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任日本陆军军医的石井四郎提出，细菌战可成为突破资源限制的战略选择，即便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明确禁止细菌武器研发与使用，日本军方仍决定秘密推进相关研究。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逐步确立军国主义发展路线，对外扩张野心不断膨胀。

20世纪2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日本国内资源短缺问题加剧，军方开始寻求“低成本、高杀伤”的作战手段。

时任日本陆军军医的石井四郎提出，细菌战可成为突破资源限制的战略选择，即便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明确禁止细菌武器研发与使用，日本军方仍决定秘密推进相关研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为细菌战研究提供了特殊环境。

731部队大楼

石井四郎向日本陆军省提出在东北建立实验基地的三大理由：

其一，东北地域广阔，可便捷抓捕中国平民、抗日战俘及苏联人员作为实验对象，“实验材料”供应充足；

其二，东北远离日本本土，即便实验引发疫情，也可将责任转嫁至当地，风险易于控制；

其三，东北靠近苏联边境，未来可依托基地对苏实施细菌作战，战略价值显著。

1932年，石井四郎首先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内设立“防疫研究室”，初步开展细菌培养与基础研究。

1933年，为躲避国际关注并获取更充足的实验条件，研究室整体迁至中国东北。

初期选址哈尔滨背荫河镇，建立名为“中马城”的秘密实验场，但1934年因实验对象越狱事件及基地爆炸事故，实验场暴露，日本军方遂决定迁移基地。

1935年，新基地在哈尔滨平房区建成，划定为“特别军事区”，占地总面积达6平方公里，区内修建150余栋建筑，涵盖细菌实验室、实验对象关押监狱、尸体处理焚尸炉、细菌武器装配车间等设施，形成功能完备的细菌战研究与生产基地。

石井四郎

为掩盖真实职能，部队对外使用“加茂部队”“东乡部队”等代号，内部成员则多以“石井部队”相称，以凸显石井四郎的核心主导地位。

从人员构成来看，731部队总规模约3000人，核心成员包括军医、微生物科学家、技术人员及专职士兵，其中军官占比极高——石井四郎本人为陆军中将，部队内拥有80余名校级军官，另有多名从日本国内高校、科研机构抽调的专业研究人员。

部队内部设八大职能部门，各部门分工明确：

日本警卫站在后来被731部队在低温实验中杀害的中国支持者旁边

为扩大细菌战覆盖范围，731部队在东北建立四大分支支队：

海拉尔543支队以冻伤研究为核心，针对东北严寒气候开发耐寒型细菌武器；

孙吴673支队聚焦对苏作战准备，储备细菌战剂并训练前线投放人员；

林口162支队侧重细菌规模化生产，为总部及其他作战单位提供菌剂补给；

牡丹江643支队主攻病毒研究，探索新型病毒的军事应用价值。

此外，部队在大连设立卫生研究所，作为菌剂运输与检测的中转站；

1940年11月在中国东北吉林省农安县 ‘鼠疫预防’行动

731部队将实验对象称为“马路大”（日语“原木”之意，喻指可随意处置的实验材料），其实施的活体实验涵盖多种类型，手段残酷且具有系统性。

在细菌感染实验中，部队成员强迫“马路大”饮用含有伤寒菌的糖水，或通过注射、跳蚤叮咬等方式传播鼠疫杆菌。

实验过程中，研究者仅记录“马路大”的发病症状与死亡时间，不提供任何治疗措施。

据原部队成员供词，某次伤寒菌感染实验中，20名“马路大”在饮用染菌糖水后，均在7至14天内出现高热、便血症状，最终全部死亡，尸体被直接送往解剖室。

冻伤实验由第一部吉村班主导，实验地点多在室外低温环境或人工制冷舱内。

实验时，“马路大”的手脚被固定，暴露于零下20℃至零下30℃的环境中，时间从1小时至数小时不等。

待肢体出现明显冻伤后，研究者再用不同温度的热水（从10℃至50℃）进行解冻，观察组织坏死程度。

实验记录显示，当解冻水温超过40℃时，“马路大”的冻伤部位会迅速肿胀、脱皮，严重者手指、脚趾直接脱落，部分“马路大”因感染引发败血症死亡。

1940年至1944年间，吉村班共进行此类实验超过500次，涉及“马路大”300余人。

毒气与解剖实验同样具有极高的残酷性。在密闭实验舱内，研究者释放芥子气、路易氏气等化学毒气，通过观察窗记录“马路大”的呼吸道反应，包括咳嗽、呼吸困难、肺部溃烂等症状，直至其死亡。

