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治十一年正月，南京的雪下得缠绵，鹅毛般的雪花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白网，把总督署的青砖灰瓦、亭台楼阁都盖得严严实实。庭院里的那株腊梅，是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亲手种下的，如今枝头缀满了雪，像被裹了一层碎银，只有零星的黄色花瓣从雪缝里探出来，散发

十八画原创小说之《曾国藩传奇》（第56~60章，共100章）

第五十六章 同治十一诊

同治十一年正月，南京的雪下得缠绵，鹅毛般的雪花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白网，把总督署的青砖灰瓦、亭台楼阁都盖得严严实实。庭院里的那株腊梅，是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亲手种下的，如今枝头缀满了雪，像被裹了一层碎银，只有零星的黄色花瓣从雪缝里探出来，散发着清苦的香——这香气像极了他一生的境遇，带着坚韧，却也藏着苦涩，压不住空气里刺骨的寒。

曾国藩的病榻就设在书房靠窗的位置，床是寻常的柏木床，四条腿已经有些磨损，铺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褥子，褥子边角还缝着补丁，连个锦缎的靠垫都没有。亲兵老周曾劝他换张软床，加个暖炉，他却摇头说：“百姓还有冻饿的，我岂能贪图安逸？”窗帘半掩着，能看到外面的雪景，可他连抬眼的力气都快没了。自去年冬末处理完长江防汛的收尾事务后，他的身体就急转直下：咳嗽咯血的频率从几天一次变成了一天几次，有时夜里咳得连气都喘不上，得靠老周捶背才能缓过来；眼疾也重到了极致，连儿子曾纪泽凑到跟前，他都看不清对方的眉眼，只能靠声音辨认——纪泽说话时带着江南口音，尾音略轻，尤其是说“父亲”二字时，总带着一丝软糯，他一听就知道是儿子。

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幕僚赵烈文就匆匆走进书房，脚步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他手里攥着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条，是京里驿站快马送来的，纸角都被风吹得卷了边，上面用小楷写着“御医陈景堂已至南京，即刻赴署诊视”。赵烈文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却又刻意放轻，怕惊扰了曾国藩：“大人，京里派的御医到了！已经到了府门外，马还在喘气呢，要不要请进来？”

曾国藩靠在枕头上，呼吸有些急促，胸口微微起伏着，像风中摇曳的烛火。他抬手摆了摆，示意先缓一缓——即使病到这个地步，他仍不愿失了两江总督的体面。他让亲兵老周帮他理了理衣襟，老周是跟着他二十多年的老兵，从湘军初创时就跟着他，手指粗糙却动作轻柔，把他领口的褶皱抚平，又帮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露在外面的手腕。“老周，”曾国藩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纸页，带着一丝沙哑，“我这样子，会不会让陈先生见笑？当年在京城见他时，我还能骑马射箭，如今却连坐都坐不稳了。”老周赶紧说：“大人哪里的话，您是为国操劳才病的，谁会笑话您？陈御医要是知道您这病是累出来的，只会敬佩您！”

片刻后，曾国藩才轻声说：“请进来吧。”

进来的御医姓陈，名景堂，是太医院院判，年近六十，头发已经花白，却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乌木簪子固定着。他穿着深蓝色的锦缎官服，腰上系着玉带，玉带的玉扣已经有些磨损，手里提着一个朱红色的药箱，箱子上刻着“太医院”三个字，边角包着铜皮，看得出用了很多年。他身后跟着两个小吏，一个捧着线装的《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书页上还夹着书签，另一个捧着铺诊脉的棉垫，棉垫是新的，绣着暗纹，两人都低着头，脚步轻得像猫，生怕打扰了病人。

陈御医走到病榻前，先对着曾国藩行了君臣之礼，动作一丝不苟，弯腰时官服下摆轻轻扫过地面：“臣陈景堂，奉圣命来为大人诊治，望大人安。”然后才缓缓起身，俯身查看曾国藩的气色——只见他面色蜡黄，像蒙了一层尘土，颧骨微微凸起，嘴唇泛着淡淡的白，连说话时嘴唇都没什么力气开合，气息微弱得像快灭的油灯，心里不由得一沉。他想起咸丰年间在京城见过曾国藩，那时的曾国藩虽不算健壮，却眼神明亮，腰杆挺直，如今却判若两人。

“曾大人，臣要为您诊脉，得罪了。”陈御医说着，让小吏把棉垫铺在床边的矮凳上，然后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搭在曾国藩的手腕上。他的手指很凉，触到曾国藩的皮肤时，曾国藩忍不住微微缩了一下——他的手腕也很凉，连血管的跳动都很微弱，像细线一样。陈御医的手指轻轻搭在寸、关、尺三个部位，指尖微微用力，仔细感受着脉象的变化，眉头越皱越紧。

诊脉的那几分钟，书房里静得可怕，只能听到曾国藩断断续续的喘息声，还有窗外雪花落在屋檐上的“簌簌”声，偶尔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更夫敲梆子的声音。陈御医心里渐渐有了数：曾国藩的脉象细如游丝，时断时续，像风中摇曳的烛火，随时可能熄灭。这是典型的“积劳成疾，气血两虚”之症，而且已经伤及五脏——肺弱到咳血，脾弱到食不下咽，前几天送来的燕窝，他一口都没动；肝弱到眼目昏花，连文书都要靠幕僚诵读；肾弱到四肢冰凉，即便盖着厚被子，手脚也暖不热，绝非寻常滋补药石能挽回。他又让曾国藩张开嘴，看了看舌苔，舌质淡白得像纸，连一点血色都没有，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这口气里满是惋惜。

“陈先生，”曾国藩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看透生死的坦然，没有丝毫畏惧，“不必瞒我，我的身子，我自己清楚。你说实话，还能撑多久？是不是连开春都熬不过去了？”他说话时，胸口又开始隐隐作痛，忍不住咳嗽了两声，声音沙哑得像磨过砂纸，咳完后，他用手帕捂了捂嘴，手帕上又添了几点暗红的血迹。

陈御医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不敢欺瞒——眼前这位是平定太平天国的中兴名臣，是朝廷倚重的柱石，他若说假话，不仅对不起曾国藩，更对不起朝廷。“大人，”陈御医的声音放得更低，几乎是贴在曾国藩耳边说，“您这是常年劳心劳力，日夜不休，把气血都耗空了。臣只能开些人参、当归、黄芪之类的滋补药方，试着帮您调理气血，可能不能撑过开春，还要看天意，更要看大人能不能彻底静养，再不能沾政务了。”

曾国藩听了，没有丝毫惊讶，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眼里却掠过一丝难以掩饰的遗憾。他的脑海里，瞬间闪过一连串没做完的事：江南制造总局的“恬吉号”轮船上个月刚试航，速度还不够快，他本来想让人改进蒸汽机，把锅炉的压力再调大一些，这样就能多载些货物；幼童留美的事，只派了第一批三十人，后续还要再派几批，名单都还没定，他还想亲自挑选几个聪明的孩子，教他们读《论语》；长江下游的防汛章程，只草拟了初稿，还没和江苏、安徽的官员商议，尤其是苏州段的堤岸，还需要加筑防浪石；还有《曾文正公全集》，里面的奏疏和书信只整理了一半，很多早年的日记还没来得及筛选，尤其是道光年间在京城写的那些，里面记着他拜师唐鉴的经历，很有意义……这些事，像一根根细针，扎在他的心上，可他知道，自己怕是等不到把这些事做完的那天了。

