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全球反法西斯斗争取得最终胜利。第二年开春,为了清算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恶行,专门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长达两年的"东京审判"由此拉开序幕。
1945年,全球反法西斯斗争取得最终胜利。第二年开春,为了清算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恶行,专门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长达两年的"东京审判"由此拉开序幕。
这个法庭由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麦克阿瑟担任最高负责人。整个审判过程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共有25名被告接受审判,419位证人出庭作证。最终28名日本军官被认定为甲级战犯,法庭出具了长达数十万字的判决书,并审查了4336份书面证据。
很多人不知道,这场表面公正的审判背后其实藏着不少黑暗,最终只有7个日本战犯被判死刑,这全靠中国法官的坚持和努力。可想而知,这场审判进行得有多不容易。
中国法官经过深入调查和严格审理,最终将7名战犯绳之以法。然而,由于一些关键战犯未被起诉,且日本政府的责任未被追究,这次审判被外界认为并未完全实现正义。
1948年12月22日这天,东京巢鸭监狱被彻底封闭,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将监狱团团围住,整个监狱内外鸦雀无声,显得格外紧张压抑。
寒风刺骨,牢房里的七个人仿佛预感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空气中弥漫着沉重的气息。到了吃饭时间,只有一个人平静地品尝着最后一顿日本料理,其他人则毫无食欲,勉强吞咽着食物。
天还没亮,一个留着浓密胡须、个头不高的秃头男人被押上了层层台阶的处决台。随着执行官一声号令,这个矮个子就被绳索吊起,挂在了绞刑架上。
绞刑架开始运作,绳索慢慢升起,他喘不过气来,拼命挣扎,双腿不停地发抖。过了九分钟,他的生命结束了。这个人到底是谁?
东条英机是个矮个子,头顶光秃,曾任日本首相。他是发动侵华战争的头号战犯,手上沾满了无数亚洲人民的鲜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仍然坚持侵略是"自卫"行为,从未表示过一丝歉意或悔意。
和他一起被枪决的还有武藤章、松井石根和土肥原贤二这三个人。
23日清晨7点左右,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和木村兵太郎等七名战犯在东京审判中被处以绞刑,为他们残害亚洲数千万平民的罪行付出了代价。
在东京审判中,16名甲级战犯被判终身监禁,另外两人分别被判20年和7年有期徒刑。但后来,一些战犯通过保释获得自由,躲过了应有的制裁。他们中甚至有人涉足政界和商界,比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祖父岸信介,就曾参与组建政党并从事商业活动。
东条英机等七人差点就逃过一劫,最终以仅仅一票之差被判了绞刑。更让人气愤的是,还有不少犯下重罪的人竟然逍遥法外,一点事都没有。
例如,组建731细菌部队的石井四郎、策划南京大屠杀的朝香宫鸠彦王、以及发动侵华战争和亚太战争的裕仁天皇等人物。
那些犯下滔天大罪的家伙,不但没有在东京审判中露面,反而躲在暗处,使劲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想方设法摆脱所有责任。
让人感到不公的是,日本在过去15年里对我国和亚太地区进行侵略,犯下无数重大罪行,但最终只处决了7名战犯。那些罪大恶极的头目却依然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与彻底清算纳粹罪行的纽伦堡审判相比,声势浩大的东京审判却显得不够严谨,甚至有些敷衍了事,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1946年刚开年,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布了一项关键命令,宣布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种种暴行展开审理和追责。
这个喜讯让梅汝璈和他的同伴们精神大振,也让无数受欺压、遭侵略的同胞们心头一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我们终于有机会对日本讨回公道,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正代表了梅汝璈等无数中国人的一致愿望。
在纽伦堡法庭上,美国、苏联等国家依法对纳粹战犯进行了公正审判,让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恶徒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所以大家都觉得,东京审判会像纽伦堡审判那样,对所有挑起和参与战争的人进行严厉处罚,不会随便放过任何一个战犯。
国民政府任命梅汝璈、向哲濬等几位法官,作为中国方面的首批代表,出席了东京审判的开幕仪式。
梅汝璈那时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的代理负责人,他年轻时在芝加哥大学学法律,拿到了博士学位。
向哲濬检察官年轻时在耶鲁大学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当时担任江浙地区的最高检察官。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后,他召集了一批精通国际法和英语的专家,全力收集和整理日军在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证据。
除了中国,还有英国、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法国、印度、菲律宾、荷兰和苏联这九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派出一名法官,总共十人。再加上中国的法官,一共十一人组成了这个审判庭。庭长由澳大利亚的韦伯法官担任,不过一开始就出现了关于座次安排的争议。
韦伯法官出于个人偏好,将我国在座次上排到了第三位,却把关系密切的英国法官提升到第二位,让自己处于英美两国的包围之中。实际上,我国在二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付出了巨大牺牲,而且是在日本投降书上第二个签署的国家。
如今,韦伯单凭个人意愿随意更改中国的位置,不仅对中国缺乏尊重,还似乎在审理过程中与英美派系私下串通,以便于彼此沟通。
