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青年领袖项目：美国如何对第三世界青年&

摘要：二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趋激烈。无论是“杜鲁门主义”还是被视为美国冷战战略指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都明确将冷战界定为“两种敌对意识形态的冲突，即共产主义与自由思想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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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趋激烈。无论是“杜鲁门主义”还是被视为美国冷战战略指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都明确将冷战界定为“两种敌对意识形态的冲突，即共产主义与自由思想的冲突”。

苏联方面也提炼出了关于“两个阵营”的理论指导。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试图在新兴民族国家、国际秩序和人类未来的建构与走向上提出自己的设想和主张，并为此积极在国际上争取最大范围内的公众舆论支持。

1947年《国家安全法》通过后，美国政府构建起完整的“国家安全机制”。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将苏联的几乎所有言行进行“安全化”解读，原来外交上和国际关系中的常规问题，动辄上升至“国家安全”高度。冷战思维影响下，苏联在欠发达地区影响力的增强成为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之一。

在美国的冷战政策文件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表述：

“共产主义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35年的努力，对贫困群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共产主义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已经进行了35年的行动，没有遭到过有组织的反击”；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在那里，美国面对的是训练有素的共产党人，但美国必须采取措施去平衡共产主义的影响力。

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不断强调，虽然已经加强了宣传活动的规模，“但共产主义集团的宣传活动仍然数倍于我们”。

随着冷战的地域性扩展，美国对共产主义国家在欠发达地区“野心勃勃的宣传与文化活动”充满警惕，担心共产主义会利用当地人普遍的不满情绪，煽动推翻美国支持下的“友好政权”。

在国际层面，美国特别担心苏联成为一系列进步倡议的提出者，进而左右世界舆论，提升共产主义国家的形象。

助理国务卿珀金斯在一份致国务卿的备忘录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由“世界和平者大会”充当急先锋的共产主义和平运动是当下苏联手中掌握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其主要用于在欧洲推销中立主义，以及争取非共产主义大众（特别是劳工和知识分子群体）对共产主义行动的支持。在西方大国竭尽全力恢复力量平衡，削弱共产主义威胁的关键时刻，共产主义和平运动获得了不可估量的意义。

1950年初，“世界和平者大会"”的发起者和重要成员在巴黎宣布即将访问比利时、荷兰、意大利、法国、美国、墨西哥、危地马拉和苏联，向上述国家的议会呼吁停止军备竞赛和禁止核武器。

准备访问美国的人员包括西班牙画家巴勃罗·毕加索、坎特伯雷主教、牧师休利特·约翰逊、比利时核科学家以及其他来自英、法、意和瑞士的政治家、学者和艺术家。美国认为所有这些访问者都是“共产党或者共产主义同情者”，因此决定拒绝他们的入境申请。

不仅如此，美国还联合其欧洲盟国，试图阻止“世界和平者大会”在欧洲国家的活动。美国驻苏使馆一秘、苏联问题专家爱德华·弗里斯称，与其说苏联主导的“和平宣言”更接近20世纪50年代的现实，不如说《共产党宣言》更接近1847年的现实。

他主张美国不仅要揭露当前的“和平”活动是受苏联共产主义激励的，更应该揭示这些活动的历史渊源和目的一为攫取权力准备一个有利的环境。

美国国务院将弗里斯的电报转给了驻法国、联合国和意大利的使领馆，显然比较认同电报中的观点。对“世界和平者大会”，国务院的评价是：

(1)计划中的访问是一次无耻的宣传噱头，违背美国的民主程序；(2)它毫无意义地重复“和平”建议；(3)联合国才是适当的（和平)论坛。

除了“和平”倡议，苏联发动的所谓“仇美战役”也引发了关注。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苏联从1951年1月21日起就发起了针对美国的“仇美战役”。之所以确定这一日期，因为苏联领导人、时任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的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波斯佩洛夫在当天的政治局全体会议上发言称，“美帝国主义的手上浸满了俄国人民的鲜血”。其后不久，苏联政府就开始了宣传活动，谴责美国的罪行。无数张图片展示了美国人如何残忍地摧残、杀害和虐待俄国人民。俄国所有媒体都在不间断的、细节毕现地宣扬美国人的杀戮。

