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阵子整理奶奶留下的旧皮箱时，我翻出了一本封皮磨损得厉害的《世界奇闻札记》，书页已经泛黄发脆，指尖一碰都怕掉渣。里面夹着张同样泛黄的报纸剪报，标题是“1920年代嗜睡症患者自称穿越未来，日记记载千年后火星秘闻”，字里行间的描述很简略，只说有个瑞士教师昏迷一年后
前阵子整理奶奶留下的旧皮箱时，我翻出了一本封皮磨损得厉害的《世界奇闻札记》，书页已经泛黄发脆，指尖一碰都怕掉渣。里面夹着张同样泛黄的报纸剪报，标题是“1920年代嗜睡症患者自称穿越未来，日记记载千年后火星秘闻”，字里行间的描述很简略，只说有个瑞士教师昏迷一年后醒来，说自己去了3906年的世界。当时我只当是民国时期小报的猎奇噱头，随手夹回书里，直到上个月帮社区整理“老物件背后的故事”时，又翻到了这本札记，顺着剪报上的线索查下去，才发现这个故事的细节远比我想象的更离奇、更完整——那个接连两次从致命怪病中死里逃生的男人，不仅把未来的见闻写成了详细日记，连人类殖民火星的惨败结局、全球文明共同体的建立过程都记载得清清楚楚，这些内容凑在一起，成了至今都让历史学者和科幻爱好者争论不休的“时空旅人”传说。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迪纳赫，1884年出生在瑞士苏黎世附近一个叫“维茨瑙”的小乡村。我特意查过这个村子的资料，它坐落在琉森湖岸边，至今还保留着19世纪的石砌农舍，据说当年村里的孩子都爱围着老人们听“远方的故事”，迪纳赫就是其中最着迷的一个。打我小时候，住在乡下的爷爷也总给我讲类似的“域外奇闻”，什么“有人一觉醒来能说外地话”“老木匠梦见自己去了未来见着会跑的铁盒子”，那时候只觉得有趣，长大后才发现，这些带着乡土气息的传说，往往藏着人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而迪纳赫的经历，简直像从爷爷的故事里走出来，又被刻进了历史的缝隙里——他少年时就对人文科学着了魔，放学回家总抱着厚厚的《世界文明史》啃，连吃饭都舍不得放下，尤其痴迷语言学，不光学德语、法语，还自学了拉丁语，村里的老人们都说“迪纳赫这孩子，心早就飞出维茨瑙了”。等他成年后，果然离开家乡，在苏黎世附近的一所中学当了德语和历史老师，黑板上写满古希腊罗马史的知识点时，他大概从没想过，自己未来会经历一段比课本里的历史更离奇的遭遇。
时间一晃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大陆战火纷飞，到处都是伤员和逃难的人，原本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也就是在这时候，一种怪病突然在欧洲蔓延开来，起初人们以为是战争带来的“疫病”，可症状却和普通传染病完全不同——患者会突然发高烧，体温能飙到39度以上，头疼得像要炸开，接着浑身无力，连抬手、走路都变得费劲，严重的人会直接陷入昏迷，怎么叫都醒不过来。当时的医学界对这种病束手无策，只能暂时叫它“嗜睡症”，直到后来才正式定名“流行性脑炎嗜睡病”。我在医学院工作的表姐告诉我，她曾在旧医学档案里见过这种病的记载，1925到1926那两年是发病高峰，全欧洲感染的人超过100万，估计有50万人没能扛过去，死亡率堪比当时的鼠疫，而且患者不分老幼，很多人昏迷后就再也没醒过来，成了当时人们谈之色变的“沉默杀手”。而迪纳赫，就偏偏两次撞上了这个“杀手”。
第一次感染是在1917年，当时迪纳赫刚上完课，正收拾教案准备回家，突然觉得头晕目眩，接着就倒在了讲台上。等他醒来时，已经在医院躺了两周，医生说他是感染了嗜睡症，好在症状较轻，昏睡两周后就自行恢复了。这次经历让他心有余悸，可没成想，四年后的1921年，他又一次被这种病缠上了。那天他正在给学生讲“中世纪欧洲文明”，突然觉得浑身发冷，高烧再次袭来，没过多久就失去了意识。这一次，他睡得格外久，医院的病床换了一张又一张，医生换了一波又一波，连他的家人都快放弃希望了，可就在昏迷一年多后，迪纳赫居然睁开了眼睛。
