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长期使用并至今还在通行成熟表意文字的唯一民族。用这种特有的表意文字撰写的典籍，卷帙浩繁，涉及内容广泛，在国内及彝区具有很高的文化普及教育与科研学术研究价值，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长期使用并至今还在通行成熟表意文字的唯一民族。用这种特有的表意文字撰写的典籍，卷帙浩繁，涉及内容广泛，在国内及彝区具有很高的文化普及教育与科研学术研究价值，

彝文自古就对彝区的文化脱盲与经济发展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足以和汉文、蒙文、藏文、

维吾尔文等文字文献典籍相媲美，特别是彝族源远流长的布摩典籍文化，蕴藉深厚，恢宏灿烂，它在中国彝族的社会发展及历史长河中，

传承了古代彝族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时期人类历史文化的文明程度，如此极高的文明文化在大西南独树一帜，这一点很早就引起了中外学界的普遍关注与研究。

中国彝学在世界上本来就是一门多学科的领域，而作为国际性的彝学研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学者对彝族支系撒尼、阿细、诺苏的史源研究，即始创了国外对彝学研究之先河。

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有不少中国民族学家又再一次对有关彝族的社会、历史、宗教、语言、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成绩斐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许多中外学者又对彝族语言与彝族社会历史的调查以及对凉山彝族社会形态的研究等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后的二十年里，国际彝学曾一度处于停滞的状态，直到 1980 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彝学研究又一次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目前，中国彝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已是今非昔比，

彝学研究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国际间对彝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更加频繁与多样。著名彝学家马学良先生曾指出：

“布摩的经籍文献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关系到彝族的社会结构、历史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心理、民族认同等等问题，对布摩的文化研究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彝谚有云：

“硕诺毕波帕”（布摩的源头在黄茅埂下）。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研究彝族布摩文化典籍理当由文字开始，正所谓思其始而图其终，归根结底，就是为我们的研究所用，拓宽研究者们的思路。

彝族布摩文字是一种古老的、具有独自特点的 “自源文字”（历史上中国民族文字共有三十余种，其中多数为借源文字，借源文字即是借助于其它民族的字母、形体、笔划、结构而创制的文字；

我国少数民族中只有少数几个民族的文字为自源文字，如汉文、彝文、东巴文等）系统。彝文创制于何时至今尚无从稽考，学术界迄今尚无明确定论。

但不管怎样，彝文已经创制有几千年的历史是史实，根据目前现存的大量金石铭文和古籍文献可以证实，这也说明了彝文曾在历史上为人类历史记下了灿烂的一笔文化遗产，

这一笔遗产是彝族的也是祖国的珍贵遗产。同时，也说明了彝文这种书面交际工具，它能够担负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当今的彝区发展经济及文化建设都离不开彝文的科普传技，自古传世彝文对彝区的文化教育作用很大。但是，清代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

也由于缺乏统一的印刷文书印具，在传抄中，各地方言借字、错别字、滥造新字混杂不清，造成同义多形和通假代用等混乱现象，致使同一彝文的异体字多达数个甚至十几个，

原本统一的彝文被部分地分解了，其结果是严重地影响了文化交流和与本民族的团结。

解放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地都在从解决彝文教学和古籍整理的需要出发，许多同志及研究者纷纷提出了尽快进行彝文字全面的规范化，

各地都在恢复和发展了四省区统一的超方言彝文的要求。许多有识之士，如中央民族大学的马学良教授和已故的彝族学者果吉宁哈等为此作了

大量的前期调查研究工作。1989 年 7 月，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召开的第四届滇、川、黔、桂四省区古籍翻译、

整理、研究、出版协作会上，经 200 多位与会者讨论，一致同意开展统一彝文的工作。并决定，由北京、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有关方面先搜集、整理、编印出各地的彝文字典（字集或字表），

把当地常用的彝文正体字规范起来，作为各地区今后研究整理的方案。

彝文虽然在古代有多种称呼及叫法，但不管怎样，彝文在古史里，或因 “爨” 与 “罗罗” 是古代对彝族先民的称呼而称的 “爨文”、“爨字”、“罗罗文”；或因汉族不识这种彝文字而称之为 “韪文”

、“韪书”；或因其形状类似蝌蚪而称 “蝌蚪文”；或因彝文的创制与应用与古代祭司布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称 “布摩文” 等。

我们既然要提出四省统一文字，那就必须得抓住彝文创制时代产生的研究，在古代的彝文史志典籍中与汉文史志典籍里对彝文年代的产生都没有一个明确与肯定的说法，

只有当今研究者们认为的彝文创制于东汉说、彝文出自于战国晚期或西汉早期说，还有部份学者对彝文起源于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彝族太古氏族部落 ——“哎哺世代” 说等，

