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院子里的老槐树又掉了一地的花，那是我家最早栽的树，比这县城的柏油马路还早。

院子里的老槐树又掉了一地的花，那是我家最早栽的树，比这县城的柏油马路还早。

高考落榜那年，儿子走的时候，这树刚满十八岁。

我记得很清楚，送走儿子那天，邻居老赵摆弄着他那台收音机，广播里正念着上个月强降雨造成的农田损失数据。我一边听一边扫着院子，老赵忽然抬头问我：“老刘，吃饭没？”

我知道他不是问我吃没吃饭，是想打听儿子的事。县城就这么大点地方，谁家出点事，几天功夫就传遍了。我扫着地，装作没听见。

“哎呀，槐花掉得真多啊，明年我来给你家摘点，蒸槐花饭吃。”老赵看我不接茬，又换了个话题。

我”嗯”了一声，继续扫地。那时候我把地扫得特别干净，好像这样就能抹去儿子离家的痕迹似的。

儿子高考成绩出来那天，院子里一片寂静，连蝉鸣声都消失了。他差了两分，两分啊，就那么一丁点儿，够干什么的？连瓶啤酒都买不到。可就是这两分，把他的大学梦打得粉碎。

当时我记得自己说了句：“复读呗，不就一年吗？”

儿子望着我，脸上的表情让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不是失落，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决绝，仿佛他的生命突然之间走到了尽头。

第二天凌晨，他就走了，留下一张字条：

“爸，我去找自己的路。不用找我，我会回来的。”

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今天早上，我正在阳台上给那棵老槐树浇水，忽然发现有一辆黑色的豪车停在了我家门口。这个小区住了将近二十年，还从没见过这么高档的车，甚至不认识是哪个牌子的。

我穿着大裤衩，上身套了件洗到变形的旧背心，脚踩拖鞋，手里还拿着喷壶，有点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戴着墨镜，看不清模样。我心想，难不成是推销什么高端产品的？现在的骗子可真会装啊。

然后，我看见那人站在我家生锈的铁门外，犹豫了一下，抬头望向我的阳台，摘下了墨镜。

那一刻，我手里的喷壶掉在了地上，水撒了一地。

是刘小北，我的儿子。

我抖着手打开了门。十五年的时光像一堵墙，隔在我和他之间。他比我记忆中高了许多，身材挺拔，皮肤黑了，眼睛里却多了些什么我说不上来的东西。

“爸。”他喊了一声，声音低沉，不像当年那个稚气未脱的少年。

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侧身让他进来。

院子里还是老样子，连那个裂了缝的水泥花坛都没修。墙角放着几个旧花盆，里面种的是去年邻居老王送的几棵多肉，现在长得乱七八糟的，有几盆已经干死了，但我也懒得收拾。

儿子环顾四周，表情有些复杂。

“进屋坐。”我说道，声音有些发抖。

客厅里的陈设十几年来也没怎么变过。老旧的布艺沙发，黑白格子的茶几布下面垫着几本发黄的《读者》杂志，电视柜上摆着几个相框，里面全是刘小北小时候的照片，最新的一张是他高中毕业时拍的。电视是五年前买的，那是我唯一舍得换的东西。

“喝水吗？”我问。

“好。”他点点头。

我转身去厨房倒水的时候，听见身后悉悉索索的声音，回头一看，他正站在墙角，看着那个墙面上的刻痕。那是我们从他上小学开始每年量身高时刻下的记号，最后一道停在了高考那年。

“一米七八。”他小声说道，手指轻轻抚过那道最高的刻痕。

我拿着水杯走过来，递给他：“现在肯定更高了吧？”

他接过水杯，笑了笑：“一米八五。”

沉默又一次笼罩了我们。

“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我终于鼓起勇气问道。

儿子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那个褪了色的马克杯，那是他初中时我们一起去县城超市买的，印着一只卡通熊猫。

“还行，”他顿了顿，“我去了深圳，先在工厂干了两年，后来去了建筑工地，做了小工头。再后来认识了一个合伙人，我们开始接小工程，慢慢发展起来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静，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十五年来我曾无数次设想过我们重逢的场景，设想过我会问他的问题，可现在脑子里却一片空白。

