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柳青的《创业史》只忠于政治？它入选当代文学史是实至名归！

摘要：柳青是十七年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在讲述柳青的创作生涯与文学成就之前，先来听听这个有趣的故事。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初夏，正值小麦开花的时节，空气中弥漫着花粉的气息。广东作协副主席萧殷，深知柳青患有花粉过敏症，便热情邀请他到广州参加活动，一来可以让柳青躲避这

柳青是十七年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在讲述柳青的创作生涯与文学成就之前，先来听听这个有趣的故事。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初夏，正值小麦开花的时节，空气中弥漫着花粉的气息。广东作协副主席萧殷，深知柳青患有花粉过敏症，便热情邀请他到广州参加活动，一来可以让柳青躲避这恼人的花粉，二来也能促进文学交流。柳青欣然应允，踏上了这趟南下的旅程。

柳青，这位长期扎根于陕西农村进行创作的作家，平日里深居简出，一心扑在乡村生活与文学创作之中，很少有机会出门远行。此次出行，他依旧保持着那身地道的农民打扮，仿佛与他所热爱的黄土地融为一体。

谁料，柳青乘坐的火车晚点了，这一延误，让早早前来接站的萧殷失望而归。等到柳青终于抵达广州火车站时，夜幕早已深沉，举目无亲的他，为了不打扰他人休息，便来到火车站附近一家简陋的旅馆。他要了一个大屋中的床铺，与多人同宿，准备暂且度过这一夜。

子夜时分，一位年轻的警察像往常一样前来旅馆检查。他翻阅着旅客登记簿，突然看到上面写着：“柳青；职业：作家。从陕西西安来广州。” 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年轻人，警察早就读过《创业史》，对柳青的大名如雷贯耳。一开始，他心中一阵惊喜，以为大作家来到了广州。但很快，他的心中涌起了怀疑：堂堂名作家柳青，怎么会住进这样简陋的小旅馆，还和普通人挤在一起，并且没有任何人来接待呢？

职业的本能让警察决定一探究竟。他轻轻推开大客房的门，目光在屋内众人身上一一扫过，最后落在一位瘦小的老汉身上，问道：“哪位是柳青同志？” 躺在小床上的柳青连忙起身，回答道：“我。” 警察上下打量着柳青，只见他一身西北老农民的打扮，穿着发黄的旧背心，整个人土得掉渣。眼前的这个人，实在难以和他心目中大名鼎鼎的作家形象联系起来。

“你是作家柳青？” 警察再次确认道。

“嗯！” 柳青点头回应。

“就是《创业史》的作家柳青？” 警察还是不敢相信。

“是哩！” 柳青的语气中带着几分肯定。

“请把你的介绍信或工作证给我看。” 警察说道。

“我没有带。” 柳青有些无奈地回答。

“那你怎么证明，你就是作家柳青呢？” 警察的怀疑愈发强烈。

“我就是柳青啊！” 柳青反复强调，可这在警察看来，似乎并不能打消疑虑。

“请问，你来广州找什么单位？认识什么人？” 警察继续追问。

“认识认识，作协的萧殷同志，是他让我来的。” 柳青赶忙解释道。

好在，萧殷最终接到了消息，匆匆赶来。当他看到柳青时，伸开双臂高叫：“好我个老兄，你怎么住进这儿来了？叫我好找！” 两人激动地抱在一起。年轻的警察看到这一幕，不禁自言自语：“嘿，还真是柳青！” 他赶紧过去与柳青握手。而柳青呢，嘿嘿笑着，拍了拍警察宽厚的肩膀说：“你做得很对哩。”

柳青，原名刘蕴华，1916 年 7 月 2 日，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寺沟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刘仲喜虽不识字，却因饱尝没文化的苦头，发誓要让儿子读书识字，为穷人争口气。

1928 年，年仅 12 岁的柳青，在大哥刘绍华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自此，革命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种下。当时，大哥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米脂县东街小学教书，柳青也一同前往读书。在那个充满进步思潮的环境里，柳青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知识，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理想、有担当的进步青年。

