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原言论称“当今社会根本不存在有超阶级的作家，也不存在为全人类服务的作品”，并将此作为“思想水平”的评判标准，这一观点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逻辑。

一、“超阶级作家”与“为全人类服务”的作品：思想水平的根本谬误

原言论称“当今社会根本不存在有超阶级的作家，也不存在为全人类服务的作品”，并将此作为“思想水平”的评判标准，这一观点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逻辑。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中文学的重要属性，但并非唯一属性。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既可以是特定阶级的表达，也可以超越阶级局限，反映人类共同的情感、理想与价值。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通过“吃人”的隐喻批判封建礼教，既体现了无产阶级对封建压迫的反抗，也传递了人类对自由、平等的普遍追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俄国卫国战争为背景，既展现了贵族青年的成长，也探讨了“战争与和平”的人类永恒主题。这些作品从未因“阶级性”被否定，反而因“人类性”成为世界经典。

莫言的作品同样如此。《红高粱家族》中的“我爷爷”“我奶奶”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情节，既体现了民族立场，也传递了对生命尊严的捍卫；《蛙》中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既是对中国社会的批判，也是对“人”的价值的追问。这些作品的价值恰恰在于既立足现实，又超越阶级，触及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原言论将“阶级性”绝对化，否定文学的人类共同价值，是典型的思想僵化。

二、“莫言小说抹黑党和国家”的指控：断章取义的逻辑陷阱

原言论称“毛星火起诉莫言，是因为莫言小说里有大量抹黑党和国家的言论”，并以莫言“把平时很多不能说、不敢说的话借着作品里别人的口说出来”为依据，认为这是“断章取义”。这一指控存在两大逻辑漏洞：

其一，小说人物语言不等于作者立场。文学创作的核心是“虚构”，人物的语言、行为是作者塑造的艺术形象，而非作者本人的观点。例如，《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是一个土匪形象，他的语言充满江湖气，但这并不代表莫言认同土匪的价值观；《蛙》中的“姑姑”是一个计划生育工作者，她的言行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执行困境，但这并不代表莫言反对计划生育政策。原言论将小说中的人物语言等同于作者立场，是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无知。

其二，“抹黑党和国家”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莫言的作品从未否定党的领导或社会主义制度，反而始终关注中国社会的变迁与人民的命运。《蛙》通过“姑姑”的一生，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人性的影响，其目的是推动社会的进步，而非“抹黑”；《丰乳肥臀》通过母亲的形象，展现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坚韧与苦难，其核心是对人民的歌颂，而非“诋毁”。原言论将正常的文学批判等同于“抹黑”，是对莫言作品的恶意曲解。

三、“小说作为证据”的合法性：法律与逻辑的双重否定

原言论称“毛星火的证据不是嘴说的话，而是用笔写出永不磨灭的话”，并以莫言“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为依据，认为小说可以作为起诉证据。这一观点完全违背法律逻辑与司法实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证据必须具备“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其内容是虚构的，无法直接证明“抹黑党和国家”的事实。即使小说中存在对现实的批判，也需要结合上下文、创作背景、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判断，而非直接将小说内容等同于证据。

此外，司法实践中从未将小说作为“抹黑”的证据。例如，2022年罗某平因在微博上发表侮辱志愿军英烈的言论，被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其证据是微博原文，而非小说；2024年毛星火起诉莫言的案件，海淀检察院未予立案，正是因为小说内容不符合“证据三性”的要求。原言论将小说等同于证据，是对法律程序的无知。

四、“莫言喜欢写小说的原因”：创作自由的正当性

原言论引用莫言与德国作家马丁的对话——“我为什么喜欢写小说，就因为我能够在小说里把平时很多不能说、不敢说的话借着作品里别人的口说出来”，认为这是莫言“利用小说中别人的口说出来的话”，进而支持毛星火的起诉。这一解读完全违背创作自由的逻辑。

创作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作家通过小说表达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是创作自由的体现。莫言所说的“不能说、不敢说的话”，是指在社会转型期，一些敏感话题无法通过官方渠道直接表达，但作家可以通过文学作品间接反映。例如，《蛙》中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是通过“姑姑”的经历展现的，这种方式既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也符合社会公众的利益。原言论将创作自由等同于“抹黑”，是对作家权利的侵犯。

综上，原言论的核心谬误在于：用僵化的阶级观否定文学的人类共同价值，用断章取义的方式曲解莫言作品，用法律逻辑的漏洞支持恶意起诉，用对创作自由的误解否定作家的权利。这种言论不仅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违背法律与常识，无法站住脚。

来源：师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