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的爸爸王慕韩一生波澜壮阔，从国民党起义军官转身成为新疆军垦建设的中流砥柱，却在那特殊时期，被无情的冤屈笼罩，含恨离世。

我的爸爸王慕韩一生波澜壮阔，从国民党起义军官转身成为新疆军垦建设的中流砥柱，却在那特殊时期，被无情的冤屈笼罩，含恨离世。

前排最左为原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团长王幕韩

那些和爸爸一起度过的日子，还有后来为他讨回公道的艰难时光，至今还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放映。

我爸原本叫王九霄，是河北吴桥人，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十期讲习班。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他在山东以及豫鄂边境奋勇对日作战。

1949年9月，那时我爸是国民党七十八师二二七旅骑兵团的上校团长。他深明大义，带着部队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和平起义。

起义之后，我爸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团长。

当时，七十六、七十七团有一小撮起义军官，公开反对部队改造，还偷偷摸摸地组织叛乱。

我爸坚决拥护党对起义部队“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还积极地支持建立党委和政治工作制度。

我爸和好几任领导配合得那很默契，在他的影响下，七十八团的起义官兵都自觉接受教育改造，从来没出现过一点骚动的迹象，为维护社会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因为这样，在新疆起义部队里，除了和陶峙岳司令员一起签名通电起义的十四名旅长以上的将领，我爸是唯一拿到西北解放纪念章的人，这荣誉，沉甸甸的，满是爸爸的荣光。

1952年，剿匪任务圆满完成，驻守在哈密的原六军四十七团接到命令，要就地参加生产建设。团长肖风瑞可愁坏了，他对办农场那是一窍不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1953年，军区通知他去石河子泉水地二十四团参观学习。当时我爸是二十四团团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我爸详细地给他们介绍二十四团开荒造田、兴修水利、营房建设、农业种植、经营管理这些事儿，连远景规划都讲得明明白白，还亲自带着他们跑到田间地头，现场手把手地传授农业生产知识和经验，就像一个耐心的老师，把自己的本事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

我爸对农业技术的钻研，那痴迷得就像着了魔一样。

他尤其对棉花种植上了心，为了提高棉花产量和质量，他专门去向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教授虚心请教，然后又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不停地摸索、实践。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玛纳斯河流域乌兰乌苏一带，他们种的棉花获得大面积高产丰收。

1954年1月号的《解放军画报》用了整整一版来报道这件事，那张彩色照片上，我爸站在棉田边，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左边是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右边是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教授。

左二为王幕韩团长

我爸为了研究长绒棉的种植，记了好几大本笔记，还收集了各种各样科研报纸的剪贴，那股认真劲儿，让人打心底里佩服。

后来，在迪托夫专家的帮助下，他们团队成功研种出新疆的长绒棉，全兵团的人都跑来农八师参观学习。

因为在兵团农业建设上贡献突出，我爸还去北京见到了毛主席，他也是全兵团第一个从起义干部团职提拔为副师职的人。

那时候，在我爸等领导的努力下，农八师就像一颗闪亮的星星，成了全兵团的标杆师。

为了让更多战士掌握农业技术，从1952年到1955年，团里每年冬天都雷打不动地办两次生产骨干及排、连、营长参加的农业技术培训班，而且都是我爸亲自讲课。

他的课讲得十分精彩，从一斤麦种、棉种有多少粒，到一亩地该播多少种，全都是自己实践后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在他的教导下，好多战士从对农业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摇身一变成了农场管理的行家里手。

哪怕后来我爸当了副师长，每年冬天还是惦记着团里的技术班，亲自跑去讲课，就怕战士们学不到真本事。

1956年，我爸当副师长的时候，又狠抓牧业生产方面的苜蓿种植。

他就像个先知，早就看出种苜蓿是农牧结合的关键纽带，苜蓿既能当饲料，又能肥田改良土壤，对农牧都有大大的好处。为此，他亲自制定了粮食、经济作物、牧草各三分之一的“三三制”，还在全师大力推广。