“永生难忘，永不原谅”的主题深入俄国人的内心，难以磨灭。“仇美战役”还扩大到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卫星国。

其时恰逢朝鲜战争，因此苏联的“仇美战役”一方面指责美国有帝国主义计划；另一方面着重宣传美国对朝鲜俘虏与民众的野蛮行为，并宣称美国在朝鲜使用了生化武器。

2、青年领袖项目的建立

冷战开始后不久，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使领馆和其他类型的驻外人员纷纷致函国务院，认为美国在吸引青年人方面进行的努力还不够。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在“落后地区”的意识形态战尤其成功。“尽管学生和知识分子问题必须作为一个全球问题来考虑，但中东地区的学生问题有其特殊性，需要给予特殊关注。”

在美国政府看来，共产主义在落后地区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的增强，并非完全源于智识号召，而是由于共产党阵线组织在这一地区学生中有组织地发展。

“共产主义正通过广泛出版和发行看似客观和学术，实则渗透共产主义思想的廉价著作来影响青年和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还利用人员交流项目增强其在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每年参与交流活动的学生、教授和艺术家人数达到4.5万人。”

更严重的是，美国在海外遭到普遍的“误解”。在亚洲和太平洋广大地区，美国的政策没有得到当地人的充分了解，美国的历史和传统不为人所知，美国在各地进行大量的经济援助却得不到相应的理解。

在一份要求加强美国信息项目的致总统备忘录中，美国国务院着重强调美国必须加强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信息和教育交流项目，不仅是为了快速传播“美国故事”。反击共产主义宣传努力，而且是为保证这些项目设定中的长期目标的实现。国务院认为，美国必须通过对当地的教育援助，特别是通过国务院的人员交流项目，尽力改善当地普通教育，帮助这些国家训练领导人和学生。

1946年启动的富布赖特项目，最初的立意是教育交流，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冷战开始后，美国的教育交流项目越来越同外交政策目标结合起来。在国家安全体制下，文化交流项目亦有了清晰的政治诉求，即“寻求在外国培育广闻博识且有影响力的公民群体，通过他们向自己国家的民众解释美国”。

1948年通过的《史密斯-蒙特法》明确提出要用信息和教育交流项目“促进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更好理解，增强美国人民与他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

《史密斯-蒙特法》对“信息服务”的目的有明文规定，即“向海外传播关于美国、美国人民和美国政策的信息”，并特别指出“该政策是由国会、总统、国务卿和其他与外交事务有关的政府官员制定”。显然，“信息服务”的主要目标是使美国的外交政策为全世界所理解，其因此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史密斯-蒙特法》确认美国国务院可以利用现代传媒的所有手段，包括印刷物、无线电、电影、展览等，对外解释和宣传美国的政策和美国的社会文化，还可以在互惠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教育交流，在人员、知识、技能的交换，提供技术和其他服务，以及教育、艺术和科技相互促进发展等方面进行合作。

该法不仅为长期的“交流项目”，也为长期的“信息项目”确立了合法性。

《史密斯-蒙特法》全面确认了政府发起的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的重要性。

认识到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扶植一个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和舆论领袖群体的必要性后，美国政府发起了国际访问者计划，这是美国官方层面上延续时间最长的“青年领袖项目”的原型。冷战前期，美国对外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中40%的参与者都被称为“国际访问者”。他们是外国政府、政界、媒体、教育、工会、商业及其他关键领域的杰出领袖和潜在领袖。事实上，国际访问者计划的优先性一直给予那些“在其专业领域、在群体和社区内部有领导潜力的杰出个人”。

