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籍士兵隐居在中国，结婚35年后，妻子才知道丈夫是日本人

摘要：“1949年腊月廿三的夜里，你还要出诊吗？”寒风里，一个老妇人隔着门缝向“山大夫”小声询问。门内的人愣了一下，提起药箱仍旧往外走，留下一句“有人在烧得厉害，得去看看”。那时，没有谁知道这位总是背着药箱的中年男人，原名叫山崎宏，曾是日本陆军的一名军医。

“1949年腊月廿三的夜里，你还要出诊吗？”寒风里，一个老妇人隔着门缝向“山大夫”小声询问。门内的人愣了一下，提起药箱仍旧往外走，留下一句“有人在烧得厉害，得去看看”。那时，没有谁知道这位总是背着药箱的中年男人，原名叫山崎宏，曾是日本陆军的一名军医。

山崎宏1908年生于冈山县，家境殷实，父亲经营葡萄园。他自幼立志学医，东京帝大毕业回乡后，本以为一生就在乡里行医教书。可1937年秋天，征兵令像冰刀一样划破平静，三天之内需报到。他讨厌军旅，可天皇的命令无法违拗。就这样，他被编入陆军步兵第十师团，身份是军医。

他跟随部队从下关登船，一路抵达天津。行军途中，目睹同袍放火、射杀平民，他的胃里翻江倒海。几次为被刺刀挑开的中国孩子包扎，他都得躲在黑夜里呕吐。一个雨夜，部队在廊坊短暂停留，他悄悄换上便衣，借着给马匹取水的空隙溜出营地。此后，日军再也没找到这名军医。

没有通行证、没有钱，更不敢讲日语，他沿铁路向南，饿了讨碗粥，困了睡在废弃车厢。走进山东境内时，他只剩皮包骨。济南火车站外，一位挑水老汉递给他半块窝头，那一刻他突然决定，不回日本了——“我欠这片土地太多，只能留下来弥补”。

他用木板钉了个简陋药箱，白天给难民治疗冻疮、痢疾，夜里蹲在油灯下苦学中文，把《本草纲目》抄得密密麻麻。靠着行医挣来的几吊钱，他常给孩子们换粮票，久而久之，人们叫他“山大夫”。那年，他遇见了失夫带女的李秀芝，她柔声说：“大夫，您不嫌弃的话，就一起过吧。”乱世里的两个孤单灵魂，很自然地抱在了一起。

日本宣布投降后，大批俘虏被遣返。济南街头也出现了收容站，可“山大夫”连门都没去问。他在城南置下一间两进小院，翻修做诊所。新政权建立后，公私合营成为潮流，他干脆把房契递到卫生科，“交给国家，能便宜看病才是真事。”1956年，新诊所挂牌为“济南市第三门诊部”，他仍是坐诊医生，工资却只拿普通一档。周围人笑他“傻”，他只是摆摆手。

表面平静的日子里，他心中一直有座暗礁——那层被刻意掩埋的国籍。身份证上写着“山仁”，他用这个谐音与过去切割。可每当夜里打雷，他会突然惊醒，自言自语：“对不起，对不起。”妻子以为他梦魇，端水为他擦汗，毫不知情。

时间来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新闻传遍大街小巷。他的女儿已经成了外科医生，偶尔会问：“爸，日本那边也用这种缝合线吗？”他噎在那里，笑得勉强。终于，婚后第三十五个春天，山崎宏在灯下把出生证、旧军医证摆到妻子面前，整整沉默了半个小时。李秀芝抬头，只有一句：“你救人，人记得；你是哪国人，我不在乎。”那一夜，他的双肩像被卸下千斤。

1975年，他拿着重新补办的护照回冈山县扫墓。家里供了他的灵位，兄嫂看到“亡人”归来几乎跪下。他只停留五天，带走灵牌，又把行李托运回山东。兄长挽留，他却说：“我那边还有数不清的病号。”返程船上，他写下一行汉字——“明月有光，人有情”，夹在护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