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说是回来，其实是被抬回来的。五天前，村口开进一辆高档救护车，引来一堆孩子围观。车上下来两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和一个穿得体面的中年妇女，问清了二叔家的路，就往那边去了。

我们村里最近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这个见过许多世面的中年人也不得不感慨命运的奇妙。

二婶回来了。

是的，那个离家32年，杳无音信的二婶，就那么回来了。

说是回来，其实是被抬回来的。五天前，村口开进一辆高档救护车，引来一堆孩子围观。车上下来两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和一个穿得体面的中年妇女，问清了二叔家的路，就往那边去了。

当时我正在自家门口修那辆破三轮车，油门总是不灵光，加上有点耳背，没注意到什么情况。还是隔壁李婶一边剁猪食一边冲我嚷：“老三，你二婶回来了！”

我手里的扳手差点掉地上。

二婶离家那年，我才十二岁，记忆已经模糊。但村里老人们从没忘记这事，闲话不断。有人说她是跟人跑了，有人说她去南方挣大钱了，还有人说她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情才不敢回来。这些年听得多了，我也懒得分辨真假。

只是每次路过二叔家那扇常年半开的木门，看到院子里那棵老梨树，心里总会莫名一沉。那棵树是二婶当年亲手栽的，每年依旧开花结果，只是无人采摘，果子落了一地，最后便成了路过的猪狗的美餐。

二叔这三十多年来，过得很不像样子。他没再娶，整日酗酒，家里破败不堪。那张二婶用过的梳妆台，上面的镜子早已蒙尘，但二叔从不让人动。村里的媒婆来了好几拨，都被他骂走了。

“没用的东西，跟棵树似的。”村里人这样评价二叔。

我去二叔家时，那辆救护车还停在院子外面。推开门，看到二叔正坐在炕边，手足无措地看着床上的人。那是我二婶，脸色蜡黄，消瘦得不成样子。一个年轻医生正在给她打点滴，另一个在查看她的病历本。

那个中年妇女见我进来，客气地问：“您是家里人吗？”

我点点头：“我是他侄子。”

“您好，我是省城桃山疗养院的院长，姓蒋。”她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桃山疗养院 院长 蒋美凤”。

我接过名片，有些不解。

“您二婶是我们疗养院的创始人。”她轻声说。

我愣住了，再看看二婶，又看看二叔。二叔眼圈通红，嘴唇哆嗦着，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原来，二婶离家这么多年，并不是人们口中说的那样。她患了一种怪病，当年村里看不好，去县城医院也无法诊断。她不想拖累家里，就一个人偷偷离开了。

后来在省城，她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老中医，病情得到了控制。为了感谢这位老中医，她留在诊所帮工，慢慢学会了不少医术。老中医去世后，把诊所留给了她。

这些年，二婶把诊所扩建成了一家小型疗养院，专门收治一些老年慢性病患者。由于疗效不错，渐渐有了名气。

“她一直想回来看看，但怕给家里添麻烦。”蒋院长叹了口气，“直到前阵子病情恶化，她才说出自己的家乡在哪里，希望能回来见最后一面。”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点滴的滴答声。二叔坐在那里，像块石头一样纹丝不动。

我注意到二婶的手上套着输液针管，还戴着一枚褪色的红玛瑙戒指。那是二叔当年给她的订婚信物，三十多年过去了，她一直戴着。

“二婶，您认得我吗？”我凑近床边，小声问道。

二婶缓缓睁开眼睛，目光涣散地看了我一会儿，嘴角微微上扬：“是……老三吧？你小时候……最爱偷我腌的咸菜吃……”

这话让我眼眶一热。没想到她还记得这些小事。

屋子里的梳妆台上，有个黄色的塑料梳子，是我小时候见二婶天天用的那把。梳子旁边还放着一个旧收音机，早已不知能不能用了。二叔这些年来，把屋子里的一切都保持着原样，就像二婶从未离开过一样。

“大夫，她…能好起来吗？”二叔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

年轻医生看了看病历，为难地摇摇头：“肝癌晚期，已经扩散了。我们只能缓解疼痛，尽量……”

二叔站起来，突然大声喊道：“她不能死！不能死！”声音在屋子里回荡，惊动了院子里的几只麻雀，扑棱棱飞走了。他跌坐在地上，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哭得像个孩子。