梅汝璈态度强硬,坚决不同意韦伯的私下安排,他明确表态,自己的政府也不会接受这种处理方式。
离庭审只剩一天,韦伯还在不断找我们的麻烦。他假借排练的由头,让梅汝璈站在第三位拍照,还说晚上再讨论这个安排。
梅汝璈一眼看穿对方的用意,果断说不。他心想,周围全是摄影机,就算只是预演,一旦自己坐到第三把椅子上,这事就板上钉钉了。
韦伯经过与英美法官三次讨论,最终确定以中国作为第二顺位来开展审判。这件看似不大的事,实际上体现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也预示着东京审判将面临重重困难。
这场审判牵扯复杂,给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整个过程完全由美国掌控,从英美法律程序到法庭运作,再到最终的判决和处罚,都由他们说了算。为了避免利益冲突,美国方面特意选了韦伯来当法庭的首席法官。
早前,美国方面已经做出决定,免除了对裕仁天皇和日本皇室的起诉,这让那些策划侵华战争的核心人物成功躲过了法律的审判。
美国这么做是为了积攒力量对付苏联,所以二战时日本搞的那些细菌实验,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挖到了金矿,价值连城。
石井四郎是731细菌部队的创建者,他之所以能躲过严厉制裁,主要因为他和美国做了笔交易。通过这桩买卖,美国拿到了细菌实验的详细资料,而真正该负责的人却依然逍遥法外。
朝香宫鸩彦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但由于他是日本皇室成员,最终没有受到法律制裁。1945年9月到12月,麦克阿瑟曾四次下令抓捕二战中的重要战犯,但朝香宫鸩彦并未被列入逮捕名单。
可惜的是,盟军对日本战犯的处置太过宽松,拖延了太长时间。结果导致不少战犯要么选择自我了断,要么趁机逃跑,还有的竟然通过美国的关系网,试图获得特赦。
裕仁天皇属于战败方阵营。虽然美国一开始没有马上对日本皇室采取制裁措施,但澳大利亚和联合国态度强硬,坚持要求追究皇室成员的责任,特别是要对裕仁天皇这个主要责任人进行惩处。
那时候的日本天皇手握军权,说一不二,跟现在只是个象征性角色完全不同。裕仁天皇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会被送上法庭,晚上连觉都睡不好,完全暴露了他胆小怕事的本性。
1945年12月,日本天皇裕仁感到前所未有的害怕,这种情绪在他最信任的顾问木户幸一等人被关进监狱后变得尤为强烈。
他带着不安的心情去见了麦克阿瑟,两人关起门来聊了整整六十分钟,至于他们说了些什么,外头没人知道。
从那时起,日本皇室就失去了实权,只剩下一个空架子。总的来说,美国为了保护日本皇室,让他们逃过一劫。同时,为了对付苏联,美国对日本的其他战犯也没下狠手,反而在暗中帮了他们一把。
审判工作因此遇到极大困难,英美法官在法庭上以证据不充分等借口,为许多重刑犯脱罪,导致审判结果与纽伦堡审判大相径庭,连被判终身监禁的16名罪犯也在五十年代相继出狱。
法官们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时间看法不一。向哲濬等人迅速找到证据,主张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是最早的起点。然而,由于英美国家的影响,法庭最终决定以1941年珍珠港事件作为起诉的时间依据。
从1931年到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整整十三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还犯下了南京大屠杀等滔天罪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暴行在最终的审判中竟然没有被纳入追究的年限范围之内。
梅汝璈和向哲濬他们当时的心情,既无奈又气愤,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查找各种材料和证据,一个人站在法庭上,与那些仗势欺人的家伙据理力争,用语言与众多对手展开激烈交锋。
经过长期坚持和据理力争,法院最终认可了中国将1928年作为追究日本责任起点的观点,不过紧接着就提出需要中方提交相关证明文件。
从1928年张作霖遇刺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18年了。这些年里,我们一直在努力查找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杀的罪证,但进展十分艰难,每一步都走得非常不容易。
日本在美军到来之前,大规模销毁了大量重要文件,包括侵华、侵略菲律宾以及海陆空军的机密资料,这给后来的审判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面对这种局面,该如何解决?
经过向哲濬等中方人员的全力调查,虽然日军销毁了大量档案、伪造了不少假材料,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铁证。
他们手头的证据涵盖了多个方面:有从日本陆军省获取的侵略行动记录,外国记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拉贝本人撰写的日记,还有松井石根亲笔签署的进攻南京的指令文件。
法庭上,约419位证人逐一作证,他们的证言为案件定罪和量刑提供了坚实依据。其中,溥仪的证词尤为关键,他直接揭穿了日本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虚假内幕。
然而,中方不久就遇到了新的难题:案件审理采用的是英美法系,涉案的日本嫌疑人都有美国国籍的专业律师为他们辩护,这些律师对这套法律程序非常熟悉。
与对方相比,我们的法律团队只有20人。国民政府这边毫无准备,既没提供实物证据,也没安排证人出庭,仅仅派了几位法官前往东京。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在几个月内把案子审完。
这场审判整整持续了两年零七个月,中国法官在英美势力的重重阻挠下步步维艰,然而那些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却依旧逍遥法外,过着自在的生活。
在解放战争那段特殊时期,由于国内局势紧张,中国无法系统整理相关材料。梅汝璈和同事们便全身心投入,日以继夜地钻研国际法条文,亲自誊写日军侵华的原始记录,同时多方奔走,搜集各类证人证言和实物证据。
在庭审过程中,我时刻要应对日军提出的各种虚假证据,神经绷得紧紧的,一天到晚都不得放松。
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这些战犯再也无法狡辩抵赖,只能哑口无言地站在法庭上,不得不接受法律的审判。
在审判过程中,法院原本不打算判处死刑,觉得这不符合民主自由的原则。但经过我国法官梅汝璈的据理力争,一条条证据逐一反驳,最终以六比五的微弱优势,七名罪犯被判处绞刑。
来源:丰丰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