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产区域知识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传统的区域研究或强调某一专业领域或突出政策形态的相关知识，往往忽视了区域知识内涵的丰富性以及生产主体和生产方式的多样性。从国际关系视角看，区域知识生产可以按生产主体分为学术型、权力型和社会型等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而区域

摘要：生产区域知识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传统的区域研究或强调某一专业领域或突出政策形态的相关知识，往往忽视了区域知识内涵的丰富性以及生产主体和生产方式的多样性。从国际关系视角看，区域知识生产可以按生产主体分为学术型、权力型和社会型等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而区域知识生产具有很强的国家间竞争与合作性质，国家间的知识互动亦塑造着域内国家和民众的区域身份。“印太”区域知识生产即是当代美国及其盟友的重大区域知识生产活动。强大的区域知识生产能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外交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支撑。中国应从总体上建设自主高效的区域知识生产机制，提升自身的区域知识生产能力。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区域知识生产 美国 “印太”区域

作者赵光锐，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南京2100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P149—P166

责任编辑：张萍 吕佳

引言

在国际关系视野中，区域是多国共处的地缘与利益空间，是人类交往实践的关键场域之一。全球化反向激励着本地意识的勃兴，各国都在部分地运用区域化的方法回应全球化的挑战，一个“区域构成的世界”或者“世界政治的区域体系结构”正在出现。伴随区域作用的提升和各种新区域的不断形成，生产和掌握区域知识成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2022年9月设立的交叉门类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就是专门研究、生产区域和国别知识以及培养专门人才的学科。但区域知识的内涵，以及由谁生产、如何生产等仍是有待区域国别研究系统深入探讨的问题。

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研究等一直都在生产专业化的区域知识，例如，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的研究就是国际关系研究和经济学视角下的区域知识生产。区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单元层次，有关区域的知识生产是众多国内和国际知识主体共同造就的复杂智力活动，具有很强的国家间知识竞争与合作的性质。国家间的知识互动又反过来塑造着人们的国家身份以及区域身份。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学术上进一步阐释区域知识的内涵及其生产机制。

本文在回溯区域知识生产历史演变及反思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学术、权力、社会和国际互动四个维度界定区域知识，并从国际关系视角建构区域知识生产的一般模式，以此剖析美国“印太”区域知识生产，回答区域知识由谁生产、如何生产等问题，以期更好地回答中国如何在国家间知识互动的背景下建立自主高效的区域知识生产机制。

一、区域知识生产的历史演进与理论反思

区域是人类交往和社会实践的主要场域，即使是在民族国家兴起以后，人们对他者的认知往往也不是基于国家身份，而是来自对地理区域、文明区域或族群区域的认知。作为影响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要素，区域必然是人类重要的知识生产对象。好奇心和交往实践的双重动力推动人类不断收集和生产区域知识。人类群体或国家尤其重视所处区域、周边区域和有重大战略利益区域的知识生产，例如，古代中国关于西域、南洋的知识，欧洲人对地中海、北非、中东等区域的认知，以及美国对拉美地区的研究等。

区域知识生产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革过程。一些规模庞大、历史悠久的国家和文明体在不同时代都曾积累过丰富的区域知识。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就记载了有关北非、西亚的众多知识。凯撒的《高卢战记》最早提供了临近罗马帝国西北边境的欧洲区域的详细信息。《马可·波罗游记》《伊本·白图泰游记》《苏莱曼东游记》则是古代意大利人、阿拉伯人有关亚洲尤其是东亚和南亚知识的代表之作。波斯人、阿拉伯人还长期充当了东方知识和西方知识交流的中间人角色。中国也有厚重的区域知识生产传统，如《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瀛涯胜览》等纪行类作品，“西域传”“四夷传”“外国传”等历代正史记载，《括地志》《诸蕃志》《殊域周咨录》《岭外代答》等域外知识杂记和汇编。向达、冯承钧和张星烺等对古代中国的异域知识作过系统辑录和辨析。总体上看，古代的区域知识生产一般是个体偶然行为，源于旅行、出使、经商、征战、求法、传教等活动的见闻，内容庞杂零散，很多带有传闻、想象甚至神话性质，载体主要是游记、日记等，受印刷技术和教育限制，只被少数人掌握，普通人难以接触。

世界多数区域在进入现代科学知识生产的谱系后才被真正精细探查和研究，区域知识的数量和质量获得极大提升。欧洲主要大国推动了现代区域知识生产的兴起，并使之转变为以国家为单位、由多元主体参与、面向各个阶层的系统性和制度化的智力活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推动欧洲人最早在一种“世界政治”眼光下开展现代区域知识生产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描绘了这种景象：“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新的生产方式推动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探险家、传教士、军事和情报人员等游走世界各地，寻找原料、市场和财富，建立联系，进行殖民争夺。“陌生区域”的知识成为稀缺资源，获取和运用区域知识的能力成为决定欧洲列强在新诞生的世界体系中成败的重要因素。