我帮二叔起来，让他坐在炕边。这时，蒋院长从包里拿出一叠材料：“老人家，这是您二婶的一些东西，她交代让我带给您。”

那是一叠照片和信件，最上面是一张二婶的照片，大概是十年前拍的，站在一栋白色的楼房前，面带微笑。照片背面写着：“桃山疗养院开业第一天”。

二叔双手颤抖着接过照片，泪水滴在照片上。

“还有这个，是您二婶的存折。”蒋院长又拿出一个红色的存折，“她说，这些年她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这些钱是给您养老用的。”

我接过存折翻开，上面的数字让我倒吸一口冷气：三十六万零八百五十元。这在我们这样的山村，简直是一笔巨款。

二叔看都没看那存折，只是紧紧攥着那张照片，喃喃道：“我不要钱，我只要她活着……”

二婶在床上微弱地咳嗽了两声，我赶紧给她倒水。喝了水后，她似乎清醒了一些，示意我把她扶起来。

“老头子，”她的声音很轻，“别生气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二叔扑到床边，小心翼翼地抓住她的手：“你为啥走呢？当年我到处找你，找疯了……”

二婶苦笑：“我知道我的病拖不起，我不想连累你。那时我闹了一肚子气，觉得命苦，走了也好。”

她顿了顿，又说：“后来想回来，又怕你不要我了，怕大家说闲话。就这样，一年年过去了。”

二叔把脸埋在她的手心里，肩膀不停地抖动。二婶艰难地抬起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他花白的头发。

我悄悄走出房间，给他们留点空间。院子里那棵老梨树，不知何时已经开了花，白花花一片，像是下了一场春雪。

救护车上的设备比村卫生室好多了，医生说可以暂时先不回省城，让二婶在家休养。蒋院长说她要回疗养院处理一些事情，改天再来看望二婶。

晚上，我帮二叔收拾了一下屋子，把二婶的旧衣服拿出来晒了晒。衣柜里满是樟脑丸的味道，那些花布衣服早已过时，但被二叔保存得很好。

第二天一早，村里人听说二婶回来了，都来看热闹。几个婶子带着自家做的鸡汤、鸡蛋，小声议论。李婶捧着一碗刚煮好的红糖水，碗边还贴着一张”补血”的字条。

“哎呀，都说了这么多年，没想到是个大富婆回来了。”李婶说。

“什么大富婆，人家是个正经医生，办疗养院的。”王婶反驳。

我看着这群妇女七嘴八舌的样子，突然感到一阵烦躁。当年就是这些人，在二婶走后没少说闲话。我把她们挡在门外：“二婶刚输完液，在休息，你们改天再来吧。”

她们有些不满，但还是散了。只有李婶留下，塞给我一个旧手提袋：“这是我留着的茯苓饼，给你二婶补补身子。”

我接过袋子，发现里面还有一个旧香皂盒。

“这是当年你二婶落下的，一直没机会还给她。”李婶小声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打开香皂盒，里面是一枚发黄的照片，是年轻时的二叔和二婶，笑得灿烂。

回到屋子里，二叔正在喂二婶喝粥。看到我拿着照片进来，二婶眼睛一亮：“这是我们结婚那天照的，被你翻出来了啊。”

二叔接过照片，看了看，突然笑了：“你当时嫌我个子矮，非要让我站在石头上拍。”

二婶也笑了，只是笑容里带着疼痛：“你个头是矮，但心眼实在。”

那天晚上，我在二叔家住下，听他们断断续续地聊着往事。二婶提起她离开后的经历，说起很多在疗养院遇到的人和事。她的声音很弱，但眼睛明亮，仿佛回到了年轻时。

“你知道吗，我那疗养院里有不少孤寡老人，他们没有亲人照顾，我就成了他们的’闺女’。”二婶说，“有个姓钱的老太太，临走时拉着我的手说，她这辈子没生闺女，但上天让她晚年遇见了我。”

二叔在一旁听着，眼圈通红。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如果二婶没有离开，他们或许会有自己的孩子，不会像现在这样孤独。

几天后，蒋院长带着几个工作人员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些医疗设备。她说，二婶的病人都很记挂她，疗养院的老人们凑了一笔钱，希望能把一些必要的医疗设备送到村里来。

