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等经济学院（НИУ ВШЭ）综合欧洲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瓦西里・卡申在《轮廓》（«Профиль»）杂志中撰文指出，特别军事行动（СВО）初期，俄罗斯与西方均预计能在数周内实现既定目标。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双方陷入了一场持续数年、拼消耗的血腥战争，“夺取或坚守领

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炮兵分队作战场景。图片。

高等经济学院（НИУ ВШЭ）综合欧洲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瓦西里・卡申在《轮廓》（«Профиль»）杂志中撰文指出，特别军事行动（СВО）初期，俄罗斯与西方均预计能在数周内实现既定目标。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双方陷入了一场持续数年、拼消耗的血腥战争，“夺取或坚守领土” 成为其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俄罗斯曾计划通过在欧洲建立新安全体系，以相对快速且低伤亡的方式解决 “乌克兰问题”—— 该体系的核心要素是一个中立且非军事化的乌克兰。从原则上讲，这些计划中完全未提及领土扩张，即便在顿巴斯地区也无此类打算。而西方则认为，可通过 “休克式制裁”、信息战以及俄罗斯初期军事失利，实现对俄的快速打击（甚至颠覆其政权）。他们认为俄罗斯将遭遇战略性失败，并在长期内失去世界政治重要参与者的地位。

短短几周内，特别军事行动就让冲突双方多年的战略规划，以及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被视为 “公理” 的军事与政治理念彻底失效。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的发展水平完全脱节，导致各方只能在战场上通过 “试错法” 适应新的现实。

上一次出现如此规模的 “脱节”，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事实上，此次军事思想与军事技术的差距可能更大，且当前局势远比当时更危险。事实证明，大国在整体上对自身所处的世界存在 “认知盲区”。其在军事领域战略思维的无力，只是这一重大问题的冰山一角。

考虑到核因素在世界政治中日益凸显的作用、即将到来的 “核多极化” 时代，以及全球范围内核武器扩散的趋势，当前局势可说是令人忧心忡忡。

首先，在新一轮大国竞争中，参与者们缺乏衡量国家国际影响力的有效标准。俄罗斯的全球 GDP 占比不足 4%，且与白俄罗斯、朝鲜结盟，尽管其在特别军事行动初期犯下诸多严重军事误判，却仍能扭转战局、掌握主动；而由 50 多个发达国家组成、支持基辅的联盟，掌控着全球 50% 以上的 GDP，却无力阻止这一趋势，乌克兰的军事处境因此不断恶化。

如此看来，“家庭平均猫狗数量” 这类指标，似乎比 “以当前价格计算的美元 GDP” 更能体现国家实力。

当前完全缺乏适用于现代条件的评估标准：既无法评估他国的政治稳定性、社会承受损失的能力，也没有分析其国内政治与决策机制的有效方法；在军事冲击背景下，也不存在预测经济发展的可靠手段。战前关于 “俄罗斯抗制裁能力” 的预测显然大错特错，但西方对 “欧洲能否承受与俄断交、能源价格上涨及长期军事紧张” 的诸多判断，同样与现实严重不符。

在此背景下，有人不禁想 “否定” 过去 35 年战略思想的发展成果及相关理念，将其视为 “战略失忆” 的产物，并 “退回” 冷战后期，甚至退回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争霸的时代。

但任何此类类比都极具危害性与危险性。机械地将过去时代的术语和概念套用于当下同样不可取，因为世界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借鉴冷战经验的问题尤为突出 —— 人们通常提及的是 “加勒比海危机后、美苏核平衡确立的冷战后期”，而那个时代与当下的世界截然不同。

首先，如今的世界已不再是 “两极力量与两种制度对抗” 的格局，而是复杂得多的多极体系：存在美国、相关国家、俄罗斯三个超级大国，还有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巴西等众多 “有影响力的参与者”—— 这些国家拥有独立的外交政策、谋求全球治理话语权的诉求，以及可观的军事与工业潜力，且不隶属于任何超级大国联盟。未来，这一列表可能还会大幅扩充。

冷战后期，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仅有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及以色列（南非的 6 枚核弹本质上属实验性质），且美苏两国掌控着全球 99% 的核武库，其他核国家对整体核平衡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如今，全球已有 9 个国家拥有可实战部署的量产核武器。未来几年，相关国家将成为与美俄比肩的第三核超级大国；朝鲜与印度则在推进可打击全球任意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研发。

