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治元年五月，长江南岸的黄梅刚谢，空气中还飘着潮湿的水汽，曾国荃率湘军吉字营两万余人，踏着泥泞的田埂抵达南京城外。队伍行至雨花台时，他勒住马缰，身后的士兵们也随之停下——前方那座被太平军改称“天京”的古都，像一头被铁链锁住却仍露獠牙的巨兽，沉沉卧在江南的平原上
十八画原创小说之《曾国藩传奇》（第71~75章，共100章）
第七十一章 围京艰且难
同治元年五月，长江南岸的黄梅刚谢，空气中还飘着潮湿的水汽，曾国荃率湘军吉字营两万余人，踏着泥泞的田埂抵达南京城外。队伍行至雨花台时，他勒住马缰，身后的士兵们也随之停下——前方那座被太平军改称“天京”的古都，像一头被铁链锁住却仍露獠牙的巨兽，沉沉卧在江南的平原上。
城墙高达三丈，用糯米石灰浆浇筑的墙面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连攻城的云梯都难以附着；城垛上密布的炮台有百余座，黑洞洞的炮口正对着湘军大营的方向，仿佛随时会吐出火舌；城头飘扬的“太平天囯”黄旗，在风里猎猎作响，旗面上的“天父天兄”字样，像一根刺，扎在曾国荃眼里——他想起这些年被太平军烧毁的书院、杀害的百姓，指节攥得发白。
“大人，这城怕是比武昌难攻十倍。”亲兵队长周福催马上前，低声说道。周福跟着曾国荃打了四年仗，从岳州的水战到武昌的攻坚战，什么样的城防都见过，可天京的坚固，还是让他心里发怵。曾国荃没说话，只是翻身下马，走到一块高地上远眺。他想起出发前大哥曾国藩在安庆总督衙署的叮嘱：“沅甫，天京乃贼之根本，城防必固，切不可急功近利。你需先固营垒，再寻战机，粮饷之事我自会统筹，万不可因贪功而冒进。”那时他还觉得大哥太过谨慎，此刻站在雨花台下，才懂“谨慎”二字背后，是对万余湘军性命的牵挂。
按照曾国藩的部署，吉字营当天就开始挖壕沟。第一道壕沟离大营三里，宽三丈、深两丈，沟外插满削尖的竹签——这些竹签都是士兵们亲手削的，竹尖淬了桐油，既防腐又锋利；沟内每隔五步埋一枚土雷，雷壳用生铁铸造，里面装满火药和碎石，专门防备太平军骑兵突袭。负责挖沟的是湘乡来的新兵陈二娃，他才十七岁，脸上还带着稚气，手上的血泡磨破了，就用布条裹住继续刨土。“二娃，歇会儿吧。”旁边的老兵李老栓递给他一块红薯，“这壕沟是咱们的命，得挖结实，可也不能把自己累垮了。”陈二娃摇摇头，咬了口红薯：“栓叔，我爹就是被太平军杀的，我得多挖一锹，早一天破城，早一天给我爹报仇。”
第二道壕沟紧挨着大营，宽两丈、深一丈五，沟边搭建起五尺高的土垒，土垒上每隔十步架一挺洋枪，士兵们日夜在垒上值守。第三道壕沟则绕着粮囤和弹药库，沟边种上带刺的枳树，形成三重防御。江南的梅雨季来得早，没过几天就下起了连绵的雨，雨水泡软了泥土，士兵们跪在泥水里刨土，裤子和鞋子都沾满了泥，像裹了层铁壳，可没人叫苦——他们知道，这壕沟是挡住太平军的屏障，也是自己回家的希望。
可壕沟刚挖完一半，太平军就来了。同治元年六月初七夜里，月色被乌云遮住，天地间一片漆黑。李秀成派三千精锐夜袭湘军大营，这些士兵都是广西老兄弟，个个身手矫健，光着脚踩在湿滑的田埂上，手里的短刀在夜色里泛着冷光，连呼吸都压得极轻。负责值守的陈二娃刚换岗，正靠在土垒上揉困眼，突然瞥见沟边有黑影晃动，他心里一紧，立刻握紧手里的洋枪，扯着嗓子喊：“有贼！有贼！”
喊杀声瞬间划破夜空。湘军士兵从帐篷里冲出来，有的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就握着刀枪往外跑。周福带着亲兵点燃火把，火光里，太平军士兵正试图跳壕沟，却被竹签扎穿脚掌，疼得惨叫出声；有的刚跳进去，就踩中了土雷，“轰隆”一声巨响，碎石和血肉溅得到处都是。曾国荃站在大营中央的高台上，手里握着佩刀，目光如炬地盯着战场——他知道，这只是李秀成的试探，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
激战到天快亮时，太平军才拖着数百具尸体撤退。曾国荃走到第一道壕沟边，看着沟里的尸体和鲜血混着泥水往下流，脸色铁青。他蹲下身，捡起一块太平军士兵掉落的木牌，上面刻着“太平右营”四个字。“李秀成这是在探咱们的底。”他对周福说，“告诉兄弟们，夜里加倍值守，别给贼子可乘之机。”
首战虽胜，吉字营的困境却才露头。首先是粮饷。围困天京每月需粮三万石、银二十万两，曾国藩从江苏、江西调粮，可地方官员要么推诿“藩库空虚”，要么暗中克扣。江苏巡抚薛焕是旗人，素来轻视湘军，曾国藩派人去催粮，他却以“苏州刚收复，需留粮养民”为由，只给了一半；江西巡抚沈葆桢更甚，直接把湘军的粮船扣在九江，说“江西百姓也缺粮，不能都给湘军”。
同治元年八月，粮船迟到了整整二十天。湘军士兵每天只能喝两碗稀粥，粥里连米粒都数得清，有的士兵饿得眼冒金星，连站都站不稳。曾国荃巡查营时，看到陈二娃趴在壕沟边，手里攥着半块发霉的红薯，身体已经凉了——是饿晕后掉进沟里淹死的。他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蹲下身，把陈二娃手里的红薯轻轻放进他的怀里，眼眶通红。回到大营后，他让人把自己的口粮分给身边的士兵，声音沙哑：“兄弟们，委屈你们了。再等等，粮船很快就到了。我曾国荃若让你们饿着肚子打仗，天打雷劈！”
更难熬的是士兵的疲惫。湘军围困天京近一年，士兵们日夜守在壕沟边，风吹日晒不说，还要提防太平军的突袭。江南的夏天又热又潮，军营里的茅草帐篷像蒸笼，不少人染上了疟疾，高烧不退，浑身发抖。军营里的草药早就用完了，只能靠姜汤续命，可姜汤哪能治病？每天都有士兵倒下，有的再也没起来。
李老栓跟着曾国荃从湖南出来，打了五年仗，胳膊上还留着武昌战役的箭伤。一天夜里，他拉着曾国荃的手，声音虚弱：“大人，我不怕死，就是想我那老婆子和娃。去年家书说娃考上了蒙馆，能认千字了，我还没见过他读书的样子……等破了城，您能让我回家看看吗？”曾国荃红了眼眶，拍着他的手说：“老栓，一定能。等破了城，我亲自送你回家，还让你娃去最好的书院读书。”
太平军的抵抗更是超出想象。李秀成深知天京一破，太平天国就完了，他不仅加固城防，还在城内挖了数十条地道，直通湘军大营。这些地道宽三尺、高五尺，能容两人并行，太平军士兵在地道里铺上木板，悄无声息地往前挖，连湘军的探听兵都没察觉。同治二年三月的一个深夜，太平军从三条地道里冲出数千人，直扑湘军的弹药库。
曾国荃正在中军帐议事，听到外面的喊杀声，抄起佩刀就冲了出去。月光下，太平军士兵已经冲进了弹药库，正往火药桶上扔火把。“快灭火！别让贼子烧了弹药！”曾国荃大喊着，挥刀砍向一个太平军士兵。混战中，一支流箭射中他的左臂，鲜血瞬间染红了战袍，他却没顾上包扎，只顾着指挥士兵反击。直到把太平军赶回地道，他才靠在土墙上，感觉左臂又疼又麻——箭上淬了毒，伤口周围已经发黑。
事后，医生给曾国荃包扎伤口时，说再晚一步手臂就保不住了。他却笑着说：“只要能破城，丢条胳膊算什么。我这条命，早就跟湘军绑在一起了。”
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整夜睡不着。他站在书房里，对着墙上的地图发呆——天京周围的红点密密麻麻，都是太平军的据点；而湘军的粮道上，却画着一个个“阻”字。他派鲍超率霆字营驰援，可鲍超刚到芜湖，就被太平军李秀成的部将陈坤书拦住，陈坤书在芜湖城外挖了壕沟，筑起土垒，霆字营攻了半个月都没突破；再派多隆阿率军接应，多隆阿又在六安遭遇捻军骚扰，捻军骑兵来去如风，多隆阿的部队被拖在六安，迟迟不能前进。
