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是特朗普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Stephen Miran在2024年11月的一篇报告《重构全球贸易体系使用指南》中提出的多边协议构想，近期引发市场广泛讨论。

今天继续为你介绍全球贸易格局与国际局势的变化，转载一篇有关海湖庄园协议的解读。

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是特朗普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Stephen Miran在2024年11月的一篇报告《重构全球贸易体系使用指南》中提出的多边协议构想，近期引发市场广泛讨论。

如果您不仅对解读感兴趣，也需要获得《米兰报告》全文，请详询“香帅课代表”，获取方式见文末。

海湖庄园协议：一场大棋党的狂欢

坦途宏观

01

海湖庄园协议的基本内容和根本目的

Stephen Miran的文章略显冗长，细读下来其观点大致可归类于三方面：美元汇率和储备地位、美国国家安全、贸易与关税政策。

观点1：美元高估引发美国经济的“三重失衡”

美国之所以有大规模经常账户赤字，不是因为进口太多，而是因为非美国家需要持续累积美元形式的外汇储备，导致美元持续高估。这种高估在海外国家相对于美国规模比较小时不明显，但目前海外国家规模越来越大，因此对美元汇率的影响也越来越大。Miran认为强美元至少从三个维度加剧了全球经济金融失衡。

1）贸易和财政双赤字：高估的美元使美国出口商品相对昂贵，进口商品相对便宜，导致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同时，美国需要不断供给美债，这又推动了财政赤字的扩大。在Miran看来，这是典型的特里芬悖论（America runs larg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not because it imports too much, but it imports too much because it must export USTs to provide reserve assets and facilitate global growth）。

2）全球产业结构扭曲：强美元导致全球产业结构出现系统性扭曲。美国经济过度向消费和服务业倾斜，制造业基础不断萎缩；而其他国家则过度依赖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形成产能过剩。这种扭曲也导致全球供应链高度集中，在特朗普看来增加了系统性风险（It becomes increasingly burdensom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finance the provision of reserve assets and the defense umbrella, as the manufacturing and tradeable sectors bear the brunt of the costs）。

3）金融稳定风险：储备货币引发永久性的双赤字，进而导致美国的公共债务和外债出现不可持续的积累，当双赤字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会达到所谓的特里芬“临界点”——储备国因信用崩塌而丧失储备地位，这就像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一样。这将沉重冲击美国金融安全（Eventually, a Triffin tipping point is reached at which such deficits grow large enough to induce credit risk in the reserve asset. The reserve country may lose reserve status, ushering in a wave of global instability, and this is referred to as the Triffin dilemma.）。

观点2：美元体系和国家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

这种交织体现在“军事保护”和“金融制裁”两个维度上。

1）美国为民主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作为交换，美国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好处。这种联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特朗普认为其他国家在贸易和安全两方面都在占美国便宜——盟友国既获得了军事保护，又拿到了大量贸易盈余（America provides a global defense shield to liberal democracies, and in exchange, America receives the benefits of reserve status）。

2）美元的储备地位赋予了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能力。例如剔除出SWIFT系统、禁止交易甚至冻结特定资产的行为。Miran特别指出了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的地位，它赋予总统对国际交易的广泛权力，以应对外国来源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的威胁。这些权力包括限制或禁止国际信贷转移、支付或证券交易的能力。该法案是财政部制裁权力和金融域外管辖权的重要基础（That allows America to exert its will i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using financial force instead of kinetic force. America can, and does, sanction people all over the globe in a variety of ways. ）。

3）由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份额的下降，这种“国家安全与储备货币”之间的平衡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一方面美国继续保护其他国家要付出越来越多的成本，另一方面持续强美元在摧毁美国的制造业和生产能力（As the economic burdens on America grow with global GDP outpacing American GDP, America finds it more difficult to underwrite global security, because th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grows and our ability to produce equipment becomes hollowed out）。

