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没宦官擅权，没外戚专权，也没权臣揽政，我怎么怠政了？

摘要：序言：如果单从明神宗“朱翊钧”执政后期那30年不上朝的表现来看的话，确实很容易让人在主观意识上认为明神宗是一个怠政的君王。但如果我们从明神宗执政后期的政治格局来看的话，相信大家不难发现，在明神宗执政后期并没有出现宦官擅权，外戚专权、以及权臣揽权等现象，也就是说

序言：

如果单从明神宗“朱翊钧”执政后期那30年不上朝的表现来看的话，确实很容易让人在主观意识上认为明神宗是一个怠政的君王。但如果我们从明神宗执政后期的政治格局来看的话，相信大家不难发现，在明神宗执政后期并没有出现宦官擅权，外戚专权、以及权臣揽权等现象，也就是说，“皇权”依旧还牢牢的把持在明神宗的手上，并没有旁落，充其量只能称得上是个不上朝的皇帝。

明神宗动漫画像

相信在很多人的意识里，明神宗之所以会怠政，其主要原因在于万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86年开始的“国本之争”，“迨国本论起，而朋党以分，朝堂水火矣。争国本者，竟满公车。上益厌恶之。斥逐相继，持论者益坚”，各方势力党派为了立个太子你争我驳的争了15年，直到公元1601年，才算是得出了一个结果。——《明季北略·卷二十四》

因此也就让很多人认为，正是由于这次事件的爆发，让明神宗对朝臣失去了信心，觉得自己身为一个皇帝，却连自己的意志都掌控不了，那还不如啥也不管，安心当一个“太平天子”了事。

故而从万历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590年开始，在“国本之争”爆发四年后，明神宗开始“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决定眼不见为净，并没有对朝堂臣子之间那愈演愈烈的纷争加以遏制。——《明清史讲义》

顾宪成画像插图

从而也就导致，到了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以后，由于吏部侍郎“顾宪成”得罪了明神宗而被革职，所以其在家乡东林书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逐渐的就和同样在东林书院讲习的“高攀龙”、以及“钱一本”等人出现了共鸣，形成了东林党——《明史·顾宪成传》

与此同时，“东林党”对于朝政的各种讽刺和片段让朝臣得知后，这些朝臣会怎么想？自然是要反对的，故而在明朝朝堂之上就又形成了一个以“齐楚浙党”为首的“东林党”反对派，“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明史·夏嘉遇传》

一场长达数十年的“东林党争”事件也于此时正式开始，使得明朝末年的朝堂秩序在你争我驳的过程中变得极为混乱。

但这种种迹象又能说明什么呢？说明朝政混乱？而明神宗作为明朝的统治者非但置之不理，反而扭头以养病为借口“宅”于后宫？

这很明显就说不过去嘛！毕竟那只能称得上是明神宗执政后期的政治表现，并不能将其作为明神宗执政后期的“政治主张”来看待。

张居正画像

而且，从明神宗执政初期的表现来看，他对内阁首辅张居正大胆放权，一切军政大事皆由张居正全权代理，有力的推动了“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举措，诸如“一条鞭法”的税法改革、“考成法”考核官吏等等。而后在张居正的辅佐下，更是成就了“万历中兴”的盛世景象，

但如果说此时是因为明神宗年幼，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亲政，故而才迫不得已选择让“张居正”辅政的话。

那自万历二十年开始，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才结束的“万历三大征”又怎么说呢？

这可都是在万历十八年之后，也就是明神宗不上朝以后才发生的事件，在这期间，明神宗曾先后发动了“朝鲜之役”、“宁夏之役”、以及“播州之役”等数次对外战争，且均获得了胜利，这些案例足以证明明神宗自身其实是有欲望治理好明朝的，并非对朝堂大事完全置之不理，不管不顾了。

明神宗画像

除此以外，如果我们再从明神宗执政后期并没有出现宦官擅权，也没有外戚专权、以及权臣揽权等现象来看的话，也足以证明明神宗之所以会选择以这种看似“怠政”的手段来管理明朝朝政，必然是另有原因的。

毕竟明神宗身为明朝的最高统治者，如果他真就甘心放弃明朝那庞大的疆域的话，又怎么会去劳民伤财的推动“万历三大征”呢？

所以，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暂且不去管明神宗执政后期的结局如何，而是站在明神宗自身的角度去看下这个问题。