这“三三制”一推广开来，农八师就像被施了魔法，到处都是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粮多、草多、肉多（肥猪生产每年递增30% - 40%）。

我爸还特别注重提高畜牧产品的质量，1956年开始，农八师制订第一个培育绵羊良种五年计划，在他的推动下，农八师的绵羊良种工作顺顺利利地走上了正轨，实现了把农场的好羊调往种羊场，种羊场的差羊调给农场，其他牲畜品种改良也跟着发展得越来越好。

1958年，“大跃进”的“十二级台风”呼呼地刮来了，别的单位都跟疯了似的，天天放“卫星”，上报的产量浮夸得没边儿，什么千斤、万斤的。

我爸和农八师的刘炳正、罗汝正等领导同志头脑清醒得很，他们统一意见，说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自己骗自己、骗群众、骗党，办不到的事情坚决不做，空话大话坚决不说。

结果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那些放“卫星”的单位摔得鼻青脸肿，而农八师却迎来了农业大丰收，当年收棉花20万担，粮食近5000万公斤，工副业也搞得红红火火，一共盈利2000多万元。

农八师的粮棉单产、总产，一下子超过了全兵团各个农业师，还拿出3500多万公斤粮食去支援那些天天放“卫星”的单位，那时候，农八师可真是扬眉吐气。

1965年底，张仲瀚副政委特别欣赏我爸的工作能力，打算把他调到兵团当副参谋长，让他负责全兵团的农业，还准备让管莫索湾的肖凤瑞来接替父亲管理八师的农业。

我爸觉得自己在八师辛辛苦苦打拼了这么多年，对八师的情况了如指掌。

于是，他就带着肖凤瑞，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交接，这一交接，几个月时间就过去了。

交接完后，我爸想着自己这么多年都没住过医院，就决定去住个院，检查检查身体再去上任。

可谁能想到，这一住完院出来，特殊时期突然就开始了，去兵团任职的事儿，就这么泡汤了，像个美丽的肥皂泡，“啪”的一声就没了。

特殊时期，我爸遭遇了残酷的冲击。那些人简直就是睁眼说瞎话，把我爸为新疆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全都给否定了。

1968年初春的一天，我爸拉着我姐的手，一脸愧疚地说：“爸爸参加国民党这段历史，可能会影响你的前途，爸爸对不起你！但爸爸参加革命后，可没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这点你一定要相信爸爸！要是我今后遇到啥不幸，你可得照顾好你的妈妈和妹妹！”

我们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成了我爸对我们的最后遗言。

1968年7月4日，我爸在受尽折磨之后，含冤离开了人世，那时候我才14岁，我的世界就像天塌了一样，一片黑暗。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妈也因为承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撇下我们走了。

不满18岁的我，就这样父母双亡，孤孤单单的，那种滋味，就像掉进了冰窟窿，冷到了骨子里。

可我们姐妹俩怎么能甘心我爸就这么蒙冤受屈呢？

我和姐姐铁了心，一定要为我爸讨回公道。从石河子到兵团，再到北京，我们四处奔走反映情况。

这告状之路，一走就是十年，那真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艰难之路。

那些年，我吃尽了苦头，为了凑够路费，我甚至去卖过血，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一阵发酸。

为了能见到兵团领导，我绝望地躺在汽车前，就盼着能引起他们的注意，那时候，我真是走投无路了。

我还三次前往北京，每一次去北京，都充满了未知和艰难，可我从未想过放弃。

终于，1979年1月20日，石河子地委在市委礼堂召开大会，为在特殊时期中受到迫害、含冤去世的爸爸平反昭雪。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哗”地流下来，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坚持，总算有了结果，就像在黑暗中走了很久很久，终于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我爸虽然已经离开我50多年了，但他为新疆军垦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不会被磨灭。

他的精神，就像一盏明灯，一直照亮着我，激励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地前行，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浪，都绝不退缩。

来源：修为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