观点3：关税是有效的工具，危害并不大

1）美国最优关税税率可能为20%而非0%。由于税收的成本是边际递增的，因此对于高税率活动加税带来的扭曲远高于低税率活动。而美国目前加权平均关税税率目前不到3%，加关税的成本远低于加其他税种。有文献显示美国的最优关税税率是20%，因此从理论上讲美国具有加关税的空间（For a benchmark, the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hapter by Costinot and Rodriguez-Clare (2014) indicates that the optimal tariff for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plausible parametrizations is around 20%.）。

2）关税在带来财政收入、迫使对手谈判和接受条件等方面是有效的工具。关税直接为美国财政带来了可观收入。据统计，2019年美国从对华关税中获得了约46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其次，关税政策向贸易伙伴传递了美国保护本国产业和工人利益的坚定决心，提高了谈判筹码。第三，关税的威胁和实施迫使对手不得不认真对待美国的贸易关切，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和产业补贴等核心议题。（Tariffs are a familiar tool to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team, since they were used—with success—extensively in 2018-2019 in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3）关税不必然带来通胀，货币变动会抵消其通胀效应。Miran基于2018-2019年的实证数据指出，在美中贸易战期间，尽管美联储正处于加息周期，美国经济仍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通胀率保持稳定甚至有所下降，背后是人民币汇率贬值吸收了关税冲击。（Those tariffs passed with little discernible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inflation remained stable or even declined, and GDP growth continued to perform quite well despite the Fed's hiking cycle.）。

表面上看，Miran想要解决的问题是所谓的“特里芬困境”，也就是因为其他国家过度积累美元作外汇储备，而导致的美元汇率高估、赤字高企与制造业衰退。叠加他引用广场协议的命名方式给特朗普的多边框架命名为“海湖庄园协议”，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它仅仅是一个联合外汇干预协议。

事实上，根据Miran提出的政策建议，海湖庄园协议本质上是一项以关税和金融制裁为“大棒”，以提供国家安全保护为“胡萝卜”，以压低美元汇率但又不影响美元储备货币地位为直接目标，以复兴美国工业经济同时遏制中国为根本目的的地缘政治协议。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绝对领导中心和唯一受益者的“贸易-防务-货币”体系。我们将整个海湖庄园协议的逻辑展示在图1中。

在Miran看来，想要加入该体系内部的国家需要提供“三个‘主动’配合”。一是主动配合美国进行汇率干预，通过抛售美元并回购本币，来压低美元汇率；二是主动配合美国维持美债可持续和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将普通的1-30年期的美债置换为100年期限的、零票息率的超长期世纪国债（zero-coupon century bond，注意零票息和零利率不能画等号）。三是主动配合美国“关税站队”，比如对中国加征和美国完全一致的关税（Such a tool can be used to pressure other nations to join our tariffs against China, creating a multilateral approach toward tariffs）。

作为回报，美国对该体系内部的国家也提供“三个回馈”：一是提供军事庇护或支持；二是提供低零关税的贸易环境，向美国出口无需缴纳关税；三是美联储向持有“世纪债券”的国家提供更强的美元流动性支持。而那些不愿意加入该体系的国家，将面临美国单边实施的三个惩罚：一是更高的关税税率， 二是军事保护撤离；三是通过援引IEEPA对这些国家投资美债征收“利息税”（One way to do this would be to impose a user fee on foreign official holdings of Treasury securities, for instance by withholding a portion of interest payments.）

图1：设想中的海湖庄园协议示意图

数据来源：GMF Research

02

海湖庄园协议目标中的三个矛盾

“2025年的评论界陷入了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内心的恐惧导致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正处在疯人院里，反而设法给我们的‘绑架者’（特朗普团队）找看似理性的理由。不妨称之为‘海湖庄园（协议）综合征’”——Adam Tooze（美国经济史学家）

尽管看起来雄心勃勃、颇成体系，但这份“海湖庄园协议”至少在目前来看仍然是个“粘合怪”——它更像是对特朗普本人、内阁和MAGA团体政策主张的大杂烩，是企图将一堆杂乱政策包装成理性和系统主张的政治尝试。如果细看海湖庄园协议的政策目标，会发现其间充斥矛盾且难以通过技术手段调和。