近代欧洲的区域知识生产是殖民活动的副产品，是维持殖民帝国的一种文化手段。大英帝国就通过殖民官员、探险家、传教士的努力，加上当地知识精英的配合，利用图书馆、博物馆和科学机构等的系统整理和研究，获取和生产了多个特定区域的知识，并形成为服务帝国而收集和混合知识的幻想。例如，大英帝国对非洲和西藏的研究，德国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等。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在以东方学、殖民地研究等为代表的殖民知识生产中发挥了作用，并使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区域知识生产的中心。此后，伴随印刷革命、教育普及和大众传媒的兴起，区域知识的生产主体和传播路径实现了多元化，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知识需求开始成为区域知识生产的新的强大动力，区域知识在塑造群体身份和世界观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区域知识生产的中心转向美国，其建制化的区域研究体现了北美风格的知识生产活动。对霸权地位的追求，推动了美国区域知识生产的繁荣。对美国区域研究影响深远的《霍尔报告》于1947年出台。霍尔认为，美国已经拥有了类似19世纪英国的地位，应该建设属于美国的区域研究项目，“首先我们必须努力实现全球覆盖”。对此，有关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史和学科史已经有大量的相关成果。一般认为，美国已经发展出了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私人基金会的资助、强大的智库政策功能和媒体传播功能紧密结合的高效知识生产机制。政府、私人基金会、学者的三位一体模式是美国区域知识生产的重要特征，三方人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还特别重视区域知识生产中的“国际协作”，注意培育知识生产的“本土代理人”，例如，冷战期间在亚洲国家建立的“亚洲研究网络”。美国的研究范式、区域叙事通过教育培训、文化交流等向海外输出，被其他国家复制和追随，获得了全球权威地位。美国可以随时将强大的区域知识生产能力运用于特定的战略区域，帮助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美式区域知识生产范式和知识体系已成为美国打造国际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了其文化霸权。

区域知识也是区域自身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区域形成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任何区域能被辨别和承认，必须具备区域特征（regionness），即能明确显示其独特身份和利益，并以此“推销”自己。区域特征主要包括物质和知识两类，前者指自然地理、交往关系、权力结构、历史文化等客观特征，后者指被普遍认可的区域概念和话语体系。新的区域概念一旦发明，有关该区域的政治、地理、社会、文化、制度等的一系列庞大的观念群就会开始生长，这些观念群是构成区域知识的基本内容。只有在知识上具有可想象性和可辨识性，人们才有可能言说和承认这一区域，进而将区域观念制度化和实践化。区域建设总是包含规范性的内容，包括区域的规则、边界、符号和制度等。“规范性内容一旦被创造出来也就成为社会事实，此后只要人们相信它们并在公共空间或治理中拥有某种角色，它们就会被付诸实践并且被实践所再生产。”

英国和美国作为前后相继的两个世界霸权国，在创建区域和塑造现代世界区域结构方面扮演了核心角色，通过生产和传播区域知识使新区域被接受。历史上的大英帝国特别注重运用区域知识等“文化统治技艺”，在非洲、亚洲进行殖民活动，对“现代印度”的创造、将喜马拉雅从想象转变为现实等，都伴随大规模知识生产和传播活动。一些学者注意到，原来只在航空领域使用的北大西洋概念被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二战后赋予了安全、文化和情感的内涵，被创造为新的区域。美国官方、知识精英和盟友的知识生产和宣传，增强了公众对北大西洋的认同感，反向推动了北大西洋区域的形成。这些由世界霸权国主导生成的区域概念和知识体系反映了霸权国的战略利益和价值观。

区域知识还会经历累积和再生产。各国的知识“档案库”中都有关于区域的大量档案、著作、游记、小说、新闻、人类学藏品以及摄影、电影、地图等视觉资料，并因而形成了关于特定区域的认知范式，乃至知识体系。国际关系和区域结构的变动、知识生产范式的变迁等都会推动区域知识“档案库”不断更新并产生新的区域知识。例如，一体化运动改变了欧洲人对欧洲的自我理解，有关欧洲知识生产的重点转向带有超国家性质的欧盟。区域研究自身也在努力适应新的知识需求，实现研究范式和内容的不断迭代。如20世纪70年代后，在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创建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冲击下，欧美的东方知识生产就经历了深刻反思和范式更新，而冷战的终结则改变了美国区域知识生产的动力和焦点。