此外，731部队普遍对活体“马路大”进行无麻醉解剖，解剖过程中，“马路大”保持清醒状态，研究者直接取出心脏、肝脏、肺部等器官，用于研究细菌感染后的病理变化。

原部队解剖员供认，解剖时“马路大”的挣扎会持续5至10分钟，部分器官被浸泡在福尔马林中保存，其余则作为医疗废物焚烧处理。

母婴实验是731部队罪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队从占领区抓捕怀孕女性，通过注射细菌使其感染，随后进行活体解剖，观察病菌对胎儿的影响。

实验记录显示，部分胎儿在解剖时仍有生命体征，但最终均被处死，尸体与母体一同焚烧。

关于受害者规模，据1946年原731部队成员向美军提供的证词，1941年至1945年间，至少有3000名“马路大”死于实验。

综合苏联档案馆藏资料、中国地方史志及幸存者证言，总受害者人数估计超过8400人，其中包括中国平民、抗日武装人员、苏联战俘及朝鲜籍平民，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仅3岁，为一名被抓捕的中国儿童。

鄞县防疫处乙种隔离医院女病房

除活体实验外，731部队还大规模开展细菌武器实战部署，在中国多个地区发动细菌战。

1940年7月，石井四郎亲自率领部队成员，乘坐飞机在浙江省宁波市、金华市等地空投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

空投后1个月内，宁波市开明街一带出现鼠疫疫情，共造成108人死亡，当地政府为控制疫情，不得不烧毁疫区房屋137间。

1941年11月，日军在湖南省常德市实施细菌攻击，通过飞机投掷染有鼠疫杆菌的谷物、棉花等物品。

疫情迅速在常德城区及周边乡镇蔓延，截至1942年3月，官方统计死亡人数达7643人，实际死亡人数因农村地区统计不全而更高，疫情持续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逐步得到控制。

为控制疫情，开明街疫区遭到大火焚毁

1942年5月至9月，浙赣战役期间，日军为报复盟军空袭日本本土，在浙赣铁路沿线的衢州、上饶、丽水等城市及周边乡村，通过喷洒、投放等方式散布霍乱、伤寒、痢疾等病菌。

据浙江省档案馆资料记载，此次细菌战导致至少20万平民感染，其中死亡人数超过3万人，疫情引发的饥荒与社会恐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民众的苦难。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前夕，石井四郎意识到部队罪行可能面临清算，随即下令销毁731部队的核心证据。

8月10日至15日，平房基地内的实验室、监狱、细菌生产车间等150余栋建筑被炸药炸毁，所有在押的“马路大”被部队成员杀害，尸体与实验档案、数据资料一同焚烧。

焚烧疫区老鼠情形

部分无法销毁的大型设备被拆解后投入松花江，细菌培养罐、解剖台等物品则被彻底破坏。

8月16日起，731部队核心成员分批次撤离中国东北，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主要负责人携带实验数据、菌种样本等关键资料，乘坐军用飞机返回日本。

返回日本后，石井四郎将部分资料秘密藏匿于东京郊区的私人住所，另一部分则交由日本陆军省保管，为后续与美军谈判保留筹码。

1945年9月，美军进驻日本后，开始调查日本细菌战相关情况。

此时美苏冷战格局逐渐形成，美国为获取731部队的细菌战研究数据，以应对苏联可能的生物武器威胁，决定与石井四郎进行秘密交易。

1946年3月，美军驻日司令部官员与石井四郎在东京会面，双方达成协议：美军为石井四郎及731部队核心成员提供战争罪豁免，石井四郎则向美军移交全部细菌战实验数据、菌种样本及研究报告。