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围京之难，甚于靖港、湖口。靖港败时，吾尚可投水自证；湖口险时，吾尚可退守南昌。今沅甫困于雨花台，粮饷不济，援军受阻，吾若退，湘军必溃，江南必乱，百姓再遭涂炭。然吾不能退，退则天下无太平之日。”
他给曾国荃写了封信，信里没说粮饷的困难，也没提援军的阻滞，只写了家里的事：“你嫂子寄来家书，说纪泽考上了秀才，去长沙参加府试时，还得了考官的夸奖；纪鸿也开始读《论语》了，昨天还问我‘仁’字是什么意思，我跟他说，‘仁’就是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父亲身体还好，就是总念着你，让你多保重，别总想着打仗，也想想家里的人。”他知道，弟弟在前线吃苦，不能再让他分心，家里的琐事，是最能安慰人心的良药。
曾国荃收到信时，正在帐篷里处理军务。他拆开信，看着大哥熟悉的字迹，眼泪忍不住掉在信纸上。他想起离家时，父亲拉着他的手说“打仗要小心，家里不用惦记”，想起妻子给他缝的棉袄，想起孩子们在门口送他时喊“爹早点回来”。他把信叠好，放进贴身的荷包里，然后走出帐外，对集合的士兵们说：“兄弟们，我大哥来信了，家里一切都好。纪泽考上了秀才，纪鸿也开始读书了。咱们再坚持一下，等破了城，就能回家和家人团聚，就能让天下的孩子都有书读，让天下的百姓都能安稳过日子！”
士兵们看着曾国荃手臂上的绷带，看着他眼里的坚定，齐声喊道：“愿随大人，破城杀贼！”
就这样，湘军凭着一股韧劲，在天京外围坚守了两年多。同治三年正月，天京城内终于断粮了。太平军士兵开始吃草根、树皮，甚至有人吃观音土，不少人饿倒在街头，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李秀成派人突围求援，可湘军的壕沟和洋炮像铁网一样，突围的士兵要么被打死，要么被俘虏；他想率军出城决战，可士兵们连拿兵器的力气都没有，有的士兵甚至跪在地上，求李秀成放他们一条生路。
曾国荃派斥候混入城内，得知消息后，连夜给曾国藩写了封信。他在油灯下写字，手都在抖——两年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信纸上只有八个字：“城内生变，不日可破。”
曾国藩接到信时，正在安庆城头看长江。江水滚滚东流，像流不尽的岁月，也像流不尽的鲜血。他长长舒了一口气，对着天京的方向，轻声说：“百姓们，快了，太平日子快到了。”风拂过他的衣角，带着长江的水汽，仿佛在回应他的话。
七律·围京艰难
围困天京艰且难，城高池深守敌顽。
粮饷短缺士兵疲，多次进攻遭阻拦。
沅部伤亡多惨重，曾公坚持不放宽。
历经数载苦坚守，终见胜利曙光现。
第七十二章 克京功成名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午时，天京太平门附近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那是湘军埋在地道里的三万斤炸药被点燃，轰鸣声震得地面发颤，连数里外的雨花台大营都能感觉到震动。烟尘像乌云一样冲天而起，遮住了半个天空，阳光透过烟尘，变成了暗红色，落在湘军士兵的脸上，像蒙了一层血。
曾国荃站在大营前的高台上，手里的望远镜差点掉在地上。他看着烟尘中，一道数丈宽的缺口出现在天京的城墙上，湘军士兵像潮水一样冲进去，喊杀声、兵器碰撞声、惨叫声混在一起，顺着风传过来。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这一天，他等了整整两年，从同治元年五月扎营雨花台，到今天炸塌城墙，七百多个日夜，多少兄弟埋骨江南，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最先冲进城里的是吉字营的先锋营，营官刘连捷举着湘军大旗，旗面上的“曾”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他踩着瓦砾往里冲，靴子里灌满了血——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太平军的。士兵们跟着他，有的拿着刀，有的端着洋枪，眼里满是血丝。太平军士兵虽然饿了好几天，却仍凭着一股狠劲抵抗：一个太平军小兵，也就十五六岁，手里攥着一把断刀，朝着湘军士兵扑过来，却被一枪打倒；一个太平军将领，胸口插着箭，还靠在断墙上指挥，直到被湘军士兵砍倒，眼睛还瞪着前方。
巷战打了整整三天。天京的街道上，到处是尸体和瓦砾，鲜血顺着石板路往下流，在低洼处积成了小水洼，踩上去“咯吱”作响。曾国荃骑着马，缓缓走进城里，马蹄踏过血洼，溅起的血点落在他的战袍上。他看到一个太平军小兵，也就十三四岁，穿着不合身的军装，手里攥着一把断刀，躲在墙角发抖。小兵看到他，眼里满是恐惧，却还是咬着牙，喊了句“杀清妖”。
曾国荃叹了口气，对亲兵说：“把他带下去，给点吃的，别为难他。”他知道，这孩子也是苦命人，若不是太平军抓壮丁，他本该在学堂里读书，而不是在这里打仗。
直到六月十九日，天京的抵抗才彻底平息。李秀成带着幼天王洪天贵福，从城墙的缺口处突围。李秀成骑着马，把幼天王护在身后，手里的长枪挑翻了几个湘军士兵。可湘军士兵越来越多，把他们围在了中间。激战中，李秀成把战马让给幼天王，说：“幼主，你快逃，保住太平天国的根！”幼天王哭着摇头，不肯走。李秀成急了，一巴掌打在他脸上：“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幼天王这才打马突围，李秀成则被湘军士兵俘虏。
曾国荃让人把李秀成关在囚笼里，送到中军帐。囚笼是用粗木做的，够一个人坐着，却站不直。李秀成坐在里面，头发凌乱，身上满是血污，却眼神平静。他看着曾国荃，说：“曾九帅，我败了，无话可说。但我有一个请求，天京百姓没罪，求你别杀他们。”
曾国荃没说话，心里却有些触动。他打了五年仗，和太平军交手无数次，见过太多太平军将领的凶残，可李秀成不一样——他在围困天京时，曾下令太平军不许抢掠百姓，还开仓放粮救济过饥民。“你放心，”曾国荃终于开口，“我不会杀百姓。”
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正在批阅公文。桌上堆着厚厚的奏折，有请求拨款的，有汇报地方灾情的，他刚拿起朱笔，准备批复，亲兵小李就拿着捷报，跑得满头大汗，冲进书房喊：“大人！大捷！天京攻克了！太平天国灭了！”
曾国藩手里的朱笔“啪”地掉在纸上，红墨晕开，像一朵血花。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阳光——安庆的阳光很亮，照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上，石榴花正开得艳。他突然觉得眼睛发热，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从咸丰三年办团练到现在，整整十二年，他经历了靖港投水——那时他觉得自己辜负了清廷的信任，对不起跟着他的士兵；经历了湖口遇险——座船被太平军夺走，他差点被俘，躲在小船里，看着太平军的旗帜，觉得自己要完了；经历了三河之痛——李续宾战死，湘军精锐覆没，他在书房里哭了三天，觉得平定太平天国无望。可现在，终于成功了。
他立刻启程去天京。刚进城，就闻到一股血腥味和焦糊味——那是尸体腐烂和房屋烧毁的味道。街道上，百姓们蜷缩在断墙下，有的在哭，有的在找失散的亲人。一个老妇人坐在地上，怀里抱着一个死去的孩子，嘴里喃喃地说：“我的儿，你怎么就走了……”曾国藩走过去，让亲兵拿了块干粮给她，说：“老人家，别怕，以后不会再打仗了。”老妇人接过干粮，扑通一声跪下，哭着说：“谢大人，谢大人。”
