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弘光朝时期的“南渡三案”，即“大悲和尚案”、“童妃案”和“北来太子案”，堪称明朝末年一段荒诞离奇的历史插曲。这三起案件的核心人物，无一例外都是假冒者：大悲和尚冒充明室亲王，而所谓的“童妃”与“北来太子”，经当时及后世考证，也完全系伪造。
弘光朝时期的“南渡三案”，即“大悲和尚案”、“童妃案”和“北来太子案”，堪称明朝末年一段荒诞离奇的历史插曲。这三起案件的核心人物，无一例外都是假冒者：大悲和尚冒充明室亲王，而所谓的“童妃”与“北来太子”，经当时及后世考证，也完全系伪造。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当时乃至后世，始终有不少人对这些假冒者深信不疑，认为“童妃”和“太子”实为真身。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乱世中人心的复杂与迷茫，也成为后世文学作品、影视剧创作的重要素材。许多近现代文艺作品通过渲染“童妃”的可怜遭遇和“太子”的无辜命运，将矛头直指弘光帝及其辅政大臣马士英等人，痛斥其无耻与昏庸。
但从纯粹的历史角度来看，“南渡三案”的主角确凿无疑都是冒牌货。更为讽刺的是，这三起案件竟集中发生于仅存一年的弘光朝，可谓乱世多怪，荒唐至极。
以“大悲和尚案”为例，事情发生在弘光帝即位当年的年底。
一天深夜，一名光头大和尚突然出现在南京城的洪武门前，用力叩击门环，并大声宣称自己是大明亲王。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守门士兵的高度警惕，他们不敢怠慢，迅速将这名胖和尚逮捕并关押起来。
消息传到弘光帝耳中后，他感到十分震惊，随即下令严加审讯。此案的荒唐之处在于，一个和尚竟然敢冒充皇室成员，且选择在如此敏感的时期公然现身。这不仅暴露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也折射出人们对明朝复兴的渴望与幻想。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这位自称亲王的大悲和尚不过是个冒名顶替之人。他的行为虽然可笑，却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值得玩味的历史注脚。
这位大和尚说话颠三倒四，突然声称自己是崇祯皇帝，结果立刻被狠狠打了一顿板子——先帝驾崩多年，天下皆知，怎会又冒出个崇祯来！
被打得哀嚎之后，他改了口风，一会儿说自己是“齐王”，一会儿又说是“吴王”或“定王”，胡言乱语，毫无逻辑。
在酷刑之下，大和尚终于招供：“我本名叫大悲，在苏州出家为僧。因见天下大乱，想趁机谋取富贵。”
真是无知者无畏！为了富贵，竟敢冒充皇子，连皇家宗谱都不清楚，就敢深夜叩宫门，实在是胆大包天却缺乏智谋。
阮大铖听闻此事，兴奋异常，想借此案牵连那些与自己有仇的东林党人。他文笔快、手段狠，几天之内就列出了一份涉案人员名单，还别出心裁地编排出“十八罗汉”和“五十三参”的名目，将东林党人一一罗织其中，罪状写得栩栩如生，实则全是虚构。
幸好马士英不愿节外生枝，对这件大案兴趣不大，最终选择压下此案，仅以“妖言惑众”的罪名处死了大悲和尚。这位和尚终究没能享受到想象中的荣华富贵，反倒是丢了性命，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然而，“按下葫芦浮起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波远未结束。
在“大悲案”审理期间，河南巡抚越其杰上报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当地有一名妇人自称是弘光帝当年作为“德昌王”时的妃子童氏。据说她在明末战乱中与王爷失散，如今已被重兵护送至南京。本以为这是一件可以讨好皇帝的大事，但没想到，肥胖的弘光帝看到奏疏后立刻拍案而起，勃然大怒：“我哪里有什么童妃！”他一脚踹翻了桌案。
结果，在弘光二年三月初一，“童妃”刚抵达南京，就被立即逮捕并投入诏狱，遭受严刑拷问。
不久之后，锦衣卫呈上了她的供词。弘光帝亲自审阅：
“我今年三十六岁，十七岁时入宫，由曹内监册封为妃。当时东宫有黄氏，西宫有李氏。李氏生有一子，名叫玉哥，但在战乱中下落不明。我在崇祯十四年生下一子，取名金哥，并以咬臂为记，如今他住在宁家庄。”
弘光帝看完供词后更加愤怒：“我当年只是个王爷，哪有什么东宫、西宫的说法？而且两个妃子的名字确实存在，一个因病去世，另一个在战乱中自尽。即便真有这位‘童妃’，郡王纳妾又怎会有‘册封’这样的说法？”
