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南京博物院的珍宝展厅里，一枚通体泛着青灰色光泽、边缘带着斑驳铜锈的大钱静静陈列在防弹玻璃展柜中。它就是天国圣宝折十 —— 太平天国货币史上的巅峰之作，更是一部用铜为纸、以锈为墨，镌刻着 19 世纪中国农民革命风云的 “活史书”。从 1853 年天京朝天宫铸钱

在南京博物院的珍宝展厅里，一枚通体泛着青灰色光泽、边缘带着斑驳铜锈的大钱静静陈列在防弹玻璃展柜中。它就是天国圣宝折十 —— 太平天国货币史上的巅峰之作，更是一部用铜为纸、以锈为墨，镌刻着 19 世纪中国农民革命风云的 “活史书”。从 1853 年天京朝天宫铸钱局的熊熊炉火中挣脱模具的束缚，到 1947 年跨越重洋、历经波折回归故土，这枚直径不足 4 厘米的大钱，先后辗转于石达开、曾国荃、张叔驯等历史人物手中，甚至曾被日军掠夺至海外，它的每一道纹路都藏着太平天国的理想与失落、湘军的铁血与征伐、收藏家的痴迷与坚守，更承载着一个民族从屈辱到复兴的艰难足迹。下面，我们就从历史脉络、文物价值、收藏传奇三个维度，一步步揭开这枚 “传奇大钱” 的神秘面纱。

历史脉络：从天京铸钱局到南京博物院 —— 一枚大钱的百年漂泊

铸造背景：洪秀全的军饷密码（1853 年）

1853 年 3 月，太平军在洪秀全、杨秀清的率领下，沿着长江一路东进，攻克江宁府（今南京）。进城当日，太平军将士簇拥着洪秀全进入两江总督署，随后颁布诏令，将江宁府改名为 “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都城。彼时的天国政权虽已建立，但连年征战让军饷消耗巨大，加之清军对天京实施的经济封锁，财政危机如乌云般笼罩在天京上空。

为缓解困境，洪秀全亲自下旨，在天京核心区域的朝天宫设立铸钱局，效仿古代 “大钱当十” 的制度，大规模铸造 “天国圣宝” 折十大钱。据《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收录的《铸钱诏》记载，洪秀全要求铸钱局 “务求精工，以裕国用，以济军饷”，明确了大钱的核心用途 —— 充实军饷、稳定天国经济。这枚折十大钱的规格堪称 “铜钱中的巨人”：直径约 38—40mm，比普通咸丰小平钱（直径约 22—24mm）大近一倍；重量约 18—22 克，是普通铜钱的 3—4 倍，拿在手中能明显感受到沉甸甸的分量。

在材质与工艺上，这枚大钱更是暗藏玄机。根据清代情报汇编《贼情汇纂》（由湘军幕僚张德坚编撰，专门记录太平天国军情与制度）记载，天国圣宝的铜料中 “铅占三成，铜占七成”，这种铅铜合金配比既降低了纯铜的冶炼成本，又能保证钱币的硬度，避免流通中轻易磨损。正因铅含量较高，钱币表面呈现出独特的青灰色，与清代官铸铜钱的黄铜色泽截然不同。更令人惊叹的是，部分用于赏赐高级将领或祭祀的母钱还采用了鎏金工艺 —— 李秀成在被俘后的《李秀成供词》中就曾提到：“天王赐翼王（石达开）鎏金大钱，钱文亮如赤金，以示尊崇”。如今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珍藏的一枚天国圣宝母钱，其 “圣宝” 二字的笔法、结构与《天父圣旨》手迹拓本中洪秀全亲笔书写的 “圣宝” 完全吻合，这一细节直接证实了这枚大钱的 “官方正统身份”，绝非民间私铸。

石达开的祥瑞之钱（1856 年前）

在 1856 年天京事变爆发前，这枚天国圣宝折十大钱曾是翼王石达开的 “随身信物”。据《石达开自述》（收录于《太平天国史料丛编》）记载，石达开自 1853 年随洪秀全定都天京后，便对这枚大钱格外珍视，“常佩于腰间，谓其能避祸纳福”。在太平天国的信仰体系中，“圣宝” 二字代表着 “天父赐予的宝物”，石达开将其视为祥瑞之物，既体现了他对天国信仰的虔诚，也暗含着对太平盛世的期许。

