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烽火岁月中，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这座“红色灯塔”，曾经承担了统战联络、文化动员与物资转运等多重使命。它不仅是抗战时期我党在国统区的重要秘密枢纽，更直接推动桂林成为战时“文化城”。数以千计的文化界人士汇聚于此，

展厅内关于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的介绍 馆方供图

□时建红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烽火岁月中，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这座“红色灯塔”，曾经承担了统战联络、文化动员与物资转运等多重使命。它不仅是抗战时期我党在国统区的重要秘密枢纽，更直接推动桂林成为战时“文化城”。数以千计的文化界人士汇聚于此，新闻出版、文艺创作空前繁荣，背后则是无数智慧、勇毅与牺牲。

八十多年过去，这座位于漓江畔的旧址依然屹立，见证着那段峥嵘岁月，传递着永不褪色的抗战精神。

一 组织机构与五大任务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是依托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而建立的纪念性博物馆。位于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是展示广西全面抗战和全民抗战的专题性纪念馆。现有馆藏文物2000余件，珍贵历史资料照片5000余幅，其中有周恩来、李克农和胡志明等人在抗战期间使用过的物品。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于1938年11月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建立，处长是李克农。又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它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新四军驻桂通讯处和中共南方局桂林办事处于一身，是“三位一体”的中国共产党设在南方国统区的办事机构。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是一栋卖酒的两层楼砖木房屋，叫“万祥糟坊”。内设有警卫室、行政科、办公室、处长室、电台室等科室。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后肩负五大任务。

第一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直接有效地领导南方各地的抗日斗争，关怀新四军的领导和组织建设，周恩来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4月间曾连续三次来到桂林“八办”部署和指导工作，与桂系和广大在桂文化人开展统战和宣传我党的抗日政治主张，为桂林形成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文化中心创造了相对民主宽松的政治环境。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的叶剑英也曾多次来到桂林“八办”，指导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是直接领导和联络南方各省及海外南洋一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秘密工作；第三是筹集和转运军需物资，护送过往人员，为前线输送各类特殊人才；第四是为党中央和我党领导的抗日前线收集和传递敌占区、国统区的政治、军事情报等；第五个任务是直接领导和引导桂林抗战文化救亡运动。

二 文化运动的领导与推动

在以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的直接指导和关心下，桂林“八办”具体领导和引导着数以万计云集桂林的文化人，各种文化团体应运而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救亡运动。

当时桂林的新闻事业空前繁荣；出版发行盛极一时；戏剧运动蓬勃发展；音乐、美术活动空前高涨；社科、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桂林，因此被称为战时“文化城”。当年的文化人大雷在《桂林出版界巡礼》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西南以至全国的精神食粮，三分之二由此供应也没问题的。”诚如当年文化人所描述的“桂林的街头，最容易触目的，是贩卖精神食粮和书报店的增加率，和贩卖粮食的饭菜馆等量齐观。”“留桂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个时期占全国第一位。”

从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的6年多时间里，在桂文化团体和文艺团体100余个，先后到桂林开展抗日文化运动的文化界知名人士达1000多名，一时间桂林文人荟萃，群彦毕集，其中比较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等就有200多人，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何香凝、田汉、夏衍、艾青、欧阳予倩、胡愈之、范长江、徐悲鸿、李四光、高士其、梁漱溟、马君武、陶行知，等等。他们的到来，不仅为桂林提供了人才优势和资源，而且还为桂林培养了大批抗战文化人才。同时，桂林也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遇和广阔的文化舞台，他们以民族救亡为己任，全力为抗战讴歌呐喊！

文学方面，以文学创作为表现形式的文化繁荣异军突起。桂林的文学创作中，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艾芜的《故乡》,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的《第七个》，端木蕻良的《初吻》《早春》《大地的海》，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边陲线上》等，这些作品或长歌当哭以撕碎人心的控诉来激发民族义愤；或号角怒鸣，以勇士的壮举来感召抗战的豪情。军旅作家司马文森的《粤北散记》、陈残云的《今日马来亚》反映战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传递着抗战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时人称《粤北散记》简直是“足够交织成一幅抗战中国缩图”。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大门 馆方供图