在 “核三巨头” 与多个 “崛起中核国家” 并存的世界里，冷战时期的威慑理论、核战略及军备控制体系已基本失效。若日本与韩国（两国国内正就此展开讨论）也加入 “核俱乐部”，局势将进一步恶化。

大国的国内局势也与冷战时期截然不同。20 世纪 60-80 年代，西方大国虽先后经历过经济与政治危机，但这些危机持续时间较短；苏联则从相对快速的增长陷入停滞，随后逐步走向衰退。不过，当时双方均缺乏影响对方国内政治的有效手段。

如今，美国与欧洲已陷入持续多年的政治动荡。2008-2010 年金融危机已对执政精英造成冲击，2010 年代中期的移民危机与新冠疫情更是加剧了局势恶化。15 年来，传统建制派的影响力不断衰退，社会氛围日益激进，民众对选举的信任度下降；“体制外政治家” 的影响力持续上升，甚至有人登上了西方核心国家的权力巅峰。

在特别军事行动的背景下，俄罗斯正经历政治与经济模式的艰难转型；即便相关国家，也面临经济增速放缓、新一轮机构改革及寻找新经济增长动力的挑战。

政治与经济危机已成为全球普遍现象。面对国内挑战，许多国家开始将外交政策 “意识形态化”。美国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试图干预欧盟选举以助力当地右翼势力获胜；因巴西司法部门调查前总统博索纳罗而对巴实施制裁；因南非 “打压白人农场主” 而制裁南非。

与此同时，俄罗斯仍得到欧洲右翼势力的同情。结果，“反俄冲突” 被用作压制这些势力的借口，甚至出现了 “取消选举结果” 的极端情况（如罗马尼亚）。

在这种国内政治极化的背景下，各国在 “乌克兰式冲突” 中承担风险的意愿，远超冷战后期。如今，严重的外交失败可能导致政权更迭；相反，“对抗外部敌人” 则成为 “凝聚国民共识” 的工具，可暂时缓解国内矛盾。颇具代表性的是，现任欧盟最具 “鹰派” 色彩的领导人 ——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其支持率仅为 24%，法国还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与长期经济停滞。

俄罗斯与欧洲均将乌克兰冲突与本国国内政治挂钩，且都担忧 “全面失败将引发国内灾难性动荡”。双方不仅不隐瞒这一点，反而多次强调。

乌克兰冲突的各方自身都表现出极高的风险承受意愿，却期望对方能以 “冷战缓和期” 的克制态度行事。当这种期望落空时，便会指责对方 “非理性”“疯狂”“战略文化堕落” 等。

事实上，冷战思维定式导致各方不断升级博弈、陷入 “谁先退缩谁输” 的僵局。尽管各方追求的目标都具有合理性与可理解性，但对彼此的目标与动机却完全缺乏认知。

在世界经济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即便对最大经济体而言，要将多数产业链完全 “本土化” 也客观上难以实现。例如，俄罗斯正付出巨大努力，试图成为全球唯一能独立生产民用客机的国家，但在众多领域，其短期内难以实现自给自足 —— 至少无法自主生产现代电子元件基础。

在持续的 “经济战” 背景下，任何依赖都可能转化为 “软肋”，但完全摆脱依赖却不现实。各国能做的，只是 “管理经济与科技领域的依赖关系”，将风险降至最低 —— 这已成为外交政策的核心方向之一。

尽管各国都在加强对互联网的管控，但承载着图像与思想即时传播的 “全球信息空间” 并未消失。全球化虽呈现出新形态，但其程度仍处于历史高位。世界另一端的重大事件，可能迅速影响本国国内局势：例如 2011 年，就曾严重担忧 “阿拉伯之春” 的动荡会蔓延至国内。

早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社会各领域积累的变革就已要求各方为分析国际政治制定新方法与新路径。当前亟需：评估国家经济、工业与军事实力的新标准，产业政策的新思路，新的核威慑理论，新的军备控制体系，以及能在 “全球不确定性加剧、规则缺失” 背景下发挥作用的经济预测方法。

试图从历史（无论是本国史还是外国史）中寻找现成答案，是极具危害的 —— 过去从未有过能解决当下问题的现成方案。

来源：俄罗斯观察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