李秀成在供词中还特意补充了一个细节：“翼王所佩大钱，钱文鎏金层厚，日光下可见金光闪烁，非寻常铸钱可比”。1954 年，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墓（经考证为太平天国某将领墓）出土了一枚类似的鎏金大钱，考古专家对鎏金层进行检测后发现，其鎏金工艺采用 “火镀金法”—— 先将金箔与水银混合成 “金汞齐”，涂抹在钱币表面，再经高温烘烤使水银蒸发，金层便牢牢附着在铜胎上。这种工艺与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鎏金器物（如乾隆鎏金铜炉）的工艺完全一致，证明太平天国虽然是农民政权，却已掌握了当时顶尖的金属装饰技术，而鎏金大钱则成为天国 “高级别权力象征” 的实物证据。

天京陷落与钱窖发现（1864 年）

1864 年 7 月 19 日，湘军在曾国荃的率领下，用炸药轰塌天京太平门城墙，天京陷落。在随后对天王府的搜缴中，曾国荃的部队在后宫一处地下密室中意外发现了一座 “钱窖”—— 据《曾国藩奏稿》（曾国藩向清廷汇报战况的官方文书）记载，钱窖 “深丈余，宽三丈，内积天国圣宝大钱数万枚，堆积如小山”；同时期湘军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也描述，这些大钱 “多有锈蚀，或黏结成团，然钱文仍清晰可辨”，可见大部分大钱铸造后并未进入流通领域，而是作为 “国库储备” 被封存起来。

天京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户部尚书沈桂芬立刻上奏清廷，建议将钱窖中的天国圣宝 “熔毁重铸，改铸同治通宝，以绝贼寇之迹”。这一建议得到了同治帝的批准，随后清廷派专人前往天京，监督大钱的熔毁工作。如今中国钱币博物馆珍藏的《同治元年铸钱档》（编号 “户钱字第 127 号”）详细记录了熔毁情况：“共熔天国圣宝大钱七万三千余枚，得铜料五千余斤，铸同治通宝小平钱四万余枚”。这场大规模的熔毁，让本就稀少的天国圣宝存世量锐减，如今全球范围内可考的天国圣宝折十大钱不足 20 枚，每一枚都堪称 “钱币界的国宝”。

民国收藏与日军掠夺（1928—1938 年）

民国初年，随着金石收藏热潮的兴起，幸存的天国圣宝折十大钱流入民间收藏市场，最终被 “民国钱币收藏第一人” 张叔驯收入囊中。张叔驯出身江南望族，家藏古钱数万枚，尤以一枚 “永乐通宝” 背 “三钱” 大钱（当时已知存世仅一枚）闻名，被誉为 “永乐钱王”。1928 年 10 月，上海 “泉币学社” 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举办首届钱币博览会，张叔驯特意将天国圣宝折十大钱与 “永乐钱王” 并列陈列在核心展柜中，引发全场轰动 —— 当时的《申报》曾以《古钱双璧：永乐钱王与天国圣宝同台亮相》为题报道此事，称 “天国圣宝钱文雄健，不输汉隶唐楷，为近代古钱书法之冠”。

著名学者、《古钱大辞典》作者丁福保在展会后专门对这枚大钱进行了研究，他在《古钱大辞典・下编》中评价道：“天国圣宝折十钱文，笔画方劲，结构严谨，兼具魏碑的风骨与隶书的浑厚，绝非俗手所能为，推测为太平军中擅长书法者所书，甚至可能出自东王杨秀清（史载杨秀清粗通文墨，擅长书写）之手”。为了进一步验证大钱的真实性，1930 年张叔驯还将其送至故宫博物院，邀请当时的文物鉴定专家马衡（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进行科学检测。马衡团队通过 “成分比对法”，将大钱的铜铅配比与南京朝天宫太平天国铸钱遗址出土的铜渣样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两者成分完全一致，彻底打消了 “民国仿铸” 的质疑。