“你…找过我吗？”他忽然问道。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刺进我的心。找过吗？当然找过。在他走后的头两年，我几乎翻遍了县城周边所有可能的地方。我打电话给他所有的同学，甚至跑到省城去找过。但慢慢地，我接受了一个事实：他就是不想被找到。

“找过，”我说，“后来我想，你既然说会回来，那就一定会回来的。”

儿子低下了头。

“要不要吃点东西？”我问，“冰箱里有昨天剩的排骨，我热一下？”

“好啊。”

我起身走向厨房，打开冰箱。里面除了那盘排骨，还有半个西瓜，几个鸡蛋，和一瓶已经喝了一半的啤酒。

正当我准备拿出排骨时，听见身后儿子的声音：“爸，我结婚了。”

我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有照片吗？”我问。

他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个漂亮的姑娘，笑容很甜，站在一片花海前面。

“挺好看的，哪里人？”

“福建的。”

“干什么工作的？”

“设计师。”

我点点头，把排骨放进微波炉：“有孩子了吗？”

“有了，三岁了，小子，特别闹腾。”

微波炉嗡嗡转动起来，厨房里只有这个声音。我背对着他，手撑在操作台上。

“叫什么名字？”我问，声音有些发颤。

“刘星辰。刘家的星辰大海。”

我的眼睛忽然湿润了。那是我和儿子妈妈当年给他取名时考虑过的另一个选择。她说，希望孩子像星辰一样闪耀，又像北斗一样有方向，所以最后选了”小北”。

“爸，我带他们来见您了。”儿子继续说道，“他们在县城宾馆等着，我想先自己来看看您…怕您不肯原谅我。”

微波炉”叮”的一声响了。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记得儿子离家那年，邻居家的李阿姨来我家串门，看着院子里的老槐树，忽然说：“刘师傅，你看这树，每年开花落花，风雨不动，多好啊。”

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那时候全县城的人都在议论我家的事，说我教子无方，儿子考不上大学就逃跑了。

我没吭声，只是点了根烟。

“你别太担心，”李阿姨又说，“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他这是不甘心，想闯出一番天地来。会回来的。”

我当时笑了笑：“树大分枝，鸟大飞远，不是很正常吗？”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年春天那老槐树开花的时候，我都会站在阳台上发呆，想着儿子在哪里，过得好不好。

端着热好的排骨回到客厅，我看到儿子正站在电视柜前，看着他高中毕业照。那张照片拍得不好，他的表情很僵硬，背景也很简陋，但那是我最珍贵的照片之一。

“别看了，吃饭吧。”我把盘子放在茶几上。

“爸，这些年您都是一个人？”他问。

我笑了笑：“这不是废话吗？你妈走得早，我又没本事找后妈给你。”

儿子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高考那年，我其实不是因为落榜才走的。”

我夹起一块排骨，递给他：“我知道。”

他有些惊讶地看着我。

“你那么要强的孩子，就算差两分，也不至于就这么跑了。肯定是有别的原因。”我低头吃着饭，“但你不愿意说，我也不好问。”

儿子放下筷子，深吸了一口气：“我听见您和李校长的电话了。”

我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那是高考结束后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儿子高中校长的电话。他说想和我谈谈儿子的事情。

“刘师傅，您儿子成绩出来了，差两分。我们学校有个指标生名额，原本是给另一个学生的，但那孩子自己考上了重点，这个名额就空出来了。如果您能拿出两万块钱，这个名额可以给您儿子。”

当时两万块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是县城一家小工厂的电工，月薪不过两千出头。儿子妈妈走得早，家里就靠我一个人。

“李校长，这钱我实在拿不出来。能不能…少一点？”

“刘师傅，这已经是最低价了。您考虑考虑吧，明天给我答复。”