对于彝文创制于东汉说也好西汉说也罢，具体都说明不了文字创制的时间概念，研究到了最终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据现存的汉文史志和彝文史籍资料记载考证，以及我国现已发掘出来的文字考古材料所证实，可以断定，彝文早在殷商以前就是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的文字了，直至到先秦两汉，

已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民用创世表意文字体系是有史实依据的。因为此时的彝族 “由于文字的普及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的记录”，又有了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历史史实，

又有存在已具规模的彝文典籍和现今彝区考古存在的威宁中水与西安半坡陶器刻划符号文字与石刻文字等作为佐证。

具体考古发掘文字是 1978 年 10 月至 1979 年 12 月，贵州省博物馆先后两次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时，采集发掘出了 188 件陶器陶片，

采集发掘到的陶片上有 51 个刻划符号彝文。除去重复的陶片彝文后有 45 个刻划符号彝文与现今的彝文相同相似，其中 43 个均刻划在从文化层发掘出土的陶器陶竽上，

年代下限在东汉晚期，上限在战国中期以前，经考证这些刻划文字在西汉前期至东汉晚期的较多，

至今已有二至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本人及王正贤先生认为 “初步可释为古彝文，即西南彝（夷）经盛行时代的古彝文。彝族先民早在我国先秦至战国以前就有了自己的文字。也就是说，

古彝文在先秦至战国以前便也创制产生使用了”。余宏模先生则说 “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渊源甚早。仰韶彩陶刻划符号，是中国文字的始祖，既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与彝文的创始文字可能也有很大的关系”。

之后，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有 “夷书”，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载有 “罗殿国文书”，可见在唐宋时期彝文已经是一种比较通行的文字了。

有关汉史文献典籍中的彝文记载说法在古时称之为 “爨文”。许多书中皆根据《华阳国志・南中志》里的关于 “诸葛亮平南中” 的记载，来论证 “爨文” 之称起源于姓氏之说。

在此，笔者认为姓氏起源说似乎不足以道清彝族 “爨文” 之称的来历，因为我们还可以把时间上溯到唐，樊绰的《蛮书》（名类篇）的记载。书中明确记述：“西爨为白蛮，东爨为乌蛮”；

“第七程至竹子岭，岭东有蛮部落，岭西有卢鹿蛮部落”。

这里的 “卢鹿” 即指彝族，后来又转音为 “罗罗族” 沿用至今（只是被今彝人视为贬义而不被广泛运用）。“第七程” 呢，是指当时测量遥远路途的方法，而 “竹子岭” 当然就是指彝地。

由于竹子岭人皆使用 “爨文” 这种相同文字，故称 “西爨”、“南爨”，这就说明早在樊绰之前，或至少是它的时代就把 “竹子岭” 的人们使用的文字命名为 “爨文” 了，那为何如此命名呢？

这还得从彝族 “六祖分支” 的历史事件说起，彝族的 “六祖分支” 是彝族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对彝族的族系分布、文化传承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六祖” 中的武、

乍两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东部和中部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当地的其他民族相互交流、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彝族为主体的 “爨” 文化区域。

在这个区域内，人们使用的彝文被统一称为 “爨文”。“爨” 字在当时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姓氏，更代表了一个特定的地域文化概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不同的文献记载中，

“爨文” 与彝族的分布区域和文化特征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基于历史文化背景的解读，比单纯从姓氏起源来解释 “爨文” 之称，更具合理性和说服力，也为我们深入研究彝文的历史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

据《爨文丛刻・自序》说：“按爨字之名，始称于蜀汉，盛于唐，而爨字之书，则远起于汉前也。” 这就进一步说明了 “爨文” 之称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也为我们研究彝文的称谓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考古发现来看，1957 年在昆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

其鼓腰上铸有舞蹈和剽牛图案，在图案间刻有一些符号，经研究，这些符号与古彝文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发现不仅为我们研究古彝文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实物证据，

也表明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彝文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可能用于记录祭祀活动、

重大事件等，反映了当时彝族社会的文化发展水平。这种从考古实物中解读彝文信息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彝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和功能，为深入探究彝文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再如，1975 年在贵州赫章可乐发掘的西汉墓中，出土了一件刻有符号的陶器，这些符号同样与古彝文相似。这一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在西汉时期，古彝文已经在彝族地区广泛传播和使用，

并且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对这些考古发现的综合研究，我们可以构建出一幅更加完整的古彝文发展脉络图，为彝文统一研究提供坚实的历史基础。