然而，平静的收藏时光在 1938 年被打破。这一年，日本占领南京后，成立了 “南京文物清理班”，由日本东洋史学者奥平昌洪负责，专门搜刮南京城内的文物。奥平昌洪在整理汪精卫政权 “文物保管委员会” 移交的文物时，发现了这枚天国圣宝折十大钱。他在《南京文物清查处报告》（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中写道：“此钱背面‘太平’二字，笔法与《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官方出版物）中‘太平’二字完全相同，为研究太平天国货币制度的重要史料”。随后，奥平昌洪以 “学术研究” 为名，通过汪精卫政权的 “外交渠道”，将这枚大钱秘密运往日本，收藏于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史料馆。

战后回归与最终归宿（1945—1947 年）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 9 月，驻日盟军司令部（GHQ）成立 “文物追索小组”，开始清查被日本掠夺的各国文物。在对东京大学史料馆的清查中，工作人员发现了这枚天国圣宝折十大钱，并根据《波茨坦公告》中 “归还被掠夺文物” 的条款，将其列为 “应返还中国的重要文物”。

1947 年 3 月，这枚大钱经上海海关入境，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文物保管委员会专门派专员前往上海接收，并在《中央日报》上发布《天国圣宝大钱归国公告》，详细介绍了大钱的历史与回归历程。同年 5 月，国民政府将大钱移交南京博物院（时称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至此，这枚历经百年漂泊、跨越国境的 “传奇大钱” 终于回到了它的诞生地 —— 南京。如今，它被列为南京博物院 “十大镇馆之宝” 之一，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驻足观赏，成为人们触摸太平天国历史的重要窗口。

文物价值：钱文、材质与历史的三重见证

钱文书法：魏碑风骨的革命宣言

如果说普通古钱的钱文是 “书法艺术的小品”，那么天国圣宝折十的钱文就是 “农民革命的宣言书”。著名钱币学家丁福保在《古钱大辞典》中对其书法评价极高：“天国圣宝钱文，取法魏碑，笔画刚劲如刀削，结构疏密有致，无半点柔媚之气，尽显英雄本色”。对比同时期清代的咸丰大钱（如咸丰重宝当十），咸丰钱文多采用 “馆阁体”，笔画圆润、风格柔媚，透着官场的雍容华贵；而天国圣宝的钱文则截然不同 ——“天” 字横画粗壮，竖画挺拔，如擎天之柱；“国” 字（太平天国钱文中 “国” 无点，写作 “囯”）方框方正，内部 “王” 字突出，暗含 “王在国中” 的寓意；“圣” 字撇捺舒展，如展翅雄鹰；“宝” 字笔画厚重，底部 “贝” 字规整，整体给人一种质朴、刚劲、充满力量的感觉。

这种书法风格的差异，本质上是两种政权理念的碰撞：清代官铸钱文的柔媚，反映了封建王朝的腐朽与保守；而天国圣宝钱文的刚劲，则象征着太平天国 “平均平等、反抗压迫” 的革命精神。学者们通过比对太平天国时期的文书、壁画题字（如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上的 “太平天日” 题字）发现，天国圣宝的钱文风格与太平军中 “文书先生” 的书法高度相似 —— 这些文书先生多为出身底层的知识分子，熟悉魏碑、隶书等民间书法，他们将对天国的信仰融入笔端，让钱文成为 “可流通的革命符号”。更有学者推测，钱文的最终定稿可能经过洪秀全或杨秀清的亲自审定，因为 “圣宝” 二字的笔法与洪秀全的手迹高度一致，这让这枚大钱的艺术价值更上一层楼。

材质科学：铅铜合金的实用主义

天国圣宝折十的材质选择，堪称太平天国 “实用主义经济思想” 的典范。根据《贼情汇纂》记载，这枚大钱的铜铅配比为 “铜七铅三”，这种配比并非随意决定，而是经过反复试验的最优方案：纯铜虽然质地坚硬，但冶炼温度高（纯铜熔点约 1083℃），且成本昂贵；加入三成铅后，合金熔点降至约 900℃，降低了冶炼难度，同时铅的加入能让铜液流动性更好，便于填充模具的细微纹路，保证钱文清晰。此外，铅铜合金的硬度比纯铜更高（经现代检测，天国圣宝的硬度约为 HB80，而纯铜硬度约为 HB40），能有效减少钱币在流通中的磨损，延长使用寿命。