明朝官员画像

既然要说明神宗“怠政”，那这首当其冲的第一点，就是明神宗“不上朝”这一说，万历四十年，也就是公元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曾集体上疏，“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沈之忧”，赫然就是在诉说明神宗常年身居宫中，一个大臣也不见。——《明史·神宗二》

这也是很多人认为明神宗怠政的主要观点之一，但是如果我们分析下明朝的政治决策体系，就可以很容易的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自宣德年间开始，明宣宗为了制衡“内阁”，就已经在明朝宫廷中“设内书堂，而中人多通书晓文义”，通过让一些学识渊博的官员给宦官授课的方式，培训了一批明文识字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明史·列传第五十二》

然后让这些“司礼监秉笔太监”与“司礼监掌印太监”配合，“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硃”，协助明朝统治者一同处理政治事务，而且是除非皇帝自己要求，否则内阁的“票拟”就必须经“司礼监”之手才能到皇帝跟前的那种。——《明史·职官三》

明朝司礼监宦官画像插图

换句话来说，明宣宗通过这种提高“司礼监”政治权力和地位的方式，轻而易举的就夺回了逐渐被内阁所控制的“决策权”，形成了一个“司礼监”制衡“内阁”的局面，有效的实现了压制“内阁”权力膨胀过快的目的。

使得内阁的大学士只剩下了一个“议政权”，政治事务的“最高决策权”依旧还是把持在明朝统治者的手上。

所以，对于明神宗而言，他上不上朝其实并不会对“皇权”的稳固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毕竟君主专制的政治体系已经基本“完善”了，如果想要处理政治事务的话，完全就可以通过小范围的召集臣子来商议一下就行。

至于朝臣之间的“党争”，既然想争，那就暂且让他们争去呗，既然对皇权的稳固影响不大，明神宗自己又怎么会去上心调解朝堂关系呢？

如此一来，也就引出了明神宗怠政的第二个观点。

明神宗不理政剧照示意插图

顾名思义，即是明神宗不批奏章，也不处理政治事务，完全就是采取了一种“不批、不讲”的政治态度。

但我们从《明史·神宗一》以及《明史·神宗二》中所记载的万历十五年以后的记载来看的话，明神宗对于“赈灾平叛”、“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甚至是“对外外交”等方面所下达的指令却是一个不少，毫无疑问，这种诉说明神宗不理政的观点同样站不住脚。

或者说明神宗确实有不理政的现象，但是却是有选择的去处理政治事务的那种。

就好比万历三十一年，“吏部奏天下郡守阙员，不报”，吏部奏请地方官员不太充裕，想要让明神宗调拨一批官员加以补充，明神宗没有管；以及万历三十二年，“阁臣请补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报”，内阁再次请求补充地方郡守官员，明神宗同样不管，——《明史·神宗二》

明朝官员画像示意图

再比如万历三十五年，“给事中翁宪祥言，抚、按官解任宜候命”；万历三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请发群臣相攻诸疏，公论是非，以肃人心”；以及万历四十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等等，明神宗同样置之不理。——《明史·神宗二》

但相信大家不难发现，这些案例基本都是一些“官员任免”以及“朝臣党派纷争”等方面的政治事务。而反观“体恤民生”以及“朝堂外部局势”等方面的政治事务，明神宗却是几乎一个不拉，皆下发了相应的政治指令。

诸如万历三十六年，明朝多个地区发生饥荒、洪涝、更有一些地区发生了叛乱，而这些事件明神宗很明显是亲自处理过的，“八月癸亥，治云南失事诸臣罪，巡抚都御史陈用宾、总兵官沐睿下狱，论死。庚辰，振南畿及嘉兴、湖州饥。......十二月戊午，再振南畿，免税粮。是年，琉球入贡。”——《明史·神宗二》

明神宗画像

在其它明神宗不上朝的时间里，这些赈灾平叛之类的政治事务也皆是如此，明神宗同样曾亲自下达过相应的政治指令。

试问，内阁又没有“决策权”，司礼监想要决策也必须经过“明神宗”的亲自口谕，然后由“秉笔太监”代为书写才行，那么这些赈灾救济、平定叛乱的指令除了“明神宗”又还能有谁呢？

