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代农业生产中，除草剂凭借高效、便捷的杂草防除优势，已成为保障作物产量的关键投入品。然而，一个普遍困扰农户与农业从业者的现象是：即便每年按时、按剂量施用除草剂，田间杂草的数量并未显著减少，部分地块甚至出现杂草种类增多、长势更旺的“越除越多”困境。这一矛盾背后
在现代农业生产中，除草剂凭借高效、便捷的杂草防除优势，已成为保障作物产量的关键投入品。然而，一个普遍困扰农户与农业从业者的现象是：即便每年按时、按剂量施用除草剂，田间杂草的数量并未显著减少，部分地块甚至出现杂草种类增多、长势更旺的“越除越多”困境。这一矛盾背后，是杂草生物学特性、除草剂作用机制与农业生产模式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其深层原因需从抗性演化、生态位填补、防除策略缺陷等多维度系统剖析，而破解此困局也需构建“化学防控+生态调控+技术优化”的综合解决方案。
一、核心原因：杂草抗性演化——除草剂长期施用的“必然结果”
杂草对除草剂产生抗性，是导致“年年施药却杂草不减”的最核心、最直接因素。所谓除草剂抗性，是指原本对除草剂敏感的杂草种群，在长期重复施用同一种或同一作用机理除草剂后，逐渐演化出能抵御除草剂毒性、正常生长繁殖的特性，最终使除草剂防效大幅下降甚至失效的生物学现象。这一过程并非偶然，而是自然选择与人为干预共同推动的必然结果。
从演化机制来看，杂草庞大的种群数量为抗性基因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每一株杂草在繁殖过程中都可能发生基因突变，其中极少数突变恰好能使其产生对特定除草剂的“免疫力”——例如，通过改变除草剂作用的靶标蛋白结构，让除草剂无法结合发挥毒性；或增强体内解毒酶的活性，快速分解进入体内的除草剂；甚至通过加厚叶片角质层、减少根系吸收等方式，降低除草剂在体内的积累量。在未施用除草剂的环境中，这些抗性基因因不具备生存优势，会被自然选择淘汰；但当农户长期、单一使用某类除草剂时，敏感杂草被大量杀灭，携带抗性基因的杂草反而因竞争减少而快速繁殖，其后代逐渐成为田间杂草的主流种群。
以我国玉米田常见的稗草、马唐为例，早期使用乙酰辅酶A羧化酶（ACCase）抑制剂类除草剂（如精喹禾灵）时，防效可达90%以上；但由于连续多年单一施用，部分地区抗性稗草种群比例已超过80%，即使加倍剂量施药，防效也不足50%。类似情况在水稻田的千金子、小麦田的看麦娘中同样普遍，抗性杂草的蔓延直接导致“施药次数增加、防效却不提升”的恶性循环，使得杂草总量难以减少。
二、关键推手：生态位空缺与杂草适应性——自然规律对防除的“反向补偿”
农田生态系统中，杂草作为重要的生产者，其生存与繁殖受“生态位”（即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的资源与空间位置）的严格调控。当除草剂杀灭部分杂草后，田间会出现短暂的“生态位空缺”——包括光照、水分、养分、生存空间等资源的闲置，而这种空缺会迅速被其他杂草（或同一杂草的不同生态型）填补，形成“此消彼长”的局面，最终导致杂草总生物量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一方面，除草剂的“选择性”决定了其无法杀灭所有杂草。农业生产中使用的除草剂多为选择性除草剂，仅对某一类或几类杂草有效（如禾本科除草剂只杀禾本科杂草，对阔叶杂草无效）。若农户长期依赖某类选择性除草剂，会导致田间杂草群落结构发生改变：敏感杂草被抑制后，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耐药性杂草（如阔叶杂草中的藜、苋）会因资源竞争减弱而大量滋生，形成“禾本科杂草减少、阔叶杂草增多”的现象，最终杂草总数并未减少，只是优势种类发生了替换。例如，我国南方水稻田早期以禾本科杂草（稗草、千金子）为主，长期使用禾本科除草剂后，阔叶杂草（鸭舌草、异型莎草）的发生量已从每亩不足10株增至50株以上，部分田块甚至出现“草荒”。
另一方面，杂草极强的适应性与繁殖能力，使其能快速占据生态位空缺。多数杂草具备“广谱适应”特性：耐旱、耐涝、耐贫瘠能力远超作物，且繁殖方式多样——既能通过种子繁殖（单株杂草年产种子可达数万甚至数十万粒，如马唐单株结籽量可达5000粒，种子可在土壤中休眠数年至数十年，遇适宜条件即可萌发），也能通过根茎、匍匐茎等无性繁殖（如狗牙根、香附子的地下根茎断裂后，每一段都能长成新植株）。当除草剂造成部分杂草死亡后，土壤中休眠的杂草种子会迅速萌发，或残存的杂草无性繁殖器官快速生长，在短时间内重新占据田间空间，填补生态位空缺。这种“快速补偿”能力，使得杂草能抵御除草剂的短期压制，维持种群数量的稳定。
三、人为因素：防除策略单一与农田管理缺陷——生产模式对杂草防控的“间接助力”
除了杂草自身的生物学特性与自然规律，农户在杂草防控中的策略误区与农田管理缺陷，也为杂草的持续滋生提供了“温床”，加剧了“年年施药却杂草不减”的问题。
（一）防除策略单一化：依赖化学防控，忽视综合管理