1930 年，柳青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了省立绥德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如鱼得水，逐步接触到各种进步思想，《共产党宣言》等图书成为了他的精神食粮。1931 年，在大哥的资助下，他考入了榆林省立第六中学。在这所学校里，柳青广泛研读中国新文学及西方经典作品，如鲁迅的《呐喊》《彷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他的文学素养，也进一步拓宽了他的视野，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6 年春天，对于柳青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他的首部作品 —— 散文《待车》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文艺季刊》秋季号上发表，这也是他首次使用笔名 “柳青”。这篇两千字的散文，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了一群在内战中挂彩的伤兵在西安火车站等待转移的情景，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士兵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展现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笔触。

1937 年，华北事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的柳青，刚刚从西安高中毕业，考入了西安临时大学俄文先修班。同时，他还担任了《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辑，以笔为武器，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柳青的心中燃烧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渴望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次年 4 月，西安临大迁往陕南城固，而柳青却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 再次前往延安。延安，这座革命的圣地，犹如一盏明灯，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投身其中。柳青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部队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也开启了他的革命文艺之旅。

在延安期间，柳青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积极参与各种文艺活动。他曾两度前往抗日前线采访，亲身感受战争的残酷与战士们的英勇。在纷飞的战火中，他穿梭于战场之间，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他的通讯报道，如实地反映了前线的战况，让后方的人们了解到战争的真实面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基于这些亲身经历，柳青创作出了《误会》《牺牲者》和《地雷》等 10 多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生动地描绘了抗日军民的英雄形象，展现了他们在战争中的坚韧与勇敢，以及对胜利的坚定信念。在《误会》中，他通过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展现了抗日战士之间的深厚情谊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牺牲者》则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位为了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副班长的形象，让人们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战士们的无私奉献；《地雷》则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了抗日军民利用地雷与敌人进行斗争的场景，展现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气。

1943 年，柳青响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来到米脂县民丰区吕家硷乡担任文书。在这片土地上，他一待就是三年。这三年的时间，对柳青来说，是一次深刻的人生历练。他深入群众，与当地的干部群众朝夕相处，一起投入到减租减息、生产运动中。他参与组织农民进行生产劳动，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这一时期，柳青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他从一个关注革命斗争的作家，逐渐转变为一个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生活和需求的作家。他认识到，文学不仅仅是对革命斗争的简单记录，更是对人民群众内心世界的深刻挖掘和展现。这种思想的转变，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他创作《种谷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52 年，对于柳青来说，是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难以理解的决定 —— 放弃在京城担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和副刊主编的职务，毅然回到家乡陕西，落户长安县，深入人民群众，潜心创作。正如他所说：“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

在长安县，柳青积极投身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中。他参加互助组长训练班的工作，为学员讲课，传播先进的农业生产理念和合作化思想；他与县委工作组一起深入农村，参加基层互助组整顿工作，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互助组的健康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柳青不仅了解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也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52 年 11 月，柳青来到王莽村，这是一个在合作化运动中走在前列的村子。他与县委工作组一起，帮助蒲忠智建立了全县第一个试点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协助制订了 “三年建设规划”。在这个过程中，柳青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合作社的发展出谋划策。

然而，他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由于村民们对合作化的认识不足，加上周围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影响，合作社的发展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蒲忠智作为带头人，思想负担很重，对未来充满了担忧。柳青并没有退缩，他与工作组一起，深入村民中进行思想动员，帮助他们认识到合作化的重要性和优越性。同时，他还根据实际情况，对建设规划进行了修订，使其更加符合村子的发展需求。

在王莽村的经历，让柳青更加坚定了扎根农村、创作反映农民生活作品的决心。1952 年 12 月，在农村基层党组织整顿中，柳青来到王曲区皇甫乡。他发现这个村子在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显示过坚强力量的党支部，虽然存在一些党员骄傲自满情绪和退坡思想，但经过整党教育，这些问题已大体克服。而且，这里的互助合作运动还处在互助组的最初阶段，便于他从头参加整个运动。于是，柳青决心把这里作为自己的生活根据地，长期扎根下来。