当天下午，陈御医在书房的八仙桌上开药方，曾国藩靠在枕头上，勉强看着他写字——虽然看不清字迹，却能看到陈御医的笔在纸上移动，时而停顿，时而疾书，心里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练字的场景：那时候他在湘乡的蒙馆，每天要写一百个大字，写不好就不许睡觉，父亲曾麟书还会在旁边陪着他，手把手教他握笔，说“字如其人，要写得端正，做人也要端正”。如今想来，那些日子虽然苦，却充满了希望，不像现在，只剩下遗憾。

药方开好后，陈御医又特意叮嘱：“大人，这药要每天煎两次，早晚各服一碗，煎的时候要用桑柴火，不能用煤火，煤火燥，伤脾胃。最重要的是，您千万不能再劳心，不能再处理政务，必须静养——您的身子，再也经不起半点折腾了，哪怕是看一眼公文，都可能加重病情。”

可曾国藩哪里静得下来？当天傍晚，他就让老周去把曾纪泽叫到书房。曾纪泽刚从上海回来，身上还带着海风吹过的潮气，衣服上沾着几点墨渍，手里提着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的是江南制造总局的最新报表，报表上还画着“恬吉号”轮船的改进草图。他一进书房，看到父亲躺在病榻上，脸色苍白得吓人，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扑通”一声跪在床边，膝盖磕在青砖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父亲，您怎么病得这么重？儿子要是早回来几天就好了！儿子在上海的时候，还想着给您带些西洋的补药，是法国医生推荐的，说能补气血，没想到……”

曾国藩摆了摆手，让他起来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然后示意老周把书桌下的一个黑木箱子搬过来。箱子是他早年在京城琉璃厂买的，上面刻着缠枝莲纹，边角已经磨得发亮，还带着当年太平军攻打南昌时留下的一道刀痕。老周把箱子放在床上，曾国藩让纪泽打开，里面装满了一摞摞的文稿和书信，用红线捆得整整齐齐：有他道光年间写的奏疏，纸已经泛黄，上面还留着道光帝的朱批；有咸丰年间办湘军时的日记，上面还有当时溅上的墨点，那是在靖港战败后，他哭着写的；有《挺经》的手稿，上面改了又改，密密麻麻的批注，有的地方还被泪水打湿过；还有他批注的《论语》和《孟子》，空白处都写满了他的感悟，尤其是“士不可不弘毅”那句，旁边写着“乱世当如此，虽千万人吾往矣”。

“纪泽，”曾国藩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却格外清晰，像冬日里的钟声，“这些都是我一生的文稿，你要仔细校对，一个字都不能错，哪怕是一个标点，也要核对清楚，将来刊印发行，传给后人。”他伸出手，想摸一摸那些文稿，却没力气抬起来，纪泽赶紧把文稿递到他的手边，他的手指轻轻拂过纸页，像是在抚摸多年的老友，指尖能感受到纸页的粗糙，那是岁月的痕迹，“记住，这本书不是为了留我的名，是为了告诉后人：为官要廉，不能贪百姓一分钱，我任两江总督这么多年，养廉银大多捐了，你也要学我；为民要实，不能做表面文章，修堤就要真能挡水，推广农具就要真能省力；治学要勤，不能半途而废，我考了七次才中秀才，就是靠‘勤’字；处世要韧，不能遇到困难就退缩，靖港战败、湖口被困，我都挺过来了，你们也要挺住——这是我一生的心得，也是咱们儒家的本分，你千万不能忘了。”

曾纪泽捧着文稿，手指触到父亲熟悉的笔迹——那些字，有的写得急促，是当年办湘军时在军营里写的，墨都没干就封了；有的写得坚定，是推洋务时给朝廷的奏疏，每个字都透着决心；有的写得沉重，是天津教案后给朋友刘蓉的信，字里行间都是委屈。他忍不住哽咽道：“儿子记住了，一定好好校对，不让父亲的心血白费。将来这本书刊印出来，儿子要让天下人都知道父亲的苦心，知道父亲不是‘卖国贼’，是为了百姓才委屈自己的。”

曾国藩又从枕头下摸出一封叠得整整齐齐的信，信封上写着“纪泽吾儿亲启”，是他前几天让老周代笔写的，字迹却模仿他的风格，怕纪泽看了伤心。“这是给你的信，”曾国藩说，“里面写了我对家里的安排。咱们曾家的家风，‘勤俭耕读’四个字，你要守好。家里的房子不用修，去年漏雨，修修屋顶就好，不用盖新的；衣服不用穿绫罗绸缎，粗布的就好，你母亲一辈子都穿粗布；吃饭能吃饱就行，不用山珍海味，我小时候连红薯都吃不饱，如今能有白米饭，已经很好了。更不许子孙后代凭借我的名声谋私利，要是有人敢借着我的名字求官、经商，你就把他赶出家门，别认他是曾家的人，咱们曾家丢不起这个脸。”

他顿了顿，又接着说：“还有，洋务的事，你要多帮着赵先生。江南制造局不能停，‘恬吉号’的蒸汽机要改进，还要造更大的轮船，能远航的，咱们中国不能总被洋人欺负，要有自己的轮船、自己的枪炮；幼童留学要继续派人，让他们学洋人的技术，学洋人的学问，不光学造船、学采矿，还要学他们的治国之道，回来帮着国家自强。你记住，国家要强，不能只靠几个人，要靠一代又一代的人努力，咱们曾家的人，更要走在前面，不能让后人骂咱们是‘守旧派’。”

曾纪泽含泪点头，把信紧紧揣在怀里，信纸被他的眼泪打湿了一小块，晕开了墨迹。曾国藩看着儿子，眼里满是期许——他这一生，亏欠家人太多：早年忙着考科举，很少陪在妻子欧阳氏身边，妻子生纪鸿时，他还在京城赶考；中年忙着办湘军，连父亲去世都没能及时回家，只能在军营里披麻戴孝；晚年忙着政务，连孙子曾广钧出生都没能亲眼看看，只收到一封家书。如今病重，才觉得对不住他们，可他不后悔——身为儒家弟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就是分内之事，家国大义面前，个人的遗憾又算得了什么？

那天晚上，曾国藩让老周把《朱子语类》翻开，读给他听。老周没读过多少书，识字不多，读得磕磕绊绊，“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这句话，他读了三遍才读顺。可曾国藩听得很认真，眼睛微微闭着，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他想，自己这一生，虽然有过错（比如天津教案的妥协，处死了二十个百姓，他至今想起都心痛），有遗憾（比如没能看到国家自强，没能看到幼童学成归来），却始终在“做人”的路上走着：做一个清廉的官，做一个为民的官，做一个有担当的官，没有偏离儒家的初心，也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朝廷，对得起江南的百姓了。

窗外的雪还在下，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曾国藩的脸上，像一层薄薄的霜。他听着《朱子语类》的字句，听着雪花的声音，渐渐睡着了，呼吸比白天平稳了一些，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那些没做完的事，那些未了的心愿，他只能托付给后人了。