我在一本1923年出版的瑞士医学期刊上，看到过当时主治医生对迪纳赫的描述：“患者苏醒后意识模糊，对周围环境无反应，提问时仅能发出简单音节，情绪淡漠，疑似因长时间昏迷导致严重精神创伤。”确实，迪纳赫醒过来后，整个人像丢了魂，不管谁跟他说话，他都只是呆呆地盯着天花板，要么就沉默地坐着，连最熟悉的家人来看他，他都没什么反应。大伙儿都觉得，这是他两次被病魔折磨，精神彻底垮了。可屋漏偏逢连夜雨，没过多久，医生又在他的肺部发现了结核病灶——在1920年代，肺结核和“绝症”几乎划等号，当时还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只能靠静养和补充营养延缓病情。医生跟他说：“去南方吧，找个阳光充足、空气好的地方住，或许能多活几年。”迪纳赫听后，只是默默点了点头，几天后就收拾了一个小小的行李箱，带着几本旧书和简单的衣物，离开了生活多年的瑞士。
后来我在雅典大学图书馆的档案里，偶然发现了一段关于“外籍德语教师”的记载，里面提到“1922年秋，一名瑞士籍男子在雅典市区开设私人德语课程，学生多为当地青年，其中包括法律系学生帕帕哈奇斯”。对照时间线和姓名线索，我几乎可以确定，这个瑞士籍教师就是迪纳赫。为了确认这一点，我还特意托在希腊留学的朋友去雅典大学的校史陈列馆打听，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张模糊的老照片，照片里是一群人在户外上课的场景，其中一个戴眼镜、穿着深色大衣的男子，和我查到的迪纳赫年轻时的画像十分相似。朋友还告诉我，帕帕哈奇斯后来成了希腊知名的法学教授，主攻国际法和比较法，出版过好几本学术著作，性格出了名的严谨刻板，连学生的作业都要逐字逐句批改，要是编造离奇故事博眼球，反而和他一生的行事风格完全不符。
迪纳赫在雅典的生活很简单，每天除了给学生上课，就是去附近的咖啡馆坐着看书，偶尔会去海边散步。帕帕哈奇斯是他的学生里最认真的一个，不仅德语学得快，还总爱跟迪纳赫聊欧洲历史和文化，有时候下课后，俩人会坐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一聊就是一下午。帕帕哈奇斯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过迪纳赫：“他是个很特别的老师，说起历史时眼里有光，可提到自己的经历，却总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疲惫。他很少说自己的过去，只说在瑞士当过老师，身体不好才来雅典。”我想，那时候的迪纳赫，大概还没准备好把自己穿越未来的秘密告诉别人，直到1924年初，他决定离开雅典的时候。
1924年1月的一天，下课后，迪纳赫叫住了帕帕哈奇斯，从包里拿出一个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递给对方说：“我要回瑞士了，养病离开家一年多，得回去看看家人。这个包裹里是我写的德文手稿，你试着翻译成希腊文吧，既能练习德语，也算是我给你留的纪念。”帕帕哈奇斯接过包裹，能感觉到里面是一叠厚厚的纸，他想问老师什么时候回来，可迪纳赫只是笑了笑，说了句“或许不会再回来了”，就转身离开了。这一别，迪纳赫就彻底从帕帕哈奇斯的生活里消失了，既没有写信，也没有任何消息传来，直到几个月后，帕帕哈奇斯整理书桌时，才想起那个被遗忘在抽屉角落的包裹。
当帕帕哈奇斯拆开牛皮纸，看到里面的手稿时，整个人都愣住了——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德语练习材料，而是一本装订整齐的日记，封面用德文写着“3906年见闻录”。他带着疑惑翻开第一页，日期赫然写着“公元3906年4月15日”，比当时的1924年足足晚了1982年！日记里的字迹工整，偶尔有几处修改的痕迹，看得出来是经过认真整理的。我在帕帕哈奇斯1972年出版的《来自未来的日记》一书里，看到了这份日记的希腊文译本，里面详细记载了迪纳赫在3906年的经历，每一个细节都写得十分具体，不像凭空编造的幻想。
