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起大唐，我们的印象往往停留在唐太宗“天可汗”威震四方、开元盛世、万国来朝，李白醉酒诗三千……

说起大唐，我们的印象往往停留在唐太宗“天可汗”威震四方、开元盛世、万国来朝，李白醉酒诗三千……

直到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一锤砸碎了大唐的盛世气象。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场浩劫之后的大唐其实并没有立刻倒下——它挣扎着爬起来又求存了144年，直到907年才真正落下帷幕。

前面的辉煌我们都了解，但后面这一个半世纪的风雨飘摇，为何在历史书中总是被一笔带过？

安史之乱虽然平息，大唐却留下了上不得台面的历史痕迹。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尴尬的记录——皇帝因战乱出逃京城达九次之多，而国都长安六次被叛军或外敌攻陷，即“天子九逃、国都六陷”。

763年，吐蕃趁着大唐元气大伤，一举攻入长安，唐代宗仓皇东逃——这是长安首次沦陷于外敌之手。

783年，泾原兵变再起，唐德宗又一次被迫出走。

最惨烈的是881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僖宗一路逃到成都，逃亡持续了整整四年。

还有后任的唐昭宗，在位期间基本等于傀儡，被挟持着前后四回逃离长安……

安史之乱后，这哪还有当年“天可汗”威震四海、统御万方的大唐盛世？

要说清楚大唐后期的困局，就得从一场被历史低估的关键战役说起——香积寺之战。

757年的香积寺之战，堪称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

当时长安还在安禄山叛军手中，唐肃宗李亨急于收复京师，任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

郭子仪率领来自安西、河西、朔方等地的15万精锐唐军，与安守忠、李归仁率领的10万叛军在长安城南香积寺以北的平原上展开决战。

唐军方面，由李嗣业率领精锐的安西陌刀队作为前军，这些重装步兵“如墙而进，人马俱碎”；郭子仪亲率中军坐镇；回纥骑兵则埋伏在侧翼待命。

叛军同样精锐尽出，其中同罗骑兵更是骁勇异常。

战斗从清晨持续到黄昏，双方反复冲杀数十回合。最惨烈的时候，叛军骑兵一度突破唐军前沿，直扑中军大帐。主将李嗣业赤膊上阵，手持陌刀连人带马斩杀数十骑，才稳住了阵线。

战至下午，回纥骑兵终于抓住时机，绕到叛军侧后方发起突袭，唐军趁势全面反攻。

此战的惨烈程度超乎想象——双方阵亡超过六万人，总伤亡高达十三万。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香积寺周围的平原密密麻麻全是战死的士兵。

虽然唐军最终取胜，收复长安，但这场胜利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大唐最精锐的中央军几乎损耗殆尽。

朝廷为了平叛，不得不倚重藩镇兵力，这直接导致了唐朝后期长时间藩镇割据的局面。

藩镇军阀手握重兵，自置官吏，自收赋税，形成了国中之国。比较厉害的河朔三镇（成德、魏博、卢龙）更是父子相承，完全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一代名将郭子仪虽然赢了战役，却输了战略，此事让后来的史家们都不愿多着笔墨。

到806年，唐宪宗李纯即位，开启了一段被称为“元和中兴”的复兴时期，也是唐朝后期唯一重振的机会。

唐宪宗李纯堪称自开元以来难得的“中兴之主”。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重用李巽、程异等理财能手，改革漕运、整顿财政、强化中央军力，成功削弱了多个藩镇势力。

唐宪宗改革使国力稍加恢复后，他发动了一系列讨伐战争，想要把藩镇手中的权力收回。

815年，朝廷出兵平定西川刘辟；817年，派遣唐将李愬雪夜下蔡州，生擒淮西节度使；818年，成德王承宗、淄青李师道相继归降大唐。

宪宗时期藩镇情况

一时间，全国大部分藩镇纷纷表示臣服，出现了自安史之乱后未有的统一局面。

然而这场中兴如同昙花一现。

820年，宪宗突然暴毙（据史书记载极可能是被宦官毒杀），继任的唐穆宗无力维持强势政策，河朔三镇再次叛乱，中兴大业功亏一篑。

元和中兴，也成为了大唐最后的荣光——即使是有为之君，也难以撼动此刻已经根深蒂固的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