七律·重病诊

同治十一年病重，御医南下诊病情。

“积劳成疾气血虚”，滋补药方难见功。

自知身体难康复，开始安排身后情。

文稿书信交纪泽，叮嘱儿子效国忠。

第五十七章 临终忆生平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二，雪终于停了。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在曾国藩的病榻上，形成一道微弱的光带，像一条金色的细线，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药味——那是陈御医开的滋补药，用桑柴火煎了整整一个时辰，药香里带着人参的微苦，可曾国藩只喝了小半碗就喝不下了，剩下的都让老周喝了，他说“别浪费，老周跟着我也辛苦”。药味压不住书房里的沉郁，连窗外的麻雀都很少鸣叫，偶尔有几声，也显得格外凄凉，仿佛知道这位老人的时间不多了。

曾国藩的精神似乎比昨天好了一些，能靠在枕头上，不用人扶，甚至能自己端起茶杯喝口水。他让老周把他早年的日记拿过来，虽然看不清字，却能让老周读给他听。老周翻开一本泛黄的日记，封面写着“道光十六年，京师”，是他第一次参加会试落榜后写的。老周的声音缓缓响起，带着一丝生硬：“道光十六年三月，余落第留京，寓居长沙会馆。每日赴琉璃厂看书，遇《朱子语类》，购而读之，至深夜不寐。馆中寒甚，无炉，以书裹膝，仍觉冷……”

曾国藩听着，眼神渐渐变得悠远，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京城。那时候他才二十二岁，第一次来京城，满眼都是新鲜，却也满是窘迫，住的会馆又小又冷，晚上只能靠读书取暖。可谁都知道，这是“回光返照”——昨天晚上，陈御医私下跟赵烈文说：“曾大人的脉象越来越弱，像快断的线，怕是撑不过这两天了，你们要早做准备，把后事安排好。”

午后，曾国藩让所有人都退下，连曾纪泽都被他打发去整理文稿，只留下老周在身边。他闭上眼睛，靠在枕头上，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一生的片段，那些尘封的记忆，那些被岁月模糊的细节，此刻都变得格外清晰，连当年的声音、气味都仿佛能感受到。

最先想起的，是湘乡白杨坪的童年。那时他才五岁，还叫“宽一”，是曾家的长孙，祖父曾玉屏对他寄予厚望。父亲曾麟书在堂屋的八仙桌旁教他读《三字经》，桌子上放着一盏油灯，灯芯跳动着，把两人的影子映在墙上。堂屋的窗户敞开着，能看到外面金黄的稻田，风吹过稻穗，发出“沙沙”的响，像在伴奏。祖父曾玉屏在院子里晒稻谷，手里拿着木耙，把稻谷摊开，嘴里哼着湘乡的山歌，调子粗犷又温暖，歌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读传家，莫忘本兮”。有一次，他背不出“养不教，父之过”，站在桌前哭，眼泪掉在书本上，把字都打湿了。父亲没有骂他，也没有打他，只是把他抱到腿上，用袖子擦去他的眼泪，陪着他一遍遍地读，直到深夜。父亲还煮了红薯给他当夜宵，红薯是刚从灶里烤出来的，热乎乎的，甜得能流蜜，剥了皮，金黄的肉冒着热气。“宽一，”父亲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带着烟草的味道，“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明事理，懂担当。将来长大了，要为家里、为乡里做些实事，不能做只会读书的书呆子。”那时他不懂什么是“担当”，只觉得红薯很甜，如今想来，父亲的这句话，竟成了他一生的准则。

接着是科举的岁月。十六岁那年，他第一次参加长沙府试，考前他信心满满，觉得自己准备得很充分，还特意让母亲江氏给他做了一件新的蓝布长衫，领口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可放榜那天，他在榜单上找了好几遍，从榜首找到榜尾，都没看到“曾国藩”三个字，才知道自己落榜了。他回到家，躲在房里哭，把新长衫都哭湿了，觉得对不起父母的期望。祖父曾玉屏走进来，手里拿着一碗热茶，递给他说：“宽一，落榜怕什么？我曾家的人，从来不怕输，怕的是输了不站起来。你父亲考了十七次才中秀才，你才考一次，算什么？下次再考，一定能中！”祖父的手很粗糙，拍在他的肩膀上，却很有力，像给了他一股暖流。后来，他又考了五次，直到二十二岁才中秀才，二十八岁才中进士——那些年，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书，油灯的火苗把他的影子映在墙上，像一个坚定的剪影。冬天冷，他就把脚放在炭火盆边，可还是冻得发麻；夜里临摹字帖，手指冻得发紫，就放在嘴边哈口气，继续写。有一次，他写坏了五十张纸，才把一个“福”字写好，父亲看到了，笑着说：“这字有筋骨，像你这个人。”如今想来，那些落榜的日子，不是挫折，而是磨砺，像磨刀石一样，把他的“恒”字磨得越来越亮。他终于明白，天下没有容易的事，唯有“坚持”二字，能让人走到最后。

然后是办湘军的艰难。咸丰三年，他刚丁忧在家，就接到了朝廷让他办团练的圣旨。那时他还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不懂军事，不懂练兵，只能从零开始。他在长沙招募乡勇，规定只招朴实的农民，不要游民、无赖，可招募来的士兵大多没见过武器，连拿刀都发抖。绿营兵见他是个书生，都嘲笑他“只会读书，不会带兵，迟早要败”，有的还故意在他的团练营外挑衅，夜里往营里扔石头，还把他的军旗拔了扔在地上，军旗上“湘军”两个字都被踩脏了。他没有生气，只是把军旗捡起来，用清水洗干净，重新插在营门口，然后对士兵们说：“咱们是为了保家卫国，不是为了争强好胜。只要咱们练出真本事，别人自然会服。”筹粮饷时更难，地方官处处刁难，湖南布政使徐有壬说“藩库没钱，百姓穷，捐不出粮”，还故意断了他的粮，让士兵们只能吃稀粥。靖港之战，湘军惨败，他坐在船舱里，看着满江的败兵，看着沉在水里的战船，有的士兵还在水里挣扎，喊着“大人救我”，他羞愤交加，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些士兵，两次投水自尽，都被部下救了起来。那天晚上，他在船舱里哭了一夜，把眼睛都哭肿了，连晚饭都没吃。可第二天清晨，他擦干眼泪，对部下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咱们重整旗鼓，再打回来！”他还亲自去慰问受伤的士兵，给他们换药，跟他们说“对不起，是我指挥错了”。直到湘潭大捷，湘军终于打了胜仗，他站在湘潭的城墙上，看着士兵们欢呼，看着百姓们送水送粮，有的百姓还提着鸡蛋、馒头，往士兵手里塞，他第一次觉得，所有的艰难都值得——为了平定太平天国，为了让百姓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江南的土地重新安宁，这点苦，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还有天津教案的委屈。同治九年，他奉命去天津处理教案。那时，天津的百姓因为不满外国传教士强占土地、虐待儿童，烧了教堂，杀了二十多个洋人，其中还有法国领事。外国列强联合向清廷施压，法国军舰还开到了天津大沽口，威胁要开战。他到了天津，住在知府衙门里，一边是列强的军舰在海上游弋，炮口对着天津城；一边是国内百姓的骂声，有人写匿名信骂他“汉奸”“卖国贼”，信里还夹着石头，砸在他的窗户上。他夜里常常失眠，坐在书房里，看着窗外的月亮，月亮很圆，却很清冷，心里像被刀割一样。他何尝想委屈百姓？可那时的清朝，国力衰弱，根本打不过洋人。若是开战，天津的百姓会遭殃，江南的百姓也会跟着受苦，说不定还会丢了更多的土地。他只能选择“委曲求全”：处死二十个闹事的百姓，流放二十五人，赔偿四十九万两银子，还派崇厚去法国道歉。结果，他被骂成“卖国贼”，连他的学生李鸿章都写信劝他“三思”，可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他在给朋友刘蓉的信里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夜里常常梦见那些被处死的百姓，向他哭诉。可他不后悔——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为官者的无奈，也是为官者的担当。他想，若是能换得暂时的和平，能让百姓少受些苦，就算背上“卖国贼”的骂名，也值得。