1953 年夏，在夏收评比中，柳青再次来到王莽村，见到了蒲忠智。此时的蒲忠智，由于事情繁多，压力巨大，已经消瘦得厉害。柳青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同年 12 月，柳青又到王莽村参加蒲忠智领导的 “七一” 社的扩社工作，为合作社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皇甫村，柳青开始了他长达 14 年的扎根生活。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到农民群众中，与他们同甘共苦，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他穿着粗布衣服，头戴草帽，脚蹬布鞋，嘴里叼着旱烟袋，完全是一副地道的农民打扮。他与村民们一起在田间地头劳作，一起讨论农业生产中的问题，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在这个过程中，柳青不仅体验到了农民的艰辛和不易，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勤劳、善良和坚韧。

为了更好地塑造《创业史》中的主人公梁生宝形象，柳青紧紧跟随以梁生宝为原型的王家斌，收集素材。王家斌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王家斌在会上说了什么、有什么动作、什么神态，他都反复询问，力求做到真实还原。他还积极参与村里的各项事务，为村民们排忧解难。村里的干部遇到难处，都会来找他出主意；村民们遇上家庭纠纷，也会来找他评理。他的住所成了干部们的 “会议室” 和群众的 “问事处”，他也因此成为了村民们最信任的人。

《创业史》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生动展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初期的历史图景。小说通过描写梁生宝等贫雇农在党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探索互助合作道路的历程，揭示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各阶层人物的思想碰撞与命运转折，展现了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力和集体化过程中的复杂性。梁生宝作为新人物的代表，他公而忘私、务实进取的精神，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象征；梁三老汉则是中国老一代农民的典型代表，他勤劳、朴实、善良，但也有着保守、固执的一面，他的思想变化反映了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矛盾心理。这些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坛丰碑

《种谷记》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村互助合作的长篇小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以陕北农村王家沟集体种谷的事件为线索，生动地展现了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在这部作品中，柳青通过对农民形象的细腻刻画，深入挖掘了农民的内心世界，展现了他们在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思想变化和成长历程。村农会主任王加扶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团结依靠农民积极分子，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集体种谷的组织工作，体现了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决心。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真实记录，更是对农民精神世界的一次深刻探索，为后来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铜墙铁壁》以解放战争中的沙家店战役为背景，描绘了陕北农民在战争中支援前线的故事，深刻反映了 “人民战争” 思想。小说通过对主人公石得富等英雄人物的塑造，展现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巨大力量和英勇无畏的精神。石得富在战争中历经磨难，但始终坚守岗位，为保护群众和粮食，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的形象，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这部作品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为中国当代战争题材文学创作树立了典范，让人们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不止于政治

将柳青的《创业史》简单归为 “只忠于政治”，是对这部文学经典的片面解读。它能稳居当代文学史核心位置，绝非偶然，而是其卓越文学价值与深刻时代洞察共同铸就的必然结果。

从文学创作本身看，《创业史》构建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 “生活史诗”。柳青耗时 14 年扎根皇甫村，以细腻笔触还原了互助组从萌芽到发展的全过程，既写土地改革的制度变革，更写农民内心的思想交锋 —— 梁生宝对集体事业的执着、梁三老汉从守旧到转变的挣扎，这些人物并非政治符号，而是充满人性温度的 “圆形人物”。作品中 “蛤蟆滩” 的风土人情、农事细节的精准描摹，更让文本具备了超越时代的生活质感，成为记录中国农村转型的 “活化石”。

其文学史地位的奠定，更在于开创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创作范式。不同于简单的政策宣传，柳青始终以 “历史理性” 观照现实：既肯定集体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也不回避改革中的矛盾与阵痛 —— 如郭世富的投机、姚士杰的破坏，这些冲突的刻画让作品跳出了单一的歌颂框架，具备了反思现实的深度。这种 “直面现实、塑造典型” 的创作理念，深刻影响了路遥、陈忠实等后世作家，为当代农村题材文学树立了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