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5年至1976年间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场特殊政治文化事件。它由毛主席对古典小说《水浒传》的评论而引发，在特定形势下，被“四人帮”蓄意扭曲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场运动的全过程，清晰折射出“文革”末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生态。
1975年至1976年间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场特殊政治文化事件。它由毛主席对古典小说《水浒传》的评论而引发，在特定形势下，被“四人帮”蓄意扭曲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场运动的全过程，清晰折射出“文革”末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生态。
一、运动缘起：从文学评论到政治议题的转向
1975年，一生酷爱读书的毛主席眼睛患上了白内障。为了缓解主席因无法阅读而痛苦的情形，中办请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来为他读书。8月14日，卢荻征询主席对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评价时，毛主席说了一段有针对性的话。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这段话的核心，是聚焦小说中宋江领导的梁山起义从“聚义”到“忠义”、最终接受朝廷招安的结局，将宋江定义为“投降派”，意图以其为反面典型，警示“投降主义”倾向。
事实上，毛主席对《水浒传》的关注贯穿了他的一生：早年他曾肯定梁山好汉“逼上梁山”的反抗精神。到了70年代，随着自己身体状况的变化和对党内路线斗争的忧虑，其关注点转向了对“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批判，这也成为他此次评论的重要历史语境。
毛主席的评论本是对文学作品政治倾向的个人解读，但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姚文元，迅速捕捉到其中可利用的政治空间。他随即致信毛主席，称这一评论“对反修防修有重大意义”，建议将其作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内容印发全党学习。毛主席批示同意后，一场原本只应局限于学术范畴的讨论，开始向全国性政治活动转变。
1975年8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由“梁效”（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笔名）撰写的《鲁迅评〈水浒〉评得好》，率先将鲁迅对《水浒传》的评价引入讨论，为运动造势。鲁迅在1930年《流氓的变迁》一文中曾评价：“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鲁迅这段直指梁山起义“不反皇帝、最终投降”的评论，因与当时的批判方向契合，被大量报刊引用，成为论证“宋江是投降派”的重要依据。
9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正式将评《水浒》定义为“政治思想战线的重大斗争”，强调要“从《水浒》中吸取教训，认清投降派的真面目”。此后，全国范围内的评《水浒》批“投降派”活动全面铺开，工农兵、知识分子被组织参与批判，北大、清华等高校成立专门小组编写批判材料，相关内容甚至被改编进教材，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
二、“四人帮”的操弄：运动沦为政治斗争工具
随着运动的推进，“四人帮”公然扭曲评《水浒》的初衷，将其完全转化为攻击党内务实派领导人的武器，使运动彻底偏离学术轨道，沦为派系斗争的载体。当时，周总理已察觉“四人帮”的企图，私下批评“他们做得太过分了”；邓小平也直言评《水浒》是“有人借题搞阴谋”。两人均对“四人帮”的操弄保持着警惕。
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县召开，邓小平主导会议相关工作。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推动全国农业生产，但江青借出席会议之机，多次打断正常议程，强行将话题转向评《水浒》，进行针对性的政治影射。
9月12日，江青在大寨礼堂接见当地干部社员时，发表了长达2小时的讲话。她明确声称：“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进而直接将文学情节与现实政治挂钩，暗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毛主席”。9月17日，她又召集北影、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单位100余人谈话，进一步污蔑“国务院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明里暗里将矛头指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把邓小平比作“架空晁盖的宋江”，意图通过批“投降派”为攻击政敌制造舆论。
为扩大自身言论的影响，江青还提出无理要求：将自己在大寨的讲话录音在大会播放、讲话稿印发全国。主持会议的副总理华国锋察觉到江青言行的不当，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并及时将相关情况上报中央。
三、各方态度与运动转折：相关领导的抵制和毛主席的否定
1975年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主席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专门向毛主席汇报了江青的相关言行，以及她要求播放讲话录音、印发讲话稿的诉求。毛主席听后明确表达了对江青的不满，怒斥道：“放屁！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同时作出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这一指示直接否定了江青的政治操弄，也让“四人帮”借评《水浒》攻击政敌的企图受到直接打击。
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后，华国锋不仅明确拒绝了江青的无理要求，还专门指示山西省委书记王谦，不得在山西境内播发江青的相关讲话，从执行层面遏制了江青继续借评《水浒》扩大政治影响的可能。
“四人帮”并未就此收手，1976年1月1日，《红旗》杂志仍发表署名文章，将评《水浒》与“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直接绑定，试图延续这场政治闹剧，但随着1976年10月份“四人帮”被粉碎，这场被严重政治化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最终彻底落幕。
四、运动的影响与历史回望
这场运动，对于在周总理、邓小平领导下将国民经济逐步拉向正轨的努力，形成巨大冲击。同时，对古典文学研究造成严重干扰：高校相关教材被迫按照政治口径修改，学术研究的独立性遭到破坏，思想文化领域陷入僵化与混乱。这种影响在运动结束后仍持续了一段时间。
如果说这场运动还有点益处的话，那就是客观上推动了《水浒传》的普及。许多人因为这场运动才开始接触这部古典小说，但民众对作品的理解却完全被政治化扭曲了——宋江此前被定义为“农民起义领袖”，如今又被强行改为“叛徒”“投降派”，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复杂性被完全忽视。
“四人帮”覆灭后，学界逐渐回归对《水浒传》的客观研究。宋江的形象摆脱了单一的“投降派”标签，回到了多元解读的轨道。
来源：画说历史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