日记里写着，迪纳赫第二次从嗜睡症中醒过来时，一睁眼就陷入了彻底的迷茫——他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房间里的家具全是陌生的模样：墙壁是淡蓝色的，摸上去光滑冰凉；眼前的门没有门框，是一整块透明的“玻璃”，透过这扇门，能把近处花园里的奇花异草、远处连绵起伏的山脉看得一清二楚，这种“全景门”是他在1920年代从未见过的。他挣扎着坐起来，走到房间角落的镜子前，当看到镜子里的人时，吓得差点瘫倒在地——镜子里的人头上裹着白色的绷带，脸色苍白，五官陌生，根本不是他自己！“这是谁？我怎么会变成这样？”迪纳赫在日记里写道，“我以为是高烧把脑子烧糊涂了，想喊却发不出声音，只能死死盯着镜子里的陌生人，浑身止不住地发抖。”
他的惊惶惊动了门外的人，很快，几个穿着白色制服的人走了进来，嘴里说着他完全听不懂的语言，时不时会冒出“诺瑟姆”这个词。迪纳赫想解释自己不是他们说的“诺瑟姆”，可对方根本听不懂他的德语，只能一边比划一边试图安抚他。后来他在日记里回忆，那些人看起来很友善，没有强迫他做任何事，只是给了他一杯温水和几片白色的药片，他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还是乖乖吃了下去。没过多久，他就觉得一阵困意袭来，再次睡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时，房间里多了一位穿着灰色长袍的老人，手里拿着一个巴掌大的黑色盒子。
这位老人就是诺瑟姆的导师耶格尔，他手里的黑色盒子叫“语言转换器”，只要对着盒子说话，就能翻译成对方能听懂的语言。借助这个工具，迪纳赫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镜子里的“诺瑟姆”是3906年的一个年轻人，几天前出了严重的车祸，头部受到重创，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医生们用了一种叫“神经复苏术”的新方法，抢救了15分钟后，“诺瑟姆”终于醒了过来，可醒过来的人，意识却变成了来自1921年的迪纳赫。耶格尔在日记里被描述成一个温和又博学的老人，他没有质疑迪纳赫的说法，只是耐心地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然后说了一段让迪纳赫困惑了很久的话：“孩子，现在已经不是康德和笛卡尔思考‘我是谁’的时代了，我们对生命的认知，比你们那个时代要深入得多。你认为自己‘变成’了诺瑟姆，可这并不意味着诺瑟姆的意识就消失了；就像你想念1920年代的母亲，她虽然生活在过去，但在时间的长河里，她依然‘存在’着。”
这段话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表姐跟我说，这有点像现在物理学界讨论的“意识多元性”概念，可在1920年代，迪纳赫根本不可能接触到这些理论，只能靠自己慢慢琢磨。他在日记里写道，自己花了整整一个月才慢慢接受这个现实，而在这期间，他还发现了一个更奇怪的现象——他不需要睡觉了。“从醒过来的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过困意，白天和夜晚对我来说没有区别，24小时都保持着清醒的状态，”迪纳赫写道，“起初我很害怕，以为自己得了新的怪病，可耶格尔告诉我，这是‘意识融合’后的正常反应，诺瑟姆的身体已经适应了这种‘无睡眠状态’，我只需要慢慢习惯就好。”我特意查了现代医学资料，目前世界上确实有极少数人患有“家族性失眠症”，但症状是无法入睡并伴随身体衰竭，而迪纳赫描述的“无睡眠却精力充沛”，至今没有医学案例能解释。
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后，迪纳赫终于可以出院了。诺瑟姆的好朋友斯特凡来接他，还给了他一个叫“雷根斯瓦奇”的机器——这个机器巴掌大小，屏幕能显示彩色的画面，还能发出声音，既可以“读书”，也可以“说话”，和我们现在的平板电脑几乎一模一样。迪纳赫在日记里详细描述了这个机器的用法：“用手指触碰屏幕上的文字，机器就会读出内容；点击画面上的‘按钮’，就能看到不同的‘文章’和‘图像’，比我们那个时代的书籍方便太多了。”他靠着这个“雷根斯瓦奇”，花了半年时间学会了3906年的通用语言，也慢慢了解了这个未来世界的模样。