最后是推洋务的决心。他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时，有人骂他“崇洋媚外”，说他“忘了祖宗的学问，学洋人的奇技淫巧”，甚至有人写对联贴在制造局门口，骂他“卖国求荣”。可他知道，中国要自强，不能只靠四书五经，必须学西方的先进技术。他从美国购买机器，花了十万两银子，还亲自去上海验收，看着那些巨大的机器，他说“这就是中国的希望”。他聘请外国技师，给他们高薪，还特意让中国工匠跟着学，希望将来中国能自己造机器，自己造轮船。去年冬天，他听说江南制造总局的“恬吉号”轮船试航成功，能从上海开到南京，速度比外国轮船还快一些，心里满是欣慰，仿佛看到了中国自强的希望。他本来想亲自去看看“恬吉号”，可身体实在不行，只能让赵烈文拍了照片给他看。照片上的“恬吉号”冒着黑烟，在长江上航行，船头上还挂着龙旗，他看了很久，嘴角露出了微笑，还让老周把照片放在枕头边，想随时看看。只是可惜，他没能亲眼看到幼童们学成归来，没能看到更多的轮船下水，没能看到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比天津教案的委屈更让他心痛。

“老周，”曾国藩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像羽毛落在纸上，带着一丝疲惫，“我这一生，算不算对得起‘儒家弟子’这四个字？我办湘军，平大乱，是为了‘齐家治国’；我推洋务，求自强，是为了‘平天下’；我修身治学，是为了‘修身’，可我还是有很多错，很多遗憾……”

老周赶紧走到床边，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他赶紧用袖子擦了擦，怕曾国藩看到。他跟着曾国藩几十年，从湘军初创到平定太平天国，从创办洋务到处理教案，看着曾国藩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却始终没忘“为民”二字。“大人，”老周的声音带着哽咽，像被什么堵住了喉咙，“您对得起！您平乱安邦，让百姓能安稳过日子，不用再躲太平军；您推洋务，为国家找自强的路，让咱们有自己的轮船、枪炮；您办书院，让更多人能读书，不用再当睁眼瞎——您比谁都对得起‘儒家弟子’这四个字！那些骂您的人，是不懂您的苦心！”

曾国藩笑了笑，眼里闪过一丝释然，像乌云散了，露出了阳光。他想起《论语》里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自己这一生，虽然没做到“至圣先师”那样的境界，却也践行了“弘毅”二字——任重道远，从未退缩，从未放弃。他又想起父亲教他的“勤俭耕读”，想起曾家的家风，想起江南百姓的笑脸，想起那些送他馒头、鸡蛋的百姓，心里渐渐平静下来，像长江的水，在经历了风浪后，终于回归平静。

“把纪泽叫来吧，”曾国藩轻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虚弱，却很坚定，“我还有几句话要跟他说，有些事，要亲口跟他交代，才能放心。”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有些话，要亲口交代给儿子；有些初心，要亲手传给后人；有些责任，要亲手交到下一代的手里。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道坚守了一生的印记，印在书房的地板上，印在江南的土地上，也印在历史的书页里。

七律·忆生平

病榻之上忆生平，寒门子弟入科场。

京官勤勉升高位，办勇平乱定四方。

推洋务求国家强，遭骂名仍守道纲。

一生坚守忠君志，虽有遗憾亦无妨。

第五十八章 同治十一逝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天还没亮，南京的街头一片寂静。雪后的空气格外冷，吸进肺里像冰碴子，刺得喉咙生疼。只有巡夜的更夫敲着梆子，“梆——梆——”的声音在空荡的街道上传得很远，又渐渐消失在晨雾里，显得格外凄凉。

总督署的书房里，灯还亮着。一盏油灯放在床头的小桌上，灯芯跳动着，把曾国藩的脸映得忽明忽暗，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一样，清晰可见。他靠在病榻上，呼吸已经很微弱了，胸口只有轻微的起伏，像风中的烛火，随时可能熄灭。曾纪泽和赵烈文守在床边，两人的眼睛都熬得通红，布满了血丝，手里握着暖炉，却还是觉得冷——不是因为天气，是因为心里的恐惧，怕这位老人随时会离开，怕这盏照亮江南的灯，随时会灭。

突然，曾国藩的手指动了动，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床上，却被一直盯着他的曾纪泽捕捉到了。曾纪泽赶紧凑上前，把耳朵贴在父亲的嘴边，声音带着颤抖，几乎是哽咽着：“父亲，儿子在这儿！您有什么话，跟儿子说！儿子听着呢！”

曾国藩缓缓睁开眼，目光有些涣散，像蒙了一层雾，却努力地看向赵烈文的方向。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只能发出微弱的“嗬嗬”声。赵烈文赶紧把耳朵凑过去，几乎贴在他的嘴唇上，把他的话一字一句地听清楚——那是断断续续的几个字，每个字都要用尽全力：“练…兵…保…国…洋…务…自…强…”

这是他最后的叮嘱，是他用尽全力说出的话。即使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想的不是自己，不是家人，而是国家的安危，是湘军的未来，是洋务的推进，是百姓的安宁。赵烈文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滴在曾国藩的手上，他赶紧擦干，跪在床边，用力点头，声音带着坚定：“大人放心！练兵的事，属下一定抓好，不让湘军散了，要让湘军继续保家卫国；洋务的事，江南制造局不会停，幼童留学也会继续，一定会让国家自强；国家的安危，属下会和纪泽一起，尽力守护，不辜负您的托付！”

曾国藩似乎听到了，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像冬日里难得的阳光。然后，他的头轻轻歪了过去，呼吸骤然停止，眼睛还睁着，仿佛还在看着远方，看着江南的土地，看着他未完成的理想，看着那些他牵挂的百姓和士兵。

曾纪泽愣了一下，然后猛地扑到床边，抱着父亲的手，哭喊着“父亲！父亲！”，声音撕心裂肺，像被撕裂的布，在寂静的书房里回荡。父亲的手已经凉了，没有一丝温度，手指还保持着想要抓握的姿势，可他还是紧紧地握着，不肯松开，仿佛这样就能留住父亲。赵烈文也跪了下来，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地上的青砖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书房里的亲兵和幕僚听到哭声，都涌了进来，齐刷刷地跪在地上，有的哭，有的默哀，整个书房里，只有压抑的哭声，还有油灯火苗“噼啪”的声音，和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光。

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南京城，从总督署传到大街小巷，从江南制造总局传到苏州、扬州，从长江边传到乡下的村庄。