内藤良一

1947年1月，美国国务院向美军驻日司令部发送备忘录，明确要求“不将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731部队成员作为战犯起诉”，同时规定相关交易内容需严格保密。

在此背景下，1946年至1948年的东京审判中，美军刻意隐瞒731部队的罪行，未将其列入审判议题，石井四郎等主犯均未受到任何法律追究。

与美国不同，苏联在1945年8月占领中国东北后，逮捕了12名731部队成员（多为中下级军官及技术人员）。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举行军事法庭审判，对这12名战犯进行审理。

法庭通过证人证言、实验记录等证据，认定731部队实施活体实验、发动细菌战的罪行，最终判处12名战犯15年至25年不等的监禁。

北野政次

但此次审判未涉及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主犯，且由于冷战局势影响，审判结果在国际社会的传播范围有限。

战后，731部队战犯大多未受到实质性惩罚，部分成员甚至进入日本医学界、制药行业任职。石井四郎晚年在东京开设私人诊所，1959年因喉癌去世；

原731部队第二部部长内藤良一，于1950年参与创办日本绿十字公司，将细菌战研究中积累的微生物培养技术应用于疫苗生产，获取巨额商业利益；

北野政次则担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教授，继续从事医学研究，直至1986年去世。

731部队平房基地遗址位于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日本细菌战遗址群。

南京1644部队

该遗址群包括四方楼实验室遗址、特设监狱遗址、焚尸炉遗址、细菌弹装配车间遗址等30余处遗迹，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

1982年，平房基地遗址被列为黑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5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在平房基地遗址内建成开放，馆内通过文物、照片、档案资料等展品，系统展示731部队的建立背景、组织架构、核心罪行及战后结局。

截至2024年，陈列馆已收集各类文物1000余件，包括实验用注射器、细菌培养罐、受害者遗物、部队成员日记等，其中《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原簿》《军医将校名簿》等档案资料，详细记录了731部队的人员编制、实验数据等关键信息，成为揭露其罪行的重要证据。

南京1644部队

731部队的暴行对国际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推动了全球生物武器管控体系的建立。

1972年4月，《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简称《生物武器公约》）在伦敦、莫斯科、华盛顿三地同时签署，该公约明确禁止缔约国发展、生产、储存生物武器。

截至2024年，已有184个国家加入该公约。731部队的罪行也成为国际社会研究战争伦理、生物安全的重要案例，多所高校、研究机构将其纳入历史、医学、法学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内容。

然而，日本政府长期对731部队的罪行采取否认、淡化态度。在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中，对731部队的描述多一笔带过，甚至不提及活体实验、细菌战等核心罪行；

部分日本政客多次参拜供奉有731部队战犯的靖国神社，引发中国、韩国等受害国民众的强烈抗议。

石井四郎在战后731部队成员的聚会上

2000年以来，中国、韩国民间团体多次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罪行、向受害者道歉并赔偿，但日本政府始终以“个人行为”“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回应。

尽管如此，幸存者及受害者家属从未放弃对真相的追寻。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名731部队受害者家属通过诉讼、证言陈述等方式，向国际社会揭露731部队的罪行。

例如，中国受害者亲属王选牵头成立“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自1997年起多次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罪行并赔偿，虽未获得胜诉，但推动了更多历史资料的公开。

1981年，原731部队成员古都良雄出版回忆录《731部队证言》，详细描述了活体实验的过程；

1995年，原731部队解剖员胡桃泽正邦在东京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上作证，承认自己曾参与300余次活体解剖，其中仅三分之一的器官被保存为实验标本，其余均被焚烧处理。

广岛上空2万英尺的烟火气

这些证言与历史档案、遗址文物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731部队罪行的完整证据链。

然而，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时至今日，日本部分势力仍在历史问题上执迷不悟，对731部队等侵华暴行百般抵赖、刻意歪曲。

他们参拜靖国神社，妄图将沾满鲜血的战犯美化成所谓的“英雄”；

他们修改教科书，试图从下一代的认知里抹去这段罪恶的历史，淡化侵略行径带来的伤痛。

这种不尊重历史的行为，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受害国人民感情的再次伤害，是对人类良知和正义的公然挑衅。。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