曾国荃正在指挥士兵掩埋尸体，看到曾国藩来，连忙迎上去：“大哥，天京已破，李秀成被俘，幼天王逃了，我已经派人去追了。城里的百姓我已经安顿了，开了粮仓放粮，还派人去医治受伤的百姓。”
曾国藩点了点头，目光扫过街道：“做得好。记住，咱们打仗，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太平日子，不是为了杀戮。对太平军的降兵，也别杀，愿意回家的，给点盘缠；愿意当兵的，编入防军，好好管教。”
当天下午，曾国藩提审了李秀成。李秀成坐在囚笼里，看到曾国藩，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被囚笼挡住。“曾中堂，”他说，“我知道我必死无疑。但我想求你，把我的供词写下来，让后人知道，太平天国不是乱贼，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只是后来……后来走偏了。”
曾国藩看着他，沉默了很久。他知道，李秀成说的是实话——太平天国初期，确实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口号，吸引了很多穷苦百姓。可后来，杨秀清、韦昌辉等人内讧，太平天国越来越腐败，早已不是当初的样子。“你的供词，我会让人记下来。”曾国藩说，“但天京的百姓，我会护着，不会让他们受委屈。”
克天京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大喜过望，下旨嘉奖：“曾国藩调度有方，赏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曾国荃赏穿黄马褂，封一等威毅伯；鲍超、多隆阿等将领各升一级。”旨意传到天京时，湘军大营里一片欢腾，士兵们敲锣打鼓，有的甚至把酒坛摔在地上，庆祝胜利。
湘军将领们也纷纷来道贺，有的带着酒，有的带着绸缎。水师统领彭玉麟端着酒杯，对曾国藩说：“涤生（曾国藩字），咱们终于成功了！现在你功高盖世，天下百姓都服你，不如……”他话没说完，却做了个“称帝”的手势。
其他将领也跟着附和：“大人，清廷腐朽，早就该推翻了！您登基称帝，咱们跟着您，再创一个太平盛世！”
曾国藩听了，脸色立刻沉了下来，把茶杯往桌上一摔，茶水溅了一地。“你们这是要陷我于不义！”他厉声说，“我办湘军，是为了平定大乱，护百姓安宁，不是为了自己当皇帝！当年先帝信任我，让我办团练，我若反了，就是不忠；兄弟们跟着我，是为了杀贼，我若反了，就是利用他们的忠心，是不义！再说，清廷虽有不足，可一旦天下再乱，受苦的还是百姓！你们要是再敢说这话，就别认我这个大哥！”
将领们见他动了怒，都不敢再提。曾国藩心里却清楚，“功高震主”是为官最大的忌讳。湘军现在有十余万兵力，占据江南半壁江山，清廷肯定不放心。当晚，他就召集幕僚赵烈文、薛福成等人，在中军帐议事。
“现在乱平了，湘军也该裁撤了。”曾国藩开门见山，“留着这么多兵，不仅粮饷负担重，还会遭朝廷猜忌。咱们不能做韩信、岳飞那样的人，要知进退，懂分寸。”
赵烈文皱了皱眉：“大人，现在太平军残余势力还在福建、广东一带活动，捻军又在北方作乱，此时裁兵，恐兵力不足。而且，士兵们跟着您多年，突然裁撤，怕他们不满，甚至哗变。”
薛福成也附和：“赵兄说得对。地方官员对湘军本就有意见，若裁兵时出了乱子，他们肯定会借机弹劾大人。不如等局势再稳定些，或者先裁部分老弱，保留精锐，这样既给了清廷交代，也能应对突发情况。”
曾国藩摇了摇头：“兵力不足，可以留三万精锐，分别驻守江苏、安徽、江西，负责地方防务，足够应对残余势力。士兵不满，就给足抚恤，让他们回乡能安居乐业。裁兵之事，必须办，而且要快——夜长梦多，迟则生变。”
他特意找曾国荃谈话。曾国荃听说要裁撤吉字营，有些想不通：“大哥，吉字营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兄弟们跟着我出生入死，从衡州练兵到攻克天京，流了多少血？现在说裁就裁，你让他们去哪里？”
曾国藩拉着他的手，坐在椅子上，说：“沅甫，你还记得韩信的故事吗？‘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咱们现在功成名就，若手握重兵，清廷怎么会放心？去年咱们攻克安庆后，清廷就想调你去陕西，其实就是想把你和吉字营分开。现在天京破了，他们更不会容忍吉字营留在江南。咱们裁兵，不是放弃，是保全——保全自己，也保全兄弟们。”
他拿出一封奏折，递给曾国荃：“这是我给朝廷的奏折，请求裁撤吉字营两万余人，剩下的两万，改编为江宁防军，由你统领，驻守江宁。这样既裁了主力，又保留了你的部队，清廷那边也能交代。”
曾国荃接过奏折，看着上面的字，手微微发抖。他想起同治元年围困天京时，吉字营缺粮，士兵们吃草根度日，却没人叛逃；想起同治二年太平军地道突袭，兄弟们跟着他拼命反击，死了上千人也没后退；想起陈二娃饿死在壕沟边，手里还攥着半块红薯；想起李老栓想回家看娃，眼里的期盼。现在要让这些兄弟回家，他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大哥，”他声音沙哑，“兄弟们跟着我，不是为了银子，是为了跟着我杀贼，让百姓过上太平日子。现在贼灭了，他们回家能好好过日子吗？”
“能。”曾国藩肯定地说，“我已经派人回湖南，和巡抚毛鸿宾商量好了，给每个回乡的士兵分五亩良田，还免三年赋税。抚恤银子也给足了，老弱士兵每人五十两，精锐每人八十两，受伤的再加五十两。他们回家后，能种地，能做生意，日子肯定比当兵好。”
曾国荃沉默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大哥，我听你的。但我要亲自给兄弟们说，亲自送他们回家。”
接下来的日子里，曾国藩一边安排天京的战后重建——修复被烧毁的房屋，尤其是书院和寺庙；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还派人去上海购买药材，医治受伤的百姓；减免天京周边三年的赋税，让百姓能安心种地——一边着手裁撤湘军。他制定了详细的抚恤标准，还派人回湖南，和地方官员一起丈量土地，确保每个回乡的士兵都能拿到田地。为了防止士兵们在路上出事，他还安排湘军的军官护送，直到把士兵们送到家门口。
同治三年十月，裁兵正式开始。吉字营的士兵们整齐地站在大营前的操场上，四万余人，穿着统一的军装，手里拿着武器，却没有了往日的杀气，眼里满是不舍。曾国荃穿着战袍，站在高台上，看着下面一张张熟悉的脸——有跟着他从湖南出来的老乡，有在武昌战役中救过他的士兵，有在雨花台坚守时一起吃草根的兄弟。
“兄弟们，”曾国荃的声音哽咽，“今天请大家来，是有件事要告诉大家。天京破了，太平天国灭了，天下太平了。朝廷决定，裁撤部分湘军，让大家回家和家人团聚。”
下面一片安静，没人说话。过了一会儿，一个士兵喊道：“大人，我们不想回家！我们想跟着您！跟着您，我们能杀贼，能保百姓！”
“对！我们想跟着大人！”其他士兵也跟着喊起来，声音越来越大，震得周围的帐篷都在抖。
曾国荃摆了摆手，让大家安静：“兄弟们，我知道你们舍不得。我也舍不得你们。但天下太平了，你们该回家了，家里的爹娘、老婆、孩子还在等着你们。你们的爹娘，盼着你们回家尽孝；你们的老婆，盼着你们回家团圆；你们的孩子，盼着你们回家教他们读书。朝廷给了抚恤，每人都有银子，回家后还有田地，能好好过日子。要是以后国家需要，我曾国荃一句话，你们还愿意来，我随时欢迎！”