当前多数农户的杂草防控模式高度依赖除草剂，缺乏“预防为主、综合防控”的意识。一方面，忽视“播前防除”与“苗后早期防除”的重要性，往往等到杂草长至3-5叶期（甚至更大）才施药，此时杂草已积累较多生物量，对除草剂的耐药性增强，且已与作物争夺了大量资源；另一方面，不重视非化学防控手段的应用，如播前深耕翻土（可将表层土壤中的杂草种子翻至深层，抑制萌发）、中耕除草（人工或机械清除杂草，避免耐药性产生）、覆盖除草（用秸秆、地膜覆盖土壤，阻断杂草光照，抑制生长）等。单一的化学防控不仅加速抗性杂草演化，还无法从根本上减少杂草种子库（土壤中积累的杂草种子总量），导致次年杂草仍能大量萌发。
（二）农田管理粗放：为杂草滋生提供“有利条件”
部分地区农田管理方式粗放，进一步加剧了杂草问题。一是连作（长期种植同一种作物）导致特定杂草持续积累——例如，连作大豆的地块，菟丝子（一种寄生杂草）会因宿主稳定而逐年增多；连作棉花的地块，龙葵的发生量会显著上升。二是秸秆还田技术应用不当，若秸秆未经过腐熟直接还田，会将田间杂草种子带入土壤，增加杂草种子库储量；部分农户甚至将田间拔除的杂草随意丢弃在田埂、沟渠中，杂草种子通过雨水冲刷、风力传播重新进入农田。三是灌溉方式不合理，漫灌会促进杂草种子萌发，且可能导致杂草种子随水流扩散；而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虽能减少杂草萌发，但因成本较高，在部分地区推广受限。
四、破局路径：构建“科学防控+生态调控”的综合体系
要解决“除草剂年年用、杂草不减少”的问题，不能单纯依赖增加施药量或更换除草剂品种，而需从“抗性管理、生态调控、技术优化”三个维度入手，构建可持续的杂草防控体系。
（一）科学轮换与混用除草剂，延缓抗性演化
针对抗性杂草问题，核心措施是打破“长期单一用药”的模式，通过“除草剂轮换”与“合理混用”，减少对杂草的定向选择压力。一是进行“作用机理轮换”：根据除草剂作用机理分类（如ACCase抑制剂类、乙酰乳酸合成酶（ALS）抑制剂类、光合作用抑制剂类等），每年或每季更换不同作用机理的除草剂，避免同一靶点的杂草抗性基因积累。例如，玉米田可采用“ACCase抑制剂类（第一年） 5-烯醇丙酮酰莽草酸-3-磷酸合成酶（EPSPS）抑制剂类（第二年） 光合作用抑制剂类（第三年）”的轮换模式。二是进行“作用机理混用”：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作用机理、且无交互抗性的除草剂混合施用（如将禾本科除草剂与阔叶除草剂混合，同时防治两类杂草；或将同一类杂草的不同作用机理除草剂混合，增强防效并延缓抗性），但需注意混用比例与兼容性，避免出现药害或药效拮抗。
（二）优化农田生态调控，减少杂草生存空间
通过调整农田生态环境，压缩杂草的生态位，从源头减少杂草滋生。一是推行“轮作倒茬”：不同作物对杂草的抑制作用不同，且适用的除草剂种类存在差异，轮作可打破杂草与作物的共生关系，减少特定杂草的积累。例如，水稻与油菜轮作，可减少水稻田稗草、千金子的发生；玉米与大豆轮作，可抑制玉米田马唐、大豆田菟丝子的蔓延。二是强化“播前与播后早期防控”：播前通过深耕翻土（深度20-30厘米）将杂草种子深埋，或使用土壤处理剂（如乙草胺、丙草胺）封闭土壤，抑制杂草种子萌发；作物出苗后，在杂草2-3叶期（耐药性较弱时）及时施药，避免杂草长大成势。三是推广“覆盖除草技术”：在果园、菜园等地块，采用秸秆覆盖（每亩用量200-300公斤）或地膜覆盖（选择黑色地膜，阻断光照），抑制杂草生长；在大田作物中，可结合免耕技术，利用前茬作物秸秆覆盖土壤，减少杂草萌发。
（三）提升农田管理水平，切断杂草传播链条
精细化的农田管理是减少杂草滋生的重要保障。一是规范秸秆还田：秸秆需经过粉碎腐熟（腐熟期30-60天）后再还田，或采用“秸秆覆盖+化学封闭”的组合方式，避免杂草种子随秸秆进入土壤；对于田间拔除的杂草，需及时带出农田集中处理（如深埋、焚烧），防止种子散落。二是优化灌溉方式：推广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减少漫灌导致的杂草种子扩散与萌发；在水稻田，可采用“浅水灌溉+晒田”的方式，抑制杂草（如稗草、异型莎草）生长。三是强化“田埂与沟渠管理”：定期清除田埂、沟渠中的杂草，避免杂草种子通过水流、风力进入农田；在田埂种植紫花苜蓿、黑麦草等良性植物，占据生态位，抑制恶性杂草生长。
五、结语
除草剂年年用而杂草不减少，并非除草剂本身失效，而是杂草抗性演化、生态位补偿与人为管理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问题的破解，本质上是从“对抗式防控”向“协同式调控”的转变——既要利用化学手段高效控制杂草，也要尊重农田生态规律，通过科学的抗性管理、生态调控与精细化管理，减少杂草的生存与繁殖空间。只有将“化学防控”与“生态调控”有机结合，才能打破“越除越多”的恶性循环，实现农田杂草的可持续控制，为农业生产的高产、优质、高效提供保障。
来源：淇泉老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