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气预报说这个月会下三场雨，已经下了两场了。柳树巷那头的老朱家三间房子拆了，扬起的灰尘飘得老远，我骑着电动车经过，忙把口罩往上拉了拉。

天气预报说这个月会下三场雨，已经下了两场了。柳树巷那头的老朱家三间房子拆了，扬起的灰尘飘得老远，我骑着电动车经过，忙把口罩往上拉了拉。

老朱去年八月走的，那会儿热得连蚊子都趴在墙上不动弹。有人说是中暑，有人说是老毛病犯了。我不清楚，只记得他走的那天，天上一朵云都没有，蝉叫得人心烦。

“老刘，看拆房子啊？”

拆房子的杨老板冲我喊，我把车停在路边，点了根烟，递给他一根。杨老板原先是修车的，去年改做拆迁队，做得风生水起，腰包鼓了不少。

“这老朱家房子，谁要啊，破成这样。”我掸了掸烟灰，瞅了眼那三间土砖房。

房子是真破，一个七十多年的老头住了一辈子，连个抹墙的人都没有。屋顶漏了几处，下雨天要摆三四个盆接水。门框歪了，窗户缝隙大得能塞进一根手指。冬天北风能从门缝里呼呼灌进来，夏天雨水能从窗户边沿飘进去。

“政府补贴十万，还没人要。”杨老板吐了口烟，“这房子地段不好，离马路远，旁边又是菜地，蚊子多。”

老朱走后，村里开了个会，说房子没人要就归村集体，能卖就卖了，钱给敬老院。可三个月过去了，来看房子的没几个，倒是来问地的不少。一打听老朱家情况，都摇头走了。

“哎，你听说了没，老朱家那个外甥女回来了。”杨老板压低了声音。

我摇摇头，我只知道老朱有个外甥女，二十多年前去城里上了大学，后来就没回来过。

“回来签字的，说是不要房子，地也不要，只说让把房子拆了，树留着。”杨老板指了指院子里那棵老枣树，“说是她小时候爬过的。”

院子里有棵枣树，每年九月结一树的大枣，红得发亮。我小时候经常和伙伴翻墙去偷枣吃，老朱从来不赶我们，只是在门口放一个竹篮，里面装着他自己摘的枣，说是给过路的孩子吃的。

拆房子的工人们忙着敲墙，灰尘扑簌簌落下来，像是下了一场灰色的雨。

“诶，你小心点！”杨老板突然冲工人喊道。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一个工人正在敲东边那间屋子的墙，那墙看起来有些不一样，比其他地方厚。

工人小心地把砖一块块敲下来，突然，墙体中间露出一个空隙，一个铁盒子从里面掉了出来。

“什么东西？”杨老板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

工人已经把铁盒子捡起来了，那是个旧式的铁皮饼干盒，上面的花纹已经锈得看不清了，但盒子却意外地完好，只是落了一层厚厚的灰。

杨老板接过盒子，犹豫了一下，看了我一眼。

“打开看看吧。”我也好奇。

杨老板小心地打开盒子，里面有一本发黄的册子和一个小布包。

册子已经泛黄了，但保存得还算完好。杨老板翻了翻，是手写的，字迹工整，像是日记。

“这是老朱的日记？”杨老板皱着眉头，又看了看那个小布包。

我接过册子，随手翻了几页，猛然看到一行字： “今天，我又梦见了那个孩子。”

这行字把我吓了一跳，因为字迹不像是老朱的，老朱写字歪歪扭扭的，这字迹却工整得很。

杨老板已经打开了布包，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照片和一枚铜钱。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抱着个孩子，看样子有些年头了，背面写着”1978.5.12”。

“这是什么意思？”杨老板摇摇头，又把东西放回铁盒，“可能是老朱的遗物吧，等他外甥女来了给她。”

工人们继续拆房子，我离开了，但心里总惦记着那本册子。第二天我去找杨老板，说是替老朱外甥女先保管着那些东西。杨老板也不想管这闲事，就把铁盒给了我。

回家后，我打开了那本册子，从头看起。

“1978年5月15日，阿兰走了，带着孩子。我不能怪她，这里太苦了，城里的日子会好过些。她走时没带多少东西，我知道她会过得很苦，但她宁愿那样。我想追，但腿不听使唤。医生说我这病怕是要拖一辈子了。”