愤怒之下，朱由崧提笔在案卷上狠狠批注，这是他当皇帝一年来最为认真处理的一份文件。
可以预见，“童妃”必定是个阅历丰富的戏迷，或许在战乱期间接触过福王府的侍女，知晓一些关于福王藩府的琐事，于是她展开丰富想象，胡编乱造，可能是为了给宁家庄的亲生子女虚构一位显赫的皇帝父亲。选择谁都可以，但偏偏选中弘光帝，这就等于自寻死路。
而且，这位“童娘娘”浑身上下尽显戏子做派。从河南到南京的路上，她始终以“皇后”身份自居。沿途州县的地方官员若供奉稍有不足，她便会立刻破口大骂，甚至掀翻桌椅，完全一副市井泼妇的模样。有时，当看到拍马屁的官员跪在路边迎接时，这位“童娘娘”肯定会亲自掀起轿帘露出浓妆艳抹的脸庞，用娇滴滴的声音喊一句：“免礼！”这往往让人惊吓不已，“闻者骇笑”。
尽管行为轻浮，这位女子却颇具文采。她在狱中提笔疾书，创作出一篇让好事之人动容的故事，详细叙述事情始末。从《爝火录》收录的这份供词来看，其中谬误百出、漏洞连连。所编造的细节乍一看似乎有板有眼，但仔细推敲，根本经不起任何考验。
在这段案件中，所谓的“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她声称替弘光帝生子并“养于民间”的情节，构成了故事的高潮。这些戏剧化的细节很可能经过狱中文吏的润色加工，这表明即使是在狱吏之中，也有不少人被这位“童妃”的故事所打动。戏迷怜惜戏迷，难怪假戏也能成真。
此事闹得满城风雨，连当朝权臣马士英都在私下对人感叹：“若非至情所感，谁敢冒称陛下之妃！”而东林党人更是借此大做文章，坚信弘光帝厌恶原配妻子，喜新厌旧，并四处宣扬，掀起舆论浪潮。
弘光帝对此又急又气，急的是突然冒出这样一段荒诞离奇的“婚事”，气的是这名女子竟敢冒充自己的“另一半”。盛怒之下，他命令锦衣卫断绝“童妃”的饮食，最终将这位“娘娘”活活饿死。
本以为可以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却没想到迎来的是锦衣卫的严酷对待，这位文学女青年兼戏迷终究命丧高墙之内。在饥饿昏迷之际，不知她是否会为自己的这一场大胆的“后现代主义行为”感到后悔。
在南明历史中的“南渡三案”里，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北来太子案”，也常被称为“南都太子案”。
事情发生在1644年底，正值“大悲和尚案”爆发之际。鸿胪寺官员高梦箕的仆人穆虎因躲避战乱从北方南下前往南京。途中，他结识了一位青年男子，两人遂结伴同行。
一天夜晚歇息时，穆虎偶然发现这位同伴的内衣上绣有龙纹图案，大为震惊，便询问对方身份。青年坦然答道：“我就是皇太子。”
一路上，穆虎对这位自称太子的年轻人倍加照顾。次年春，抵达南京后，穆虎立即将此事告知主人高梦箕。听闻这一消息，高梦箕一时激动，迅速将情况秘密奏报给弘光帝，并安排将这位“太子”送往苏杭一带安置，名义上是保护，实则带有软禁之意。
然而，这位年轻人行事张扬，在元宵灯会等公开场合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甚至故意叹息以引起他人注意，仿佛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崇祯太子。
消息传到弘光帝耳中，令其深感不安。由于无法确认此人的真伪，弘光帝决定亲自试探，写信邀请这位“太子”前往南京见面，并派宦官李继周从金华将其护送至京城。
据野史记载，李继周和杨进朝两位宦官（都是曾经在东宫侍奉太子的旧人），见到这位“太子”后，立刻抱住他的脚痛哭，仿佛确认了其身份的真实性。但笔者推测，李、杨二人可能是被利益蒙蔽了双眼，认为既然弘光帝都已经亲自写信认可了这位小爷，他们自然也不该落后。
这位自称“太子”的人见两位宦官把自己当作真太子，还有弘光帝的亲笔信，顿时信心大增。他直接开口问两位宦官：“你们迎我回南京，是让我登上帝位吗？”
两位宦官正沉浸在悲喜交加的情绪中，听到这话立刻被吓得不轻。毕竟宦官都是精明之人，他们看到周围卫士众多，回答稍有不慎就可能惹祸上身。于是两人赶紧跪下禀报：“这事儿，小的们实在不知。”
然而，李继周和杨进朝这两位东宫旧人拜哭“太子”的事情已经传开。当队伍路过杭州时，巡抚及全城文武官员都前来迎接，“太子”生还的消息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江南一带的百姓更是欢欣鼓舞，纷纷传说太子逃过一劫，重返南京。
弘光帝得知此事后气得七窍生烟，立刻派人秘密逮捕了李继周和杨进朝。在严刑拷打之下，这两位“群众演员”最终惨死。但弘光帝此举却适得其反，让人更加怀疑他有杀人灭口的嫌疑，反而坐实了“太子”身份的真实性。
