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伙被要求AA制，61岁大妈怒斥：我有钱有房，为啥做你的免费保姆

摘要：＂凭啥我得AA制？＂我一拍社区食堂的桌子站起来，满眼通红，＂我徐秀兰有钱有房，是来搭伙吃饭，又不是来当免费保姆的！＂

＂凭啥我得AA制？＂我一拍社区食堂的桌子站起来，满眼通红，＂我徐秀兰有钱有房，是来搭伙吃饭，又不是来当免费保姆的！＂

这话一出，食堂里顿时鸦雀无声。那位新来的食堂负责人李师傅，四十来岁，脸上挂着尴尬的笑。

邻桌的几位老伙伴面面相觑，有人低声嘀咕：＂秀兰这暴脾气，又上来了。＂阿庆头叔叔轻轻咂舌，摇了摇头。

我一甩围裙，大步流星朝门外走去。手里还攥着那条已经洗得发白的围裙，那是我的宝贝，用了十几年了，早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初秋的风卷着银杏叶，打着旋儿落在肩头。六十一岁的我，腰板仍然硬朗，只是步子慢了些。耳边仿佛还回响着李师傅那句＂您动作太慢，耽误效率＂的话，像一根刺扎在心口。

老槐树下的长椅空着，我一屁股坐下，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老了，真的老了，连擦个桌子都嫌慢。＂我自言自语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块儿已经有些褪色的手帕，是老伴留下的，上面绣着一对喜鹊。

想我徐秀兰，一九八三年进锦江纺织厂，那时才二十岁出头，从一个不懂事的毛丫头，变成车间里的技术能手。我们那时候穿的衣服都是蓝色的工装，头上扎着白毛巾，每天在机器轰鸣声中度过。

厂里的广播站天天放着《东方红》，饭点儿一到，大家端着搪瓷缸子排队打饭。那时候，厂里的食堂是我们工人的第二个家。

一条长板凳能坐七八个人，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着家长里短，分享着生活的酸甜苦辣。＂秀兰，听说你相亲了？那小伙子咋样？＂老罗头总是最八卦，眼睛滴溜溜地转。

＂少打听人家闺女事儿！＂洗碗大娘会拿抹布作势要打他，逗得大家前仰后合。那年月虽然苦，馒头里有时候掺着红薯面，冬天厂房里手冻得通红，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和踏实。

就是在那食堂，我认识了老伴王德明。他是修理工，手上总有机油的味道。第一次见他，是因为我操作的织布机坏了，他来修。他蹲在机器前，认真地拧着螺丝，连抬头看我一眼都没有。

＂真是个闷葫芦。＂我当时这么想。谁知道第二天中午，他竟然端着饭盆坐到了我对面，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你的机器，我给调好了。＂说完就低头猛扒饭，脖子红得像煮熟的虾。

结婚那年，正赶上单位分房。我们排了三年队，终于分到了一套四十五平米的小两居。屋里家具没几件，但我和老伴高兴得不得了，扛着木板钉了个书架，又从旧货市场淘了张二手沙发。

＂咱家像个样子了。＂老伴总爱揽着我的肩膀，看着这个小家，眼里满是骄傲。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有了儿子，又生了女儿。日子虽然紧巴，但老伴勤快，下班后还去街边修自行车赚外快。我也精打细算，每个月总能省下几块钱，放在枕头底下的红布包里。

九十年代初，厂里开始不景气。先是减产，后来发不出全额工资。车间里的机器越来越少，人也越来越少。

＂秀兰，咱们厂怕是要不行了。＂老郑头有天趴在我耳边低声说，眼神里满是忧虑。不到半年，传言变成现实。我拿着补偿金，成了下岗工人。

那段日子，我和老伴起早贪黑，一个去菜市场卖早点，一个去建筑工地当小工。日子过得紧巴，但靠着两人的努力，孩子的学费从没短过。

退休后，我和老伴终于松了口气。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小日子。我们在单位附近买了套七十平米的小两居，算是有了安稳的晚年。

