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建这块地方，说老实话，一直挺有点“特殊气质”。不少人聊起解放初期福建领导班子的组成，总有点不服气地嘀咕一句：怎么咱福建自己人当官的少，倒让一群山西和山东、江苏来的外地干部主导了？其实问出这个问题，也挺有生活气的。你要真扒拉历史后台账，这一切也都不难理解——有

福建这块地方，说老实话，一直挺有点“特殊气质”。不少人聊起解放初期福建领导班子的组成，总有点不服气地嘀咕一句：怎么咱福建自己人当官的少，倒让一群山西和山东、江苏来的外地干部主导了？其实问出这个问题，也挺有生活气的。你要真扒拉历史后台账，这一切也都不难理解——有时候啊，谁能想到，一省的政事竟会被打得呼哧带喘的千里之外的干部来挑头。可在那会儿，这几乎就是没什么悬念的安排。

事情得从头说起，不能只盯着谁当官，更得瞅全局的大形势。福建的解放，跟它的邻居比起来，节奏出奇地快。1949年那阵，叶飞带着第十兵团刷刷几下，除了金门、马祖，福建大地就全换了旗。别看现在说得轻松，那时候可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全线压上，山东的、江苏的，这些打江山的“南下干部”一批批涌过来。这些人在高压推进下，没歇气就从枪杆子直接坐上地方官的椅子。当时整个中国都在拼命南推，福建又卡着东南沿海这个喷薄欲出的风口——中央哪敢有半点耽误？毛主席卷起了袖子，专门点着福建要“快拿下”，就怕国民党一些尾巴溜去台湾。这个任务，真不是本地游击队敢随便保证完成的。

要按咱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不是说福建人不行，实在是那时华东野战军的“正规军”踢门就进，地方势力一时很难接得上，让本地干部自己去组织政权转型，不太现实。结果就成了南下来的人挑大梁。这帮有战斗经验的干部，不但中央信得过，办起事来也格外齐刷刷。顺理成章，福建早期的文件、决策、会议记录，哪儿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可这还没完，山西人划拉着也来福建当差了。这故事背后，其实跟东北、华北的干部调动大潮有关。解放时山西早早落入共产党之手，山西这帮人不光熬过日伪、国统，还在晋绥根据地滚了一肚子管理经验。比如那会儿的曾镜冰，后头福建又有他的大章法。山西的干部调到福建，像拆盲盒似的，教福建“南方老表”怎么配合北方搞土改、建政权，有的还教会了福建人冬天烤火盆。这些外来“老革命”里头，不光业务娴熟，政治口风也紧贴中央，地方听起来稳妥得多。

说到“干部南下”，表面看像组织调配，其实背后是中央对新解放区的一次“无声控盘”。和眼下的公司连锁管理有点像——“老板”手头刚接新业务，总得先派自己人去盯。那阵子福建不光经济底子薄，地方还有很多穿着便衣的国民党死角。中央必须要搞一帮敢豁出去、有经验能压住场面的干部，福建自家孩子那会儿可没这条件。

南下来的干部，一张口就是北方口音，脸上带着在前线淬火过的神气。人家是北边根据地一路打到南海边，分分钟就能把中央新出台的土改细则背下来。基层一闹匪患，南下干部常常直接拉队伍下村，有时一边剿匪一边教乡干部包饺子，晚上还亲自站到田埂上组织给群众“唠政策”。这种亲历北方大动荡的行动派，福建老乡一时间还真玩不转。

山西籍干部其实也带着点“政权急诊科”的味道。他们在晋绥干过土改，跟国民党和地方势力斗惯了，进福建还能拿出一大堆管用的套路。从分田地到建乡政府，嘴边总挂着：“北边咱就是这么干下来的！”福建当地办事的干部眼馋不说，多少也有点腼腆，人家上来就把架子拉好，调度会开得热气腾腾。

问题是，“自家娃”到底哪里去了？说到底不是没人，是有打老仗的本地干部，可命运多舛，大半走得实在太坎坷。像闽西那片山里，一个叫阮英平的，大家都觉得他是拼死抗争的硬骨头，结果啥都没见着，就是失踪了。后来一查，是遭歹人觊觎身家，竟死于非战——这可比枪林弹雨还让人唏嘘。再加几个像沈宗文、罗天喜，往往进城前夜就被干掉，闽地本地“地下党”能留下来的，屈指可数。

还有个细思极恐的“城工部事件”。当年城里的地下党干部被怀疑是特务，曾镜冰动了杀心，一大批本地精英被错砍了头。这些事，福建人哪儿敢忘？像柯海燕，据说他在冤死前还特地叮嘱过战友，“千万小心，别被误会。”等到真相水落石出，已经没法挽回。中央一看这摊子，心里就免不了打上几个问号。毛主席1950年秋天开会时，语气都眉头紧锁——杀了这么多本地同志，咋没人提前请示中央？一问出口，全场鸦雀无声。这种信任阴影，远不是几份平反文件能马上化解。

叶飞1954年主持调查，冤假错案算是澄清了，可当年被冤枉的人都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中央对福建干部从那以后，总提心吊胆地设防。想一想也合理，福建游击队干仗时野路子宽，到了建政管账，谁也保不住不出点纰漏。那些山沟沟里锻炼出来的革命者，读书少，口袋里多半装着胜仗的勋章，怎么做县长市长，政策文件一大摞，很多连公事报告都写不好。打游击时胆子足，真管起县乡，好几个连“公章怎么盖”都要现学现卖。和北方下来的南下干部一比，明显吃了亏。

华东野战军那些老战士、晋绥的干部，反倒成了福建官场的骨干。他们在北方的时候，各种队伍建设、社会动员、土地政策，练得炉火纯青。下到地方，哪怕福建口音听不懂，能调一拨福州话传译，也不影响工作推进，有问题直接递到省里分管的南下干部桌上处理。

慢慢地，福建本地干部就像后院的小把式，前排主角全是外乡人。老百姓有点怀疑，但也没办法，毕竟这些外来干部“治安一整、匪患一扫、文件一发”，福建那阵子转眼比周围更快稳定。像长江支队那拨人，填了一地新官桌，村里干部一夜间从本地土气小伙变成了带着胶东口音的老革命。有人心里不服气，背后总觉得“是外地人霸了自家岗位”，尤其是不懂内情的基层干部，一气就团着气过十几年。

不过有意思的是，中央也渐渐想让福建人尝挑头。等1950年代进了中期，福建本地的干部重新提拔补位，老家子弟渐渐登堂入室，可最关键的位置，总得让一两个“老资格”南下干部坐镇。就这样，福建的干部结构几十年一直“南下”和“土著”搀和着来。后来外来干部的后代也在这片土地安了家，成了“新福建人”，有人还夹杂着父辈的口音，混成了本地政治圈子的新面孔。

翻来覆去说，其实福建这个格局真是压着“历史推着政策”的两手“牌”。外来的救火队，稳定了局面也留下了文化和体制的几根杠杠。回看当年南下干部沿着九曲溪进闽，拖着长枪短炮、脚下沾泥大步流星。福建的本地汉子，只能在山林田野里低声议论：“这江山也是我们的命啊。”你要说谁该给福建算上一笔“主政的账”，还真是一言难尽。如今再翻那会儿的新闻简报，偶尔能猜到干部们内心的小九九：有人扎根新的土地，有人心有不甘，有人把这段往事留在风里。

人事如棋，落子无悔。福建的解放和后来的成长，就是在这样你来我往、进退难测的格局里走出来的。细想想，这种身不由己的命运波折，说不定哪天还会在别的地方悄悄重演——只不过，故事主角，变成了你我而已。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