区域知识生产是群体自我身份和他者身份的塑造过程。通过区域知识生产可以了解他者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差异，国家间的知识互动会反向塑造人们的国家身份和区域身份。西方的东方学作为一种区域知识生产范式，通过将东方塑造为他者来比照、明确西方身份，确立东西方的权力等级关系，东方知识的生产过程与西方身份的形成是同一过程。詹姆斯·何伟亚研究认为，大英帝国有关亚洲知识的生产即影响了其政治军事结构和殖民统治方式。二战后，美国在生产北大西洋区域知识时发明了欧美关系的新叙事，确定了以大西洋为重心的新的地缘政治身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身份。

作为区域的“印太”即是美国主导下正在创造的新的战略区域。从理论上揭示区域知识的内涵及其生产机制有助于更好地应对美国对“印太”话语和知识体系的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国“印太战略”。

二、区域知识的内涵与生产机制

区域知识是人类关于特定区域的经济、地理、社会、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外交关系、交往规范、实践技能等方面的认知，以及对区域普遍特征和总体规律的认识的总和。区域知识具有知识的一般特征，特殊性在于知识对象是区域这一人类交往的实践场域。区域知识源于人类以区域为场域的交往实践，也是群体生存发展和进一步交往实践的知识条件。但区域知识并不总是客观的科学发现和真实信息，还包含影响人们在区域内外的交往实践和精神生活的神话、想象或偏见。区域知识的载体和传播途径丰富多样，既体现为专业的研究成果，也表现为政府情报、官方文件、档案记录、政策话语，还可能是游记、新闻、地图，以及小说、电影和传说等。区域知识生产就是人们通过各种载体和途径获取、分析和传播特定区域的知识和一般性区域知识的智力活动。当代区域知识生产更表现为以国家和组织为单位的专业化、跨领域和机制化的知识活动，以形成整体性的区域知识体系为目标。

区域知识可划分为不同类型。根据来源，区域知识可以划分为实践知识与表象知识（理论/书本知识）。按照知识与现实相符的程度则有真实知识和虚假知识之分。从功能角度，可分为描述性知识，即对事实的描述，是关于“是什么”的知识；学理性知识，即“为什么”的知识，是通过理性思考或者逻辑思辨而得出的表现规律性的知识；应用性知识，是能应用到实际情境中并被证明“有用”的知识，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区域知识是不同主体以区域为场域和认知对象进行社会实践的结果。生产主体从根本上决定了区域知识的生产方式和类型。主体的身份、视角以及知识需求的不同决定了区域知识生产的动力、内容和方式的差异，主体间的协调、竞争和转换则构成了动态的知识生产过程。基于此，根据生产主体的不同，区域知识可分为学术型、权力型和社会型三种，它们在区域知识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并构成区域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

不同类型区域知识的生产形成生产主体间以及国家间的复杂知识互动机制。学术型知识生产在认识区域时一般扮演先锋角色，例如，人类学家、动植物学家等深入当地探查和研究生产出“遥远陌生”区域的创新性知识，官方机构和社会大众对相关区域的最初认识很大程度上均依赖于此。但是权力型知识生产往往占据主导，在战略话语、关键概念和叙事标准的知识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学术型区域知识的生产

学术型区域知识是由专业群体和机构运用一定研究范式和学科方法生产的专门知识，例如，在地理学、历史学、外国语言文学、人类学、国际关系研究以及跨学科领域产生的以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其特点是相关知识具有科学性、深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其生产主体多为大学、智库、学术团体中的专家学者，生产动力多源自个人志趣和学科内的知识竞争，国家的战略需求也会推动专业化区域研究的繁荣。伴随近代欧洲的全球殖民扩张以及知识生产的学科化和职业化，众多个体和机构将生产特定区域的知识作为职业目标和学术追求，使学术型区域知识的数量不断倍增，区域知识越来越成为人类科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区域的形成和发展而言，区域知识的学术化生产极其重要。学术研究有助于区域知识的细致化、系统化和深度化，对于完整可靠的区域知识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针对特定区域的研究还会形成学术共同体，产生学术研究的权威机构、经典作品、研究范式以及传承机制，为区域交往实践提供专业知识的长期供给。区域研究还会通过思想创新，整合知识遗产并敏锐发现新的知识需求，成为新区域的产生或旧有区域重塑的知识先导，进而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例如，人们会利用历史推动区域创建，区域历史学家可看作“区域建设者”，关于欧洲史、非洲史、地中海史、波罗的海史等具体区域的研究和书写，推动了这些区域的生成。自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mand Braudel）展现了16世纪后半期地中海的历史，地中海就开始被看作有内部生命力的区域。学术型知识生产还能够为从战略上创建新区域提供智力支持。兴起于英美的东南亚研究即为两国的战略布局提供了历史文化知识的支撑。