册子是日记，但写的人不是老朱，署名是”志强”。日记从1978年开始，零零散散地记了几年。

“1980年8月10日，听说阿兰在城里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开卡车的。也好，有人照顾她和孩子。我这辈子完了，腿好不了了，地也种不了了，爹娘都走了，我就在这屋子里等死吧。”

我翻了几页，又看到：

“1985年12月25日，下雪了，村里人都去镇上看电影，我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原来是朱师傅，说是路过，见我屋里有灯光，就来看看。他人真好，还带来了肉包子。他说他也是一个人，老伴去年走了，儿女都不在身边。我们聊了很久，他说他家就在村东头，以后常来坐坐。”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日记不是老朱写的，而是写给老朱看的。

翻到后面，日记中的”志强”和老朱成了好朋友，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志强的腿一直不好，很少出门，老朱常去他家，帮他做饭，修理东西。

“1986年4月2日，朱师傅提出要搬来和我一起住。我很感动，但我知道我时日不多了。医生说我的病越来越严重，可能挺不过这个夏天。我没告诉朱师傅，不想他担心。”

再往后翻，字迹变得越来越潦草：

“1986年7月8日，我觉得自己不行了。昨晚梦见阿兰和孩子，他们过得很好。朱师傅答应我，会替我照顾这个家，等阿兰或者孩子哪天回来。我把日记和阿兰的照片放在铁盒里，让朱师傅找个地方藏起来。希望有一天，阿兰或者孩子能看到这些。”

这是日记的最后一页。我合上册子，心里五味杂陈。

原来老朱不是这房子的主人，他只是在替朋友守着这个家，守了三十多年。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一直在想老朱的事。我认识老朱有二十多年了，从没听他提起过志强这个人，也没听他说过自己不是那房子的主人。他就那么默默地住在那破房子里，种着院子里的枣树，等着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第二天，老朱的外甥女来了，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朴素，说话轻声细语。她叫朱丽，在城里一家医院当护士。

我把铁盒给了她，把日记的事告诉了她。她没有太惊讶，只是静静地听着，然后说：“我小时候听我舅舅说过这事，说他在替一个朋友看家。后来我长大了，以为那只是他编的故事。”

“你舅舅…老朱他…”我不知道该怎么问。

“我舅舅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朱丽翻着日记，“他年轻时在县城做木工，后来回村养老。我记得小时候他常带我去看电影，那时候我爸妈忙，顾不上我，都是舅舅照顾我。”

“那你知道这个志强是谁吗？还有照片上的阿兰和孩子？”

朱丽摇摇头：“不清楚，舅舅从来没详细说过。不过…”她迟疑了一下，“舅舅走前，让我回来把房子处理了，但让我留下院子里的枣树。他说那树是他朋友种的，结的枣特别甜，是留给那个孩子的。”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想着这个奇怪的故事。

“对了，我舅舅走时，手里一直攥着一枚铜钱，死活不松手。”朱丽突然说，“我们都不知道是哪来的，还以为是他的护身符。”

我想起铁盒里的铜钱，点点头：“可能是志强留给他的吧。”

朱丽把日记和照片又装回铁盒：“我想把这些东西留在这里，就埋在枣树下吧。万一有一天那个阿兰或者她的孩子回来呢？”

我答应了。当天下午，我们在枣树下挖了个坑，把铁盒埋了进去，然后约了村里的石匠，在树旁边立了块石碑，上面刻着：“志强之家，朱师傅代为看管三十年”。

朱丽第二天就回城了，我问她以后会不会常回来看看，她说她要退休了，打算回村里住。她说城里太闹，她想找个安静的地方。

“可能会在志强那块地方盖个新房子，”她说，“我想继续替我舅舅守着这个约定。”

房子拆完了，只留下一片空地和一棵枣树。杨老板的工人们走了，村里人也散了。我经常去那看看，有时候会遇到村里的孩子在枣树下玩耍。

那年九月，枣树结了满树的大枣，红得发亮。我摘了一些，尝了尝，是真的甜。

有天下午，我骑车经过那里，看到一个陌生的老太太站在枣树下，看着石碑发呆。她穿着朴素的蓝布衣服，头发全白了，但看得出年轻时是个美人。

我停下车，问她：“您是来看枣树的吗？”

老太太转过头，眼睛有些浑浊，但神情却很平静：“我是来看看老朋友的。”

我心里一动：“您认识志强？”

老太太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认识，很久以前的事了。”她看了看石碑，“朱师傅是个好人，我听说他去年走了，特地来看看。”