士兵们沉默了，有的红了眼眶，有的擦了擦眼泪。李老栓从队伍里走出来，走到高台下，说：“大人，我回家。我想我老婆子，想我娃。要是国家需要，我还来！”
“我也回家。”“我也回家。”士兵们纷纷说道，声音里满是不舍，却也有对家的期盼。
曾国荃看着这一幕，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下令：“开始发放抚恤银子！按章程来，一人都不能少！”
士兵们排着队，领取银子和遣散证明。有的士兵拿到银子，对着曾国荃磕了个头；有的握着军官的手，说“以后常联系”；有的则站在原地，看着大营，久久不愿离开。曾国藩站在远处的土坡上，看着这一幕，心里百感交集。他知道，湘军的辉煌就此落幕了，但这是最好的结局——兄弟们能回家，百姓能太平，这就够了。
他在日记里写道：“功成名就，当知进退。吾虽为‘中兴名臣’，却不敢有丝毫骄傲。谦谨二字，当终身奉行。若恃功而骄，必遭天谴；若恋权而不退，必遭人忌。吾此生所求，不过‘心安’二字。”
七律·克京成名
攻克天京功成名，平定大乱定太平。
书生变作统帅将，儒家理想得践行。
权倾朝野名远播，谨慎谦虚不骄盈。
主动裁兵避猜忌，过人智慧显胸襟。
第七十三章 裁兵避猜忌
同治三年七月，天京的暑气还没消退，正午的阳光晒得地面发烫，连风吹过来都带着热气。可曾国藩却在两江总督衙门的书房里，感到一阵寒意——不是因为天气，而是因为手里的那张湘军兵力分布图。
图上用红点标注着散布在江苏、安徽、江西等地的湘军部队，总数超过十万：吉字营四万余人驻守江宁，霆字营两万余人驻守芜湖，水师一万余人驻守长江沿线，还有三万余人分别驻守安庆、九江、苏州等地。他手指划过这些红点，每一个红点，都代表着一群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兄弟，可现在，这些红点却成了清廷眼中的“威胁”。
几天前，慈禧太后派来的钦差大臣文祥抵达江宁。文祥是满洲正红旗人，深得慈禧信任，此次前来，名义上是“慰问湘军将士”，实则是探查湘军的虚实。在接风宴上，文祥看似闲聊，却反复问：“曾大人，如今太平天国已灭，湘军下一步是否要调回湖南？”“曾大人对北方防务有何看法？是否需要湘军北上支援？”话里的试探像针一样，扎得曾国藩心里发紧。
他知道，清廷对湘军的猜忌，从湘军组建时就没断过。咸丰四年，湘军攻克武昌，咸丰帝原本想任命他为湖北巡抚，可后来听了军机大臣祁寯藻的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百应，恐非国家之福”——就收回了任命，只给了他一个“兵部侍郎衔”。现在湘军攻克天京，功高盖世，清廷的猜忌只会更重。
他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史记》，翻到《淮阴侯列传》。书页已经泛黄，上面有他年轻时批注的痕迹。“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韩信的故事他从小就熟，可直到今天，他才真正懂了这句话的重量。韩信为刘邦打下半壁江山，最终却被吕后杀害；岳飞精忠报国，却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他不能做韩信、岳飞，更不能让湘军将士跟着他遭殃。
当天晚上，他召集赵烈文、薛福成、容闳等核心幕僚。书房里的烛火跳动着，映得众人脸色忽明忽暗。曾国藩坐在主位上，面前放着一杯刚泡好的茶，却没动一口。“诸位，”他开口，声音低沉，“天京已破，太平天国灭亡，湘军的使命完成了。现在清廷对咱们多有猜忌，若不主动裁撤，恐有不测。今天请诸位来，就是商量裁兵的事。”
赵烈文第一个开口，他放下手里的茶杯，说：“大人，裁兵之事需谨慎。湘军将士多是湖南子弟，跟着您多年，不少人家里没了田地，全靠当兵养家。若裁兵时抚恤不够，恐生哗变。而且，太平军残余势力还在福建、广东一带活动，捻军又在北方作乱，此时裁兵，万一有事，怕来不及应对。”
薛福成也附和：“赵兄说得对。而且，地方官员对湘军本就有意见——江苏的薛焕、江西的沈葆桢，早就看咱们不顺眼了。若裁兵时出了乱子，他们肯定会借机弹劾大人，说您‘治军无方’。不如等局势再稳定些，或者先裁部分老弱，保留精锐，这样既给了清廷交代，也能应对突发情况。”
容闳是留美归来的，想法更务实：“大人，我觉得裁兵可行，但要做好安置。士兵们回乡后，若没有生计，还是会出事。不如从两江藩库拨款，在湖南、湖北等地开办工厂，让士兵们进厂做工，既能解决生计，也能为日后的洋务运动储备人才。”
曾国藩点了点头，手指轻轻敲着桌子：“你们说的我都考虑过。抚恤的事，我会从两江藩库拨款，确保每个士兵都能拿到足够的银子回家；容先生说的开办工厂，是个好主意，我会让人去筹备。残余的太平军和捻军，我会留三万精锐，分别驻守江苏、安徽、江西，负责地方防务，应该能应对。但主力必须裁，而且要先裁吉字营。”
“裁吉字营？”众人都愣住了。吉字营是曾国荃的嫡系，也是湘军的主力，兵力有四万余人，战斗力最强。裁掉吉字营，相当于砍了湘军的“胳膊”。
曾国藩解释道：“吉字营是清廷最关注的部队，也是沅甫的部队。先裁吉字营，既能表明我的态度，让清廷放心，也能堵住地方官员的嘴——他们不是说咱们‘拥兵自重’吗？咱们就裁掉最精锐的部队，让他们无话可说。沅甫那边，我会去说。”
消息传到曾国荃的大营，曾国荃当天就从江宁赶到南京（此时天京已恢复旧称南京）。他冲进曾国藩的书房，脸色通红，额头上满是汗——他是骑着马赶来的，一路跑了三十多里。“大哥，你为什么要裁吉字营？”他声音激动，“吉字营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从衡州练兵到攻克天京，兄弟们流了多少血？陈二娃饿死在壕沟里，李老栓想回家看娃，他们跟着我，不是为了银子，是为了杀贼！现在说裁就裁，你让他们去哪里？”
曾国藩看着弟弟激动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他起身给曾国荃倒了杯茶，递到他手里：“沅甫，你坐。我知道你舍不得，可你想想，吉字营有四万多人，都是你的嫡系，清廷能放心吗？去年咱们攻克安庆后，清廷就想调你去陕西，其实就是想把你和吉字营分开。现在天京破了，他们更不会容忍吉字营留在江南。咱们裁兵，是为了保全——保全自己，也保全兄弟们。”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奏折，递给曾国荃：“这是我给朝廷的奏折，请求裁撤吉字营两万余人，剩下的两万，改编为江宁防军，由你统领，驻守江宁。这样既裁了主力，又保留了你的部队，清廷那边也能交代。而且，我已经和湖南巡抚毛鸿宾商量好了，给每个回乡的士兵分五亩良田，免三年赋税，抚恤银子也给足了，老弱每人五十两，精锐每人八十两，受伤的再加五十两。他们回家后，能好好过日子。”
曾国荃接过奏折，看着上面的字，手微微发抖。他想起同治元年围困天京时，吉字营缺粮，士兵们吃草根度日，却没人叛逃；想起同治二年太平军地道突袭，兄弟们跟着他拼命反击，死了上千人也没后退；想起裁兵仪式上，李老栓说“大人，我回家，要是国家需要，我还来”。现在要让这些兄弟回家，他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大哥，”他声音沙哑，“我知道你说得对，可我就是舍不得。这些兄弟，都是我的亲人啊。”
曾国藩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懂。可亲人，也该有自己的生活。他们跟着咱们打仗，不是为了一辈子当兵，是为了能回家，能和家人团聚，能让孩子读书。现在天下太平了，咱们该让他们回家了。”