南明历史中，东林党与复社一派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舆论引导和史书撰写，对后世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虽然被后人视为“正人君子”，但他们在记录弘光朝历史时存在明显的倾向性。
黄宗羲在《弘光实录钞》中不仅质疑“北来太子”的真实性，还影射童妃为弘光帝原配，甚至暗示弘光帝本人及邹太后身份存疑。这种说法显然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意在否定马士英拥立弘光帝的合法性。
尽管马士英确有弄权之举，弘光帝也难称明君，但弘光帝作为福王嫡长子的身份并无争议。东林党人出于门户之见，在史书中夸大其词、捏造事实，实则是为了清算政敌马士英一派。
由于黄宗羲等人寿命较长，且以“遗民忠臣”形象示人，其著作在后世广为流传，导致许多不实之辞被奉为信史。这种现象提醒我们，在研究历史时需谨慎辨别史料来源，避免被单一视角误导。
马士英在上疏中对东林党人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
官僚阶层的贪婪无耻，在先帝末年已达到顶峰。他们结党营私、徇私枉法，导致国势衰败，最终祸及国家社稷。当闯贼攻入京城时，殉国者寥寥无几，反而投降者大有人在。那些平日里被视为正人君子的官员们，在危难时刻却表现得令人失望。
例如科臣光时亨极力反对南迁，却第一个迎降；龚鼎孳投降后竟以“小妾不肯”为借口推脱死志。类似这样的叛臣不胜枚举。然而更令人愤慨的是，御史台省对此不加弹劾，司法部门也不依法惩处，实在令人怀疑。
更有甚者，庶吉士周钟不仅劝进闯贼，还写信给儿子，称贼寇为新主，夸赞其英明仁德，企图蛊惑东南亲友。东镇刘泽清更是公开诵读周钟的劝进表，内容大胆到将闯贼比作超越尧舜汤武的明君。据说周钟经过先帝灵柩时，竟骑马扬鞭，毫无愧色。这些行径让人听闻后无不怒发冲冠。
由于东林党人的煽动，南京百姓群情激愤。他们本就对马士英等人的专权腐败心怀不满，如今借着所谓“太子”事件，找到了宣泄的出口，纷纷要求为“太子”伸冤。虽然民间舆论不足为外人道也，但当一些军队将领也参与其中时，弘光帝不得不开始感到担忧。
在南明弘光政权时期，关于“太子”身份真伪的争议成为一桩重大政治事件。黄得功作为“四镇”之一，出于公心上疏表示：
“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者应由何人辩明，又由何人判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不应不明不白地将其交付刑狱，草率定论。这有悖人臣之道！恐怕朝中大臣，阿谀奉承者多，敢于直言者少。即便有人清楚真相，又有谁敢挺身而出承担风险呢！”
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弘光帝不敢轻视，多次嘱咐诏狱负责人不得对“太子”施加刑罚，并让人拿出北京皇宫的布局图让“太子”辨认。这位自称太子的人颇为机灵，似乎事前有所准备，居然能够指出皇后和东宫所在位置。三月初，众官员会审时，他还能够认出前太子东宫的日讲官方拱乾。
然而，当弘光朝大学士王铎出现时，假太子立刻露出了马脚。真正的崇祯太子相貌堂堂，浓眉大眼，声高背厚，举止端庄肃穆，颇具储君风范。而这位假太子则唇红齿白，清秀伶俐，显然精明有余而威仪不足。
王铎上前问道：“你认识我吗？”假太子不知对方是谁，便回答：“不认识。”（可能因为王铎的外貌特征不如方拱乾明显）
接着，王铎问：“你在何处听大臣讲书？”假太子答道：“文华殿。”（实际上应该是端敬殿）
王铎又问：“案几之上平时放置何物？”假太子茫然无措，无法回答。这样的细节问题难以临时编造。
经过一系列盘问，假太子汗流浃背，呆立当场，再也无法自圆其说。
王铎心知此人乃是假冒，于是命令左右的锦衣卫将这位自称太子的年轻人捆绑起来。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年轻人突然跪地痛哭流涕，坦白道：“小人实名王之明，是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在南逃途中偶遇穆虎，受其蛊惑冒充太子身份，原本只想借此向各地官员敲诈些财物。”
不仅是王铎识破了王之明的伪装，曾经为真太子朱慈烺授课的刘正宗、李景廉，还有东宫伴读太监丘执中等人，也都认定此人绝非真太子。因此，在弘光朝廷中，满朝文武当时均在现场静观其变，心中皆知晓此“太子”乃假冒无疑。甚至远在外地的史可法，也依据左懋第从北京传来的密报，上奏弘光帝称此太子为假。