1954 年南京堂子街出土的鎏金大钱，更是展现了太平天国顶尖的金属加工工艺。考古专家通过 “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 发现，这枚大钱的鎏金层厚度约为 0.1—0.2 毫米，金纯度高达 95% 以上，远超同时期民间鎏金器物（民间鎏金层厚度多为 0.05 毫米以下）。这种 “厚鎏金” 工艺需要消耗大量黄金，因此只有高级将领或用于祭祀的大钱才会采用，如今存世的鎏金版天国圣宝不足 5 枚，每一枚的市场估价都超过千万元，堪称 “钱币中的黄金艺术品”。

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博物院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对南京朝天宫太平天国铸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铜渣、模具残片。通过将铜渣样本与天国圣宝大钱的成分进行比对，发现两者的铜、铅、铁等元素含量完全一致，甚至连杂质（如锡、锌）的比例都相同 —— 这一科学证据直接证实了天国圣宝的 “产地” 就是天京朝天宫铸钱局，彻底排除了 “外地铸造” 的可能性，为其文物真实性提供了铁证。

历史见证：从农民革命到民族记忆

这枚天国圣宝折十大钱，就像一面 “历史多棱镜”，折射出太平天国从兴盛到衰亡的完整轨迹。1853 年铸造初期，它是天国 “经济强心剂”—— 通过发行大钱，太平天国缓解了军饷危机，稳定了天京的物价，据《太平天国史料汇编》记载，天京城内 “每枚折十大钱可换米二升，百姓乐用之”；到了 1856 年天京事变后，随着天国政权内部分裂，大钱的铸造质量开始下降，部分后期铸造的大钱 “钱文模糊，重量不足 15 克”，反映出天国经济的衰退；1864 年天京陷落后，大钱被清军熔毁，象征着农民政权的彻底崩溃。

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来看，这枚大钱还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情感。它的铸造，是中国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见证；它的熔毁，是封建势力镇压革命的缩影；它的被掠夺，是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的屈辱印记；它的回归，是中华民族战后复兴的象征。如今，当我们在南京博物院看到这枚大钱时，它表面的每一道铜锈都不再是简单的氧化痕迹 —— 那深褐色的锈斑，可能是 1864 年天京陷落时被战火熏烤的印记；那浅绿色的铜绿，可能是长期埋藏在地下时与土壤反应的结果；那边缘的磨损，可能是石达开佩戴时与衣物摩擦的痕迹。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一部 “用铜锈写就的微观历史”，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触摸 19 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

收藏传奇：从石达开到南京博物院 —— 一枚大钱的命运浮沉

石达开的祥瑞信仰

在太平天国的众多将领中，石达开与这枚天国圣宝折十大钱的渊源最为深厚。作为太平天国 “文武双全” 的代表人物，石达开不仅骁勇善战，还对天国信仰有着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这枚刻有 “圣宝” 二字的大钱，并非普通的货币，而是 “天父赐予的神圣信物”——《石达开自述》中提到，1854 年他率军西征时，曾在长沙城外遭遇清军伏击，“腰间大钱被流弹击中，钱体凹陷，然吾毫发无伤，遂信其为祥瑞”。此后，这枚大钱便成为他的 “护身符”，无论征战何处，始终随身携带。

这种 “祥瑞信仰” 并非石达开个人的迷信，而是太平天国整体信仰体系的体现。在太平天国的教义中，“天” 是最高信仰，“圣” 代表天父、天兄（耶稣）与天王，“宝” 则象征着天国的财富与福祉。石达开对大钱的珍视，本质上是对天国信仰的坚守 —— 他希望通过这枚大钱，获得 “天父的庇佑”，早日实现 “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的理想。如今，我们虽然无法亲眼看到石达开佩戴大钱的场景，但从李秀成的供词、《石达开自述》等史料中，仍能感受到这枚大钱在石达开心中的特殊地位，它早已超越了货币

来源：悟空聊钱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