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古代，金属名称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材料认知的深化过程。铜作为独立金属名称与“金”（黄金）分离的历史进程始于先秦时期，并在汉代完成制度化区分。这一词义分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西周至春秋时期”金”泛指金属，到战国时期”金”开始专指黄金，再到汉代明确将铜称

注：本文档为《通义》AI生产内容

西周时期的黄金剑柄

在中国古代，金属名称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材料认知的深化过程。铜作为独立金属名称与“金”（黄金）分离的历史进程始于先秦时期，并在汉代完成制度化区分。这一词义分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西周至春秋时期”金”泛指金属，到战国时期”金”开始专指黄金，再到汉代明确将铜称为“赤金”的渐进过程。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共同证实了这一演变轨迹，揭示了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与经济活动的复杂面貌。

一、西周至春秋时期：“金”作为金属统称

在先秦早期，“金”是一个泛指各类金属的统称。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文献中，“金”主要指代青铜或铜制器物。《周礼·考工记》中记载：“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里的”金”显然指青铜，而非黄金。春秋时期，青铜器在祭祀和军事中占据核心地位，《左传》中多次提到”金”用于制作礼器和兵器，如“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锺” [8]，杜预注：“古者以铜为兵” [8]，表明“金”在此处指铜。

西周青铜器铭文（如毛公鼎）中也频繁使用“金”字记录铸造事件，如“鼎其铭，王各册命”，这里的“金”指青铜器 [9]。考古发现的西周至春秋时期青铜器（如司母戊鼎、毛公鼎等）进一步证实了“金”在当时主要指青铜 [9]。这一时期的金属分类尚未精细化，“金”涵盖了铜、锡等多种金属，而黄金则被视为其中的一种特殊形态。

二、战国时期：“金”开始专指黄金

战国时期是中国金属名称分化的重要转折点。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和黄金开采的增加，“金”开始专指黄金，而铜则通过“赤金”或单独名称区分。这一分化首先在楚国地区显现，随着楚国金币“郢爰”的流通而广泛传播 [16]。

楚国金币“郢爰”是战国时期黄金作为货币的实物证据，其铭文中的“金”明确指向黄金 [24]。1972年在陕西咸阳发现的8枚“陈禹”金币，以及在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出土的楚国金币，证明黄金在战国时期已成为上层社会的重要交易媒介 。这些金币通常呈钣状或饼状，表面用铜印钤盖“郢爰”等字样，重约250克，含金量在90%以上 [24]。

文献记载也支持这一分化。《管子·揆度》篇记载：“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 [13]，表明黄金在货币体系中已占据独立地位。《战国策》中“黄金百镒”、“赏金千两”等表述 [22]，进一步证明“金”在战国中后期已专指黄金，而铜则以“刀布”等名称指代。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的“金”字在楚国语境中专指黄金，而在其他诸侯国（如齐国）的文献中，“金”仍可能指代青铜或铜器 [23]。

三、汉代时期：铜与黄金的明确区分

汉代是中国古代金属分类制度化的关键时期。汉武帝时期的《汉书·食货志》明确记载：“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直接将铜称为“赤金”，与黄金（上等）并列 [28]，标志着铜与黄金的名称分离已制度化。

这一区分在汉代文献中得到广泛印证。《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赏赐卫青、霍去病“黄金二十馀万斤”，而《史记·吴王濞列传》则记载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这里的“金”与“铜”已明确区分 [6]。汉代法律对黄金和铜的管控也体现了这一区分，《盐铁论》记载：“秦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馀万金” [6]，这里的“金”显然指黄金。

考古发现也支持这一区分。汉代墓葬中黄金与铜器的并存（如海昏侯墓中的金饼与铜钱）表明两者在经济活动中已具有不同地位 。汉代“金官”与“铜官”的设立 ，以及《淮南子》中对“金”的分类使用（如“遁于金”指青铜器装饰），进一步证明铜与黄金的名称分离已制度化 。

四、“五金”分类体系的形成

汉代还形成了完整的“五金”分类体系，将金属明确分为金（黄金）、银、铜、铁、锡五种。这一分类在汉代文献中得到广泛印证。《说文解字》解释：“金，五色金也。黄为之长，久薶不生衣，百炼不轻，从革不违” [4]，明确将黄金列为“五金”之首。

汉代墓葬中的随葬品分类也体现了这一体系。如陕县地区汉代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按材质分为铜器、铁器、金银器等类别，反映出对金属的精细化认知 。《淮南子》中“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此遁于金也；…此遁于火也”的表述 ，将“金”与铜、银等金属并列，表明“五金”分类体系已形成。

然而，汉代地方文献仍保留“金”泛指金属的习惯 ，如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木牍《从器志》中将铜器称为“金壶”、“金斗”、“金人”、“金脯”等 ，表明金属名称的分化在地方层面可能存在滞后性。这种中央制度与地方习惯的差异，反映了中国古代金属名称演变的复杂性。

五、铜与黄金名称分离的考古与文献证据

铜与黄金名称分离的历史进程，可通过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对应关系来验证。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如毛公鼎）和遗址（如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表明铜（金）是当时主要的金属材料，但未发现黄金作为货币的证据 。

战国时期的楚国金币“郢爰”和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金器（如太阳神鸟金箔、金杖等）证明黄金在战国时期已被广泛使用，且名称与铜分离 [1]。这些金器多出土于楚国地区，表明金属名称的分化首先在楚国地区显现，随着楚国金币的流通而广泛传播 [24]。

汉代的海昏侯墓金饼与铜钱并存、《汉书》记载的“金有三等”以及汉代“金官”与”铜官”的设立，表明铜与黄金的名称分离已制度化 [28]。汉代”五金”分类体系的形成（金、银、铜、铁、锡），则是这一分离的最终体现 [7]。

六、铜与黄金名称分离的历史意义

铜与黄金名称分离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与经济活动的复杂面貌。这一分离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产物。

首先，金属名称的分化标志着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进步。从西周至汉代，人们对金属材料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从泛称到专指，这一过程反映了冶金技术的成熟和对金属特性的深入理解。

其次，金属名称的分化也体现了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演变。西周至春秋时期，青铜是主要的货币材料；战国时期，黄金作为高价值货币在楚国等地区流通；汉代则形成了黄金、白银、铜钱并行的货币体系，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化。

最后，金属名称的分化还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变化。黄金作为上等金属，主要用于上层社会的赏赐、馈赠和大宗交易；铜（赤金）作为下等金属，则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和普通交易，这种区分体现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和金属价值的社会建构。

七、结论与启示

综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铜作为独立金属名称与“金”（黄金）分离的历史进程始于战国时期，完成于汉代。这一进程经历了从西周至春秋时期”金”泛指金属，到战国时期“金”开始专指黄金，再到汉代明确将铜称为“赤金”的渐进过程。

楚国金币“郢爰”的出现是这一进程的关键节点，表明黄金在战国时期已成为独立的交易媒介，而铜则通过“赤金”或单独名称区分 [16]。汉代《汉书·食货志》的”金有三等”记载，则标志着这一区分已制度化 [28]。

这一历史进程对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它反映了人们对金属材料认识的深化，货币制度的演变，以及社会等级制度的构建。同时，中央制度与地方习惯的差异，也提醒我们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地域差异和文化多样性 。

在当今社会，铜与黄金的名称分离已成常识，但在古代，这一区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通过研究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及语言、技术、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说明：报告内容由通义AI生成，仅供参考。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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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左传今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