（二）权力型区域知识的生产

权力型知识是官方机构制造的有关特定区域的连贯统一的政治概念、话语体系、叙事标准，以及区域战略表述等规范性知识，如官方机构掌握的针对特定区域的语言沟通策略。相关知识具有应用性、战略性和时效性等主要特征。其生产主体是一国官方机构或国际组织的官方机构，主要是其外交、军事、情报、安全和国际商务部门。随着区域合作的兴起，像欧盟、东盟等区域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越来越成为区域知识生产的重要主体。

权力型知识生产对区域知识体系有引导、整合、监督的作用。区域概念“隐含着命名者对该地区在世界体系中所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权力建构”，包括区域概念在内的区域知识体系会被倾注权力方的利益，折射区域的权力结构、政治边界、安全功能等的政策设计。“体现权力拥有者的利益和预设的区域和区域化的话语实际上会逐渐创造它所描述或预期的那种现实”。一些战略区域主要由大国或国家集团主导形成，是依据战略利益需要作出的权力性安排。例如，近代以来，很多区域的形成都与西方大国殖民过程导致的世界空间重塑有关，沿着殖民控制的边界形成了许多新区域，有关这些区域的权力型知识生产直接表达着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战略利益。而在当代，欧洲、东南亚等地区的相关区域知识生产则更多体现出相关国家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利益诉求，区域知识的生产更加重视区域共同利益和共同身份的塑造。关于区域空间和边界、区域他者以及区域的重要性、价值规范和历史文化等的知识是权力型知识生产聚焦的内容，构成区域知识的基础体系，对区域特征的清晰化和相关国家的利益表达至关重要。学术主体和社会主体也会参与这些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但是受权力型知识生产的引导和规范，主要发挥的是辅助作用。

其中，空间和边界知识是权力型区域知识生产的重要内容。没有边界就没有具体的空间范围，也就没有区域，区域需要地理、政治、文化、族群、功能等不同类型的边界区隔出自身空间。那些有明确构想的区域，不论是当地居民的主动自我建构，还是由外来力量主导的区域建构，都需要首先划出或形成某种性质的边界并说服人们承认其为一个区域。区域的形成和延续与人们在区域空间知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空间想象息息相关，“这些空间想象建构了自我和他者的形象。它们包括距离感和接近感、身份和差异、敌意与友情、共同遗产和世代竞争等故事。它们会在新闻报道、政治演说以及绘画、小说、电影或广告中延续下去”。这些知识的作用在于识别边界，塑造公众的区域观和世界观。区域内的人需要围绕本区域的物理与社会空间特征生产地理、边界、文化和利益的基本知识，区分区域的“内”与“外”，形成区域身份。区域外的人也要首先把握区域的边界和空间，形成利益判断的知识基础，否则无法将该区域作为思考和交往对象。

关于区域他者的知识也是权力型区域知识生产的重要内容。区域边界区隔了“内”与“外”，区域内外的国家和人视彼此为他者。区域的政治边界一般是由区域主导国家或国家联盟所决定的。新区域的提出常常服务于一国的重大地缘政治目标，因而首先要确定的是新区域的政治边界，即包括谁、排除谁。传统的权力型区域知识往往由霸权国主导，相关区域知识生产往往带有二元对立的叙事特征，围绕盟友—敌人的对立角色展开。英国在创建喜马拉雅区域时就将当时的俄国、中国定义为竞争者，美国为创建北大西洋区域也曾把苏联塑造为敌人。

关于区域的重要性、价值规范和共同历史文化的知识亦是权力型区域知识生产的重要内容。例如，《北大西洋公约》赋予北大西洋的重要性，是基于“集体防御”维护各国“福祉、和平与安全”以及“人民的自由、共同传统和文明”，价值规范是“民主、个人自由、法治原则”。前者强调安全利益的重要性，后者则阐明了其价值观的基础。当然，说服人们认同区域还要诉诸情感动员，重塑历史文化叙事，将区域作为整体，不再突出斗争、竞争与分歧，而是强调接触、合作和团结。美国与欧洲盟友通过创造大西洋传统和文明，为北大西洋区域提供了深层的情感动力。当代以“区域一体化”为目标重新界定的传统区域，如欧洲、非洲、东南亚则更加重视共同历史、文化和命运等情感知识的生产。

