断扩张，并且开始主导社会。所有拥有自由思想的日本人都被暗杀或遭恐吓。"他补充说："邪恶的根源就像我所在的公司。日本商人都是贪婪的。他们想变得更加富有，但是日本没有原材料，于是他们便向对海的中国虎视眈眈。当他们变得越富有，就越贪婪。贪婪变得无法停止，今天还发动了这场可怕的战争，更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

"我在军中服过兵役。我们所有人都得服兵役。我被派到满洲。我告诉我的部队，世界的未来是光明的，战争却是疯狂的。我给他们下达的命令就是要'活下来！不管怎样，不要去送死。'对我的部队而言，我的任务就是要拯救他们。"

上述对话是将多次喝咖啡时的对谈内容浓缩而成的。1944年到1945年期间，我们约谈了四五次，每一次他都像如释重负似的向我倾诉。第一次时，我害怕这是一个圈套诱我吐出什么，所以我只是听着，不发一言。逐渐，我发觉他非常信任我，还跟我说了很多实话，这让我慢慢开始信任他。每次到咖啡馆，就只有我陪伴着他。

有一次，他谴责愚蠢的日军、日本政府，甚至自己公司的经理。"马来人都是极好的人，但是他们却得不到温饱。泰国南部的大米都霉烂了，难道是因为没有运输工具将大米运到马来亚吗？三菱公司就有50到60辆卡车。可是我们安排这些卡车来做什么？我们在履行军事合同，把卡车开进丛林为军队运送木头。因为军队需要在每个村庄周边筑起围栏，以防止那些丛林老鼠，也就是马来亚共产党员，跑出来袭击日本人。"

"这些卡车本应可以用来到泰国南部运送大米供人民食用。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撤离时做一些好事，让当地人知道我们并不是完全邪恶呢？"

长冈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觉得我们俩人之间好像被连结起来。1945年8月，大哥鹤举与谢碧莲结婚时，母亲在我们位于葛惹嘉路的小屋子里办了一顿喜宴。我们邀请了两位日本客人：我的直属上司上村，另一位就是长冈。

战争结束后，我送别了我的日本同事。他们必须到战后平民拘留所去报到。

数周后的一个晚上，我带着缅怀的心情骑着自行车沿海滨回去三菱的办事处。当时我正骑着车，看到一车接一车的日本犯人被送到码头，然后坐船遣送到新加坡。他们都挤作一团，站在敞篷的卡车上神情萎靡地垂着头。初时我没有为意。但就在我抬头的一刹那，刚巧让我看到长冈站在卡车前部，头抬得高高的，手紧紧抓住栅栏。而与他同车的同胞则羞愧地蜷缩一团。他以身为日本人而感到自豪。这一幕、这一秒间所发生的一切，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这场历时多年的战争带给我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我与长冈之间的友谊。战后，我和他仍继续保持着联系。1958年，我第一次去日本，长冈就在横滨码头迎接我。以后每一次去日本公干，我都会跟他联系。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生活也不甚宽裕，我会悄悄塞给他一小包日元。当我收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感到异常难过。在我眼里，长冈比任何一个同胞、我所认识的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都更富有人性。

郭鹤年（Robert Kuok），1923年10月6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祖籍福建福州，先后就读于新山英文学校及著名的新加坡莱佛士学院。1942年，进入日本三菱公司新山分公司工作。1947年，创立力务克公司。1949年与郑格如等人入股成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1959年与马来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创办马来西亚糖厂。1968年成立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1970年，收购了大批原糖，并在白糖期货贸易中获得丰厚回报。1971年在新加坡创立香格里拉酒店品牌。1974年旗下的嘉里集团在中国成立了嘉里粮油中国有限公司，以知名食用油品牌“金龙鱼”成功打开了中国市场。1978年在杭州打造了中国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1981年投资建设了香港香格里拉酒店。1988年以20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电视有限公司31.1%的股权，成为最大股东。2005年6月成立益海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在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盛典上获得“终身成就奖”。2013年排名世界华人富豪榜第7位。2025年，101岁的郭鹤年以114亿美元身价，蝉联2025福布斯马来西亚富豪榜首富。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