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突破促进服务贸易数智化转型、创新要素配置拓展服务贸易发展边界、产业深度转型助力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深化制度型对外开放消融服务贸易发展壁垒，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面对赋能中存在的技术封锁趋严与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升、高端人才短缺与数据保障

[摘要] 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突破促进服务贸易数智化转型、创新要素配置拓展服务贸易发展边界、产业深度转型助力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深化制度型对外开放消融服务贸易发展壁垒，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面对赋能中存在的技术封锁趋严与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升、高端人才短缺与数据保障亟待完善、产业基础不牢和融合深度不足等现实挑战，应以数字技术赋能推动服务贸易变革创新、以数据要素协同强化服务贸易发展新优势、以产业布局夯实服务贸易发展基础、以深化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寻求服务贸易合作新突破，进一步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赋能。

作者简介：黄满盈，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张宸瑗，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乔佳曦，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文章来源：《开放导报》2025年第4期

引用格式：黄满盈，张宸瑗，乔佳曦.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J].开放导报，2025（4）：64-73.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持续发展，整体呈现出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创新水平提升的跃迁态势，逐渐从服务贸易大国向服务贸易强国转变，正在成为促进对外贸易高水平发展和建设现代化贸易强国的重要支柱。2024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创下新高，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但我国服务贸易仍存在发展基础不足、贸易短板突出、逆差趋势扩大等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叠加近年疫情冲击、贸易摩擦加剧、全球经贸规则重构加速的影响，加快推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迫在眉睫。新发展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战略部署。

学界对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诸多探讨，但聚焦新质生产力与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不多，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与服务贸易相关的重点领域，如对外贸易（袁瀚坤和韩民春，2024）、产业融合（刘胜等，2024）、制度型开放（戴翔等，2024）、内外贸一体化（张姣玉和罗莉，2024）等。二是关于服务行业的研究，如公共服务行业（刘蕾和张新亚，2024）、文旅行业（王琼和杨德才，2024）、金融行业（陆岷峰，2024）等，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要素、产业、制度四个方面协同发力，赋能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突破促进服务贸易数智化转型

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式技术创新，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融合渗透到服务贸易各环节，推动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以实现其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赵春明，2024）。同时，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促进了服务贸易领域供需两端的相互匹配，形成了“需求带动供给、供给释放需求”的双向动态平衡。

1. 新质生产力中的技术创新突破有助于减少贸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滞后现象，降低服务贸易的成本，提高服务贸易便利性

服务产品具有无形性、易消失性及不可分割性等特性，难以像传统的农业类和制造类产品一样通过线下渠道、货物运输的方式进行海外销售。与此同时，不少国家服务业领域的监管壁垒日趋严苛，直接加大了服务产品跨境贸易的成本和门槛。而新质生产力依托互联网平台的引入和应用，改善了传统贸易领域中信息不对称的局面，极大提升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和质量。例如，大连跨境电商线上综合服务平台通过引入DeepSeek大模型，实现9710出口退税、跨境备案等流程自动化指导，平台日均接受处理咨询访问2000余次，企业咨询问题解决率达95%，单证备案周期缩短30%。此外，服务企业借助在线搜索引擎和社媒软件可以实时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利用虚拟网站和线上广告实现更低成本的精准化服务产品推广。例如，DeepSeek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技术突破，有助于服务企业通过数据分析增强服务供给能力、提高服务质量、预测客户需求，并根据消费者画像设计精准化、个性化服务方案，从而拓展服务贸易的市场空间。

2. 技术创新突破推动服务贸易各环节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加快全球服务贸易供需两端的高效匹配和优化升级

在供给端，创新技术的迭代应用优化了企业在生产管理、交易流动、运行服务等环节的分配调动，使得企业供应链管理中协同效率大大提升，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服务贸易各环节的应用，智能终端和基于数字技术的服务逐渐普及，企业利用数字工具对上游供应商进行深度评估分析，促成了最具性价比的采购，以更加有效的方式了解各地区消费者需求偏好，为目标人群提供针对性的生产解决方案，提高企业的实际获益。在需求端，作为新质生产力下的新商业模式，社交电商依托强大的算力体系和通信体系，集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为一体，形成了“消费—分享”的良性循环，既打破了传统消费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又突破了传统电商的单一消费功能，改变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DHL发布的《2025电子商务趋势报告》显示，70%的消费者通过社交媒体购物，且预计到2030年，社媒平台将成为线上主要购物渠道。新模式的出现将进一步扩大市场消费需求，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二）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要素配置拓展服务贸易发展边界

