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东山乃为谁何，如今知道的人怕是不多了。查其行迹，尽管于某些细节说法上不尽一致，但大体不差。史东山生于1902年，浙江海宁人，早年曾参与但杜宇和张光宇主办的上海晨光美术会，后又进入但杜宇主办的上海影戏公司任美工师，自此涉入电影业，并因天资和勤奋兼备，很快成为集

群山

史东山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7年6月初版

说不清为什么，最近找出史东山所著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这册小书来读。

史东山乃为谁何，如今知道的人怕是不多了。查其行迹，尽管于某些细节说法上不尽一致，但大体不差。史东山生于1902年，浙江海宁人，早年曾参与但杜宇和张光宇主办的上海晨光美术会，后又进入但杜宇主办的上海影戏公司任美工师，自此涉入电影业，并因天资和勤奋兼备，很快成为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多面手。1925年，其因创作剧本《柳絮》而名声大振。之后，他又编导了《共赴国难》（与蔡楚生合作）《女人》《人之初》《长恨歌》《狂欢之夜》等多部电影，艺术上由原来的唯美倾向转向现实主义，思想和艺术更趋成熟。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是编导了中国第一部反映抗日题材的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此后复编导《好丈夫》《胜利进行曲》，也曾导演曹禺、陈白尘、于伶等人著作的话剧，创作水平既臻巅峰。抗战胜利后，史东山迅即恢复因抗战而被迫停业的电影公司，集中精力、财力、物力、人力，编导出《八千里路云和月》，男女主角分别邀约陶金和白杨饰演，公映后引发观众强烈共鸣，一时好评如潮。有学者认为，《八千里路云和月》“堪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里程碑的电影，具有史诗的气魄”，甚至“成为中国电影舞台上长演不衰的经典影片”（引自散木著《旧日子，旧人物》）。

这册《八千里路云和月》，即是当年的同名电影剧本，完成于1946年8月下旬。1957年6月，中国电影出版社将其整理出版。据“出版者说明”云，这个本子原是其家属所藏的一种油印本，“大概是供摄制人员用的，注有镜头号数、种类及场景说明，也就是作者主张的分镜头文学剧本罢，前面一部分并经作者修订过。现在把它编印出来，删去了镜头号数、种类及场景说明，并作了个别文字修辞上的改动。”如此，省略了许许多多专业上的枝蔓，这对于我来说，则不啻一部“电影小说”了。

从日记中查到，我最初读这个电影剧本是在2012年3月。因为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故自旧书摊淘来后便迫不及待“先睹为快”了。当时虽然只是被故事本身吸引，但我确实是怀着真诚的心态，把它当成一部小说来读的。读后印象很深，私以为它作为一部“小说”，或许称不上优秀，却是合格的。比如以家庭和小剧队的见闻折射抗战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以小剧队的投入抗战、被迫迁徙和流亡来编结曲折的故事情节，以富有个性的对话和行止表现人物的鲜明性格，等等。此外，以少量的方言表明故事的地域环境，比如，“让俚倷晓得晓得下淌勿要什更凶！”“个个啥个路道！”“个个小姑娘，心肠那哼什更好！”诸如此类穿插于文本中的“吴侬软语”，使故事显得生动、真实、可信。

时过十余载，虽已看过电影，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也已然定型，但今次再读却又别增一层体会。而揭叶即见的累累墨痕，更折射出自己当年读书时的态度。比如女主人公玲玉对其表兄借势大发国难财行为的谴责，几句话都被我在下边画了线，有的甚至加了着重号和“△”：

“这个世界，都像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强夺民产，人人都在切齿痛恨你们，个个敢怒不敢言……”

“你们这样无法无天，时局怎么会不乱！你们再这样搞下去，祖宗传给我们几千年的基业又要被葬送了！许多人抗战八年的苦是白吃的了，千百万人的性命是冤枉牺牲的了。”

“这是人的世界，永远这么不拿别人当人，永远这么人吃人，这个世界是永远不得太平的！”

当时觉得这些台词，很可以表现玲玉的性格；但现在体会，这简直既是史东山借女主人公之口，对底层人民苦难发自肺腑的关切和同情，也是对腐败、反动政府直抒胸臆的怒吼和痛斥。此外，我又发现，这个剧本虽受体裁所限而不以细腻的人物心理刻画见长，但在借景抒情之处，也颇可见作者的文采，如：

“秋云朵朵，虫声唧唧，柳条已成条条细丝，随寒风吹动着。”

“河边落叶，一张张掉在水面上，随枯萍东流。”

“槐树上枯枝参天，又露出了点点鸟巢。”

书中这类“语象”还有不少，而在电影那些回闪腾挪的镜头中，我们均可以轻易找到它们对应的形象。这让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倘说由剧本转换成影像可以称作文学的“图像化”，那么，图像是否也应该“文学化”，图像制作者的产品（当然包括书籍的封面、插图等），是否也应该能够引起读者的审美愉悦乃至“形而上”的思考？从史东山的艺术实践来看，他是深谙“图文互释”和“文图同源”这些原理的精义的。因又想，假设他果真作起小说来，那又是何等风光呢。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2月23日，时年53岁的史东山突然辞世。彼时的他，本在工作上有着大好前景，更曾因编导电影《新儿女英雄传》斩获国际大奖，这样的离去格外令人惋惜。

《大众电影》等报刊在报道中写道，史东山“因患肝疾，长期治疗无效，不幸于2月23日晨在北京医院逝世”；“数月前还曾往工厂搜集材料，准备写作剧本，不幸因病中止，而终至与世长辞了”（引自散木著《旧日子，旧人物》）。此后许多书籍（包括辞书）提到史东山死因时，大多语焉不详，且不无惋惜地说：正当史东山处于艺术创作巅峰时“溘然长逝了”。世间再无史东山，这实在是令人倍感痛惜之事。

从史东山先生正式涉足电影事业算起，历史的长河迄今已整整流过一百年；而他辞世至今也已整整七十年。多少年尘与土，云和月，风和浪，我都不认为它们会成为过眼烟云。（作者为专栏作家）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