三 新闻出版的繁荣与影响

新闻出版方面，抗战爆发之前，桂林文学期刊只有9种，报纸仅有《广西日报》一家，到1944年，在桂林出版、发行的报纸达20多种，各种新闻机构10多个。当时桂林的出版印刷业相当繁盛，各种出版社、书店有179家，印刷厂达109家(指在相关行业部门登记在册的，不包括许多小型的没有登记的书店和印刷企业)，每月印刷用纸达15000多令，每月排字三千万至四千万码。同时出版各类杂志200多种，纯文学期刊36种，综合性文艺期刊52种，文艺著作1000多种，丛书50余套，而且还翻译出版大量外国作品，集中出版了一批国内著名作品介绍到国外。

抗战时期桂林的出版物中，介绍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的读物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的共产主义思想与文化内容的读物。如《新华日报》桂林分馆与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这三家出版机构，大量发行《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列宁主义问题》《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著作。当时新知书店还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多种马列著作，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薛暮桥的《经济学》、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等，都能在青年和学生中有广泛的影响。文化供应社的《新民主主义论》、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新中国学术丛书”等对青年读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过启蒙的引导作用。

在桂复刊后的《救亡日报》，坚持贯彻周恩来指示：“桂林《救亡日报》要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办出独特风格来，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办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喜欢看的报纸”，成为宣传我党抗战方针、政策和推动抗日文化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同时还在桂林设立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处长李克农不定期指导《新华日报》的分销工作和投递方法（采取伪装封面的方法），以避开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检查和破坏，并派出办事处人员与报馆人员一同走上街头义卖刊有毛泽东《论新阶段》等重要文章的报纸，直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其迅速在桂林及南方地区广泛传播。重庆出版的《群众》《文艺阵地》；延安出版的《解放》《文艺战线》《中国青年》等革命报刊也能在桂林翻印发行。国新社更是在桂林设立总社，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除此之外还派出记者到最前线做战地采访，他们以镜头为枪、纸笔为弹，记录下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四 艺术领域的抗战表达

音乐方面，作为抗战期间最直接、最具号召力的大众文艺形式，其群众动员的作用更有成效；特别是在“保卫大西南”运动期间，桂林的街头时常有千人大合唱和万人大合唱的抗战歌声响彻云霄。张曙的《负伤战士歌》，东北流亡学生的《松花江上》，田汉填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冼星海的《救国进行曲》《黄河大合唱》，舒模的《武装上前线》，张寒晖的《去当兵》，等等，以雄健激扬的曲调，震撼着千百万战士的心灵，鼓舞着他们英勇杀敌。

诗歌作为时代的强音、歌唱的另一种符号，表现出强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在桂作家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黎明的通知》《吹号者》；田间的《给战斗者》《她也要杀人》；彭燕郊的《战斗的江南季节》；徐迟的《最强音》等，犹如一支支强烈的兴奋剂，震撼心灵，唤起抗战救亡的意识。

美术作为最直观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抗战宣传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抗战时期的桂林美术界，“几乎集全国美术高手于一地”。当年聚集桂林的知名画家达250多名，美术社团、院校多达40余个，美术刊物、专著26个；聚集了黄新波、李桦、丰子恺、廖冰兄、马万里、徐悲鸿、关山月等中国美术界中坚力量。他们以辛辣诙谐的笔尖刻画敌人的丑恶和人间世态，猛烈抨击黑暗，热情歌颂抗战新生，使这一时期的美术活动“透露着新中国的新文化的光辉，展现出可喜的前景”。他们绘制布画、壁画，举办街头流动画展、诗画展，开展歌配画宣传活动；特别是对门神、年画的改造运用，如赖少其的《抗战门神》、廖冰兄的《中国必胜》等，颇受群众欢迎。更有余所亚的《前方马瘦，后方猪肥》、《他说：为抗战祝福!》、《山城即景》4幅、《王老七买米》等作品，以幽默诙谐的笔调，切中时弊，对敌人和顽固派以极大的批评和讽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在桂举办的各类美术活动达244个，美术活动可谓盛况空前。