老伴常说：＂秀兰，咱们这辈子苦了点，但值！＂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到楼下的小花园打太极拳，回来就煮一锅香喷喷的小米粥。

日子一天天平淡地过着，我们常去社区食堂。起初只是吃饭，后来看到食堂人手不够，就主动帮着收拾桌椅、打扫卫生。

老伴常笑我：＂你这是闲不住，在家歇着不好吗？大半辈子都在忙活，退休了还不知道享福。＂

我总是嗔怪地拍他：＂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人活着，总得有点事做。闲着手痒痒，再说了，人多热闹。＂

食堂里有不少和我们年纪差不多的老人，大家很快熟络起来。张大爷是退休教师，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刘婶子做了一辈子裁缝，现在还能给孙子孙女做小衣服；还有王奶奶，七十多了，每天下午都要到食堂来喝杯茶，说这里比家里热闹。

＂食堂就跟咱们当年的大院似的，啥事儿都知道。＂老伴常这么说。每到饭点，他总要早早占座，然后招呼我：＂老太婆，快来！我给你占了风水宝地！＂

去年冬天，老伴突发脑溢血，没挺过那个寒冬。送走他那天，雪下得很大，白茫茫一片，像是苍天在替我哭泣。

火化场的炉子前，我双腿一软，差点跪下。儿子女儿一左一右扶着我，我却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耳边只有老伴临走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秀兰，照顾好自己...＂

那之后，我的头发一夜白了许多，嘴角的皱纹也深了。每天清晨，我打开窗户，望着对面的老槐树，总觉得它在对我点头。

一个人住在这个曾经热闹的房子里，墙上的相框里是我和老伴的合影，茶几上还放着他常用的老花镜。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错觉他还在厨房忙活，或者在沙发上看报纸。

儿子女儿工作忙，一个月才回来一两次。儿子在外地一家公司当经理，常年出差；女儿在医院上班，经常值夜班。电话里，他们总是说：＂妈，您多保重，我们忙完这阵子就回来看您。＂

大房子显得空荡荡的，只有电视机的声音作伴。我常常坐在沙发上发呆，半天不说一句话。

社区食堂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去处。早上七点，我总是第一个到，帮着擦桌子、摆碗筷。中午十一点，我在角落里吃完饭，就开始收拾别人用过的碗筷。

＂徐大姐，您歇会儿吧，这么大年纪了，还干这些。＂食堂的老负责人王阿姨常这么劝我。

我却只是笑笑：＂闲着也是闲着，再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做惯了事的人，闲不住。＂其实我心里清楚，这里让我找到了存在感，找到了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每天推开食堂的门，迎面而来的是饭菜香和人声鼎沸。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想起从前厂里的大食堂，想起那些简单而充实的日子。

食堂的墙上贴着毛笔写的＂光盘行动＂几个大字，旁边是一张老照片，是建食堂那天大家的合影。照片里，我和老伴站在一起，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笑得见牙不见眼。

王阿姨退休后，来了这个叫李师傅的年轻人。他带来不少新点子，换了明亮的日光灯，添了几台电风扇，还在墙上挂了一台大彩电。

＂与时俱进嘛！＂他拍着胸脯说，＂让咱们社区老人享受现代化生活！＂

刚开始，大家都挺喜欢他的热情和干劲。可没多久，李师傅的态度就变了。他总皱着眉头算账，说现在成本高了，得精打细算。

菜量开始减少，肉也少了。以前一荤一素十块钱，现在变成了十二块。老人们有意见，但也理解物价上涨，都没多说什么。

那天，我正在擦桌子，动作慢了些。手腕有些酸，我停下来揉了揉。李师傅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直皱眉头。

＂徐大妈，您年纪大了，这些活就别干了。＂他开口道，语气里带着不耐烦，＂要不咱们AA制吧，您出一点钱，我们来做这些活。＂

＂AA制？＂我愣住了，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您吃饭要么按市价付全款，要么就别再帮忙了。＂李师傅直言不讳，＂您动作太慢，耽误效率。这桌子擦了半天还没擦完，食堂马上要开饭了。＂