“老院长虽然走了，但我们不能没有她。”蒋院长说，“老人们都说，要让她在家乡有尊严地生活。”

在蒋院长的帮助下，二叔家的后院被简单改造成了一个小型病房，有氧气机、心电监护仪等设备。村里的年轻人都来帮忙，搬东西、铺电线，一个下午就弄好了。

村里人对二婶的态度也变了。那些曾经说闲话的人，现在都主动来帮忙，送菜送水果。有个老大爷甚至把自家种的人参送来了，说是听说对癌症有好处。

“人心都是肉长的。”二婶说，“我不怪他们，那时候我也任性。”

二叔摇摇头：“不是你任性，是我没用，没能治好你的病。”

二婶虽然卧病在床，但精神比刚回来时好多了。她开始指导蒋院长和村里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如何调理身体。有时候，她会让人把她抬到院子里那棵梨树下，晒晒太阳，看看天空。

“你知道吗，”她对二叔说，“我这些年在疗养院，院子里也种了一棵梨树，每年看它开花结果，就像在家一样。”

二叔听了，眼泪又下来了。他站起身，从屋里拿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条红色的围巾，已经有些发黄。

“这是我当年给你织的那条？”二婶惊讶道。

二叔点点头：“你走后，我以为你会回来取，就一直留着。”

二婶眼睛湿润了：“老头子，我对不起你……”

二叔把围巾轻轻披在她肩上：“现在说这些做什么，你回来就好。”

梨树下，他们依偎在一起，像一对普通的老夫妻，享受着晚年的阳光。只是所有人都知道，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

一个月后，二婶的病情急剧恶化。疗养院的医生每天都来，但也只能减轻她的痛苦。这天晚上，二婶突然对二叔说：“老头子，我想回疗养院看看。”

二叔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好，明天我就安排。”

第二天一早，救护车再次停在了二叔家门口。这次，几乎全村的人都来送行。大家都知道，二婶这一去，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

上车前，二婶让人把她抬到梨树下，她摸了摸粗糙的树皮，眼中含泪：“老树，我当年走时你才刚栽下，现在都这么大了……”

二叔把她小心地抱上车，坐在她身边。蒋院长和几个医护人员也上了车。

“二叔，你也一起去吧，”我说，“我会照顾好这边的。”

二叔点点头，感激地看了我一眼。

救护车缓缓启动，驶出了村子。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那枚红玛瑙戒指。三十二年，二婶一直戴着，从未取下。而二叔也一直守着那个破旧的家，从未放弃希望。

这大概就是爱情吧，跨越时间的河流，最终还是找到了归宿。

三个月后，二婶走了。按照她的遗愿，骨灰被带回村里，葬在了那棵梨树下。二叔没有哭，只是每天坐在树下，和她说话。

疗养院的老人们来参加了葬礼，他们带来了许多花，把梨树周围装点得像个花园。

“院长走了，但她的精神还在。”蒋院长在悼词中说，“她用自己的余生，照亮了许多老人的晚年。”

葬礼后，蒋院长把二婶的遗物交给了二叔，其中有一本日记。日记里记录着二婶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有对家乡的思念，对二叔的愧疚，还有对疗养院老人们的关爱。

最后一页写着：“如果有来世，我想再做你的妻子，不再逃避，不再离开。”

二叔把日记贴在胸口，仿佛这样就能感受到她的存在。

一年后，在二婶的疗养院管理团队的帮助下，二叔决定在村里开办一个小型养老院，就叫”梨花院”。他用二婶留下的钱，加上村里捐出的土地，建起了几间宽敞明亮的房子。

现在，那里已经住进了七八位老人，都是村里无人照料的孤寡老人。二叔每天忙前忙后，照顾他们的起居。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精神矍铄，脸上的皱纹里透着笑意。

梨树下，二婶的墓碑前总是鲜花不断。二叔说，这是二婶生前最喜欢的地方，她一定能看到现在的一切。

有时候，在夏日的午后，我会看到二叔坐在梨树下，拿着那条发黄的红围巾，轻声说着什么。风吹过，梨树的叶子沙沙作响，仿佛是二婶在回应。

这就是我二婶的故事。离家三十二年，一场大病后回村，原来她在省城开了家疗养院。但更重要的是，她从未真正离开，她的爱，她的精神，一直都在。

就像那棵梨树，年复一年地开花结果，生生不息。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