（三）社会型区域知识的生产

社会型区域知识是由大众所创造的有关特定区域的知识。其中，既包括由大众媒体、文学艺术作品呈现的主要由作家、媒体人、出版人、探险家、艺术家以及教育工作者传递的有关特定区域的日常生活知识，也包括由跨国公司、商业团体在国际性商业活动中创造的有关特定区域的经济和商业知识。社会型区域知识具有公共性和常识性的特点，既可能是满足大众异域好奇心的知识，也可能是国际交往所需的知识。一个社会的国际化程度、社会思潮、流行文化和大众审美等是影响该类知识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因素。与学术型知识的载体是专业著作和学术刊物、权力型知识主要由政治精英和官方机构完成相比，社会型知识多面向社会各阶层，是公众日常生活知识的一部分。例如，地理教科书、地图等对区域地理、气候、资源、人口、文化等知识的介绍和呈现，图书馆、人类学博物馆、植物园和动物园则面向大众群体展示生动的区域物种，各种社交媒体亦在生产、传播社会型区域知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社会型区域知识生产的繁荣是形成区域身份和文明交流互鉴的知识前提。区域是特殊类型的“想象的共同体”，公众的区域知识对区域观的形成至关重要。区域概念不能仅停留在少数政治人物的战略设想和知识精英的著作中，只有当它占据多数人的“思想地图”（Mental Maps），成为日常思考和行动的背景知识，才能成为现实。公众需要借助区域知识定义空间身份和文化身份，反过来，公众关于区域边界、域内历史文化、价值规范、社会关系等的认知又是区域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基本社会条件。一国倡导构建新区域首先需要更新区域知识，重新定义地缘政治身份，而这有赖于社会型区域知识的普及。19世纪初的门罗主义塑造了美国人的美洲身份和西半球观念。二战后美国的区域知识生产配合马歇尔计划、北约战略等使北大西洋成为公众“思想地图”中新的关键区域，借助大西洋共同体和西方文明等概念的发明，终结了新旧大陆对立观，形成了新的区域身份。近代日本亦是通过大规模生产“西洋知识”和对“东洋知识”的再生产，在“脱亚入欧”过程中重塑了文化身份和区域身份。

（四）区域知识生产中的合作与竞争

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高度关联和互动，共同生产出总体区域知识。第一，生产主体的身份一般是交叉和多重的，彼此可以流动和转换。例如，外交官群体不仅生产权力型知识，还可能著书立说，以“区域通”身份生产学术型知识，或以旅行者、探险家身份生产社会型知识。第二，区域知识生产的动力有多种来源，政治、学术和社会观念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有关特定区域的知识生产。如近代欧美大国关于“陌生区域”尤其是殖民地的知识生产，很多情况下混合了科学探索欲、知识垄断欲和领土控制欲。关于特定区域的知识往往是专家学者、探险家、权力机构、媒体人、文学艺术家等多主体协同生产的。第三，各类型知识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学术型知识一般带有开拓性和创新性，很多是官方对“陌生区域”采取政治和军事行动时迫切需要的知识。例如，近代欧洲的地理学家、人类学家、传教士等一般也是探险先锋，他们收集的相关信息和研究成果可以为权力型知识提供支持。权力型区域知识一经传播，往往能够转化为社会型或学术型知识，解密的外交和情报档案就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知识来源。而以特定区域为主题的神话、小说和影视等艺术作品也会影响政治家和学者的认知。

但国家间围绕区域知识生产的竞争亦不容忽视。第一，殖民时期的区域知识对欧洲国家意味着“优先占领权”和科学文化的领先地位，区域知识生产带有激烈的领土争夺与科学竞赛的色彩。在当代，不同国家生产的区域知识在国际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具有显著差异，有“领跑者”“主导者”，也有“追随者”“依附者”，背后是区域知识生产能力和话语权所代表的各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实力的差异。第二，国家政策和立场会体现在特定区域的知识生产中，不同国家对特定区域的利益界定、价值评判和思考视角有时截然对立。冷战时期，美国的东方研究就面临苏联和亚非学者的挑战。今天，中国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知识建构亦受到美国的阻挠和质疑。第三，基于不同角色和利益的区域知识生产难以形成单一的知识标准，而区域内国家主动的本土知识生产活动亦会稀释或取代外来力量建构的知识体系。东南亚本土知识生产的兴起反抗了殖民主义的知识霸权，非洲本土的非洲研究则打破了殖民宗主国和欧美白人对非洲知识的垄断。

当然，区域本身的国际化特点和知识天然的跨国界流动性质，决定了区域知识生产并非一国内部的封闭过程，而是开放的，是在国际交流与互动中实现的。联合科学考察和研究对区域知识的生产意义重大。特定区域研究中的国际学术共同体即因广纳各国专家，在推动相关区域的国际知识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区域知识生产中的作用也日益提升。

三、美国对“印太”区域知识的生产

当前，“印太”区域的塑造就是区域知识生产的一个典型案例。尽管“印太”区域知识生产有多个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但美国的活动最为突出，是三种类型区域知识生产机制合力协作的结果。