江南制造总局的工匠们听到消息时，正在车间里修理“恬吉号”的蒸汽机。老工匠王铁匠手里的扳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铁屑溅了一地。他愣了半天，才喃喃地说：“曾大人走了？去年冬天他还来视察，握着我的手说‘你们造的轮船，是中国的希望，要好好干’，怎么就走了呢？”工匠们都放下了手里的活，走出车间，站在工厂门口默哀。有人从家里拿来香，点燃了插在地上，香烟袅袅，飘向天空；有人摘下帽子，低着头，眼泪无声地掉下来，滴在冰冷的地面上。他们都是穷苦人，有的是破产的农民，有的是失业的手工业者，是曾国藩办制造局，给了他们饭碗，给了他们学技术的机会，让他们能养活家人。他们心里都记着这份恩，记着曾大人说的“要让中国有自己的机器”。

苏州的蚕农们听到消息时，正在桑园里摘桑叶。春风吹过桑园，桑叶发出“沙沙”的响，却没人有心情欣赏。蚕农沈阿婆手里的桑叶掉在地上，她坐在桑树下，用袖子擦着眼泪，哭着说：“曾大人请沈老来教我们防治蚕病，去年俺家的蚕丝卖了好价钱，盖了新瓦房，俺还想着今年给大人送一匹新织的丝绸，上面绣上‘福寿’二字，怎么就等不到了呢？”蚕农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有的回家拿香，有的去村里的祠堂，自发地为曾国藩祈福。他们知道，是曾国藩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了，从吃不上饭到能盖新房，从怕蚕病到能安心养蚕，这份恩，他们忘不了。

长江边的百姓们听到消息时，正在江堤上修补去年冬天被冻裂的地方。他们手里拿着铁锹、锄头，却突然没了力气。农民王老汉手里的锄头扔在一边，他坐在江堤上，望着江面，江面很平静，却映出他悲伤的脸。他想起去年夏天长江涨水，水位快到堤顶了，曾国藩冒着暴雨守在堤上，和他们一起扛沙袋，一起堵管涌，浑身都湿透了，衣服上还沾着泥，却还笑着说“大家再加把劲，保住江堤，就保住了咱们的家”。有一次，沙袋不够了，曾国藩还让亲兵把总督署的门板拆下来，用来堵缺口。王老汉的眼泪掉在江水里，说：“曾大人，您修的江堤很结实，今年洪水肯定冲不垮，您怎么就看不到了呢？您还没喝上俺家酿的米酒呢！”

三天后，消息传到了北京，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千层浪。同治帝正在御书房和军机大臣商议政务，桌上放着江南制造总局的奏折，奏折上还写着“请增拨经费，造更大轮船”。太监李莲英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急报，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启禀陛下，两江总督曾国藩于二月初四在任上去世。”

同治帝手里的朱笔“啪”地掉在地上，红色的墨汁溅在奏折上，像一滴血，格外刺眼。他愣了半天，眼睛盯着那份急报，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才喃喃地说：“曾国藩去了？朕的中兴柱石，怎么就去了呢？他还答应朕，要造更多的轮船，要让幼童学成归来，怎么就走了呢？”说着，眼圈就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差点掉下来。他想起咸丰年间，太平天国闹得最凶的时候，江南半壁江山都丢了，是曾国藩在湖南办湘军，一点点收复失地，从湘潭到安庆，从南京到苏州，没有曾国藩，就没有今天的太平；想起同治初年，江南大乱之后，百姓流离失所，是曾国藩坐镇两江，修水利、推农桑、整漕运，让江南渐渐恢复生机；想起洋务运动，是曾国藩带头办制造局、派幼童留学，为国家自强铺路——这位老人，为朝廷做了太多太多，却没能享一天福。

当天，同治帝下了三道圣旨，用的都是明黄色的绫缎，盖着鲜红的“皇帝之宝”玉玺：

第一，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这三天里，朝廷官员都要穿素服，不许奏乐，不许宴饮，连御花园里的戏班都停了，表达对曾国藩的敬意。

第二，追赠曾国藩为太傅，谥号“文正”。“太傅”是清朝的最高荣誉官衔，只有对国家有大功的人才能获得，比如康熙年间的陈廷敬；“文正”是清朝文官的最高谥号，整个清朝二百多年，只有八人获此殊荣，可见朝廷对曾国藩的认可，连乾隆年间的刘墉都没能得到这个谥号。

第三，命各省在省城建立“曾文正公祠”，让百姓祭祀。朝廷还拨了专款，湖南、江苏、安徽等省各拨五万两，用于祠堂的修建，让曾国藩的功绩能被后人记住，让他的精神能被后人传承。

旨意传到南京时，赵烈文和曾纪泽已经开始筹备曾国藩的后事。按照曾国藩的遗愿，他的灵柩要运回湖南湘乡白杨坪，和妻子欧阳氏合葬——他这一生，亏欠妻子太多，妻子跟着他吃了太多苦，去世时他还在办湘军，没能好好安葬，如今死后要和她葬在一起，弥补生前的遗憾。灵柩是用上等的楠木做的，是赵烈文特意从四川运来的，他说“曾大人一生清廉，死后不能委屈了他”。

出殡那天，南京城的百姓自发地涌上街头，从总督署到长江边，几十里的路上，挤满了人，像一条黑色的长龙。有的百姓手里拿着白花，白花是用白纸做的，剪得整整齐齐；有的捧着米酒，酒坛上还贴着红纸条，写着“奠”字；有的提着刚蒸好的馒头，馒头还是热的，冒着热气；还有的老人拄着拐杖，被儿女搀扶着，站在路边，头发上还沾着雪。灵柩从街上经过时，百姓们都跪了下来，有的哭，有的磕头，嘴里念叨着“曾大人，您慢走”“曾大人，谢谢您”，哭声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整个南京城，连路过的官员都下了轿，跟着百姓一起默哀。

曾国藩的灵柩抬上船时，江南制造总局的“恬吉号”轮船也来了。轮船停在江边，船头上挂着白幡，鸣响了汽笛——“呜——呜——”的笛声在江面上回荡，低沉而悲壮，像在诉说着这位老人一生的功绩，也像在回应他未完成的心愿。船上的船员们都站在甲板上，脱帽致敬，看着灵柩被抬上运灵船，有的船员还哭了，他们都是曾国藩亲自挑选的，跟着“恬吉号”试航，对曾大人有着深厚的感情。

赵烈文站在江边，看着灵柩的船渐渐远去，变成了江面上的一个小点，心里满是感慨。他想起曾国藩常说的“人生有穷达，惟志不可改”——曾国藩的一生，从湘乡的寒门子弟，到京城的翰林，到平定太平天国的统帅，到推动洋务的先驱，虽历经挫折，虽遭受骂名，却始终坚守自己的志向，从未改变。这样的人，即使去世了，他的精神也会像长江的水一样，永远流淌下去，滋养着这片他曾守护过的土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七律·病逝

