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历史叙事与女性主体的双重变奏——《尚青》的文学叙事与精神建构

摘要：历史长河如同世界运行的主干道，而个体命运则是在道路两边展开的生活图景。小说《尚青》通过历史与个人的双重叙事，描绘了从1938年到1955年的新疆的历史性变革和革命的图景。尚青的人生故事镶嵌在这十几年的历史时空里，构建了具有西部特色的女性成长史诗。这种叙事创新打

历史长河如同世界运行的主干道，而个体命运则是在道路两边展开的生活图景。小说《尚青》通过历史与个人的双重叙事，描绘了从1938年到1955年的新疆的历史性变革和革命的图景。尚青的人生故事镶嵌在这十几年的历史时空里，构建了具有西部特色的女性成长史诗。这种叙事创新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线性模式，为西部文学提供了新的艺术范式。

本文运用叙事学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对董立勃先生长篇小说《尚青》进行文本细读。通过分析小说的复调叙事结构、女性主体性建构以及浪漫主义精神表达，揭示作品在历史书写与个体命运呈现上的艺术创新，探讨其在新时期西部文学中的独特价值。

复调叙事

《尚青》的叙事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复调特征，将历史与故事进行独立叙事，形成独立空间交叉、融合的叙事表现。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复调小说的本质在于“众多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纷呈”。这种方法彻底颠覆了传统“独白型”小说的模式，小说中存在多个具有充分主体性的角色，每一种声音（承载着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保持高度的独立性，不再是作者统一意识的传声筒。并且这些多元的声音和意识不相融合，它们之间展开平等、激烈的对话，但没有任何一种声音或观点能在作者安排下最终统一或压倒其他声音。小说在20个章节中采用历史纪事——个人故事的平行叙事单元，创造性地实践了卢卡契在《历史小说》中强调的“历史具体性”原则。核心在于反对抽象化、公式化地处理历史，要求历史小说必须将人物和事件深深植根于其特定的历史“总体性”之中，强调精神氛围构成的整体语境和人物在历史土壤中有机生长，从而以人物形象破解抽象“人性”或概念化。作家通过1933-1955年间新疆重大历史事件的编年呈现，从纷繁的历史现象中提炼出能深刻反映时代本质矛盾和发展规律的典型人物与情节，构建起小说坚实的历史维度，如1937年“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944年“三区革命”爆发等，艺术地揭示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前进的内在必然性，让历史在具体人物的命运中生动呈现其深层逻辑。

图书实拍

按照法国文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的理论，“外部异故事叙述”与“虚构叙述”具有不同功能。“外部异故事叙述”将故事安置在故事外层，自身不参与所讲述故事的叙述，构建并掌控叙事框架，组织叙事层次，维持整体叙事的连贯性。“虚构叙述” 则以叙事话语构建虚构世界，操作现实与虚构的边界，强化沉浸感，突显文学建构世界的本质。外部异故事叙述搭建故事的“容器”；虚构叙述则从文本本体层面赋予这个容器以独立存在的虚构世界及其内在逻辑。二者共同作用于叙事作品的生成。《尚青》的历史叙事采用前者，严格遵循史料真实性原则；个人叙事则采用全知视角的后者。这种“虚实并置”形成了“历史回声效应”，使小说以其现实主义的核心维度，承载的文学理想在历史长河中回荡，并被赋予新意义。如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的历史记载，与尚青在这一时期获得新生的情节形成时空共振，实现历史时间与叙事时间的辩证统一。

女性主体的生成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尚青》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抵抗的女性主体”。尚青改变不了这个时代，时代改造着她的人生，她在适应这个时代的同时塑造了自己。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提出的“性别操演理论”，其核心主张在于：性别并非与生俱来的本质或固定身份，而是通过社会规范下的重复表演（操演）动态构建的幻象，解构了“生理性别决定社会性别”的二元框架，指出二者均是社会话语建构的产物。性别身份的本质是流动的实践而非静止的状态，其稳定性依赖于社会表演的持续再生产：拒绝服从规范化的重复，即是对性别牢笼的解构。这在尚青从都市教师到乡村战士的转变中得到生动体现。第14章中她持枪复仇的情节，展现了个体在暴力中为生存而进行的性别表演，解构了传统女性角色的社会建构。无论是爱恨情仇，抑或家国情怀，或是牺牲与奉献、忠诚与背叛，皆在小说中通过尚青的传奇人生一一诠释。

女性身体是文化铭刻的场所。尚青的身体经历了三重政治化过程：作为欲望客体的身体（与杜涛在雪夜相拥）、作为暴力载体的身体（枪杀匪徒）、作为解放者符号的身体（带领村民垦荒、成为先生和校长）。这种身体叙事展现了新疆特殊语境下女性身体的多元政治叙事含义。

尚青经历了“城市－乡村－城市－村野”的空间位移。这种循环不仅具有地理意义，更象征着尚青生命觉醒和价值实现的过程。尚青最终在布拉克村建立的学校，成为将被动“场所”转化为女性主体表达政治反抗的阵地，彰显了通过文学重写女性身体符号，建构女性形象的文学价值。