（一）学术型“印太”区域知识生产

专业的“印太”区域研究对“印太”概念的产生、传播起先导作用，专家群体使“印太”区域知识不断细致化、丰富化和系统化。“印太”概念的产生和国际传播首先是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的专家群体通过学术研究、智库报告、国际网络进行舆论动员的结果。上述操作使这一概念逐渐进入政治精英的视野和相关国家的政策过程。例如，澳大利亚的智库和学者在“印太”区域知识生产和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罗伊·梅德卡夫就是被国际承认的关于正在出现的“印太”概念的思想领导者，其《印太帝国》一书和众多文章产生了较大影响。印度的“印太”区域研究也非常活跃，涉及地缘政治、海洋、贸易、文化等。2023年印度劳特利奇出版社推出了丛书《印度洋—太平洋背景》（Indo-Pacific in Context），这在“印太”区域研究中还不多见。美国在学术型“印太”区域知识生产中后来居上，“印太”已成为美国基金会项目、智库报告、学术讨论、讲座和专业课程等的热门主题。

美国智库是“印太”区域知识生产的思想先锋，引领研究议程，并侧重外交和安全战略、防务政策、对华战略等知识的生产，重要智库都建立了以“印太”命名或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心和项目。由葛来仪（Bonnie S. Glaser）担任常务董事的“印太”项目，组织多位专家撰写了分析各国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观念的报告。兰德公司重视“印太”外交和战略的讨论，推动了很多“印太”项目，其亚太政策中心以及资深专家格罗斯曼（Derek Grossman）也在关注“印太”区域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了三部有关“印太”的著作和大量政策报告。东西方研究中心承担的培训项目，旨在使国会工作人员深入把握美国的“印太”角色，同时，它还接受美国国务院100万美元资助，以增强全美对“印太”项目的关注。新美国安全中心、传统基金会、外交关系协会等也都在积极开展“印太”区域研究。

美国高校的区域国别项目、各种研究机构和专业学会的“印太”区域研究则更为学科化和多样化。例如，印度洋—太平洋史前史学会及其会刊《印度洋—太平洋考古杂志》（Journal of Indo-Pacific Archaeology）长期致力于“印太”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美国高校重视“印太”课程设置和相关人才培养，传统的东亚、南亚等研究机构亦将目光转向“印太”。华盛顿大学开设了“国际谈判：印太政策与模拟”课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开设了“印太：大国冲突”“印太海洋安全”“美国在印太的安全政策”等课程。美国的“印太”区域研究正在形成机制化、学科式的学术共同体。

（二）权力型“印太”区域知识生产

白宫、外交系统、国防部和情报部门是美国权力型“印太”区域知识的生产主体，总统、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及负责“印太”区域事务的官员是核心群体，共同致力于形成一套“印太”标准话语和信念体系。有关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的政府报告是最权威和系统地阐释“印太”区域知识的载体。政治精英有关“印太”区域的话语也反映着地缘政治重点以及希望向公众传递的世界观和“印太”区域形象。官方文件和政治精英的话语通过大众传媒产生广泛的知识影响力。

第一，生产关于“印太”空间和边界的官方知识。

对“印太”空间、边界的界定和表述是最基础的知识。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阐释“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时就提出，“如果我们准备应对区域新的挑战，如何将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日益增强的联系变成一个运作概念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划定的“印太”区域的范围从印度西海岸延伸至美国西海岸，2019年的《印太战略报告》确认“印太”是自美国西海岸到印度西海岸的辽阔区域。这是美国关于“印太”范围的标准官方话语。它将非洲、中东等印度西海岸以西部分排除，使“印太”范围与“印太”司令部的责任区重合，表明了“印太”安全空间。当前各国在“印太”空间上还未完全达成一致，但是美国凭借其政治和话语双重优势，正在将体现美国安全和战略利益的“印太”空间知识转换成“普遍知识”。

第二，塑造“印太”区域的他者形象。

塑造“印太”区域的他者形象是权力型知识生产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印太团结”的策略。谁是“我们”、谁是他者，决定着“印太”区域的政治边界。美国声称构成“印太”区域的力量架构是其领导下的盟友、伙伴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并赋予它们不同的角色。美国强调与欧盟、北约协调实施“印太倡议”，并把欧洲盟友纳入“印太”政治边界。美国界定的“印太”区域他者不断调整，其中的一个趋势即是将中国塑造成唯一挑战。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增加“印太”章节，认为中国在“印太”对美国构成挑战。2019年的《印太战略报告》则细致描绘了所谓的中国“印太负面形象”。2022年的《美国印太战略》更是提道：“我们在该区域的盟友和伙伴受到中国的诸多伤害。”此外，“经济胁迫”“债务陷阱”“航行自由”等议题日益被整合进针对中国的“印太形象”话语体系中，成为对华认知战的一部分。与此相对应，美国积极生产“印度崛起”及其重要地位的知识，以此稀释中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

