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代社会，科学家和专家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古代先知和祭司的部分社会功能，并对社会现象进行着价值判断。
这个观点直接点明了现代社会中知识、权力和权威之间关系的核心变化。
在现代社会，科学家和专家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古代先知和祭司的部分社会功能，并对社会现象进行着价值判断。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解析这个现象：
1. 功能性的承接：从“神谕”到“科学共识”
权威解释者：从神圣殿堂到理性殿堂的功能演变
社会的运作需要权威的解释体系。这一角色在古代由先知与祭司承担，而在现代则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科学家与专家身上。尽管权威的来源从“神明”转向了“理性”，但其核心社会功能却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
（1）. 解释世界：从神意到数据
· 古代先知/祭司：将自然与社会的重大现象归结为神意。例如，洪水、干旱、瘟疫被视为“天罚”或“神怒”，是对人类道德过失的警示。
· 现代科学家/专家：将现象归结为可量化的自然律与数据。例如，气候变化被解释为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结果，疫情由病毒传播模型来解释。
（2）. 预测未来：从预言到模型
· 古代先知/祭司：通过解读预兆、神谕或启示来发布关于未来的预言和警示，通常带有模糊性和道德色彩。
· 现代科学家/专家：通过构建数学模型、统计分析和大数据来预测未来。例如，预测经济走势、疫情发展曲线或全球气温升高的幅度。
（3）. 制定规则：从律法到标准
· 古代先知/祭司：规定 “洁净与不洁” 、“可做与不可做” 的宗教律法与道德准则，这些规则具有神圣的约束力。
· 现代科学家/专家：制定技术标准、安全规范、公共卫生指南和伦理守则。例如，食品添加剂标准、建筑安全规范或AI技术伦理指南。
（4）. 提供解决方案：从救赎到方案
· 古代先知/祭司：提供通过祭祀、祈祷、忏悔等仪式来换取神明宽恕与恩典的途径，寻求精神的救赎与现实的解脱。
· 现代科学家/专家：提供技术性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例如，研发疫苗和药物来应对疾病，提出减排政策以解决环境危机。
（5）. 沟通媒介：垄断的通道
· 古代先知/祭司：作为神与人之间的唯一中介，垄断了与神明沟通的渠道，只有他们能解读神意。
· 现代科学家/专家：作为复杂知识与公众之间的权威诠释者，垄断了专业领域的解释权。公众必须通过他们才能理解复杂的科学和社会问题。
核心洞察
这一对比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演变逻辑：任何复杂社会都需要一个权威体系来减少不确定性、解释世界并制定规则，以维持其运行和稳定。
· 进步性：现代专家体系基于可验证、可证伪的科学方法，相比基于启示的宗教解释是一大进步，它带来了技术的飞跃和思想的解放。
· 新的挑战：然而，这种转变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科学”被教条化，当专家系统排斥异见、与权力过度结合时，它可能形成一种 “技术官僚专制” ，用“客观”和“理性”之名压制必要的公共讨论和价值思辨。
因此，真正的现代性不在于用新的“科学祭司”取代旧的“宗教祭司”，而在于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利用专业知识，同时又保持开放、谦逊和民主监督的机制，确保知识服务于人，而非统治于人。
2. 价值判断：从“神的旨意”到“客观最优”
专家系统看似中立，但其建议必然蕴含着价值判断。
· 案例：新冠疫情应对
· 科学事实：病毒传播速率R0值、重症率、疫苗有效率等。
· 专家价值判断：在“个人自由”、“经济正常运行”和“公共健康”之间如何权衡？封城的决策背后，是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将“公共健康”的价值置于短期“经济”和“个人自由”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价值判断，而并非纯粹的科学事实。
· 案例：经济学政策
· 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建议（如加息、财政刺激），背后是对“抑制通胀”、“保障就业”、“控制债务”等不同价值目标的优先排序。选择哪一项，完全是价值驱动的。
因此，专家们的建议常常是“裹着科学外衣的价值建议”。问题不在于他们做价值判断，而在于这个过程常常被“客观性”的语言所掩盖，使得背后的价值选择不被公开讨论。
3. 权威的转移与“新神学”的风险
这种转移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 “世界的祛魅”——宗教世界观衰落，科学理性成为主导。
· 权威的转移：社会的权威从“神圣”转向了“理性”。人们不再从《圣经》或祭司那里寻找答案，而是转向《科学》杂志和专家委员会。
· “科学主义”的风险：当科学从一种方法（质疑、验证、可证伪）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科学万能、科学结论不容置疑）时，就形成了 “科学主义”。
· 这导致了一种新的“神学”：任何挑战“科学共识”的观点都可能被不加审视地斥为“异端邪说”（“反科学”）。
· 专家阶层则成为这个新神学的“祭司阶层”，他们界定着什么才是“正确的”知识。
重要的辨析与警示
承认这一现象，并非要否定科学或专家的价值（那是反智主义），而是为了更健康地看待他们的角色。
1. 科学与科学主义的区别：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谦逊的、可证伪的、欢迎质疑的。它承认自身的局限和不确定性。而“科学主义”则是一种教条化的信仰，它排斥质疑，将当前的科学结论视为绝对真理。
2. 专家功能的必要性：现代社会极其复杂，我们不可能人人都是病毒学家、经济学家和气候学家。依赖专家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必然要求。他们的专业知识是极其宝贵和必需的。
3. 关键在于“透明的过程”而非“盲从的结果”：
· 专家的价值判断应该被公开化，而不是隐藏在技术术语之后。公众需要知道一个政策建议背后权衡了哪些价值。
· 专家系统需要监督和制衡，通过学术争论、同行评议、媒体质疑和公共讨论来防止其成为一个封闭的、傲慢的“祭司阶层”。
· 决策最终应是政治的，而非技术的。专家提供选项和后果预测，但最终应该在民主程序中，由公众及其代表根据价值偏好做出选择。技术专家不应取代政治家的决策角色。
结论
科学家和专家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先知”，他们提供的“科学共识”则成为一种新的“世俗神谕”。
健康的现代社会，不是要抛弃专家，而是要建立一个制度：既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又能够审视其建议中隐含的价值判断，防止科学从一种解放性的工具蜕变为一种新的、不容置疑的压迫性权威。
这要求专家保持谦逊，更要求公众提升科学素养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共同参与这场关于我们未来价值的对话，而不是被动地等待“神谕”的下达。
来源：海棠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