曾国荃沉默了很久，终于点了点头：“大哥，我听你的。但我要亲自送兄弟们回家，要看着他们拿到田地，看着他们和家人团聚，我才放心。”
裁兵的准备工作很快展开。曾国藩亲自制定了《湘军裁撤章程》，详细规定了抚恤标准、遣散流程、回乡安置办法。章程里写着：“凡湘军士兵，服役三年以上者，发抚恤银五十两；五年以上者，发八十两；受伤致残者，加发五十两；阵亡士兵家属，发抚恤金一百两，另分良田十亩。”他还派专人到湖南，和地方官员一起丈量土地，划分田亩，确保每个回乡的士兵都能拿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为了防止士兵们在路上出事，曾国藩还安排湘军的军官护送。每个护送队有一名军官、十名士兵，负责把回乡的士兵送到家门口。军官手里拿着名册，上面记录着士兵的姓名、家乡地址、田地位置，送到家后，还要和当地的保长一起，确认士兵拿到田地和抚恤金，才算完成任务。
同治三年十月初八，裁兵仪式在江宁城外的吉字营大营举行。四万余名士兵整齐地站在操场上，穿着统一的军装，手里拿着遣散证明和抚恤金。曾国荃穿着战袍，站在高台上，看着下面的士兵，声音哽咽：“兄弟们，谢谢你们跟着我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天下太平了，你们该回家了。我已经派人把你们的田地准备好了，回家后，好好种地，好好过日子。要是国家需要，我曾国荃一句话，你们还愿意来，我随时欢迎！”
士兵们齐声喊：“愿意！”声音里满是不舍，却也有对家的期盼。
李老栓拿着抚恤金和遣散证明，走到高台下，对曾国荃说：“大人，我回家了。我会好好种地，教娃读书。要是国家需要，我肯定来！”
曾国荃点了点头，说：“好。回家后，替我给你老婆子问好。”
士兵们排着队，跟着护送队离开大营。有的士兵回头看了看大营，眼里满是不舍；有的则加快了脚步，脸上带着对家的期待。曾国藩站在远处的土坡上，看着士兵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百感交集。他知道，湘军的时代结束了，但这些士兵，会带着湘军的精神，回到家乡，好好过日子，这就够了。
裁兵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大喜过望，下旨表扬曾国藩“忠君爱国，深明大义”，还赏了他一件黄马褂。旨意里写着：“曾国藩办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厥功甚伟。今主动裁撤重兵，以示忠君之心，朕心甚慰。着赏黄马褂一件，加太子太保衔，仍任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善后事宜。”
清廷对曾国藩的猜忌也渐渐消除，不仅让他继续担任两江总督，还让他负责江南地区的战后重建。可曾国藩并没有放松警惕。他知道，清廷的信任是暂时的，唯有始终保持谦谨，才能长久。他继续逐步裁撤其他湘军部队：霆字营裁撤一万余人，水师裁撤五千余人，驻守安庆、九江的部队也各裁撤一部分。到同治四年初，湘军从十余万减至三万余人，而且都是驻守地方的防军，不再对清廷构成威胁。
有一次，幕僚容闳劝他：“大人，您现在功成名就，不如向朝廷请求赏赐，给家人和部下谋些官职。比如，让九帅去做个巡抚，或者让赵兄、薛兄去做个知府。这样既能让部下安心，也能巩固您的地位。”
曾国藩摇了摇头，说：“不可。我已蒙朝廷厚恩，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已经够了。若再求赏赐，恐遭人非议，说我‘贪得无厌’。做人要知满足，为官要知进退。沅甫性子急，做地方官容易出事，让他驻守江宁，管好防务就好；赵兄、薛兄有才华，以后自然有机会，不用我去求。朝廷信任我，我更要谨守本分，不能让朝廷失望。”
容闳看着曾国藩，心里满是敬佩。他知道，曾国藩不是不想为家人和部下谋福利，而是不想因小失大——他要保全的，不仅是自己，还有整个湘军的名声，还有江南百姓的太平。
就这样，在曾国藩的谨慎安排下，湘军顺利完成了裁撤。没有哗变，没有乱子，湖南子弟们拿着银子和田地，回到了家乡。有的士兵回家后，种起了田地，过上了安稳日子；有的则进了曾国藩开办的工厂，学习技术，成了工人；还有的，在地方上做了保长，帮着管理乡里。
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写道：“吾一生所求，不过‘心安’二字。裁兵之事，虽有不舍，却能让清廷放心，让将士安心，让百姓安宁，吾心足矣。做人当知进退，为官当知本分，若恃功而骄，必遭天谴。你日后读书做官，也要记住‘谦谨’二字，不可忘本。”
七律·裁兵避祸
功成名就握重兵，清廷猜忌渐心生。
深知“鸟尽弓藏”理，主动裁兵避祸行。
先撤沅部以身作则，消除疑虑保安宁。
保全自身与家族，湘军忠义美名扬。
第七十四章 剿捻遇困境
同治四年四月，北方的春风还带着寒意，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曾国藩带着几名幕僚，登上了北上的战船。船行在运河上，两岸的杨柳刚抽新绿，嫩黄的芽尖在风中摇曳，可他却没心思欣赏这春日美景——清廷下旨，让他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负责剿捻。
临行前，他站在江宁的码头上，看着前来送行的曾国荃。曾国荃穿着江宁防军的军装，手里拿着一件厚厚的棉袍，递到他手里：“大哥，北方冷，你多保重。捻军不比太平军，他们来去如风，擅长骑射，你要小心。要是实在不行，就早点回来，别硬撑。”
曾国藩接过棉袍，心里暖暖的，却也更觉沉重。他知道，剿捻比平定太平天国还要难。太平军有固定的根据地，湘军可以围而攻之；可捻军不一样，他们是流寇，没有固定的地盘，骑着马，带着干粮，今天在山东，明天就到河南，后天可能又去了安徽，清军根本追不上。而且，捻军擅长骑射，湘军多是南方步兵，不善骑马，这又是一个劣势。
“沅甫，我走后，江宁的防务就交给你了。”曾国藩说，“江南刚安定，百姓们还没从战争中恢复过来，你要好好管着士兵，别让他们扰民。要是有太平军残余势力闹事，就及时派兵镇压，别让乱子扩大。”
曾国荃点了点头：“大哥放心，我会管好江宁的。你在北方，也要多写信回来，让我知道你的情况。”
战船缓缓驶离码头，曾国藩站在甲板上，看着江宁的城墙渐渐消失在视线里，心里满是牵挂——有对家人的牵挂，有对江南百姓的牵挂，也有对剿捻前途的担忧。
四月底，曾国藩抵达直隶保定。保定是直隶的省会，也是京畿重地，清廷在这里驻扎了大量八旗兵。他刚到总督衙署，就召集当地官员开会，了解捻军的情况。直隶布政使崇厚是满洲镶黄旗人，对湘军素来轻视，开会时，他跷着二郎腿，说：“曾大人，捻军就是一群流寇，没什么可怕的。咱们只要派八旗兵去剿，很快就能平定。”
曾国藩皱了皱眉，说：“崇大人，捻军虽说是流寇，却有十余万兵力，擅长骑射，来去如风。八旗兵久不习武，恐难应对。我看，还是要制定详细的策略，才能平定捻军。”
他制定的策略，是“以静制动，画河圈地”——在捻军活动的区域，沿着黄河、运河、淮河修筑长墙，开挖壕沟，把捻军围困在固定的区域里，然后派重兵围剿。他觉得，只要能把捻军困住，不让他们到处流窜，就能慢慢消灭他们。
可刚实施没多久，他就遇到了麻烦。捻军在赖文光的率领下，分成了东、西两部：东捻军由赖文光亲自带领，活动于山东、江苏、安徽一带；西捻军由张宗禹带领，进攻陕西，牵制清军兵力。曾国藩的“画河圈地”需要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协同配合，可地方官员却各自为政，根本不听他的调度。