很多人可能会说了，难道就不能是司礼监的一号人物“司礼监掌印宦官”自己下达的吗？可是这既然是为民着想，司礼监又何苦冒着欺君罔上的罪名去私自擅权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明朝饥荒插画示意图

万历四十六年，“九月壬辰，辽师乏饷，有司请发各省税银，不报。辛亥，加天下田赋。乙卯，京师地震。”以及万历四十七年，“廷臣伏文华门，请发章奏及增兵发饷，不报。秋八月乙卯，山东蝗。......冬十月丁巳，振京师饥民。”——《明史·神宗二》

其实从这两段中，我们就很明显的能看出一些有关明神宗“敛财”的疑点。

虽然这两次请求派加军饷的奏章明神宗非但没有批复，甚至还紧随其后就追加了“田赋”的征收。

但是从而后紧随其来的饥荒、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情况来看，明神宗显然是把通过追加田赋筹集而来的款项用在“赈灾”上面了。

明朝军队剧照

如此一来，明神宗执政后期那“勇于敛财”的现象也就说的通了，属实是因为明朝当时的自然灾害数量确实有点多，这点在史书资料中也很明显的就能看出来；同时外部的敌对势力也并不安分，频繁滋扰明朝边境，在这内忧外患之下，又时常闹灾荒，国家财政所面临的压力势必不小。

另外，古代有这么一句话，“攘外必先安内”，明神宗身为明朝统治者，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所以只能是先行一步将筹措而来的军饷用在“赈灾”这个刀刃上来，想要从根本上去缓解明朝所面临的财政压力，而不是饮鸩止渴，拆东墙补西墙。

而后于万历四十八年，“太子遵遗诏发帑金百万犒边”，显然也足以证明明神宗是知道军饷缺乏的现状的，但面对明朝内部那严重的“灾情”，他也只能选择暂且拖延军饷，让边疆的将士再忍忍，转而将筹措而来的军饷用在了“体恤灾民”上面。——《明史·神宗二》

明朝政治体系示意图

综上所述，相信大家已经对明神宗这种看似“怠政”的治理方法有了一定的概念了吧？

毕竟对一个封建政治体系而言，朝堂之上的政治局势无疑很能显现出一个政权是否安稳的现状，所以，明神宗对朝臣的不作为，也就带给了我们一种明神宗“怠政”的假象。

但事实上，明朝的政治格局显然与之前的封建政权政治体系有着很明显的差别，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体系让明朝朝臣的作用变得不再那么明显，最高的决策权始终都保留在明朝统治者的手中。

不过又不能置朝堂之上的“党派纷争”于不顾，那又该怎么办呢？

那就是“尽量不任免官员”，整顿吏治，造成一种官员稀缺的状态，尽可能削弱党派势力的扩充基础，从而也就间接的达到了裁剪“党派势力”，控制朝堂局势并捎带节省一部分“财政开支”的目的，毕竟这些党派的官员终究都还是一些臣子不是吗？

既然没了官员，那党派势力自然也就没了赖以为系的官员基础。

明朝官员画像

与此同时，早在万历十三年，明神宗就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天旱虽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后宜慎选有司”，毫无疑问，明神宗早在还未不上朝之前，就已经有了“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的想法，之后发生的“国本之争”无疑更是让他坚定了这一点。——《明史·神宗一》

继而于万历十八年，明神宗抱病在身拒不上朝以后，势必就无法对朝堂内部的局势进行较为全面的管控，所以为了遏制明朝再次出现宦官擅权，或者是权臣专权的现象，明神宗只能是选择对政事“不批不讲”，打起了太极拳。

通过“不批”的政治主张来控制“朝堂内部”的党派纷争乱想，反正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什么结果，民间事务或者军事事务他亲自处理就好了，顶多累一点，从而巧妙的在党派纷争之间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点，同时也间接的抑制了“权臣揽权”现象的发生。再通过“不讲”的政治主张来遏制“司礼监”势大所可能导致的“宦官擅权”事件，既然明神宗不下诏书，那司礼监手握大权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和“司礼监秉笔太监”也就成了摆设，又怎么去实现擅权专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