戏剧运动也空前发展，抗战期间，桂林的专业文艺演出团队达40多个，业余剧团50多个，到桂演出过的文艺团体更是多达70多个。在桂上演的各种剧目达数百个，其中演出话剧433个，歌剧14个，舞剧2个，平剧240个、桂剧77个，湘剧25个，粤剧62个，曲艺2个，傀儡、马戏、魔术11个；音乐和舞蹈326场。特别是由田汉、欧阳予倩、杜宣、瞿白音等人筹组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为期三个多月，聚集了西南8省30个剧团（队），近千名戏剧工作者，演出剧目60多个，170多场，同时还举行了戏剧资料展览，召开了戏剧工作者大会，可谓是戏剧史上的空前创举。而且又有苏联、英国等多个国家参展，许多外国作家、戏剧家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不同程度地在本国加以宣传，特别是美国著名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盛赞此次剧展是“除古罗马以外有史以来的仅见”，其国际影响不言而喻。此外，桂林的抗战戏剧“出国”也是我国戏剧史上的一个奇迹，由金山、王莹率领的中国救亡剧团，先后在西贡、新加坡、仰光等地作巡回宣传演出，为期数月，轰动一时，既向南洋各地华侨宣传了抗日，又为祖国抗战募集了一笔可观的经费。

桂林“八办”作为桂林抗战文化救亡运动的直接领导和引导者，处长李克农不仅在办事处内组建了自己的宣传队，而且亲自编写了《坚持到底不妥协》、《反左右倾》活报剧和《日寇暴行》独幕剧，还身体力行带头活跃文化宣传气氛，亲自扮演《日寇暴行》独幕剧中的“老日本”角色，广泛参与文化界活动。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还创造性地指导“生活教育社”与漫画木刻界的刊物出版工作，提出《工作与学习》与《漫画与木刻》合二为一的办刊方式，两个封面交替使用，内容和形式采取既灵活、又新颖的办刊方针，使该刊备受读者欢迎。

桂林抗战“文化城”从1938年11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开始，至1944年9月的豫湘桂大撤退止，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文化事业空前繁荣，文化产业迅猛发展，在新闻、文学、出版、戏剧、音乐、美术、教育、社会科学等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虽然皖南事变后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但不久党中央和南方局又及时派出李亚群、孙士祥、刘隆华、徐鸣和邵荃麟等负责桂林文化界的统战工作，接替夏衍留下的进步宣传和统战的工作任务，始终有效地领导和引导了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

五 特殊贡献与历史地位

桂林“八办”充分利用桂林的特殊地理优势和特殊政治环境，积极领导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利用领导南方各省及海外南洋一带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活动的有利条件，抓住桂林抗战文化能够向海外辐射的作用，直接促进了中国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有机联系，在世界人民心中架起了一座相互沟通、理解和互相声援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桥梁。同时又通过中共地下党活动，直接影响着华侨所在国的反侵略斗争，直接支援了东南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特别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声威和政治地位的日益提高，国民党军政部下令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十分有限的军饷，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为解决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燃眉之急，党中央直接命令桂林“八办”为前线筹集和转运各种急需的军用物资。桂林“八办”建立两年多来，克服各种困难，与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不断从各地筹集各种紧缺物资。同时与香港“八办”通力合作，积极争取华侨捐赠，深入敌占区和海外采购，为党中央和前线抗日部队提供了大量急需的枪支、弹药、棉衣、棉被和医药用品、医疗器械，以及通讯器材、汽车、汽油，等等，种类达几百种之多；输送了各类特殊人才1000多人到各抗日前线，使我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渡过难关，也使中国抗战能够坚持到底。这是桂林“八办”对中国抗战作出的最特殊的贡献，真正起到南国大地上抗日红色指挥部的作用。

现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个经典红色旅游景区之一、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和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在继承革命传统、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培育新时代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的社会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来源：羊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