后来，“太子案”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全因东林党一系中一些好事之人推波助澜所致。至此，真相昭然若揭。高梦箕家中的仆人颇为狡诈（也不能排除稍后高梦箕本人可能有拥立假太子前往福建称帝的想法），最初或许只是看中了王之明见过世面这一条件，企图合谋骗取钱财，却没料到事态逐渐失控，最终牵扯进众多无辜之人。
即使如此，弘光帝也并未立刻派人处决王之明，而是对大臣们说了一番肺腑之言：“先帝（崇祯帝）与我，并无嫌怨。我又怎会因贪图天下而起害他血脉之心呢！只是太祖打下的江山，断不可被异姓孩童所混淆啊！”
两个多月后，在南京即将落入清军之手时，一群乱民闯入监狱劫持了这位“假太子”，给他穿上戏服充当龙袍“登基”。但最终这一闹剧被明朝大臣赵之龙镇压，并带着所谓的“伪太子”向清军投降。
弘光帝被捕后，多铎故意设宴，让“伪太子”坐在弘光帝的上首位置，质问他说：“崇祯太子逃难至此，你不肯让位还把他关进大牢，你心里过得去吗？”弘光帝低头不语。
多尔衮、多铎等清朝权贵绝非只会杀戮的武夫，他们都是心机深沉之人。在北京时，真正的崇祯太子却被他们判定为假货并杀害；而在南京的这位假太子，他们反而公开宣称是真的，利用完之后押送至北京秘密处死。真假之间，全凭时局所需，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回望“南渡三案”，情节离奇曲折，原本简单的事情却不断升级，追根究底，主要原因在于弘光朝廷的腐败无能，奸佞当道，民心尽失。
弘光一朝，文武百官沉溺于安逸享乐，朝堂内外腐化风气盛行。国家危难之际，南都的士大夫们却通宵达旦饮酒看戏，欢声笑语不断，其奢侈程度远超太平盛世，对失去君王、亡国之痛毫无感觉，只剩下麻木与自得其乐的心态。同时，为了应对庞大的军费开支，南京小朝廷疯狂搜刮民脂民膏，变本加厉地征收赋税。四镇军队更是肆意抢掠，甚至公然宣称“奉命打粮”，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局势愈发动荡不安。
“太子案”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引发了左良玉挥师南下的军事行动，从而上演了南明弘光政权内部最大规模的内斗。
在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关键时刻，弘光朝廷竟然还在崇祯帝庙号与谥号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完全不顾及国家存亡的大局，令人唏嘘不已。
弘光帝继位后，为崇祯帝拟定的庙号是“思宗烈皇帝”。然而，这一谥号却引发了朝中大臣赵之龙的异议，他上奏请求更改。但弘光帝并未应允。
随后，礼部官员余煜站出来据理力争。他指出：
按照谥法，“道德纯一”可称为“思”，“追悔前过”也可称为“思”。然而，先帝（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始终忧国忧民，一心追求成为尧舜般的圣君。不幸的是，国家屡遭变故，而所任用的大臣又多有欺瞒误国之举。先帝何错之有？将“思”字用于谥号，若取“道德纯一”之意则显得过于泛泛；若取“追悔前过”之意，则似有讥讽之嫌，与彰显先帝美德的初衷不符。此外，自唐宋以来，从未有过以“思”为谥的传统。周朝的思王、汉朝的后主，皆因昏庸软弱而为人诟病，岂能与先帝相提并论？
再看“烈”字，按谥法解释为“有功安民”，但如今国家沦亡，先帝以身殉国，何谈“安民”之功？若取“激烈”之意，则又非谥法本义。历史上，周朝的烈王、威烈王，汉朝的昭烈帝，以及魏国的烈宗、唐朝的光烈帝，均未有殉国之举。倘若日后史书记载，究竟是依谥法而书，还是背离谥法？因此，“思”与“烈”二字皆不妥当。
那么，先帝的谥号应当如何拟定？先帝英明神武，令人敬仰。他内无声色犬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建；临难之时慷慨赴死，符合国君为社稷捐躯的大义。纵观千古帝王，像先帝这般堪称圣主者实属罕见，理应尊奉一个前所未有的美谥以彰显其功德。经过考订古今，权衡再三，拟以“毅宗正皇帝”最为恰当。
余煜言辞恳切，义正辞严，令心怀鬼胎的弘光帝不得不下诏批准。由此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如此无关紧要之事上，弘光君臣之间也反复争论了许久，足见当时朝廷的复杂局势与各方利益纠葛。
来源：诗情画音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