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公病逝总督衙。

临终仍嘱练兵马，续推洋务振中华。

消息传京帝辍朝，太傅追赠谥“文正”嘉。

各省建祠来祭祀，一生功业永留夸。

第五十九章 百姓哭送丧

同治十一年三月，江南的雪已经化了。长江的水带着初春的暖意，从西向东流，水面上泛着粼粼的波光，像撒了一层碎金。岸边的柳树抽出了嫩绿的枝条，随风摇曳，偶尔有柳絮飘落在江面上，打着旋儿往下游去。可谁都没有心情欣赏这春日的美景——曾国藩的灵柩从南京出发，走水路回湖南湘乡，船行得很慢，像在不舍地告别这片土地，每到一个码头，都有百姓自发地来送行，哭声和焚香的烟雾，沿着长江两岸，一路蔓延，像一条悲伤的丝带，缠绕着长江。

船到芜湖时，天刚亮，东方的天空刚泛起鱼肚白，带着一丝淡淡的粉红。芜湖的码头上已经挤满了人，有农民，有商人，有工匠，还有学堂里的学生，都是听说曾国藩的灵柩要经过，特意赶来的。码头上的商铺都关了门，门板上贴着白纸条，写着“哀悼曾公”，连平日里热闹的茶馆，都没了声音。

人群里，有个叫王老汉的农民，今年六十多岁了，头发已经花白，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蓝布条扎着。他手里捧着一篮刚蒸好的馒头，馒头是用去年新收的麦子做的，个个饱满，热乎乎的，还冒着热气，篮子上盖着一块干净的白布。他凌晨三点就从家里出发，走了十几里路，脚都磨起了泡，才赶到码头。去年夏天，长江涨水，芜湖段的江堤因为年久失修，差点塌了，是曾国藩亲自来视察，站在堤上看了半天，然后调来了工匠和物资，还亲自带着百姓一起修堤，扛沙袋、填土方，一干就是三天三夜，连饭都在堤上吃。那天，曾国藩还问他家里的情况，知道他的孙子没钱上学，只能在家放牛，还让幕僚给了他五两银子，让孙子去芜湖的“培元学堂”读书。如今，他的孙子已经能认几百个字了，还能背《三字经》，他一直想谢谢曾大人，却没想到再也没机会了。

“曾大人，”王老汉看着灵柩的船靠近，船帆上挂着白幡，在风中飘着，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他对着船的方向，把馒头高高举起，手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抖，“这是俺家新收的麦子蒸的馒头，您尝尝，热乎着呢！谢谢您去年救了俺的田，谢谢您让俺孙子能读书，能认字，不用再当睁眼瞎！”船夫看到了，赶紧把船靠得近一些，伸出手接过馒头，小心翼翼地放在灵柩旁的供桌上，供桌上还放着水果、点心，都是百姓们送的。王老汉和孙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额头都磕出了红印，泪水滴在地上的泥土里，把泥土打湿了一小块。孙子还小，不懂什么是去世，只是看着爷爷哭，也跟着哭，嘴里念叨着“曾爷爷，您怎么不来看我背书了？”

船到安庆时，下起了小雨。春雨细细的，像牛毛，打在人身上，凉丝丝的，却没人躲雨。安庆的百姓打着伞，站在码头边，密密麻麻的，像一片黑色的森林，伞面上都贴着白纸条。人群里，有不少是当年湘军的老兵，他们穿着旧的军装，军装已经洗得发白，胸前挂着军功章，有的军功章还带着弹痕，那是当年打仗时留下的。他们手里拿着香，香燃着，烟雾袅袅，飘向天空，和雨水混在一起，像一层薄雾。

有个叫李老栓的老兵，今年七十多岁了，腿上有当年三河之战时留下的伤，走路一瘸一拐的，需要儿子搀扶着。他的左腿是被太平军的子弹打穿的，当时血流不止，军医都说可能保不住了，是曾国藩来看他，说“这是为国家打仗的英雄，一定要治好”，还特意从上海请来了外国医生，给他做手术，才保住了腿。伤好后，他不能再打仗了，曾国藩又给了他二十两银子，让他回家种地，还说“以后有困难，就来找我”。这些年，他一直记着这份恩，每年都要给曾国藩的画像上香，画像还是当年曾国藩送给他的，是一张小像，画得很像。

“曾大人，”李老栓看着灵柩，灵柩被白布盖着，上面绣着“曾文正公”四个字，老泪纵横，声音沙哑得像磨过砂纸，每说一个字都很费力，“当年您说‘跟着我，保家卫国，让百姓能安稳过日子’，我们做到了，太平天国平了，百姓能吃饱饭了，能睡安稳觉了，您怎么就走了呢？您还没看到咱们中国变强，还没看到咱们湘军的士兵都能过上好日子，怎么就走了呢？”他身边的老兵们也都哭了，有的摘下帽子，露出头上的伤疤；有的抚摸着军功章，想起当年跟着曾国藩打仗的日子，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想起如今的太平日子，心里的悲伤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连雨水都冲不散。

船到岳阳时，雨停了，天空放晴了，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江面上，像一片金色的镜子。岳阳的码头上，挤满了蚕农，他们手里拿着蚕丝，蚕丝雪白，像天上的云；有的还带着刚织好的丝绸，丝绸的颜色鲜艳，有红的、绿的、蓝的，像一片彩色的云，把码头都染得五颜六色。这些丝绸都是他们精心织的，有的还绣着花纹，是准备送给曾大人的。

有个叫刘阿妹的蚕农，今年三十多岁了，穿着蓝色的布衫，头发梳得很整齐。她手里拿着一匹粉色的丝绸，丝绸上绣着梅花，是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织的，本来想送给曾国藩的。去年春天，蚕病流行，她家里的蚕死了一大半，只剩下几十只，她差点就放弃了养蚕，想把桑树种成庄稼。是曾国藩请了浙江湖州的沈老来教他们防治蚕病，沈老住在岳阳的知府衙门里，每天都去蚕农家指导，教他们选蚕种、消毒蚕室、控制温湿度，还亲自到她家里，帮她检查蚕室的温度，说“温度高了，蚕容易生病”。去年秋天，她的蚕丝产量比往年翻了一倍，卖了五十两银子，盖了新的瓦房，还买了两头牛，日子越来越好。

“曾大人，”刘阿妹对着灵柩的船，船正在慢慢靠近，她哭着说，声音带着一丝哽咽，“这是俺用新蚕丝织的丝绸，上面绣了梅花，您不是喜欢梅花吗？谢谢您请沈老来教我们技术，谢谢您让俺的日子好过了，从住草房到盖瓦房，从吃稀粥到吃白米饭，俺还想着今年再织一匹更好的丝绸送给您，您怎么就等不到了呢？您还没看到俺们今年的新蚕丝，还没看到俺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怎么就走了呢？”岳阳知府想劝百姓起来，他说“天凉，别冻着了”，可没人动，百姓们都跪在地上，直到灵柩的船走远了，变成了江面上的一个小点，像一粒米，百姓们还跪在地上，望着江面的方向，手里的丝绸在风里飘着，像一面面悲伤的旗帜，诉说着他们的感激。

四月初，灵柩终于到了湘乡。湘乡的百姓早就盼在江边，从江边到白杨坪，几十里的路上，挤满了人，比过年还热闹，却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只有悲伤。有曾国藩的同乡，他们小时候和曾国藩一起放过牛、读过书；有他当年教过的学生，他们都是曾国藩在湘乡书院教过的，如今有的当了官，有的当了老师；有他办的书院里的先生，他们都是曾国藩请来的，拿着高薪，能安心教书；还有的是从未见过他，却听过他功绩的百姓，他们从几十里外的村子赶来，就是为了送曾大人最后一程。