美国国务院认为，培育一个识见广博的民众群体的最佳方式之一是直接观察和个人经验。因此，各种类型的交流项目致力于将精心遴选的外国人邀请到美国，让他们亲自体验美国人的生活、土地、人民和习惯。

短期访问项目的参与者一般来自两个领域：一是外国政府、商业和专业团体中的领导人和专业人士；二是有可能成为未来领袖的青年群体。

事实上，“新兴青年领袖”群体在美国的国际访问者计划（后并入人员交流计划）中一直占有非常大的比重。该计划成为其后数十年间美国国务院持之以恒实施下去的“青年领袖项目”的开端。虽然名称不断变换，但在国际访问者计划和人员交流计划两个大型官方项目的旗帜下，“青年领袖项目”一直以各种方式沿袭下来。

这一时期，美国接触海外青年群体的方法主要有：

(1)把一些青年领袖邀请至美国，让他们亲自观察美国青年团体如何组织起来，以及他们从事何种活动：(2)派遣美国专家到海外，通过体育和其他娱乐形式与当地青年群体接触：(3)通过青年交流促进相互理解，1952财年邀请2850位青年专业人士在美国学院和大学学习，同时派出763名美国青年到海外留学，使其在日常活动中与他国青年相互熟悉起来；(4)向373位外国学生提供奖学金，在奥地利、埃及、希腊、意大利、土耳其和泰国等国家当地的美援学校入学；(5)通过在拉美国家资助建校，为6万拉美青年提供美式教育。

3、“青年领袖项目”的内容

正是为应对“苏联威胁”，1953年8月1日美国新闻署正式成立。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美国新闻署成立的指令中明确写道，“美国新闻署的目的应当是通过各种传播技术手段向他国民众传递证据，以确证美国的目标和政策与他们追求自由、进步与和平的合法愿望是一致的，并将促进这一愿望的实现”。这就是后来被一再提及的、美国信息政策的核心目标：与他国民众建立愿景共识，使其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而助推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也有人认为，美国新闻署实际上被设计成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普及教育的机构。

就青年群体而言，“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其他国家青年人和美国青年之间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共识，进而“帮助青年人履行好塑造未来世界的责任”。

为实现上述目标，艾森豪威尔时期的“青年领袖项目”内容更加丰富：

(1)学习奖学金项目。

遴选高素质的青年领袖，资助他们在本国以外的文化环境下自主学习。1948-1958年间，有超过1.7万外国青年到美国学习，同时0.7万美国青年赴海外学习。这些外国青年年龄在25-35岁之间，一般集中在教师、政府官员、律师、劳工和管理领域；

(2)青年专业人士与领袖项目。

利用美国运动员帮助外国青年锻炼健康体魄，通过体育赛事培养团队精神。体育方面的项目可以为外国青年和美国青年构建一种纽带，使其在其他领域也产生“利益共识”。

(3)美国资助的海外学校项目。

这些学校实际上是美国在海外的展示平台，把美国的教育方法、素材、标准和教育哲学充分展示出来。对这些学校进行资助，可以使国外初高中生更好地理解美国。

(4)少年奖学金项目。

由私人组织资助外国少年阶段的学生访问美国，促进这些高度敏感青年群体的国际理解。

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的立法，进一步扩大了国际信息和文化交流项目。8月1日，《国际文化交流与贸易公平参与法》获得通过。

该法明确规定，“通过展示美国人民的文化发展及成就，展示美国经济和社会制度对本国及世界人民和平与幸福生活所做出的贡献，加强美国同世界其他国家间的联系”。《国际文化交流与贸易公平参与法》的直接影响是使一直零散实施的“文化展示项目”长期化了。

而“文化展示项目”正是美国用来吸引青年人的主要方法。

3、挫折与调整

然而，美国国际信息和文化交流政策并非直线向前发展，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发展都会对其产生影响。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青年领袖项目”的历程尤为曲折。

