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董必武（原名：董贤琮，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
▌董必武（原名：董贤琮，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1975年3月5日，是董必武90岁的生日。生日刚刚过完，董必武的病情突然加重，他不得不乘飞机从广州飞回北京，并住进了北京医院新建成的北楼高干病房。4月2日晨7时58分，身患肝癌的董必武与世长辞，享年90岁。他也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最长寿的人。1886年，董必武出生于湖北黄安一个清贫的私塾教师家庭。少年时，他曾是封建科举制度的追随者，却在1903年遭遇命运的转折。
1903年初秋的武昌城，暑气未消。17岁的董必武背着竹篾书箱，挤在赴考学子的人潮中。他身着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脚踩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袖口还沾着替父亲磨墨时溅上的墨渍——这是黄安乡间最体面的“行头”。
行至巡抚衙门前，他被朱门上的鎏金兽首吸引。门廊两侧“肃静”“回避”的虎头牌森然矗立，石阶上的衙役正挥鞭驱赶一名跪地喊冤的老农。董必武不由得驻足凝望：他想起《孟子》里的“民贵君轻”，想起父亲教的“学而优则仕”，胸中忽然涌起一股“致君尧舜上”的热血。
“呔！哪来的刁民敢窥探官衙？”一声暴喝炸响。
未及辩解，水火棍已劈头砸下。他本能地护住书箱，却听“咔嚓”一声——箱中《四书章句集注》的书脊断裂，墨锭碎成齑粉。衙役的狞笑混着围观者的私语：“穷酸秀才也想当官？”
那一夜，蜷缩在码头货栈的董必武摸着额角的淤青，第一次读懂了《阿房宫赋》的深意：“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他蘸着伤口渗出的血，在残破的《孟子》扉页写下：“官衙朱门内，尽是虎狼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划破长夜。25岁的董必武剪掉辫子，将名字从“用威”改为“必武”，在军政府门前挥毫写下讨清檄文：“愿持三尺剑，斩尽人间魔！”
他亲历了最惨烈的阳夏保卫战。在汉阳铁厂，他目睹新军士兵用棉花蘸煤油当炸药，以铁砂混碎石作弹片；在龟山炮台，他看见十七岁的小号兵肠子流了一地，仍死死攥着染血的《革命军》。然而当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曾经歃血为盟的“同志”竟纷纷穿上绸缎马褂，坐着八抬大轿招摇过市。
1914年冬，因反袁遭通缉的董必武流亡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的图书馆，他遇见改变命运的“三本书”：
河上肇的《贫乏物语》让他看清“革命不是换皇帝”；《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让他触摸到“阶级”的真相；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让他彻夜难眠：“中国需要的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改天换地！”1921年7月，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35岁的董必武与毛泽东共用一张藤椅，听李汉俊翻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发言。他注意到毛泽东在《申报》空白处写满批注：“农民问题”“土地分配”“武装斗争”……
7月30日晚，密探突然闯入。众人紧急转移至嘉兴南湖时，董必武特意换上长衫，将英文版《资本论》塞进茶叶篓——这是他与李汉俊约定的“商人扮相”。烟雨楼畔，他负责用折扇为画舫“望风”，却暗中记下所有细节：
王会悟装作歌女，用琵琶曲《梅花三弄》示警；代表们以打麻将为掩护，实际在表决《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当通过“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条款时，湖面忽然风起，他紧攥的折扇“咔嚓”折断。返程途中，他在日记里写道：“今日方知，秀才造反不是十年不成，而是要换种造法。”
此后的28年，历史如同熔炉淬炼着中共一大代表：
1925年，李汉俊因反对国共合作被开除党籍；1927年，包惠僧在白色恐怖中脱党；1938年，张国焘叛逃投敌……1949年开国大典前夜，董必武独自登上天安门城楼。秋风中，他摩挲着汉白玉栏杆，对身旁的毛泽东感叹：“润之啊，当年南湖画舫上的同志，就剩你我二人了。”毛泽东望着长安街的灯火，缓缓吐出烟圈：“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都是真金。”
1941年的重庆红岩村，阴云密布。国民党封锁下的八路军办事处，连吃饱饭都成奢望。时任南方局常委的董必武掌管财务，他亲自制定伙食标准，要求“既改善生活，又分文不浪费”。
1941年盛夏的重庆，闷热如蒸笼。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灰砖小楼里，董必武伏在木桌前，鼻尖几乎贴到账本。他的算盘珠子噼啪作响，汗水顺着花白鬓角滴在泛黄的纸页上，洇湿了“伙食费”三个毛笔字。