高关税和弱美元间的矛盾很难仅凭它国抛售外汇储备来调和。汇率总是贸易的调节器，给定美元储备地位不变，那么旨在试图通过关税压低进口的做法必然会推升美元汇率，以对冲这一尝试。Miran给出的政策建议是，要求其他国家抛售美元外储来干预美元升值。但一方面，实证文献发现外汇干预在调节长期汇率上效果并不好，更适合调节的是短期汇率超调（Filardo et al, 2022）；另一方面外储是有限的，美联储能够提供的常备流动性互换支持也仅能支持少数几家央行。一旦各国外储被过度消耗——例如跌破IMF的外汇储备充足标准——将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非美货币危机，反而进一步推升美元汇率。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22年的土耳其里拉暴跌中都能看到“消耗外储稳汇率”的自限性。

胁迫与保持美元储备地位间存在矛盾。美联储经济学家Collin Weiss的2022年文章讨论了“金融制裁”会如何削弱美元储备货币地位。他发现美元储备有3/4是由美国军事盟友持有的，因此其储备地位稳固与否高度依赖于其盟友行为。Eichengreen, Mehl和Chitu（2017）测算显示，军事保护让美国盟友的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占比上升了30个百分点。一旦美国不再向盟友提供安全保护，将导致其盟友抛售7500亿美元美债，使美债长端利率跳升80bps，美元汇率贬值5%。如果美国真的选择以关税和军事保护为要挟强制各国站队并牺牲本国利益，必然引发各国乃至盟友的政治反感。即便政客愿意妥协，民众反对也将削弱合作基础，影响美元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基础属性。而对于那些本就不是盟友国的国家，一旦被划入"圈外"并被征收高关税和美债利息税，几乎必然会抛弃美元转向储备其他货币。

强大美国制造与破碎全球市场存在矛盾。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制造业的黄金时期恰恰建立在对等开放、多边的国际经济秩序基础之上。但该协议试图通过高关税、强制站队等手段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必然导致全球市场分割加剧，难以孕育美国制造崛起。在供应链层面，通过关税和政治压力强行切断或重组这些已经高度专业化和优化的供应链，不仅会显著提高制造业成本，还会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速度上落后于全球协作网络。从市场规模角度看，强大制造业需要庞大市场需求作支撑。将全球市场分割为"圈内"和"圈外"两大阵营，实际上是在人为缩小美国制造业的潜在市场规模。在创新生态系统方面，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跨境的人才流动、技术交流和创新合作。试图通过地缘政治手段划分阵营，必然会阻碍创新要素自由流动。

03

“海湖庄园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存疑

“特朗普的团队肯定正在使用像米兰这样的分析，正如那句老话所说，就像酒鬼使用灯柱一样——为了支持，而不是照明。”——Paul Krugman（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

不仅是目标之间相互冲突，海湖庄园协议所依赖的经济学前提——包括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对美元汇率的影响、弱美元对美国制造业的提振效果——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非美国家“疯狂”积累美元外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015年后美元汇率持续震荡升值，但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则持续下降，已经由2015年的66%降至58%（图2）。这并不寻常，因为通常而言，美元升值引发的汇兑效应会自然而然地导致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增加。持续下降的美元外储占比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正逐步由美元转向其他货币，特别是所谓的“非传统货币”以寻求外汇储备的分散化。IMF（2022）指出，美元在外储中的下降并非由日元、英镑和欧元上升填补，主要占比上升的货币是包括了人民币在内的非储备货币，其累计占比已经升至10%，背后的原因是伴随储备规模的上升，各国央行会逐步由“保证最基本的储备充足度”，转向以“更分散、更高收益”为目的（Hentov et al, 2019），而非传统储备货币恰好提供了较高的回报率和分散效果。那么什么因素主导了近年来美元汇率的高低呢？从1990年代以来，美元实际有效汇率的走势更主要反映的是美国和非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预期差（图3）。一个拇指法则（rule of thumb）是，美国与非美的10年期利差每上升100bps，美元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就会上升大约25%。简言之，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持续15年的强美元主要来自“比烂逻辑”下美国经济增长的相对优势，而非美元储备货币地位。Miran的论点略显过时。

