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里的早市还没开始，消息就传开了。张婶子昨晚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坐了一夜，手里攥着一本红色的存折，哭得像个孩子。

村里的早市还没开始，消息就传开了。张婶子昨晚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坐了一夜，手里攥着一本红色的存折，哭得像个孩子。

我是在早上五点半听说的，正准备去地里看看前两天种下的黄瓜苗。六叔骑着三轮车经过我家门口，喊了一声：“老李，张家婶子出事了！”我披上衣服就跑出去，隔壁张婶子比我大不了几岁，在村里属于那种存在感不强的人，大家都知道她收废品，但没人真正了解她。

槐树下围了十几个人。张婶子蜷缩在树根边，身上盖着不知谁家的花棉袄，脸上的泪痕已经干了，但眼睛红得像两颗小灯笼。村主任的媳妇小声对我说：“从昨晚十点就这样了，怎么劝都不回家。”

张婶子看见我，眼泪又涌出来。她伸出枯瘦的手，手心里是被汗水浸湿的红色存折。

“老李，你识字，你看看…这上面写的是真的吗？”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三十年来，村里人都知道张婶子是个”捡破烂的”。每天天没亮，她推着吱呀作响的破三轮车出门，傍晚才回来，车斗里装满了纸箱、塑料瓶、废旧电池，还有别人家不要的锅碗瓢盆。

她的院子就在我家西边，两家只隔一道篱笆墙。那个院子像个迷宫，堆满了分类整齐的废品。村里人都笑话她是”守财奴”，连小孩子都学会了喊她”破烂婆”。

我接过存折，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

“张秀兰，定期存款，伍拾万元整。”

五十万。

周围的人倒吸一口冷气。

张婶子抹着眼泪说：“昨天，县里收废品的老板上门来，说要收我院子里所有的东西，一次性结清，给了我五十万。我…我没见过这么多钱…”

要说起张婶子的故事，得从三十年前说起。

那时候村里刚通了电，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拉线架灯，只有张婶子家还点着煤油灯。她丈夫是个修钟表的手艺人，在县城有个小铺子，人称”钟表王”。两口子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也温饱无忧。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张婶子的一生。

她儿子——那时候还不到七岁的小宝，得了白血病。

“钟表王”变卖了所有家当，甚至连祖传的一套钟表修理工具都卖了。手术费、化疗费像无底洞一样吞噬着这个家庭的积蓄。半年后，小宝还是走了。

“钟表王”撑不住了，喝农药自杀，医院抢救过来后，成了植物人。

就这样，张婶子一个人扛起了这个家。她没有学历，没有技能，唯一会做的就是收废品。

三十年来，她每天推着三轮车走遍村里村外，弯着腰在垃圾堆里翻找有价值的东西。她从来不嫌脏，不怕累，也不在乎村里人异样的眼光。

“婶子，你攒这么多钱是要做什么啊？”村主任小心翼翼地问。

张婶子的目光穿过人群，落在远处的山上。那里有个小土包，是小宝的坟。

“我想给小宝盖个像样的墓，再给他爸买个好点的轮椅。剩下的…”她哽咽了一下，“剩下的我想捐给村小学，建个图书室，就叫’小宝图书室’。”

“我…我这辈子没念过几天书，但我知道，读书重要。小宝生前最喜欢看书了，可惜，村里没有图书室，他只能看我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破杂志…”

听到这里，很多村民低下了头。过去他们把张婶子当成怪人，甚至在背后嘲笑她的”守财奴”行为，而现在，他们为自己的偏见感到羞愧。

第二天，我特意去了一趟张婶子家。

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我发现院子里一片空荡。那些堆积如山的废品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只留下地面上深深浅浅的印痕，像某种无法破解的密码。

张婶子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个旧铁盒。我知道那是她丈夫的钟表工具盒，虽然里面的工具早就卖掉了，但她一直珍藏着这个空盒子。

“婶子，吃饭了没？”我问，其实是想知道她昨晚的事后续。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似乎不太确定自己到底吃没吃。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我这才发现，她的皮肤因常年在外风吹日晒，像老树皮一样粗糙。

屋子里很简陋，但出奇的干净。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全家福，照片中的”钟表王”穿着整洁的白衬衫，张婶子身着一件鲜艳的红裙子，怀里抱着小宝。那是三十年前的样子，三个人都笑得那么灿烂。

角落里放着一台旧电视机，上面落了一层灰。电视旁边是一个小书架，摆着几本破旧的课本和童话书，有些书页已经发黄卷边，但整齐地码放着，像是被人精心呵护过。

“这些是小宝的书，我一直舍不得扔。”张婶子顺着我的目光解释道，语气中带着轻微的自豪，“他虽然只上了半年学，但认识的字比我还多。”

她站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张皱巴巴的纸。“这是小宝画的画，他说长大要当画家。”

纸上是孩子稚嫩的笔触：蓝天、白云、小房子，还有一家三口手牵手的简笔画。画的右下角歪歪扭扭地写着”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我沉默了。