迪纳赫在日记里写道，3906年的人类已经建立了一个叫“雷根斯塔特”的全球共同体，也就是“全球法律与秩序国”。这个共同体的建立，要追溯到公元3382年，在那之前，人类经历了一个叫“埃尔德勒”的时代，从2396年持续到3382年，整整986年。在“埃尔德勒时代”末期，人类的物质文明已经高度发达，贫困和饥饿彻底消失，可人们却越来越不幸福，自杀率和精神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那时候的人们终于明白，幸福不是来自金钱和物质，而是来自稳定的道德观念和精神追求，”耶格尔告诉迪纳赫，“于是各个国家开始放弃分歧，共同制定全球统一的法律和秩序，经过三十多年的测试，期间没有发生过一次战争，也没有一起严重犯罪，‘雷根斯塔特时代’才正式开始。”迪纳赫在日记里感叹，这和他那个时代各国互相征战的景象完全不同，“原来人类真的能放下仇恨，一起走向更好的未来”。
而最让迪纳赫震惊的，是关于人类殖民火星的记载。斯特凡告诉他，在“埃尔德勒时代”初期，也就是公元2204年，人类第一次成功登陆火星，并在火星表面建立了多个殖民地，当时的人们都以为“星际移民”的时代已经到来，成千上万的人报名前往火星。可没想到，火星的环境比想象中恶劣得多：昼夜温差超过100度，沙尘暴频繁发生，土壤里的有害物质会侵蚀人类的闪过的是西尔维亚笑着说“明天见”的模样，我以为只是短暂的昏睡，却没想到再次睁眼，眼前是熟悉的医院白色天花板——我回到了1922年的瑞士。
迪纳赫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回归”时的混乱与失落：他下意识地喊着西尔维亚的名字，伸手去摸床头本该放着“雷根斯瓦奇”的地方，摸到的却是1920年代医院粗糙的亚麻床单。守在床边的护士以为他刚醒精神失常，连忙叫来医生，可迪纳赫只是抱着头，一遍遍地重复“我在3906年待了一年”“我有个女朋友叫西尔维亚”，可没人相信他的话，只当是长时间昏迷后的胡言乱语。
后来他慢慢接受了“回归现实”的事实，开始把在3906年的所有见闻，一字一句地整理成日记。他怕时间久了会忘记细节，连“雷根斯瓦奇”机器的操作界面、“全景门”的透明材质、西尔维亚喜欢的发光植物品种，都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来。我在帕帕哈奇斯的译本里看到，日记里还夹着几张迪纳赫凭记忆画的草图：有“雷根斯塔特”共同体的建筑轮廓，有火星殖民地的简易地图，还有西尔维亚的肖像，线条简单却能看出用心。
1923年秋天，迪纳赫的肺结核病情加重，咳嗽越来越频繁，身体也日渐消瘦。他知道自己留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开始四处打听去雅典的船票——他想当面把日记交给帕帕哈奇斯，不是作为“德语练习材料”，而是作为一个“来自未来的秘密”。可当时欧洲局势动荡，从瑞士到希腊的路途遥远，他的身体根本撑不住长途跋涉。直到1924年初，病情稍有好转，他才勉强登上了前往雅典的轮船，这才有了后来把日记交给帕帕哈奇斯的一幕。
帕帕哈奇斯在《来自未来的日记》后记里写道，他当时翻译完日记后，曾试图联系迪纳赫，可无论是瑞士的老家，还是雅典的住处，都找不到他的踪迹。1950年代，帕帕哈奇斯成为法学教授后，特意利用学术交流的机会去瑞士寻访迪纳赫的下落：他去了维茨瑙村，询问村里的老人，可没人记得有个叫“迪纳赫”的教师；他去了苏黎世附近的中学，查遍了1910到1920年代的教师名录，也没有找到对应的名字；甚至去了当地的医院，查找1921到1922年的住院记录，只找到几例“嗜睡症患者”，却没有“迪纳赫”的信息。
“我开始怀疑，迪纳赫是否真的存在过？”帕帕哈奇斯在后记里写道，“可那份手稿的纸张是1920年代的德国产牛皮纸，字迹也符合当时的书写习惯，甚至日记里提到的1920年代瑞士的一些细节，和我后来查到的历史资料完全吻合。”我看到这段时，也有同样的困惑：如果迪纳赫是虚构的，帕帕哈奇斯为何能写出如此符合时代背景的细节？如果迪纳赫是真实存在的，为何没有任何历史痕迹？