浪漫主义精神的当代重构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认为文学的浪漫主义分为：“顺从的浪漫主义”与“反抗的浪漫主义”。顺从的浪漫主义强调回归传统、共同体与有机整体，试图在历史连续性中寻找归属感，它主张个体融入集体叙事，隐含对权威的被动接纳；反抗的浪漫主义则高扬激进意志与个体创造，主张人应永无止境地自我创新，甚至以自毁姿态对抗秩序。或通过集体记忆重建意义，或以个体意志重塑现实，共同凸显了自由与归属的永恒冲突。《尚青》小说显然属于后者。尚青在极端环境下的坚持，体现了浪漫主义叙事中“不屈的意志”的力量。

作品的新疆叙事呈现三重浪漫化。首先是空间的浪漫化，凸显“诗意栖居”的存在意义，塑造对抗异化的精神家园；其次是人物的浪漫化。董立勃先生在其创作中，尤其彰显了对善良这一伦理价值的深切崇敬与核心推崇，在人物设计中将尚青刻画为一个“善”的化身，将负面角色处理为功能性的叙事过渡符号（“路人甲式”配角），聚焦于时代裂变中的人性演变；然后，是时间的浪漫化。小说置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盛世才独裁时期的新疆，向社会主义新中国转型的社会形态剧变期，核心人物在沉沦与救赎的张力中，动态呈现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伦理对峙。其人性救赎的关键动力源于爱与善的精神自觉——正是这种伦理力量支撑起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主体刚性与光明转向，最终完成从个体挣扎到精神新生的蜕变。这种历史进程的演进，呈现了对更美好生活的内在渴望——即摆脱剥削、贫困与异化的“愿望图像”的“乌托邦”式的精神。

《尚青》通过尚青的救赎，赋予浪漫主义以现实批判性。小说结尾处尚青在胡杨林中的独白，将个人命运升华为边疆精神的象征。

西部女性叙事的范式突破与意义生成

董立勃先生的书富有故事性，在阅读过程中能给人很强的愉悦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酣畅淋漓的女性叙事。如《白豆》《白麦》《静静的下野地》等，这几部书都是他笔下的女性视角叙事。

《尚青》塑造了极具地域与时代特质的新疆女性形象，其女性叙事呈现鲜明特色。小说中的人物如尚青，均以高度独立坚韧为精神内核，不向命运屈服，始终执着追求美好生活。她们的经历往往惨烈曲折，在逆境中展现出顽强的“改命”意志。董立勃先生赋予其女性一种独特的“野性彪悍”之美，充满狂野不羁的力量感，颠覆了柔弱刻板印象。

这一特质紧密植根于新疆宏大的历史语境之中。小说横跨盛世才时期、军阀混战、解放、兵团建立至自治区发展等激荡年代，空间上亦从乌鲁木齐延伸至北疆乡村。如此宏大、充满突变与革命性的历史场域，必然要求女性具备强大的精神力量以承受冲击。尚青等人物正是在此背景下，实现了个人与时代的双重解放——既积极参与时代变革，也完成了深刻的自我解放。董立勃先生通过塑造这些负重前行、抗争不公的女性形象，不仅讴歌了女性的独立、坚韧与抗争之美，更以文学形式深刻呈现了新疆人勇往直前、负芒披苇的内在精神气质与地域性雄强气象。

图书实拍

相较于董立勃先生前作，《尚青》实现了三重突破。其一为历史维度的深化，将女性命运置于新疆近现代史框架；其二是主体性的复杂化，尚青兼具反抗性与妥协性；其三则是地域特色的升华，新疆人集体特性气质形成成为叙事本体，从历史纵深处去讲好新疆故事，讲新疆人的精神成长。

但小说也存在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批判的“审美同一性”问题，指艺术为追求和谐形式而强行消解现实矛盾的意识形态倾向，以审美愉悦麻痹观者对痛苦的感知（如浪漫主义诗歌对苦难的诗化）。真正的先锋艺术必须坚守“非同一性”原则，忠实记录现实的创伤性碎片，使作品成为“否定认识论”的载体，通过暴露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社会间的不可调和性，激活批判性能量，激发观众在不适中觉醒。审美非同一性实为艺术的政治使命，用不和解的姿态守护被压抑的真！部分情节的戏剧化处理，如尚青的爱情故事，遇到所有的人几乎都是好人人设，可能削弱了那段历史的残酷性，对“善”的绝对化呈现，简化了时代“平庸之恶”的复杂维度。这些局限反映了历史叙事传统在当代面临的挑战。

《尚青》通过复调叙事和女性书写，构建了西部文学独特的“历史——性别”范式。其价值在于：创新性地将个人命运纳入地方史叙述；塑造了具有复杂性的边疆女性形象；为多民族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新思路。作品中那种在绝境中坚守的精神，具有特殊文学语境的意义。《尚青》的价值不仅在于艺术创新，更在于其对西部人文精神的深刻诠释。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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