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青年项目走向影响较大的是匈牙利事件。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使美国清楚认识到“摆脱共产主义对俄国和东欧的控制无法靠革命或斗争手段实现”，美国决策者于是转向更加低调的、长期的冷战战略。在对苏东国家的政策上，从原来强调思想战的政治或信息方面，转而更多地强调思想战的“文化”方面，强调美国生活方式的积极特性。

这一转变，对“青年领袖项目”原本是个重大利好，但在政策实施中，整个国际信息和文化交流活动都被相对忽视了。在艾森豪威尔第二任期内，很明显，“公共外交越来越处于政府政策的边缘地带”。

翌年发生的“苏联卫星事件”，一方面提醒了美国对外信息和文化政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使得美国的政策目标更加混乱，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确定的方向和焦距。

从两大阵营“未来潮流”之争的角度来看，1957年是有着特殊转折意义的一年。

苏联率先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从而打破了美国人一直以来最引以为傲的科技优势，以及附着其上的制度优越感。苏联卫星带给西方人安全上的、政治上的和心理上的冲击延续多年未有舒缓。

很自然，“苏联卫星事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在亚非拉国家推动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最佳契机。苏联倾向于利用卫星带来的心理优势，来调整国际政治中的大国权力关系，正因如此，罗斯托才在其著作中回顾说，1957年的苏联卫星效应，不仅将核问题推向历史舞台的中心，也将发展中地区（亚洲、中东、非洲和拉美）的命运问题，推向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美国一直处于苏联卫星带来的阴影中。在国际上，美国的威信和形象跌到了二战以来的最低点。根据美国新闻署在欧洲几个重要结盟国家进行的舆论调查，英、法、西德和意大利民众普遍认为苏联在美苏竞争的关键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艾森豪威尔政府很清楚类似国际舆论对美国现实政治的重要影响。著名的斯普拉格委员会报告这样总结说，在考虑当前世界形势下的公众舆论时，我们谈论的实际上是同经济一样实用、同军事硬件一样强大的事物。

因此，核心问题是：如何改善美国影响国外公众舆论方面的表现，包括官员、领导群体和公众的意见？

1960年，美国信息顾问委员会在年度总结时特别提到：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在欠发达地区的竞争将不断强化；20世纪60年代南亚、东南亚、非洲、中东和拉美或许会出现重大变化，同时出现影响当地思想和舆论的最强有力的努力。

它提示艾森豪威尔政府应当关注如何接触并影响新一代受过一定教育的第三世界领导者，特别是“中苏集团意图劝说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和宣传活动越来越明显”。

该年度报告列举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如下领域的活动：

(1)700-800名来自非洲（除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学生参加了1959年7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节；

(2)1958年和1959年中苏集团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播项目启动，到1960年每周播放时间已达到61小时；

(3)过去5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播设施建设也增加了；

(4)1959年，苏非人民友好协会建立，加强与非洲个人与组织的联系；

(5)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在苏联集团国家学习，苏联大学亦逐步增加了其非洲研究项目。

(6)在非洲国家开办技术学校。此外，共产党国家特别善于发起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和集会。

近些年，各种国际会议—商业、政府、专业、文化、科学、体育—将各国人汇集在一起。委员会认为美国在未来十年应当尽更大努力资助国际会议。“这在青年和青年活动领域尤为重要，因为国际会议对其他国家未来公民和领袖的影响可能会是无与伦比的。”

应该说，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特别是其执政末期，随着越来越多第三世界国家赢得独立，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美国政府已经给予第三世界青年领袖以较多的关注。在国务院“人员交流项目”的支持下，远东地区的学生领袖、青年劳工领袖、农业领域的青年领袖大批受邀访美。国务院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中也有一个专用于劳工、政府与法律界青年领袖的特别计划。

上述项目的目的是，让这些青年领袖亲身体验美国社会，进而见贤思齐，把美国的经验学以致用。更理想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借助自身影响力，引导海外公众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