他首先找山东巡抚阎敬铭，商量在运河沿岸修筑长墙的事。阎敬铭是个出了名的“铁公鸡”，以节俭著称，听说是要花钱修墙，立刻摇头：“曾大人，不是我不配合，山东连年遭灾，先是旱灾，后是蝗灾，藩库早就空了，连官员的俸禄都发不出来，实在没钱修墙啊。”
曾国藩知道他在找借口——山东是产粮大省，就算遭灾，也不至于连修墙的钱都没有。可他这个“督办”虽然管着三省军务，却没有实权，不能强迫地方官员出钱。无奈之下，他只能从两江藩库调拨了二十万两银子，派人到山东招募民工，自己动手修筑长墙。
民工大多是山东的农民，因为遭灾没了活路，来修墙赚点工钱。曾国藩让人给民工们发足了口粮，每天两顿饭，每顿都有馒头和咸菜，还按月发工钱，每人每月二两银子。民工们都很卖力，可捻军却不给他们时间——长墙还没修完，东捻军就突破了山东的防线。
同治四年六月，赖文光率领东捻军，从山东菏泽出发，一路打到直隶沧州，离北京只有两百多里。清廷得知消息，大为震惊，慈禧太后下旨严厉斥责曾国藩“剿捻不力，致贼逼近京畿”，还派了恭亲王奕訢到保定督战。
奕訢到保定后，当着众多官员的面，把曾国藩批评了一顿：“曾大人，你是中兴名臣，平定了太平天国，怎么连一群流寇都对付不了？现在捻军逼近北京，要是出了什么事，你担得起责任吗？”
曾国藩低着头，没说话。他心里又委屈又焦虑——不是他的策略不对，而是地方官员不配合，湘军又不适应北方的环境，实在难以应对。他在日记里写道：“捻军如流寇，来去无踪，吾之‘画河圈地’，需三省协同，然地方官员多推诿，或阳奉阴违，事倍功半。吾虽尽力调度，却难见成效，奈何？”
更让他头疼的是湘军的不适应。湘军士兵多是湖南、湖北子弟，从小在南方长大，不习惯北方的气候和地形。四月的北方，早晚温差大，白天还挺暖和，晚上却冷得能结冰，很多士兵染上了风寒，高烧不退；北方多平原，一马平川，适合骑兵作战，湘军都是步兵，追不上捻军的马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抢了粮食就跑。
有一次，湘军与东捻军在山东济宁交战。捻军的骑兵排成队列，像潮水一样朝着湘军冲过来，马蹄声震得地面发颤，尘土飞扬，遮住了阳光。湘军士兵从未见过这么多骑兵，吓得纷纷后退，有的甚至扔掉了兵器，转身就跑。曾国藩站在远处的土坡上，看着溃败的湘军，心里满是失望。他知道，湘军经过裁撤后，战斗力已大不如前，而且士兵们思乡心切，士气低落，根本不是捻军的对手。
无奈之下，他只能向李鸿章求援，调淮军来帮忙。淮军是李鸿章一手创建的，士兵多是安徽子弟，不少人会骑马，而且装备了洋枪洋炮，战斗力比湘军强。李鸿章接到求援后，立刻派刘铭传、周盛波等将领，率领淮军北上。
可淮军毕竟是李鸿章的部队，虽然听从曾国藩的调度，却也有自己的想法。刘铭传是淮军的名将，骄傲自负，不愿意受曾国藩的指挥。有一次，曾国藩让他率军驻守运河沿岸，防止捻军突破，他却以“兵力不足”为由，迟迟不动身。曾国藩派人去催，他才勉强率军出发，却故意放慢行军速度，等他到了运河沿岸，捻军早就已经突破了防线。
同治五年正月，东捻军在赖文光的率领下，再次突破了曾国藩修筑的长墙防线，进入山东半岛。清廷对曾国藩的剿捻成效彻底失望，不少官员上奏弹劾他“年老体弱，不堪重任”“战术陈旧，误国误民”。有的官员甚至说：“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不过是运气好。现在剿捻不力，证明他根本没有军事才能，应该罢免他的职务，另选贤能。”
曾国藩得知后，心里反而平静了。他知道，自己确实不适合剿捻——他擅长打阵地战，适合对付有固定根据地的太平军，却不适合对付流动作战的捻军。与其硬撑，让更多士兵送命，不如主动请辞，让更适合的人来接手。
他立刻上奏朝廷，请求免去自己剿捻督办之职，推荐李鸿章接任。奏折中，他坦诚地承认自己的不足：“臣年迈体弱，不习北方地形，亦不擅应对流寇战术。捻军猖獗，臣虽尽力调度，却难见成效，恐误国事。李鸿章年轻有为，熟悉淮军，且善应对流寇，若由其督办剿捻，必能见效。臣恳请陛下恩准，免去臣剿捻督办之职，让臣回两江总督任上，督办江南善后事宜。”
清廷很快同意了他的请求，免去其剿捻督办之职，改由李鸿章接任。曾国藩接到圣旨，如释重负。他收拾行装，准备返回江宁。临行前，他特意去见了李鸿章，把自己整理的捻军资料、绘制的地图、总结的战术心得，悉数交给李鸿章。
“少荃，”曾国藩看着李鸿章，语重心长地说，“捻军虽顽，却也有弱点。他们没有固定的粮道，全靠劫掠为生，只要断了他们的粮草，就能困住他们。而且，他们擅长骑兵，你要多练骑兵，用洋枪洋炮对付他们。我已经和山东、河南的官员打过招呼，他们会配合你的工作。你年轻，有才华，一定能平定捻军。”
李鸿章接过资料，感动地说：“老师放心，学生定不辜负您的期望，早日平定捻军，给朝廷和百姓一个交代。要是遇到什么困难，学生还会向老师请教。”
曾国藩笑了笑，说：“好。你有什么困难，随时给我写信。江南的粮饷，我也会尽力支持你。”
曾国藩离开保定那天，天空飘着小雪。雪花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地面变得湿滑。他坐在马车上，看着窗外的雪景——北方的雪和南方不一样，又大又密，落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像开了一层白花。他想起自己一生的经历：靖港战败，两次投水，觉得自己没脸见人；湖口遇险，座船被夺，躲在小船里，看着太平军的旗帜，觉得自己要完了；三河之痛，李续宾战死，湘军精锐覆没，他在书房里哭了三天，觉得平定太平天国无望；现在剿捻遇困，主动请辞，却没有了往日的沮丧，只有释然。
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写道：“吾一生历经挫折，然从未气馁。盖因吾知，世事难料，非人力所能尽控。尽力而为，问心无愧，即可。剿捻之事，虽未成功，然能为少荃铺路，为国家平定大乱，吾愿足矣。你日后做事，也要记住‘尽力’二字，不必强求结果，只要问心无愧，就好。”
回到江宁后，曾国藩重新投入到两江总督的工作中。他不再过问剿捻之事，而是专注于江南地区的战后重建：修复被战火毁坏的水利设施，比如洪泽湖的堤坝、长江的防汛工程，让百姓能安心种地；开办书院，比如在南京重建钟山书院，聘请名师讲学，让孩子们能读书；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比如江苏知府王某，因贪污粮饷被他革职查办，还追回了贪污的银子，发给百姓。
江南地区的经济和民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农民们种上了庄稼，地里长出了绿油油的麦苗；商人们重新开张，街道上又热闹起来；孩子们走进了书院，朗朗的读书声传遍了江南。
而李鸿章也没有辜负曾国藩的期望。他采用曾国藩的“断粮道、练骑兵”策略，又加上淮军的洋枪洋炮，很快就扭转了剿捻的战局。他派刘铭传率军切断捻军的粮道，派周盛波训练骑兵，对付捻军的马队。同治七年，李鸿章终于平定了东、西捻军，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捻军之乱。
曾国藩得知消息时，正在书房里写《挺经》。他放下笔，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阳光——南京的阳光很暖，照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上，石榴花正开得艳。他欣慰地笑了，心里想：“少荃没让我失望，百姓们终于能过上太平日子了。”