灵柩经过湘乡书院时，书院的学生们穿着整齐的长衫，站在路边，手里拿着《论语》，书都翻到了“士不可不弘毅”那一页。他们齐声诵读《论语》里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声音洪亮，回荡在湘乡的田野上，像一首悲伤的歌。这是曾国藩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他一生的写照，如今，学生们用这种方式，送他最后一程，也传承着他的精神。

到了白杨坪，曾家的老宅子前，已经搭好了灵棚。灵棚是用蓝色的布搭的，有三丈宽，五丈长，上面挂着“曾文正公千古”的白色挽联，挽联是湘乡最有名的秀才写的，字写得苍劲有力。灵棚周围还挂着各地官员、百姓送的挽幛，有红色的、白色的、蓝色的，上面写着“功德无量”“为民做主”“中兴名臣”等字样。附近的百姓都来帮忙，有的搭棚子，有的准备祭品，有的帮忙招待前来吊唁的人，还有的给远来的客人端茶倒水，递毛巾。没人要工钱，都说：“曾大人是俺们湘乡的骄傲，是俺们湖南的骄傲，帮他办后事，是应该的，怎么能要钱呢？俺们能做的，也就这些了。”

下葬那天，天很晴，阳光洒在白杨坪的田野上，金黄的油菜花盛开着，像一片金色的海，风里带着油菜花的香，却没人有心情欣赏。百姓们围着墓地，墓地选在曾家的祖坟里，旁边就是曾国藩父母的坟。百姓们有的哭，有的默哀，有的手里拿着香，香燃着，烟雾缭绕；有的手里拿着祭品——有江南的丝绸，是苏州百姓送的；有安庆的茶叶，是安庆老兵送的；有岳阳的蚕丝，是岳阳蚕农送的；还有湘乡的稻米，是湘乡百姓送的。这些东西，都是曾国藩一生守护百姓的见证，都是百姓们对他的感激，是最珍贵的礼物。

有个年轻的书生，叫曾国藩的名字，也叫“国藩”，是他父亲当年因为敬佩曾国藩，特意取的。他今年十八岁，刚考上湘乡书院，手里拿着一本《曾文正公全集》的初稿，那是他托人从南京带来的，书页上还带着墨香。他跪在坟前，把书放在坟前的石头上，轻声说：“曾大人，您的书，学生会好好读，每一个字都读，每一句话都懂；您的精神，学生们会好好传下去，像您一样，做一个为民办事、为国家出力的人，不辜负您的期望，不辜负‘国藩’这个名字。”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坟上，给坟头镀上了一层金色，像一层铠甲，保护着这位老人。百姓们渐渐散去，有的还在回头望，有的还在擦眼泪，可坟前的香火却一直没断——有人早上来上香，把香插在坟前的土里；有人中午来祭拜，把祭品放在坟前；有人晚上来烧纸，火光映着坟头，像一盏灯。曾国藩虽然走了，但他在百姓心中，就像这白杨坪的白杨树一样，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永远不会倒下；就像这长江的水一样，永远流淌在百姓的心里，永远不会干涸；就像这天上的太阳一样，永远照耀着这片土地，给百姓带来希望。

七律·百姓送丧

灵柩北运归湘乡，沿途百姓哭送忙。

焚香祭拜路边跪，感念公恩记心房。

平乱安邦除祸乱，治理地方惠民生。

虽有争议仍受敬，百姓心中好官长。

第六十章 清廷追封赏

同治十一年四月，北京的春天来得正好。御花园里的牡丹开得正艳，有红的、粉的、白的、紫的，层层叠叠的花瓣像丝绸一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蝴蝶在花丛中飞舞，蜜蜂在花蕊间采蜜，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军机处的气氛却很肃穆，没有一点春日的轻松——大臣们围坐在议事桌旁，桌上放着曾国藩的生平奏折，还有各地上报的百姓悼念情况，奏折和报告堆得像小山一样，大家都低着头，脸上带着悲伤，商议着对曾国藩的追封事宜。

同治帝坐在龙椅上，穿着明黄色的龙袍，龙袍上绣着五爪金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可他没有往日的威严，脸上带着一丝伤感，眼神里满是惋惜。他的目光落在曾国藩的奏折副本上，那是曾国藩去年冬天上奏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试航折》，上面的字迹工整有力，还能看到曾国藩修改的痕迹，有的地方还被墨点弄脏了，那是他咳嗽时不小心弄上的。同治帝想起曾国藩一生的功绩，想起他为朝廷做的一切，心里的悲伤又涌了上来，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他。

“诸位爱卿，”同治帝开口，声音带着一丝沙哑，不像平时那么清脆，“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安定江南，让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创办洋务，为国家自强铺路，让咱们有自己的轮船、枪炮；整顿吏治，惩治贪官，惠及百姓，让地方官不敢懈怠。如今他不幸去世，朕要厚赏他，要让天下人知道，朝廷不会忘记有功之臣，不会忘记为国家、为百姓出力的人。你们说说，该如何追封，才能对得起他的功绩？”

军机大臣李鸿章第一个站出来。他穿着深蓝色的官服，官服上绣着仙鹤补子，手里拿着朝珠，朝珠是檀香木做的，散发着淡淡的香气。他脸上带着悲痛，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哭过。李鸿章曾是曾国藩的门生，跟着曾国藩学习多年，在曾国藩的提拔下，才从一个小小的编修，成为封疆大吏，曾国藩对他有知遇之恩，他对曾国藩的功绩也最清楚。“陛下，”李鸿章的声音很响，带着坚定，却也难掩悲伤，“曾国藩自道光十八年入仕，历任翰林院检讨、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一生忠君爱国，从未有过二心，连一次病假都没请过。咸丰初年，太平天国作乱，江南百姓流离失所，田园荒芜，是曾国藩在湖南办湘军，呕心沥血，历经十余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终于平定大乱，让江南百姓重获安宁，让朝廷能安稳度日。同治年间，他任两江总督，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造轮船、造枪炮，为国家自强奠定基础，‘恬吉号’轮船试航成功，是中国第一艘自己造的轮船；他还与臣联名上奏，派幼童赴美留学，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国家培养人才，这些幼童如今在国外学得很好，将来定能为国家出力。这样的功绩，古今少有，就算是前朝的王阳明，也不过如此。臣以为，当追赠曾国藩为太傅，晋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让他的子孙后代都能享受这份荣誉，世世代代记住他的功绩，以彰显朝廷对他的认可，也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另一位军机大臣左宗棠也跟着站出来。他穿着绿色的官服，官服上绣着麒麟补子，手里拿着一把扇子，扇子上画着山水，却没有打开。左宗棠和曾国藩曾有过分歧，早年还因为公务争执过，甚至断过书信，可他始终敬佩曾国藩的为人和功绩，知道曾国藩是为了国家好。“陛下，”左宗棠的声音带着武将的豪迈，却也难掩悲伤，“李鸿章所言极是。曾国藩虽在天津教案中行事有争议，然其初心是为了避免战乱，保护百姓。当时外国列强军舰压境，炮口对着天津城，扬言要‘踏平天津’，若开战，天津百姓必遭涂炭，江南也会受牵连，说不定还会丢了更多的土地，赔更多的银子。曾国藩选择委曲求全，是为了国家大局，为了百姓安危，绝非软弱，更非卖国。他的忠君之心，他的为民之心，天下人有目共睹，江南百姓都记着他的好，灵柩从南京运回湘乡，沿途百姓哭送，就是最好的证明。晋封一等毅勇侯，实至名归，不仅能告慰曾国藩的在天之灵，还百姓，稳定人心，更能激励后世官员向他学习，为国家出力，为百姓办事。”