第二天，我把存折里的钱全部取了出来，又向亲戚借了一些，凑了一万五。我想着，剩下的五千，也许可以再商量。

但当我准备出门去见李校长时，却发现儿子的房间空了。

“对不起，儿子。我当时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我喃喃道。

刘小北摇摇头：“爸，不是因为钱。是因为我听到您哭了。”

那天晚上，我在阳台上抽了一宿的烟，确实哭了。不是因为拿不出钱，而是因为感到自己太没用，连儿子的未来都保不住。

“我从来没见您哭过，”刘小北继续说，“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大人的世界有多艰难。我不想让您再为我难过了，我想靠自己…证明给您看，我可以有自己的路。”

我放下筷子，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了。

“这十五年，我一直没敢回来。我怕自己没出息，怕让您失望。我想等到自己真正有能力了，再回来见您。”

“你傻不傻啊，”我的声音颤抖着，“你是我儿子，你回来就行，管它有没有出息。”

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随风轻轻摇晃。

“爸，我想接您去深圳住一段时间，看看我的家，见见您的孙子和儿媳。您看行吗？”儿子问道。

我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我这副老样子，去深圳多不合适啊。”

“有什么不合适的，”儿子笑了，“爸，您知道吗，我给儿子讲过您的事。我说我爸是全县城最厉害的电工，他的手能听懂电路的声音。小星辰特别崇拜您，整天嚷嚷着要见爷爷呢。”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啊，我的手确实能听懂电路的声音，这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之一。

“行，我去收拾收拾。”我站起身来。

收拾行李的时候，我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皮箱。这是儿子妈妈留下的唯一值钱东西。我打开箱子，里面放着一个红色的存折和一个小布袋。

布袋里装的是儿子从小到大得过的所有奖状和奖章，包括他小学三年级数学竞赛得的一个小铜牌，中学运动会上的一块参与奖徽章，还有高中时写的一篇被校报刊登的作文剪报。

存折是我这十五年来一直在存的钱。

每个月工资发下来，我都会存一小部分，标注”给小北的”。本来是想着等他回来上大学用的，后来变成了等他结婚用的，再后来就成了我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执念。

我把存折和布袋一起放进随身的挎包里，然后拿出那张全家福——儿子六岁时我们去县城照相馆拍的，儿子妈妈还在的时候。照片上，我们三个人笑得那么开心，仿佛未来只有阳光。

出门前，我记得给老槐树浇了水。这么多年来，我都是这样，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

“爸，这棵树现在多大了？”儿子问。

“三十三了，比你大了十岁呢。”我笑着说。

“以后谁给它浇水？”

“李阿姨说会帮我照看着。再说了，你又不是不回来了，对吧？”

儿子点点头，郑重地说：“我们会常回来的。”

关上院门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等一下！”我急忙跑回屋里，从厨房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盒子。

盒子里装着一把钥匙，是我去年在县城新开发的小区买的一套房子的钥匙。那是套两居室的小房子，位置不错，采光也好。

“这是送给你的新婚礼物，虽然晚了点。”我把钥匙塞进儿子手里，“以后回来了，有自己的地方住。”

儿子愣住了，看看钥匙，又看看我：“爸，您哪来的钱买房子？”

我笑了笑：“我可是县城最厉害的电工啊，这些年接了不少私活儿。再说了，我一个人住那大院子干啥？早就想换个小点的地方了。”

我没告诉他，为了买这套房子，我加了多少班，接了多少私活，省了多少钱。也没告诉他，每次路过那个小区，我都会想，如果有一天他回来了，在县城有个属于自己的家，该有多好。

坐上那辆豪车，我感觉有点不自在。真皮座椅软得不像话，我总担心会把它坐坏。

儿子发动车子，驶出了小区。路过老槐树时，我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一眼。

三十三年了，它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了一棵大树，见证了我们家的悲欢离合。无论风吹雨打，它都牢牢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年复一年地开花、结果、落叶。

就像我和儿子的生命，兜兜转转，最终还是相连在一起。

“爸，星辰可喜欢吃槐花饭了，”儿子忽然说道，“下次槐花开的时候，我带他回来摘花。”

我笑了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有些事，值得等待十五年，甚至更久。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