七律·剿捻困境
剿捻面临新困境，捻军流动作战灵。
湘军战术难适应，粮饷短缺又添萦。
地方官员不协作，成效不佳心自明。
主动请辞让贤能，不负朝廷不负民。
第七十五章 洋务开新篇
同治四年春，江宁的秦淮河畔终于恢复了往日的热闹。画舫在河里缓缓游动，船上的歌女唱着江南小调，声音婉转；岸边的柳树抽出了新枝，嫩黄的芽尖在风中摇曳；百姓们穿梭在街头巷尾，有的买菜，有的做生意，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可曾国藩却没有心思欣赏这春日美景，他坐在两江总督衙门的书房里，手里拿着一本翻得卷边的《海国图志》，眉头紧锁。
书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句子，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手指在书页上反复摩挲。两次鸦片战争的场景，像电影一样在他脑海里闪过：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军攻陷定海，逼近天津，清廷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清廷又签订《北京条约》。每次战败，都是割地、赔款，都是百姓遭殃。太平天国虽被平定，可国家的积弱却丝毫没有改变——清军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而外国人已经有了洋枪洋炮；清军的战船还是木船，而外国人已经有了蒸汽轮船。他深知，若不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中国永远无法强大，永远会被外国人欺负。
“大人，容闳先生求见。”亲兵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快请。”曾国藩放下书，站起身。
容闳走进书房，手里拿着一个西洋钟表，这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他看到曾国藩手里的《海国图志》，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思。“大人，”容闳开门见山，“如今太平天国已灭，正是创办近代工业、学习西方技术的好时机。若能创办一座兵工厂，生产枪炮、轮船，既能增强国家的军力，抵御外侮，也能为百姓提供生计，岂不是一举两得？”
曾国藩眼前一亮。他早就有创办近代企业的想法，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和方案。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美学生，在耶鲁大学读了四年，熟悉西方的工业和教育，是办工厂的最佳人选。“容先生，你说得对！”曾国藩激动地说，“创办兵工厂之事，我意已决。你熟悉西方，此事就交给你负责。所需的资金、土地、机器，我会全力支持。”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曾国藩和容闳反复商量，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他们决定把兵工厂建在上海——上海是通商口岸，方便购买外国机器和聘请外国技师，而且交通便利，便于运输原料和产品。曾国藩还上奏朝廷，请求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奏折中，他详细阐述了创办兵工厂的必要性：“如今外患未除，国家积弱，若不学习西方技术，创办近代企业，恐难抵御外侮。江南制造总局若成，可生产枪炮、轮船，增强军力，为国家自强之基。臣恳请陛下恩准，拨款五十万两，用于创办工厂。”
清廷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同治四年六月，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虹口正式动工。曾国藩亲自选址，占地面积达七十余亩，还从美国购买了最先进的机器——包括蒸汽机、车床、铣床等，足足装了十几艘船。这些机器都是从美国朴茨茅斯工厂定制的，花费了二十万两银子，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设备。
他还聘请了十几名外国技师，其中有英国的铁匠史密斯、美国的机械师约翰，还有德国的工程师威廉。这些技师都是容闳从美国和欧洲请来的，经验丰富，年薪高达五千两银子，是当时中国官员俸禄的十几倍。
创办过程却充满了困难。首先是外国技师的傲慢。史密斯是英国伦敦人，在英国的兵工厂工作过多年，觉得中国工人笨，不愿意耐心教导。有一次，一个中国工人问他“蒸汽机的原理是什么”，他却不耐烦地说：“你只要会操作就行，问那么多干什么？中国人学不会这些高深的技术。”说完，还故意把操作手册藏了起来。
曾国藩得知后，亲自去工厂找史密斯谈话。他坐在史密斯面前，语气平静却坚定：“史密斯先生，我请你来，是让你教中国工人技术，不是让你耍脾气。中国工人很聪明，只要你耐心教，他们一定能学会。如果你愿意好好教，我可以给你涨薪水，年薪涨到六千两；如果你不愿意，我可以立刻请你离开，中国有很多外国技师愿意来。”
史密斯没想到这个中国官员如此强硬，他知道，曾国藩给的薪水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要是丢了这份工作，很难再找到这么好的差事。他连忙道歉，说自己以后会耐心教导工人。
曾国藩还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工人学会一项技术，就奖励五两银子；外国技师教得好，每月额外发奖金一百两；若有人偷懒或故意刁难，就严厉惩罚——工人偷懒，扣半个月工钱；技师刁难，扣一个月薪水。
其次是中国工人的不适应。工人多是从湘军退役的士兵和当地的农民，从未见过这么复杂的机器。一开始，有的工人连机器的开关都不会开，有的甚至害怕机器会“吃人”，不敢靠近。曾国藩知道，要让工人学会技术，不能急。他让容闳挑选了一批年轻、聪明的工人，组成“学徒班”，先让外国技师做示范，再让他们跟着学，一步一步来。
王福就是“学徒班”的一员。他原本是湘军的士兵，在雨花台战役中受了伤，左手少了一根手指，退役后没了生计，来工厂当工人。他一开始也害怕机器，看到蒸汽机轰鸣着转动，心里直发怵。可看到曾国藩经常来工厂，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还鼓励他们“学会技术，就能让中国强大起来，就能不再受外国人欺负”，心里渐渐有了底气。
他每天早早来到工厂，跟着史密斯学习操作车床。史密斯教他怎么装夹工件，怎么调整刀具，他都认真记在本子上，晚上回到宿舍，还在灯下反复琢磨。有一次，车床的刀具坏了，史密斯不在工厂，王福看着停工的机器，心里着急。他想起史密斯说过“刀具的角度很重要”，就自己找来一块废铁，试着磨刀具。磨了整整一夜，终于磨出了一把能用的刀具。第二天，他用这把刀具加工工件，精度竟然和史密斯磨的一样。
曾国藩知道后，特意奖励了他二十两银子，还提拔他当了工头，负责管理“学徒班”。王福感动地说：“大人，我一定好好教兄弟们，让大家都学会技术，为中国争光。”