张婶子拿起桌上的茶杯——那是个用旧易拉罐做的杯子，外面贴着一层塑料纸，上面还有小花的图案。她倒了半杯水给我，水里漂着几片茶叶，可能是她从哪里捡来的茶叶末。

“老李，你说我这钱…够不够建个像样的图书室？”

我点点头：“够了，婶子，绰绰有余了。”

村小学的”小宝图书室”在半年后落成了。

那是村里第一次举办这么隆重的仪式。县里的领导都来了，还有电视台的记者。张婶子穿着村里妇女主任硬塞给她的新衣服，站在剪彩台上，显得有些局促。

图书室不大，但很明亮，四面墙都是书架，摆满了崭新的图书。正中央的墙上挂着小宝的照片，照片下方是他生前画的那幅全家福。

仪式结束后，张婶子没有跟着大家去吃庆功宴，而是独自留在图书室里。我看见她轻轻抚摸着书架上的书脊，像是在抚摸自己儿子的脸庞。

“小宝，妈妈给你买了很多很多书…你看，这里有《十万个为什么》，还有《安徒生童话》…”她自言自语地说着，眼泪又一次涌出来。

那天下午，我带着村里的孩子们来到图书室。张婶子坐在一张小椅子上，给孩子们读故事。虽然她识字不多，但她已经把那本《小红帽》翻来覆去地看了无数遍，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孩子们围坐在她身边，安静地听着。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张婶子的脸上，她的皱纹里仿佛盛满了光。

如今，张婶子的丈夫也走了。在植物人状态下坚持了二十多年后，“钟表王”终于解脱了。张婶子给他修了一座像样的墓，就在小宝的墓旁边。

但张婶子没有放弃生活。她依然每天早出晚归，不过不是去捡废品了，而是去村小学的图书室当义工。她学会了整理书籍，给孩子们读故事，甚至在村主任媳妇的帮助下学会了用电脑查找书目。

她仍住在那个简陋的小院子里，但院子已经不再是废品的海洋。村里人自发帮她整理了院子，种上了花草。篱笆墙被修整得整整齐齐，院子中央还栽了一棵桃树，每到春天，满院子都是粉红的桃花。

村里人不再叫她”破烂婆”，而是亲切地称呼她为”小宝妈妈”或”图书室的张婶子”。

有时候，我会看见她坐在院子里的桃树下，手里捧着一本书，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嘴唇无声地蠕动，像是在和谁对话。阳光透过桃叶的缝隙，在她身上落下斑驳的光影。

她的眼角有了更多的皱纹，但眼神比以前明亮了许多。

去年冬天，有个从城里来的记者听说了张婶子的故事，特意来村里采访。那天，张婶子难得地打扮了一下自己，穿上了唯一一件像样的衣服——那件她在图书室剪彩时穿的衣服，已经洗得有些发白了。

记者问她：“您收废品三十年，吃了那么多苦，值得吗？”

张婶子想了想，说：“苦倒是真苦。夏天太阳烤得皮肤疼，冬天手冻得跟冰块似的。有次下雨，我在垃圾堆里捡到一本没怎么湿的《格林童话》，高兴得像捡到宝贝一样，回来洗干净，晾干，送给小学的孩子们…”

她顿了顿，脸上浮现出笑容：“但现在想想，也值得。你看那些孩子，抱着书，笑得多开心啊。小宝要是还在，看到这么多书，肯定比谁都高兴。”

记者又问：“您后悔吗？”

张婶子摇摇头：“不后悔。小宝走了，他爸也走了，但村里的孩子们还在，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昨天有个小女孩拉着我的手，叫我’故事奶奶’，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

前不久，张婶子生了一场大病，住了半个月的院。

出院那天，让所有人惊讶的是，村小学的操场上站满了孩子。他们每人手里捧着一本书，在老师的带领下，齐声喊道：“张奶奶，我们爱你！”

张婶子站在操场边，泪流满面。

医生说她可能撑不了太久了，但张婶子似乎并不在意。她说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小宝的名字一直留在这个村子里，让孩子们有书读。

“我这一辈子，没读过几本书，但我知道书有多重要。”她常这样说。

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窗外正下着小雨。

透过窗户，我能看见张婶子家的桃树已经开花了，粉红的花瓣在雨中摇曳。她坐在树下的小板凳上，身边围着几个打着伞的孩子，她正给他们讲故事。

雨水打湿了她的衣服，但她似乎浑然不觉，专注地翻动着手中的书页。

那本破旧的《小红帽》已经被她翻了无数遍，书页边缘都磨圆了。但在孩子们眼中，那依然是最精彩的故事，而张婶子，是最棒的讲述者。

有人问我：像张婶子这样的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么苦的人生道路？

我想了想，或许是因为爱吧。爱能让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在失去了最心爱的亲人后，依然有勇气拾起生活的碎片，并且把它们拼凑成一个美丽的故事，让更多的人受益。

是的，爱。就像她收集的那些废品一样，看似一文不值，却在她手中变成了无价之宝。

来源：张富强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