第三，定义“印太”区域的重要性和价值规范。

相信“印太”的重要性是保证美国及其盟友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的重要条件。美国不断宣称“印太”区域在经济、地缘、安全上的重要性，使人相信没有哪个区域比该区域对世界和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更为重要。2019年的《印太战略报告》宣称“印太”是对美国未来唯一最重要的区域。2021年，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上更是强调：“我们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全世界——的每一个人的未来，都依赖于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在未来几十年内的持久繁荣。”这些话语将“印太”区域的重要性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自由、开放、安全、繁荣、规则、联通、韧性等被定义为“印太”的价值规范。特朗普政府最初因没有明确阐释“印太”的核心价值观而受到批评，后来提出了四个核心要素：对区域的坚定和持久承诺，促进共同繁荣，确保和平与安全的区域秩序，倡导善政和公民社会。2019年的《印太战略报告》具体阐释了“印太”价值观：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和平解决争端，建立在开放的投资、透明的协议和联通性基础上的自由、公平与互惠的贸易，遵守航行和飞越自由等国际规则。此外，美国及其盟友通过联合声明、协议和共同倡议等形式赋予它们“共同价值”和“国际规范”的色彩。

（三）社会型“印太”区域知识生产

社会型“印太”区域知识具有重塑美国人的历史文化观念和区域身份认知的力量。美国及其盟友正在重塑人们的区域观，将本国历史、利益和命运等与“印太”区域紧密相连。美国现在更多向国内外强调“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有五个太平洋沿岸的州”，美国与“印太”区域的联系是两个世纪前就开始铸就的。新的叙事使人们相信美国的“印太”身份由历史塑造，未来也与“印太”区域不可分割。但要让美国人认同“印太”身份，还需要更多面向社会的知识生产和宣传，需要国内政治的再动员。

媒体和商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主流媒体是各类“印太”信息、新闻和评论等的主要生产者。例如，《华尔街日报》侧重对“印太经济框架”和供应链等的报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关注“印太”安全和外交等议题。媒体也是官方话语向普通民众传播扩散的主渠道，例如，2024年8月5日《华盛顿邮报》就刊载了由时任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共同署名的《拜登的印太外交使美国的未来更加安全》的文章。美国商界是“印太”商业知识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他们不仅塑造了美国人关于美国“印太”经济属性的认知，还培养了美国人的“印太”商业文化。例如，美国商会举办的“印太工商论坛”分别与泰国、印度、越南、日本合办了五届，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协会则以加强美国的“印太”商业和投资为宗旨，定期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和贸易投资等的调查报告。

此外，艺术界的相关知识生产也同样重要。例如，安德里·里安斯基（Andrey Ryanskiy）等艺术家的丛书《珊瑚礁学院：印度洋—太平洋摄影指南》（Coral Reef Academy: Indo-Pacific Photo Guides），是以摄影这一直观通俗方式介绍“印太”海域生物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其传播弥补了“印太”区域知识尚未进入普通民众“思想地图”的不足。

（四）“印太”区域知识生产中的国际协调与分歧

除了上述“印太”区域知识生产，美国政府还非常注重相关知识生产的国际协调和互动。“印太”之所以会进入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视野就与日本前首相安倍的宣传推动直接相关，当时的日美官员共同设计了美国的“印太”概念。而美国逐渐承担起“印太”区域知识生产的领导角色，通过教育交流、学术网络凝聚全球专家和机构，形成国际研究的合作网络。美国拥有全球性的专家来源，其专业机构经常以研讨会和项目为载体，召集“印太”主题的学术讨论与跨国合作，邀请各国政要、学者通过演讲、对谈等表达“印太”观点。2011年，美国传统基金会、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曾联合撰写过三国“印太”合作计划的报告。国际学者还通过美国学术平台发表了诸多“印太”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印度学者C.拉贾·莫汉的《中印在印太的竞争》，该书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

“印太”区域知识生产中也有分歧和竞争。首先，“亚太”概念与“印太”概念之间存在张力。目前，诸多重要的多边论坛仍以“亚太”命名，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活动就非常活跃。而这对“印太”概念构成了竞争。试图将“亚太”知识整合进“印太”区域知识体系，并由“亚太思维”转变到“印太思维”面临困难。其次，各国对“印太”范围、盟友和他者的界定存在分歧。针对日本“首倡”了“印太”概念的说法，梅德卡夫就强调“印太”概念最积极的阐释者和倡导者一直是澳大利亚，澳版“印太愿景”比美日的实际和客观，反映了“印太”话语的国际竞争。关于“印太”范围观点纷纭，甚至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界定都不相同。美国的“印太”不包括非洲，而日印则将非洲看作重要部分。有日本学者认为，“印太”范围的分歧将带来不信任和错误预期。最后，各国对中国的认知差异巨大。印度官方对中国的定位与美国保持距离，不把“印太”看作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框架。印度尼西亚等东盟成员国的“印太愿景”则描绘了积极的中国形象，强调与中国的接触合作。众声嘈杂的国际话语对美国的“印太”区域知识形成竞争。