其他大臣也纷纷赞同，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很热烈，却都带着悲伤。户部尚书宝鋆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为了筹粮饷，亲自去各地催征，还把自己的养廉银捐了，用来修水利、办书院，这样的清官，应该厚赏。”兵部尚书沈桂芬说：“湘军练兵之法，严谨有序，赏罚分明，为朝廷练兵提供了范本，曾国藩的治军之道，值得传承，追封一等侯，能让湘军士兵更有士气。”礼部尚书万青藜说：“曾国藩治学严谨，批注儒家经典，著书立说，传承文化，追赠太傅，符合儒家尊师重道的传统，也能激励学子向他学习。”

同治帝听了，点了点头，语气坚定：“就按诸位爱卿说的办！追赠曾国藩为太傅，晋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让他的子孙后代永远享受这份荣誉；赏其子曾纪泽为员外郎，在户部任职，帮着管理漕运，他熟悉江南事务，定能胜任；赏其子曾纪鸿为举人，允许他直接参加会试，不用再考秀才、举人，他精通算学，是个人才，不能埋没；还要命各省在省城建立‘曾文正公祠’，让百姓祭祀，朝廷拨款，湖南、江苏、安徽、直隶等省各拨五万两，不够再补；把曾国藩的事迹载入《国史·名臣传》，详细记载他的一生功绩，称他为‘中兴第一名臣’，让后人永远记住他，学习他的精神。”

旨意很快由军机章京拟好，用的是明黄色的绫缎，上面的字是用小楷写的，工整秀丽，盖着鲜红的“皇帝之宝”玉玺，然后由驿站快马送往湖南湘乡和各省，驿站的人骑着快马，日夜兼程，不敢耽误。

消息传到湘乡时，曾国藩的葬礼刚结束不久。曾纪泽正在家里整理父亲的文稿，把父亲的奏疏、日记、书信分类整理，用红线捆好，放在黑木箱子里。听到驿站的人来了，他赶紧迎出去，心里有些紧张，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当他接过圣旨，看到“追赠太傅，晋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几个字时，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激动得说不出话。他捧着圣旨，走到父亲的坟前，跪在地上，一字一句地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两江总督曾国藩，忠君爱国，平定大乱，兴办洋务，惠及民生，功绩卓著，追赠太傅，晋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其子曾纪泽，赏员外郎，在户部行走；其子曾纪鸿，赏举人，准其参加会试……”

他读得很慢，声音哽咽，每一个字都带着感情，周围的百姓都围了过来，静静地听着，有的也跟着哭，有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当听到“一等毅勇侯”时，百姓们都欢呼起来，然后又哭了——这是朝廷对曾国藩的认可，是对他一生功绩的肯定，也是对湘乡百姓的安慰，他们知道，曾大人的辛苦没有白费，朝廷记得他，百姓也记得他。

各省的“曾文正公祠”很快就开始修建，工匠们都加班加点，想早点把祠堂建好，让曾大人能早日“安家”。湖南的祠堂建在长沙，选址在岳麓书院附近——因为曾国藩早年曾在岳麓书院求学，在这里打下了学问的基础，和岳麓书院有深厚的感情。修建祠堂时，湘乡的百姓自发地来帮忙，有老工匠捐出珍藏的楠木，用来做祠堂的柱子；有商人捐出银子，用来买砖瓦；有农民捐出粮食，用来给工匠们做饭，不到三个月，祠堂就建成了。祠堂的正厅里，挂着曾国藩的画像，画像上的曾国藩穿着官服，目光坚定，像在看着远方，看着湖南的百姓，看着国家的未来。

江苏的祠堂建在南京，就在总督署旁边，方便百姓祭祀。祠堂里，除了曾国藩的画像，还陈列着他当年办湘军时的盔甲、佩剑，办洋务时的图纸、机器零件，整理文稿时的毛笔、砚台，还有百姓送的祭品，比如苏州蚕农送的丝绸，江南制造局工匠送的轮船模型。每天都有百姓来上香，有的是江南制造总局的工匠，有的是苏州的蚕农，有的是长江边的农民，还有的是学堂里的学生，他们都来祭拜曾大人，诉说自己的感激。

安徽的祠堂建在安庆，因为安庆是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的重要战场，是湘军的“福地”，曾国藩在这里指挥过很多胜仗，也在这里推行过很多利民政策。祠堂的墙上，刻着曾国藩的名言：“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来，而可大可久者也”“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还有他的《讨粤匪檄》片段，让后人记住他当年平定大乱的决心，记住他的精神。

《国史·名臣传》中对曾国藩的记载，写得尤为详细，用了整整三页纸，比一般的名臣记载多了一倍：“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咸丰初，太平天国作乱，江南沦陷，百姓流离，曾国藩在湘办团练，号‘湘军’，治军严明，赏罚分明，选兵必选朴实农民，练兵必先练心，与太平军转战十余年，大小百余战，历经靖港之败、湖口之困，终平定大乱，安定江南。同治间，任两江总督，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造轮船、枪炮，开中国近代工业之先河；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派幼童赴美留学，开近代留学之先河，为国家培养人才。为人廉正，勤勉，生活简朴，不治家产，以儒家之道处世，以经世致用为志，卒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谥‘文正’，追赠太傅，晋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这段记载，不仅是对曾国藩一生的总结，更是对他儒家理想的肯定，对他“中兴精神”的认可，让他能名留青史，永远被后人记住。

那年秋天，南京的“曾文正公祠”落成，李鸿章特意从北京赶来祭拜。他穿着官服，带着随从，走到祠堂的正厅，对着曾国藩的画像深深鞠躬，磕了三个头。他站在画像前，看着画像上熟悉的面容，想起当年跟着曾国藩学习的日子——曾国藩教他“为官要廉，为民要实，不能贪百姓一分钱，不能做表面文章”，教他“做事要恒，遇挫要韧，不能半途而废，不能遇到困难就退缩”，这些话，他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李鸿章的眼泪掉了下来，对着画像轻声说：“老师，您一生的心愿，是国家自强，百姓安乐。学生们会继续走您没走完的路，把洋务办下去，造更多的轮船、更多的枪炮，派更多的幼童留学，把国家变强，不辜负您的期望，不辜负您的教导，让您在天之灵能安心。”

清廷的追封，不仅是对曾国藩个人的表彰，更是对他所代表的“中兴精神”的认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曾国藩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用一生的行动，为清朝的稳定和中国的近代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精神，像一座灯塔，照亮了后世中国人的路；他的名字，像一颗明星，永远闪耀在历史的天空，让后人永远记住，有这么一位老人，为了国家，为了百姓，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七律·清廷追封

清廷追赠太傅衔，一等毅勇侯爵颁。

世袭罔替传后代，子封员外举人权。

事迹载入国史册，“中兴名臣”美名传。

表彰平乱兴洋务，忠君爱国永流传。

来源：草鞋芒杖论平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