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生产要素配置，使服务贸易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极大拓展，体现在创新驱动为服务贸易发展形成新的物质基础，推动新型要素在服务贸易中的融合渗透，催生新贸易新模式，以及借助数据要素强大功能，提升服务企业劳动生产效率，拓展服务贸易发展边界，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王建，2024）。

1. 新质生产力借助科技创新力量全面改造现有要素，提升现有要素的质量等级，形成新劳动者、新劳动资料以及新劳动对象

新劳动者、新劳动资料、新劳动对象的有机结合能够更好地创造劳动价值，成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物质基础（袁瀚坤和韩民春，2024）。一方面，新劳动者具备高素质、高技能、高创新等特征，能够通过快速学习积累知识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张军和许庆瑞，2014）。新劳动者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就业结构和激发创新动能，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力量。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1—5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7196.5亿元，增长6.6%，顺差1900.3亿元，比2024年同期扩大293亿元。另一方面，劳动资料是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辅助工具，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资料体现为智能、前沿、尖端的设备工具，能够加快服务内容生成的效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例如，近年来随着AI翻译助手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字创意服务中的逐步应用，促进了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视频“新三样”跨境出海，推动我国文化服务出口迈上新的台阶。2024年，我国文化贸易额跃升至1.4万亿元，占全球文化贸易额的比重达19.4%。

2. 以“算力”为典型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推动了数据、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在服务生产过程中的融合渗透

从线上平台的服务链搭建到服务的可数字化交付程度显著提高，不断催生和壮大数字服务贸易、跨境服务电商等新贸易模式，扩大了服务贸易市场范围，重塑了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格局。在线教育、数字金融、远程维修等数字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扩大了服务业的开放，逐渐成为服务贸易发展的新引擎；从抖音海外版（TikTok）等短视频平台对海外市场的初探，到阿里云、华为云、腾讯云等跨境服5务商为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数字技术服务，中国服务企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刘洪愧和赵文霞，2025）。特别是在云计算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改造下，看似杂乱无章的数据被赋予丰富的结构和信息，逐渐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随着数据交易规模日趋扩大，数据与其他要素紧密结合，提高了服务企业的实际效率，服务贸易产品日渐以数据形式存在并广泛传播，极大拓展了服务贸易的深度和广度（洪群联，2021）。一方面，数据在与劳动、资金、技术等其他要素的结合中提高其他要素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创造出复利价值，即数据可以用更少的物质资料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服务产品。另一方面，伴随着线上虚拟云储存、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服务贸易产品以数据形式出现，传统的教育、医疗、维修等服务得益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助力，以线上形式走向世界各地，延伸了服务产品的范围和服务市场的边界。

（三）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深度转型助力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产业深度转型是系统性、动态化的过程，涉及发展动能转换、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流程改进、产品和服务的高附加值化等方面的根本性变革，体现了企业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转型过程（张姣玉和罗莉，2024）。新质生产力通过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持续提升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转变传统服务贸易原有的发展方式，进而推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产业深度转型以新产业（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壮大为着力点，促进了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

新产业是推动新质生产力中颠覆式创新产业化落地的主要载体，也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最新成果。信息软件、知识产权、现代金融、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成式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未来产业本身就属于知识和技术集聚的新兴服务贸易范畴，可直接带动新兴服务贸易提质增效，实现扩能。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服务贸易中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比重不断提高，增强了我国服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其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以文化贸易为例，在2007年认定的142家国家重点出口文化企业中，仅有15家数字文化相关企业，占比为10.5%，而在2025年新认定的404家重点企业中，涵盖网络游戏、数据科技等领域的数字文化科技型企业有144家，占比达35.6%。此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产业深度转型顺应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趋势，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层面同时催生和推动了新材料服务、卫星应用服务、新能源运营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态创新发展，带动了设计、研发、质检、设备维修、科技推广与应用等相关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服务贸易进一步升级。