图2：美联储美元汇率与美元占外汇储备比例（%）

数据来源：Haver，GMF Research

图3：美国与非美10年期利差 vs 美元真实有效汇率（REER）

数据来源：Haver，GMF Research

美国制造业“衰败”不能仅归咎于美元高估引发的贸易不平衡。在19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无论贸易顺差还是逆差——都经历了制造业就业占比的类似下降。图4显示了美、德、日、英四国的情况，四国在过去30年间该比例分别下降了6pp、5.6pp、7.6pp和8.6pp，差别并不明显，其中德国每年的商品贸易盈余高达GDP的5%，而美国为-4%。CSIS（2021）的文章指出，导致制造业就业持续减少的最主要原因是自动化和技术进步——例如1980年生产1吨钢需要10.1小时，现在只需1.5小时——且消费者对制造品的需求增长速度远低于生产力提高的速度，导致就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这就像是农业就业占比从1800年的80%降到现在的1%，是技术进步的自然结果，即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

图4：美德日英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例（%）

数据来源：Haver，GMF Research

弱美元也不必然能够拯救弱势的制造业。尽管在短期来看，美元升值的确会显著冲击制造业和价值链（Goldberg and Crockett, 1998; Bruno and Shin, 2019），但如果观察2000年以来美元实际有效汇率（REER）和美国商品贸易赤字的相关性，会发现美元贬值并不必然推升美国贸易竞争力。典型案例是2000-2007年之间的弱美元伴随着商品贸易赤字由GDP的1%恶化至1.6%，而2010-2019年期间的强美元则伴随着贸易赤字的温和收窄（图5）。贸易赤字对实际有效汇率的敏感度下降，背后原因之一是全球产业链（GVC）在2000年代以来的深度融合，大额出口企业通常也是大额进口企业，结果是汇率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被对冲了，汇率贬值仅能影响出口品中一小部分的价格（Amiti et al, 2014; Ahmed et al, 2015）。

图5：美元有效汇率 vs 商品净出口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Haver，GMF Research

04

技术细节充斥漏洞

"海湖庄园协议的概念是政策的松散集合，而非一个明确计划" —— Adrian Day（Adrian Day Asset Management创始人）

在经济政策设计上，抛开细节谈构想纯属耍流氓。很遗憾，Miran给出的政策建议缺乏实操性，如果照搬实施可能引发糟糕后果。这里，我们仅仅讨论所谓的“百年世纪债券”设计。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在到期收益率相同的前提下，发行100年期的世纪美债和发行10年期的美债相比，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债务增长路径。在债务可持续性判别问题上，学术界的普遍标准是所谓的非庞氏条件（no-Ponzi game condition），即无限远期债务的折现值应当趋近于0。在一定条件下这等价于债务与GDP的比例（D/GDP）不能无限增长。对于美国财政来说，其问题从来不是缺少用于偿还票息的现金（因为它总是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借新还旧），而是债务与GDP之比正朝着无限上升、不可持续的方向演进（图6）。即便100年债券是零分红（zero-coupon bond），只要它的到期收益率（yield to maturity）和普通国债类似，也不过是将应付利息不断滚动递延而已，对于投资者评估美国的债务可持续并无实质性帮助。

图6：美债占GDP比重（2025年后为CBO预测值）

数据来源：Haver，GMF Research

更严重的是，在高利率环境下增发超长久期的固定利率美债，实际上是一种自杀行为。这相当于提前主动锁定了自己未来100年都要持续偿还高利率（累计在应付债务中）。一旦未来美债利率因衰退或危机而大幅下降，美国财政部将无法通过正常的到期再融资行为来降低利息支出压力。事实上，美国财政部一贯的行为习惯是在低利率环境下尽量增发长久期国债锁定利息负担，而高利率环境下尽量增发短久期国债（图7），一方面降低市场久期供给避免发不出来，另一方面期待未来利率下降后可以通过滚动续作来降低成本。从利率交易的视角这也容易理解这种建议的荒谬。在高利率环境下财政部增发百年固定利率债券，相当于是主动进行了一笔支付100年的5%的固定利率并接受100年的浮动利的率利率互换（IRS）操作。一旦100年尺度上利率是下降的——这几乎是必然的——财政部都将承担巨额亏损。