除了技术上的困难，还有保守派的反对。不少官员上奏弹劾曾国藩，说“学习西方技术是‘以夷变夏’，违背祖制”“创办工厂浪费银子，不如用来养兵”。御史张盛藻甚至上奏说：“曾国藩创办工厂，是崇洋媚外，忘了祖宗。中国的根本是儒家思想，不是西方的奇技淫巧。若长此以往，中国将不再是中国，百姓将不再是中国人。”
曾国藩却不为所动。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吾办洋务，非为崇洋，乃为自强。若能使国家强大，百姓安宁，纵遭人非议，吾亦不悔。儒家思想固然重要，可‘经世致用’才是儒家的根本。学习西方技术，正是为了践行‘经世致用’，为了让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同治六年，江南制造总局终于生产出了第一艘轮船——“恬吉号”（后改名为“惠吉号”）。这艘轮船全长十八丈，排水量达六百吨，船体用钢铁制造，动力是蒸汽机，可搭载火炮八门，航速每小时十海里，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轮船。
当“恬吉号”在黄浦江试航时，曾国藩亲自登船视察。他站在甲板上，看着轮船在江面上平稳行驶，激起的浪花拍打着船身，听着蒸汽机的轰鸣声，像听着一首雄壮的乐曲。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拉着容闳的手说：“容先生，我们终于有自己的轮船了！中国自强，从此开始！”
试航那天，上海的百姓都来围观。他们站在黄浦江岸边，看着“恬吉号”缓缓驶过，有的欢呼，有的激动得哭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说：“我活了七十多岁，从来没见过中国自己造的轮船。现在终于有了，以后中国人不用再怕外国人了！”
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后，曾国藩又把目光投向了教育。他深知，要实现国家自强，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更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如果只靠购买外国机器、聘请外国技师，没有自己的人才，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
同治十年，他和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派幼童赴美留学。奏折中，他写道：“人才为国家根本，若能派幼童赴美留学，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知识，回国后必能为国家效力，推动自强。臣恳请陛下恩准，选派三十名幼童，赴美留学十五年，所需费用由两江藩库承担。”
清廷批准后，曾国藩立刻开始选拔幼童。他派人到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地，挨家挨户劝说百姓，选拔十二至十六岁的幼童。选拔标准很严格：天资聪颖，品行端正，家境贫寒——因为贫寒家庭的孩子更能吃苦，更懂得珍惜机会。
不少家长担心孩子远渡重洋，会被外国人欺负，或者“忘了祖宗”，不愿意报名。曾国藩亲自派人去劝说，他对家长们说：“孩子们去美国，是去学技术，不是去当外国人。朝廷会承担所有费用，孩子们每年还能回家一次，看看你们。他们学成后，会回来为国家做事，让中国强大起来，让大家不再受外国人的欺负。”
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就是其中一个犹豫的家长。詹天佑才十二岁，聪明伶俐，在蒙馆里读书，成绩很好。詹兴洪担心儿子去了美国，会忘了中国的文化，不愿意让他去。曾国藩知道后，亲自去詹天佑家。他看着詹天佑，笑着说：“孩子，你想不想去美国学技术，回来给中国修铁路？让中国的火车跑得比外国的还快？”
詹天佑眼睛一亮，说：“想！我想让中国有自己的铁路！”
曾国藩又对詹兴洪说：“詹先生，你看孩子这么有志向，就让他去吧。我保证，等他学成回来，一定会有出息，会为你争光，为国家争光。而且，我会让容闳先生照顾好孩子们，不会让他们受委屈。”
詹兴洪被曾国藩的诚意打动，终于同意了。就这样，曾国藩一共选拔了三十名幼童，年龄在十二至十六岁之间，都是天资聪颖、品行端正的孩子。
同治十一年，第一批三十名幼童在陈兰彬、容闳的率领下，从上海出发，前往美国。曾国藩亲自到码头送行。孩子们穿着新做的西装，背着书包，脸上满是好奇和期待。曾国藩走到他们面前，挨个抚摸他们的头，叮嘱道：“孩子们，你们是中国的希望。到了美国，要好好学习，不忘祖国，不忘祖宗。要记住，你们是中国人，你们学技术，是为了让中国强大起来。将来回国后，一定要为国家自强贡献力量，让中国变得强大起来，不再受外国人欺负！”
幼童们齐声回答：“请大人放心，我们一定不负期望！”
轮船缓缓驶离码头，曾国藩站在岸边，久久不愿离去。他看着轮船的影子渐渐消失在海平面上，心里既欣慰又不舍。他知道，这些孩子就像种子，将来一定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在日记中写道：“派幼童赴美留学，乃中国近代教育之始。虽前路未知，然吾坚信，此举必能为国家培养人才，推动自强。吾虽年迈，能为此事，亦无悔矣。”
江南制造总局后来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军事工业企业，生产出了大量的枪炮、轮船，为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光绪元年，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镇沪号”轮船，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军舰，展现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实力。
留美幼童中，也涌现出了詹天佑、唐绍仪、梁敦彦等杰出人物。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的铁路——京张铁路，用“人”字形线路解决了八达岭的陡坡问题，让外国人惊叹不已；唐绍仪后来成为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为中国的近代政治制度建设做出了贡献；梁敦彦则担任过清朝的外务部尚书，在外交舞台上为中国争取了不少利益。
曾国藩虽然没能亲眼看到这些成果——他在同治十一年就去世了，但他的努力，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道路。他的洋务思想，像一束光，照亮了中国近代化的征程，也让后人明白，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才能让国家强大，让百姓安宁。
七律·洋务新篇
倡导洋务开新局，创办制造强军备。
派遣幼童赴西洋，学习西技育人才。
“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思想心中揣。
虽未成功终有益，近代化路此铺开。
来源：草鞋芒杖论平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