“您是…阿兰？”我试探着问。

老太太没有回答，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和铁盒里一模一样的铜钱：“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一人一枚。我一直留着，想着有一天会回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点点头。

“我年轻时不懂事，嫌这里穷，带着孩子去了城里。后来日子过得不好，想回来又怕志强怪我。再后来听说他病了，我更不敢回来了。”老太太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再后来，听说他走了，就更不敢回来了。”

“您的孩子呢？”我问。

“在城里，有工作，有家庭。不知道这些事。”老太太摇摇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不提也罢。”

她摘了几颗枣，放在手心里看了看：“还是这么甜。”

我想告诉她铁盒的事，但看她的样子，又觉得不必了。有些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老太太在枣树下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要走。我问她还会不会再来，她说可能不会了。

“这里只是我生命中的一段回忆，”她说，“回忆这东西，看一眼就够了。”

她走了，步履蹒跚，但背影却很坚定。我站在枣树下，看着她慢慢走远，直到消失在村口的转弯处。

第三场雨在那天晚上下了，哗哗地下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我去看那棵枣树，发现石碑旁边多了一样东西——一枚铜钱，是老太太留下的。

那天下午，朱丽打电话来说下个月她就回村定居了，问我地基清理得怎么样了。我告诉她都弄好了，还告诉她昨天遇到的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有些缘分，就是这样。走了弯路，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原点。”

我看着窗外，雨后的天空格外晴朗，枣树的影子倒映在水洼里，摇摇晃晃的，像是在诉说一个无人知晓的故事。

树还在，人已不在。但故事，却一直在继续。

后来，朱丽真的回来了，在原地盖了三间新房子，房子不大，但很温馨。她说她退休了，想回老家安享晚年。她在院子里种了花，每天早上浇水，下午在枣树下看书。

村里人都夸她孝顺，替舅舅守着这片地。只有我知道，她不只是在守护一片土地，还有一个尘封了几十年的约定。

有时候，我会看到她坐在枣树下，手里捻着两枚铜钱，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大概是在想，如果当年那对恋人能够坚持在一起，如果阿兰没有带着孩子离开，如果志强的病能够治好，如果老朱能够等到阿兰回来，故事会不会不一样？

但世上没有那么多如果。有的只是一段不为人知的情感，一个默默守护的承诺，和一棵结着甜枣的老树。

枣熟的季节，朱丽总会在门口放一个竹篮，里面装满了刚摘的大枣，说是给过路的孩子吃的。我每次经过，都会想起老朱。也许，有些习惯，会像那棵枣树一样，一代代传下去吧。

一年后，有人在村口见到过那个老太太，说她站在村口张望了很久，但没有进村。再后来，再也没有人见过她。

朱丽的新房子里，挂着一张老照片，是从铁盒里找到的那张，照片里的年轻女人抱着孩子，笑得很幸福。朱丽说那是她的护身符，提醒她世上有一种感情，可以等待一辈子。

至于那本发黄的册子，朱丽说她已经读了很多遍，每次读都会哭。她说，那不只是一本日记，而是一个人最后的心声，是对爱的最后告白。

岁月流转，故事被风吹散，被雨淋湿，被阳光晒干，最终变成村口老人闲聊时的只言片语，变成孩子们听不懂的古老传说，变成枣树下那个无人知晓的秘密。

但那两枚铜钱，一直静静地躺在朱丽的抽屉里，见证着一段尘封的往事，一段关于等待、守护与遗憾的故事。

也许有一天，当朱丽也老去，这个故事会彻底消失。但那棵枣树依然会年年结果，甜甜的大枣会继续吸引着孩子们前来。

或许，爱就是这样，不需要被记住，只需要曾经存在过。

就像那三间破房子，虽然已经不在了，但它曾经见证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深情，见证过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的承诺，见证过岁月如何慢慢流逝，却带不走那份执着的守候。

在我们这个小村子里，每个角落都藏着这样的故事，只是大多数都没有人去发现。但它们都在那里，像是墙里的册子，等着有一天被人找到，被人读懂，被人记住。

而我，只是一个经过的路人，一个偶然的见证者，一个故事的转述者。

在这个秋天的午后，我坐在自家院子里，远远望着朱丽家的那棵枣树，想着那些已经远去的人和事。

天空很蓝，云很白，风很轻。一切都那么平静，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我知道，在那棵枣树下，埋着一个秘密，一段回忆，一份爱。

这就够了。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