图7：联邦基金利率（左轴逆序） vs 美债加权平均久期（右轴）

数据来源：Haver，GMF Research

文章建议设立的美联储流动性支持工具也不切实际。Miran建议，为了增强这种美债的流动性，美联储应该推出一种以该债券面值为抵押的流动性支持工具，随时向持有它的央行提供流动性。我猜测Miran没有计算过以5%的到期收益率发行的100年债券的面值与现值之比。在5%的年化收益率假设下（这并不离谱，因为目前30年期美债的到期收益率为4.5%），一张100年期的100元面值的美债的现值是7毛6分钱。你没有看错，不是76块钱，也不是7块6毛钱，而是7毛6分钱——市值是面值的1/132。换句话说，如果这种流动性工具真的存在，投资者将可以拿着市值为7毛6分钱的东西找美联储直接贷款出100元来。如果是我，我会选择毫不犹豫的违约，立即实现130倍收益，然后去北欧享受我的人生，让美联储拿着这7毛6分钱的百年美债自己和财政部玩去吧。事实上，即便到期收益率降至3%，其市值也仅有5块钱——面值仍然是市值的20倍。而如果美联储不是以面值而是以市值为抵押品价格提供流动性，那么很遗憾这种流动性工具已经存在了，它叫做常备海外央行流动性便利（Standing FIMA Facility），但它对于降低超长久期美债的流动性风险帮助不大，因为一旦利率上升，该工具抵押品的市值就会大幅折价，能够获得的流动性也相应减少。

而如果美国通过某些手段强行压低百年债券的到期收益率，则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对盟友国持有美债的“征税”。这种征税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它等价于Miran提及的对“敌对国家”的美债利息税。也就是说无论是否“听命”于美国，投资美债都将变得具有惩罚性，这不符合激励相容原则，更不用提它对于美债这一安全资产的影响。第二，由于百年债券的久期太长，因此哪怕利率比市场利率仅仅低一点点，税率成本也将是巨大的。例如，如果100年期的市场利率是5%，那么哪怕对盟友国的发行利率是4%，认购或置换的投资者也将在一瞬间损失62%的本金（1-1.04^100/1.05^100）。

05

市场会作何反应？

严肃学术讨论的缺乏、明显的政治粘合感、漏洞百出的细节，共同使得这份松散含混的协议在整体意义上几乎不存在任何可操作性。但不排除金融市场会对其中某一两个议题产生反应，这种反应高度取决于具体的政策选择。

实操可能性最大的仍然是特朗普最擅长的关税。但问题是其关税策略可能没有Miran这么高瞻远瞩，也不太容易和其他政策有机结合。特朗普加关税的目的可能很简单：迫使其他国家与美国达成协议，同意进口更多美国生产的商品或者在美国建厂以人为缩小贸易赤字（谈判论）；或者直接通过加征关税来弥补美国财政赤字（赚钱论）。这和“重塑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攀扯不上关系，其金融市场影响也相当直截了当：类滞胀式的资产反应，即更低的增长预期和更高的短期通胀（预期），以及因汇率对冲关税效果而带来的更强的美元。

可能性略低的是联合干预美元汇率，但效果可能并不好。许多人认为将1985年后美元的持续下跌归因于广场协议本身，认为联合外汇干预有助于压低美元汇率。事实上，整个80年代的美元汇率走势更多反映了美国和欧洲在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或政治环境）上的差异。特别的，1985-1990年期间美元的持续贬值，主要是由于美国通胀下降速度和央行货币政策宽松程度远快于欧洲，带动了美德10年期真实利差持续下降（图8）。当然，这也不是说广场协议就没有意义。在1984年年初至1985年年初，美德真实利差已经见顶回落，但美元指数仍然快速上涨超过17%且涨速明显加快。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上涨已不是经济基本面驱动，而是投机行为（Bergsten 1984, Krugman 1985, Cooper 1985, Frankel 1985）。广场协议的作用正是“刺破”了这一投机泡沫，使得汇率向基本面（真实利差）收敛。