就是这句话，点燃了我心中的怒火。我徐秀兰一辈子勤勤恳恳，从没偷过懒，如今到了这个年纪，竟然被人嫌弃动作慢！

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发呆。屋子里很静，只有老式挂钟在滴答作响。那是我和老伴结婚时买的，三十多年了，还走得准。

墙上的老照片里，是年轻时的我和老伴，那时我们刚买下这套房子，两人笑得像傻子一样。老伴穿着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我扎着马尾辫，戴着一对小小的塑料耳环，是厂里发的奖品。

那年我三十五岁，攒了七年的钱，靠着单位补贴和银行贷款，终于从单位分了这套七十平米的小两居。老伴抱着我，说：＂秀兰，咱们终于有个自己的家了！＂我们俩像孩子一样，在新房子里又蹦又跳。

茶几下面放着一个旧木箱，是老伴做的。我打开来，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各种存折和房产证。我翻开床头柜里的存折，里面的数字让我安心。

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但也没亏待过自己。退休金足够生活，房子也早就还完了贷款。子女都有出息，我这个当妈的没什么可操心的。

但我为什么还是感到空虚？为什么李师傅的那句话能刺痛我？是因为我在害怕自己真的老了，没用了吗？

窗外的老槐树沙沙作响，像在回答我的疑问。

＂槐树啊槐树，你比我年纪还大，可你每年都有新叶子，我呢？我只会越来越老，越来越慢...＂我自言自语着，摸了摸自己布满皱纹的手。

这双手曾经操作过织布机，缝制过衣服，抚养过孩子，如今却被嫌弃＂太慢＂。我想起了厂里的老照片，那时车间评比，我是＂先进工作者＂，胸前别着大红花，多神气啊！

第二天早上，我没有去食堂。中午也没去。到了第三天，我开始想念那里的饭菜香，想念那些熟悉的面孔。但自尊心不允许我回去。

＂宁可饿死，也不受这气！＂我嘟囔着，从冰箱里拿出剩菜，热了热就当午饭。

傍晚时分，楼下传来熟悉的声音：＂秀兰，在家吗？＂是住在四楼的张阿姨。

我打开门，张阿姨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给你带了食堂的饭菜，今天有你爱吃的糖醋排骨。＂

见我没说话，她又说：＂大家都惦记你呢，问你怎么不来了。＂

我苦笑着摇头：＂人老了，不中用了，去了也是添乱。李师傅说得对，我这把年纪，动作是慢了点。＂

＂瞎说什么呢！＂张阿姨拉着我的手，脸上满是气愤，＂咱们社区老人都签名了，要求李师傅道歉呢！大家说了，食堂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咱们社区的精神家园！＂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真的？大家都为我说话？＂

＂可不！＂张阿姨兴奋地说，＂老刘头拍桌子说，要不是看在社区的面子上，非跟李师傅急！老王头说了，食堂就是靠咱们这些老人支撑起来的，没有咱们，哪来的生意？＂

我心里暖烘烘的，像是冬天里喝了一碗热汤。

＂还有，＂张阿姨压低声音，像是要透露什么秘密，＂我听说李师傅其实压力很大。他爱人生病了，医药费花了不少，食堂又亏损，他这人死要面子，不好意思说。＂

我一愣：＂真的？他爱人病了？＂

张阿姨点点头：＂听他徒弟小张说的，李师傅每天晚上还要去医院照顾爱人。咱们这些老家伙不理解年轻人的难处，他们也不理解咱们的感受，这不就是代沟嘛！＂

我沉默了。原来李师傅也有自己的难处。我想起了当年下岗时的艰难，当时为了省钱，我连感冒都不去医院，在家硬扛。

那天下午，我换上出门的衣服，整理了一下头发，又打开抽屉，取出那条洗得发白但干净整洁的围裙。这是我的＂战袍＂，穿上它，我就不再是孤独的老太太，而是有用的人。

推开食堂的门，发现里面坐满了人，都是平日里一起吃饭的老伙伴。李师傅站在中间，看到我进来，立刻迎上前。

＂徐大妈，对不起，我说话太直了。＂他挠挠头，有些窘迫，脸上带着疲惫，眼圈发黑，看来真是日夜操劳，＂其实我不是嫌您，是这个月成本上涨，我压力大，就...＂

＂我明白。＂我打断他，＂日子不好过，谁都有难处。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压力，我们老年人也有自己的想法。＂