更让人疑惑的是日记里关于“火星殖民”的时间线。迪纳赫说人类在2204年登陆火星，殖民六十多年后失败撤离。这个时间点，和1972年故事首次曝光时科学界的预测完全不同——当时的科幻小说家和科学家普遍认为，人类会在21世纪中后期实现火星登陆，甚至殖民。比如1969年阿波罗登月成功后，有科学家乐观预测“2000年前人类能在火星建立基地”；马斯克2012年也公开表示“2040到2050年送8万人去火星永久居住”。
可如今到了2025年，火星探测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祝融号火星车传回了火星表面的照片，美国的火星探测器发现了火星上存在水的痕迹，但距离“载人登陆”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别说“殖民”了。有航天专家分析，按照目前的技术进度，人类要实现火星载人登陆，至少还需要30到50年，要建立稳定的殖民地，更是要到22世纪中后期——这反倒和迪纳赫日记里的“2204年登陆、殖民六十多年”的时间线意外吻合。
我曾把这个疑惑告诉研究航天史的朋友，他笑着说：“或许是帕帕哈奇斯当年对科技发展的速度估计得更客观？毕竟1972年的时候，人们对太空探索的难度还没有充分认知，而迪纳赫的日记，只是恰好‘猜中’了而已。”可我总觉得没这么简单——日记里提到的“火星土壤有害物质侵蚀人体”“农作物无法存活”等问题，都是近年来火星探测才逐渐发现的，1972年的人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细节。
除了火星殖民，日记里关于“雷根斯塔特”共同体的描述，也让我印象深刻。迪纳赫写道，这个全球共同体没有国家的界限，人们按照“兴趣和能力”分配工作，货币已经消失，每个人都能获得足够的生活物资，“犯罪和战争”成了历史课本里的名词。他还提到，共同体的人们普遍有着很高的道德水准，“不是因为法律的约束，而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只有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才能让文明持续发展”。
我爷爷生前总说“人之初，性本善”，还说“等将来大家都不愁吃穿了，就不会吵架打架了”。迪纳赫的日记，似乎描绘了爷爷口中的“理想世界”。可现实是，即使到了21世纪，贫困、战争、犯罪依然存在，人类要实现“全球共同体”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或许正如耶格尔对迪纳赫说的那样：“文明的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你们现在的每一个选择，都在影响着未来的走向。”
关于日记的真实性，除了“迪纳赫做梦”“精神穿越”“帕帕哈奇斯虚构”这三种主流猜测，我还看到过一种更小众的说法——有研究者认为，迪纳赫可能是“时间的过客”，他的意识在昏睡时，意外进入了“时间缝隙”，短暂地“借宿”在3906年的诺瑟姆体内，所以他能看到如此真实的未来景象。这种说法虽然听起来很科幻，但也给这个故事增添了更多神秘色彩。
去年夏天，我去瑞士旅行时，特意去了琉森湖岸边的维茨瑙村。村里的石砌农舍和迪纳赫日记里描述的一模一样，湖边的长椅上，有老人在给孩子讲“过去的故事”。我坐在长椅上，看着远处的山脉，突然想起迪纳赫日记里的最后一句话：“我不知道我的经历是真是假，也不知道未来是否真的会像我看到的那样发展，但我希望，人类能永远保持对未知的好奇，对美好的向往，这样无论未来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勇敢地走下去。”
或许，这个故事的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思考：人类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该如何创造更好的未来？就像我奶奶在《世界奇闻札记》的扉页上写的那样：“所有关于未来的传说，都是对当下的期许。”迪纳赫的日记，或许就是1920年代的人们，对人类文明未来的一种美好期许吧。
来源：妙闻师兄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