基于广场协议的经验，Frankel（2015）将外汇干预能够有效影响汇率走势的条件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市场脆弱。如果市场对汇率并没有太强的信心，则干预效果可能尤为强烈，这主要出现在汇率在杠杆投机驱动下背离基本面时。二是干预超预期。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前几次干预效果尤其强烈，而后续干预效果一般，这意味着“超预期”的干预效果最好，因此任何干预或者无效，或者在前几天/几周就会见效。三是各国一致行动。如果各国央行在外汇干预上是“行动一致”的，那么它更可能取得成效。四是透彻沟通。外汇干预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对人们预期的影响。因此当局应当“边做边说”，积极透明地向公众披露干预目标与措施。五是注重短期。汇率干预更有可能在短期内（例如干预后的1个月内）取得效果，但对于1年后的汇率走势影响很难产生重大影响。目前来看，美元汇率并没有明显背离基本面，投机因素不强，联合汇率干预恐怕难以起到明显逆转效果。

图8：美联储美元指数与美德10年期利差

数据来源：Haver，GMF Research

可能性最低的是将国家安全问题与美债美元深度绑定。具体措施包括对“不听话”的国家实施退出国防安全保护、加征美债资本利得税等惩罚性措施，而对“听话”的国家则要求其增持更长久期的美国国债，以强化其对美债市场的依赖。前文已述，美元储备货币地位高度依赖传统盟友的支持，而美债作为全球安全资产基石的地位，不仅源于其相对稳定的政治与制度环境（Habib and Stracca, 2019），还得益于美国国债市场无与伦比的深度和流动性（Prasad, 2014; Caballero et al., 2017）。然而，一旦美债的安全性被公开与地缘政治立场挂钩，其作为全球安全资产的根基将受到根本性动摇。投资者可能开始质疑：若未来因政策分歧而不愿追随美国的立场，其持有的美债是否仍具安全性？对于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资产而言，哪怕是些微的疑虑，也可能像飞机舷窗上的裂痕般逐渐扩大，最终导致毁灭性的信任危机，加快所谓的“特里芬临界点”的到来，甚至可能出现“希腊时刻”——因为信用下降导致利率上升进加剧信用恶化的恶性循环，使得债务偿付能力由好的均衡跳到坏的均衡（Calvo, 1988; Miller and Zhang, 2012）。这对于以本币为计价货币发债的经济体而言并不意味着实质性违约，但必然要求美联储购债以配合，最终结果是以超预期通胀的“软违约”来强行实现债务跨期的可持续，其资产含义是美债收益率的显著上升、美元汇率的大幅下跌以及黄金价格的暴涨。

06

一场大棋党的狂欢

“海湖庄园协议”并非像广场协议那样仅仅是一个联合外汇干预协议。它本质上是一项以加征关税为“大棒”，以提供防务保护为“胡萝卜”，以压低美元汇率但又不影响美元储备货币地位为直接目标，以复兴美国工业经济同时遏制中国崛起为根本目的的地缘政治协议。简言之，它旨在建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以美国为绝对领导中心和唯一受益者的“贸易-防务-货币”体系。不过，目前的版本“粘合感”很强，更像是对特朗普本人、内阁和MAGA团体政策主张的大杂烩和“人为拔高”，其多重目标之间充斥矛盾，技术细节也漏洞百出，从整体意义上讲几乎不具有任何可执行性。与其将其视作是一份严肃的政策讨论，不如将其视作Miran给特朗普政府的投名状，以及一场大棋党的狂欢。

本文转载自 公众号坦途宏观

来源：香帅的金融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