李师傅低着头，像个犯了错的孩子：＂我爱人身体不好，医药费一大笔，我心里着急，就...就迁怒到您身上了。＂

他这一说，我心里更软了。想当年老伴住院，我也是又当爹又当妈，还要照顾病人，那种焦头烂额的感觉，我太懂了。

＂你爱人住院了？哪个医院？要不要我去看看？我闲着也是闲着。＂我脱口而出。

李师傅眼圈红了：＂徐大妈，您这么大岁数了，还惦记着帮我，我真是...＂

这时，老杨头站起来，敲了敲桌子：＂行了行了，都别矫情了！咱们商量个办法。。＂

＂是啊，＂王奶奶接过话茬，＂我一个人住，儿女不在身边，每天就盼着来这儿说说话，见见人。＂

＂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老杨头继续说，＂咱们食堂可以成立个＇互助小组＇，有手艺的老人可以来帮忙，不收钱，但能优惠用餐。老刘会木工，可以帮着修桌椅；老张会算账，可以帮你理理账目；秀兰手脚麻利，可以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这样互惠互利，多好！＂

李师傅眼睛一亮：＂这个主意好！徐大妈手脚麻利，可以当组长！＂

我心头一暖，但还是故作矜持：＂谁说我要当组长了？我这把年纪，能帮上忙就不错了。＂

大家哄堂大笑。笑声中，我看到李师傅的眼里闪着泪光。

回家路上，夕阳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忽然想到了什么，转身又回到食堂，从角落里取出一个旧布包。那是我的老围裙，用了十几年，边角都磨白了。老伴还在时，常说这围裙像我的第二层皮。

＂秀兰，你这围裙都洗得没颜色了，丢了吧，我给你买新的。＂他总这么说。

＂新的哪有这个顺手？＂我总这么回答。

第二天一早，我戴着老花镜，坐在阳台上，用针线缝补那条围裙。阳光透过银杏叶的缝隙，在围裙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突然明白了，我不是为了省那点钱去食堂帮忙，而是怀念那种被需要的感觉，那种集体生活中的温暖。

我们这代人，习惯了集体生活。从前在厂里，大家朝夕相处；在大院里，邻里之间有说有笑。如今各家各户都关起门来，生活方便了，但人情味淡了。

社区食堂就像一座桥梁，把我们这些孤零零的老人连在一起，让我们找回那种熟悉的归属感。AA制？不，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我们需要的是互相扶持，互相理解。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儿子的号码：＂儿子，妈想跟你商量个事...＂

电话那头，儿子有些惊讶：＂妈，您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我打电话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没有困难，就是想告诉你，妈找到了新工作！＂我兴奋地说。

＂什么工作？＂儿子警惕起来，＂妈，您可别被骗了！现在骗老人的太多了！＂

我笑了：＂傻孩子，妈是去社区食堂当＇互助小组＇组长！我要带领社区老人，一起把食堂变得更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传来儿子松了一口气的声音：＂吓我一跳，还以为您要去做什么推销员呢。妈，您高兴就好，但别太累着自己。＂

＂知道了，你们工作忙，有空就回来看看妈。＂我挂了电话，心里满是期待。

后来，社区食堂的＂互助小组＂越来越壮大。我教会了李师傅如何节约成本又不降低饭菜质量——用土豆丝炒出三分熟再加肉丝，既省肉又好吃；退休老会计王奶奶帮忙算账，发现了不少可以优化的地方；曾是木工的刘大爷修好了所有摇晃的桌椅；张阿姨是老教师，组织大家学唱老歌，每周五下午都有＂卡拉OK＂时间...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