四、建设中国自主的区域知识生产机制

美国及其盟友已经掌握“印太”区域知识生产的主导权，初步建构了“印太”区域知识体系。对此，中国应积极构建自主的区域知识体系，消解不利于中国的“印太”话语，抵制美国将中国塑造为“印太敌人”的倾向。美国的“印太”区域知识生产是“全社会”项目，中国只有充分发挥政府、智库、学术界和传媒等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才能有更多的区域话语权。

从更大的视野看，以一体化为代表的区域合作浪潮正在改变全球的区域结构，像“全球南方”、共建“一带一路”等各种新型区域不断形成，美国及其盟友也在试图通过重塑中国所在的区域，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区域知识生产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大国依然是区域知识生产的主要国际行为体。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区域知识供给应更好地匹配国家的战略需求，更好地满足公众了解外部世界的知识渴望。中国应从总体上建设自主的区域知识生产机制，协调学术、权力和社会三种类型的区域知识生产，增强区域知识生产能力。

第一，坚定中国区域知识生产的自主性。中国的区域知识生产机制要为中国的国际战略服务，要以和平、合作、发展、互鉴为导向，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的区域知识生产要在反思西方中心论的区域知识生产范式和知识体系基础上吸收其经验和成果，既要摆脱“模仿者”“依附者”心态，也要避免“自我中心主义”，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交流与合作，向世界提供体现中国价值和情怀的相关国际公共产品。

第二，建立学术、权力和社会各类型知识主体高效协同的区域知识生产机制。在国际关系的视野下，中国如何提前进行区域知识生产布局，推动和引导相关区域的知识建构，掌握更大的区域话语权，以支撑全球安全、全球发展和全球文明倡议在区域层面的推进，并满足不同主体的知识需求，需要跳出单纯的区域研究或学科建设的思维，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系统性的战略设计。要推动学术、权力和社会三种类型区域知识的充分涌流，形成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社会各知识生产主体之间相辅相成、融通转化的关系。避免把区域知识生产狭隘理解为单纯的学术研究或咨政建言，应平衡国家战略、学术探索、大众需求以及商业需求等多重关系，防止顾此失彼。高效的区域知识生产机制既能不断实现区域知识创新，快速灵活地满足现实需求，又能在长时段上累积区域知识，克服知识的碎片化，形成区域总体知识。国家应从战略层面规划建立各类型区域知识的收集、共享、转化和传播机制，形成动态、融通、平衡、创新的区域知识管理体系，培养高素质的从事区域知识生产、传播和管理的专门人才。区域国别学作为学术型区域知识生产的关键平台，应协调各交叉学科包括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形成融会贯通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公众的世界知识水平和国际交往能力亦将影响国家适应世界政治变局的能力，应高度重视公众的知识需求，鼓励生产更多优质的社会型区域知识。

第三，既要通过区域知识生产深刻认识外部世界，也要更好地认识中国自身，重视区域知识生产与中国国家身份变迁之间的关系。大规模的区域知识生产可以深化和丰富我们对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塑造新时代的文化观、国家观和世界观。我们要了解其他文明的特点和长处，还要把握和理解自身文明的特色和优势，否则难以真正“讲好中国故事”，更无法交流互鉴。区域知识生产要将认识世界与认识中国有机融合，平衡两者关系，提供更多对本国适用和实用的知识。例如，中国是广土众民的超大型国家，有众多所处区域和近邻区域，它们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联系千丝万缕，也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息息相关，要加强中国与这些区域的内外联动性和共生性知识的生产。我们还要梳理中国传统域外知识的丰厚遗产，汲取传统中国域外知识生产蕴含的智慧，使优秀的本土域外知识生产传统转化为当代中国区域知识体系的重要部分。

结语

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区域在人类生产生活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还将不断提升，国家和公众对区域知识的需求也将持续增强。从国际关系视角对学术、权力和社会三种不同类型知识生产机制的分析，初步回答了区域知识由谁生产与如何生产的问题，但是依然有许多基础性问题尚待探讨。例如，区域知识在区域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到底起何种作用，区域知识如何更新和再生产，特定区域内部和外部的国家关于该区域的知识生产有何异同，一国如何运用知识生产推动新区域的形成乃至重塑全球区域结构，非西方国家怎样摆脱西方知识霸权以生产更多适用性的本土区域知识等。总之，强大的区域知识生产能力是一国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支撑，区域知识的丰富性、有效性将影响一国能否因应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局而持续发展。中国需要通过建立自主高效的区域知识生产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智力保障。

〔本文注释内容略〕

来源：中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