窗外蝉鸣刺耳，屋内却静得能听见苍蝇撞上纱窗的嗡鸣。突然，他攥着钢笔的手一颤——账目差六角钱对不上。
“老刘！”他唤来炊事班长，声音沙哑却透着铁硬，“这个月买萝卜的支出多记了一笔。”炊事班长搓着手解释：“董老，菜贩子临时涨价，实在没办法……”
“涨价不是理由！”董必武“啪”地合上账本，眼镜片后目光如炬，“明天开生活会，我做检讨。”
次日的民主生活会上，众人面面相觑。宣传干事小声嘀咕：“六角钱也就买半斤糙米……”话音未落，董必武“嚯”地起身，从粗布口袋里倒出一堆零钱：
“这是一位战士牺牲前托我转交的党费——三枚边区铜元，折合法币正好六角！”他手指微微发抖，“他在太行山吃树皮时，可曾想过‘六角钱是小事’？”
1934年深秋，湘江血战后的红军队伍蹒跚在桂北山道。董必武的枣红马背上，驮着两个腿部溃烂的伤员和半麻袋《红星报》铅字。
“董老，您上马歇会儿吧！”警卫员第无数次恳求。
他拄着竹杖摇头，破草鞋露出冻紫的脚趾：“马能多驮一袋炒面，就少饿死一个同志。”夜里宿营时，他借着篝火修补草鞋，发现马鞍缝里嵌着半颗带血的马齿——这匹瘦马竟咬断缰绳，从敌占区冒死追回队伍！
过草地时，供给部长偷偷给他塞了五块冰糖。他转身就掰成碎渣，泡进炊事班的大锅：“伤病员更需要糖分。”警卫员急得直跺脚：“您咳血半个月了！”他却笑着指指腰间布袋：“我有‘特效药’呢！”——袋里装的是沿途采集的鱼腥草，苦得人舌根发麻。
1954年，68岁的董必武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外交部安排入住湖畔别墅，他却坚持换到小旅馆：“楼梯吱嘎响算什么？延安窑洞的跳蚤比这凶多了！”
某夜，随行秘书发现他弓着腰，就着台灯修补西装衬里：“您何必亲自缝？送洗衣店吧。”
“洗衣店？”他推推老花镜，“这呢料是延安大生产时织的，金不换！”突然针尖扎破手指，血珠染红白线，他却打趣道：“正好，给资本主义西装添点红色基因。”
三次出国访问，他竟省下2600美元外汇。归国后，财务人员看着密密麻麻的账本惊呆了：
在波兰感冒发烧，拒服进口药，用姜汤发汗——省8美元；莫斯科零下20度，坚持不买新大衣，贴身缝三层报纸御寒——省35美元；甚至将外宾赠送的巧克力折算市价，自掏腰包补上差价……1975年春，北京医院消毒水的气味刺鼻。病危的董必武颤巍巍指向床头柜，儿子董良翮捧出两件“遗物”：
牙刷柄缠着三圈棉线——十年前摔裂时绑的；毛巾中央巴掌大的补丁，用的竟是1937年国共谈判时的请柬绸布。“带去晋县吧。”老人气息微弱，“看见它们，就像看见我在田埂上……”
儿子含泪展开毛巾，补丁上“团结抗日”的烫金字已被磨得模糊，却依稀透出何莲芝灯下缝补的身影——那时她总念叨：“你爸说，补丁摞补丁，才是共产党员的本色。”
三个月后，董良翮在河北农村的土屋里挂起这两件遗物。前来“视察”的公社书记见状嗤笑：“大干部子弟就带这个？”他轻轻抚摸毛巾补丁：“我父亲用它们告诉我，真正的遗产不是金银，是沾着泥土的清廉。”
1959年，73岁的董必武致信毛泽东，请求辞去要职：“我好比一块碎布，哪里有洞洞，党要我去补，我就把它补起来。” 这份谦逊背后，是他在特殊年代的生存智慧。
延安时期，他主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坚持参加党小组会，因一次未被通知参会而严肃批评组长：“领导干部更要过组织生活！”
文革期间，面对冲击，他选择沉默却坚守岗位。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前，病重的他对劝阻北上的医生说：“我的作用就是坐在那儿！”——他知道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四人帮”的震慑。
临终遗言“党中央还有绊脚石……”，暗含对时局的忧虑，毛泽东闻讯后终日聆听悲怆词曲，将“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休回顾”，以寄哀思。
董必武对家人的“无情”令人震撼：
1956年，妻子何莲芝因资历深厚被提级加薪，他坚决要求取消：“先考虑其他同志”；
1969年，儿子董良翮高中毕业，他拒绝安排参军或进厂：“干部子女不能特殊，下乡去！”儿子在河北农村一干十年，临别时只索要父亲用烂的毛巾和牙刷；
临终前，他催促探病的儿子返村：“农村工作忙，不要耽搁”。
这种“冷”背后，是对人民的“热”。他给亲友印发“拒腐通函”，直言“不应通过私人关系办私事”；三年困难时期，全家养鸡鸭贴补家用，绝不向国家伸手。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病逝于北京，终年90岁。病榻上完成的绝笔诗《九十初度》，成为他一生写照：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诗中不见个人功绩，唯有对信仰的坚守与对未来的期许。正如他常写的八字箴言——“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这不仅是书法作品，更是一个政党初心的凝练。
董必武的一生，恰似他自喻的“碎布”：没有华丽纹饰，却默默填补时代的裂缝。从六角钱的检讨到临终拒儿留京，从秀才到革命家，他始终以“配角”姿态诠释着“主角”的担当。今天的中国，物质已不再匮乏，但“碎布精神”愈发珍贵。一个政党如何永葆青春？答案或许就藏在那六角钱的分量里，在那匹瘦马的蹄声中，在那块“碎布”的补丁上。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