这种基于考古实物的研究方法，能够让我们跨越时空的限制，直接触摸到古彝文的发展轨迹，为我们深入理解彝文的历史内涵提供了有力支撑。

彝族传世文字的书写特点独具特色，其笔画形态丰富多样。有的笔画刚劲有力，犹如苍松挺拔；有的笔画则柔和婉转，好似溪流潺潺。在书写布局上，它不拘一格，字与字之间的排列疏密有致，

充满了节奏感。从书写顺序来看，彝文一般遵循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但在一些特殊的文献或书法作品中，也会出现独特的书写顺序，

展现出其灵活性和创新性。例如，在一些古老的祭祀经书中，为了体现神秘庄重的氛围，书写者会采用一种独特的环绕式书写顺序，使文字仿佛形成了一个神秘的符号圈，

这种书写方式不仅增加了经文的神秘感，也体现了彝文书写与宗教文化的紧密结合。

彝文从类型上可划分为传统彝文和规范彝文。传统彝文历史悠久，它承载着彝族数千年的文化记忆，是彝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在传统彝文中，又可细分为金石彝文、写本彝文和铭刻彝文等。

金石彝文主要刻铸在金属器具和石碑上，其字体庄重古朴，笔画刚硬，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例如，云南禄劝的《镌字岩石碑》，上面刻有大量的彝文，记载了当地彝族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传统，

是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重要金石彝文资料。写本彝文则主要书写在纸张、

兽皮等材料上，其字体相对较为灵活，根据书写者的风格和习惯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铭刻彝文除了石碑铭刻外，还包括在摩崖、洞穴等地方的刻字，这些铭刻彝文往往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相结合，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规范彝文是在传统彝文的基础上，为了便于推广和使用，经过系统整理和规范而形成的。它统一了字形、笔画和读音，大大提高了彝文的通用性和规范性，为彝文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彝史典籍的分类方式较为多样，按照其内容和功能，可分为历史类、宗教类、文学类、天文历法类、医药类等。从传承载体来看，又可分为纸质典籍、金石铭刻典籍、口传心授典籍等。

以地域为划分标准，则有滇系彝史典籍、川系彝史典籍、黔系彝史典籍、桂系彝史典籍等，不同地域的典籍在内容和风格上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历史类典籍详细记录了彝族的起源、迁徙、部落战争、社会制度变迁等重大历史事件。如《彝族源流》这部重要的历史典籍，从彝族的原始起源讲起，历经数千年的历史发展，

详细记载了彝族各个支系的演变过程，为研究彝族历史提供了系统而全面的资料。宗教类典籍主要包含了彝族的原始宗教信仰、祭祀仪式、神灵崇拜等内容。彝族的毕摩在宗教活动中使用的大量经书，

如《作祭经》《作斋经》等，对研究彝族宗教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文学类典籍则涵盖了彝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诗歌等丰富的文学形式。彝族的神话传说充满了奇幻色彩，如《洪水泛滥》的神话，讲述了人类在洪水灾难后的重生，

体现了彝族人民对自然和生命的独特理解。天文历法类典籍记录了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的天文知识和历法体系。

彝族的十月太阳历独具特色，它以观察太阳运动为基础，将一年分为十个月，每个月三十六天，年末另加五天作为节日，这种历法与彝族的农业生产和生活节奏紧密相关。

医药类典籍包含了彝族传统的医学理论、药物知识和治疗方法。彝族医药对许多疾病有着独特的治疗手段，如通过草药、推拿、针灸等方法进行治疗，这些知识在彝史医药典籍中得到了详细的记载。

在古代，彝族的毕摩们在传承和使用彝史典籍的过程中，就已经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分类。他们通过口传心授和手抄的方式，将重要的典籍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并在传承过程中对一

些内容进行注释和讲解，使其更易于理解。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国内学术研究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彝史典籍的整理。

例如，20 世纪 30 年代，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与大定县的罗文笔老先生合作翻译出版了《爨文丛刻》，这是近代以来对彝文古籍整理翻译的重要尝试，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虽然整理工作面临诸多困难，如语言障碍、资料稀缺等，但学者们的努力为彝史典籍的传承和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彝史典籍的整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各地开始有组织地收集和整理彝史典籍。例如，毕节地区在 1955 年成立了彝文翻译组，

专门从事彝文古籍的整理和翻译工作。从 1955 年到 1966 年，该翻译组整理、翻译了《西南彝志》等 25 部，52 卷，译文约 80 万字，加上音标、字译、句译、注释，共 200 余万字。

这一时期的整理工作为后续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彝史典籍的整理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各地纷纷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加大对彝史典籍整理的投入。例如，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原毕节地区彝文

来源：彝空间音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