845年，唐武宗李炎在宰相李德裕支持下发动了大规模灭佛运动，史称“会昌灭佛”。

这场运动表面上是宗教整顿，实质上是大唐朝廷与宗教势力争夺人口和资源。

当时佛教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僧侣免于赋税徭役，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全国有大中型寺院4600多所，小庙宇4万余处，僧尼26万余人，寺院奴隶15万人。这些寺院占有大量良田，却不用缴纳赋税，导致国家财政日益困窘。

会昌灭佛

武宗下令拆除寺院，迫令僧尼还俗，没收寺院数千万顷田地。

这场运动共还俗僧尼26万余人，解放寺院奴隶15万人，没收田地数千万顷。这些资源被重新纳入国家赋税体系，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

然而灭佛运动也反映了唐王朝面临的深层危机——国家已经无力开拓新的财源，只能通过剥夺宗教团体来维持统治。

就像一个垂死的病人，在做最后的挣扎求生。

武宗去世后，继位的唐宣宗很快恢复了佛教，这场运动最终未能解决根本问题。

大唐后期狼狈的背后，隐藏着两个最致命的危机。

其一是宦官专政。

其实唐朝宦官篡权之恶劣远超其他朝代。自唐代宗开始，宦官就逐渐掌握了神策军兵权，形成了足以压制皇权的可怕力量。

唐德宗时期，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别担任左、右神策军中尉，开创了宦官执掌禁军的先例。

此后的唐顺宗、宪宗、敬宗竟然都死于宦官之手，皇权沦落至如此地步，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到了唐文宗时期，皇帝不甘受制于阉人，于是发动“甘露之变”诛杀宦官，因计划泄露失败。此后，宦官集团气焰更加嚣张，连皇帝都感叹自己不如汉献帝。

这些挟兵自重的大唐宦官集团，废立皇帝如同儿戏，成为朝政真正的把持着。

其二是藩镇割据。

如果说宦官专权是慢性毒药，那么藩镇割据就是唐朝灭亡的特效药。

安史之乱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形成了一片片独立势力。这些藩镇“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完全不受朝廷节制。

最嚣张的当属上文提到的河朔三镇，他们节度使的传承完全是父子相继，朝廷连表面上的任命权都没有。

一些强藩如淮西、淄青等，甚至长期不向朝廷缴纳赋税，不纳税的藩镇一度达到“天下三分之二”的程度。

甚至一些节度使去世前公然对儿子说：“我之所以能坐稳这个位置，全靠朝廷软弱，如果我死后你听朝廷的话，咱们家就完了！”

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对峙拉锯不断蚕食大唐的生命力，直到朱温篡唐时补上了最后一刀。

朱温

首先啊，这段历史太“碎”了。

一会儿皇帝跑路了，一会儿太监当老大了，一会儿藩镇又闹独立了——后人写史书的时候也挠破了头：这乱七八糟的该怎么讲？

得，干脆从安史之乱直接快进到赵匡胤黄袍加身，中间这一百多年就草草带过。

再者，前期对比太强烈了。

唐朝历史先让你见识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空前盛况，李白醉酒唱着“云想衣裳花想容”；转头就给你看皇帝弃城跑路、宦官篡权，藩镇造反。

换谁都想多回忆盛世的荣光，不想提晚年的窘迫吧？

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就像个家道中落的大户人家，外面看着宅子还在，里头早就被掏空了。这种“名存实亡”的状态，哪有那么多可大书特书的？

于是教科书上也就一笔带过：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完事。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