2. 产业深度转型深刻影响了传统服务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通过赋能传统服务产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传统服务贸易实现新增长

旅游服务是服务贸易的传统支柱行业之一，但我国旅游业以传统的观光游为主，模式单一，发展空间受限，旅游服务贸易长期严重失衡，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不足。而数字科技与实体产业的深度融合，使信息流通的速度和广度大幅提升，消费者能迅速了解旅游资讯，从而激发出行意愿；旅游企业也因此更好捕捉市场需求变化趋势，制定出符合个性化需求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提升旅游服务贸易供需效率。此外，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对传统旅游资源的整合，也催生了虚拟旅游、在线参观、智慧景区等创新服务和“旅游业+”的产业融合新业态，为传统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新机遇。以敦煌莫高窟为例，通过华为河图先进的视觉技术，使用厘米级空间定位、虚实融合技术，创造了一个虚拟孪生世界，海外游客无需进洞即可通过AR观看高清壁画。

（四）新质生产力通过深化制度型对外开放消融服务贸易发展壁垒

新质生产力是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通过优化决策、协作管理、创新规则等，构建内外联动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有助于扩大制度型开放（刘婉欣等，2024）。相较于传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开放场景从“边境上”延伸至“边境后”，更需要深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克服国际服务贸易交易壁垒，从而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1. 新质生产力依托数字平台推动政务处理的数字化变革，打破各部门协作的横向壁垒，为我国服务贸易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管理规范和监测体系亟待完善，数据统计体系尚不健全，各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孤岛”，严重影响服务贸易领域重要政策的落地。新质生产力将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工具广泛应用于政务处理，使政府能够高效收集、分析并利用数据资源，以“一网通办”代替传统的行政办事流程，打通不同部门的信息系统，缓解“信息孤岛”“数据孤岛”等现象，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信息共享与协作，优化服务贸易发展的制度环境。以浙江的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为例，通过打通“国家—省—市—县”四级数据通道，支撑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全省政务服务事项字段、材料共享率已达52.8%、27.1%，每年能让群众企业少填表单字段约6.1亿项、免交申报材料6990.8万份。此外，新质生产力借助数据分析，形成以数据为驱动的智能决策和管理系统，可以为政府进行服务贸易领域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合理的辅助性支撑。

2. 新质生产力规范了节能环保、数字经贸等重点领域规则和标准，推进与国际高标准的对接，从而延展服务贸易的开放边界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其在节能环保技术产业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广泛应用，逐渐促成了我国环保技术规则和标准的规范化发展，有利于鼓励国内节能低碳生态治理技术和服务的进口，同时扩大绿色节能技术的出口，更好引领服务企业参与绿色服务贸易活动，加快融入全球绿色经济体系。服务贸易的绿色转型既会催生出一批碳排放认证与评价、碳市场与碳金融等新业态，也会推动绿色技术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李晓雪等，2024），进一步拓展新发展格局下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开放合作空间。

3. 新质生产力使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推动数据流动、数据共享和治理等数字经贸规则的构建，有利于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

数字服务贸易正在加速成为全球服务贸易的主引擎和主要竞争领域。欧美国家利用自身在数字领域的领先优势占据数字经贸规则的主导地位，而我国在数字贸易主体监管、个人信息保护、数据跨境流动、数据产权保护利用等领域的话语权仍较弱。因此，新质生产力赋能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领域以作出前瞻性研究和布局，构建对标国际标准的数字经贸规范体系，有助于我国发挥后发优势，缩小与欧美国家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发展差距，提高数字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优势。

1. 美西方技术封锁趋严，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升

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前沿技术研发和创新产品迭代，逐渐成为新质生产力影响服务贸易发展的关键性变量。然而，随着2017年12月美国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政府通过技术限制、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保护等多种对外政策手段，与盟友伙伴建立起包含政府与社会力量的“科技战略联盟”，在关键技术和尖端设备服务的跨国流动中对华实施封锁，试图以“脱钩断链”方式维护霸权利益，蓄意阻碍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进程。自201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连年下降，由2019年的91.68亿美元下降到2023年的71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也由2022年的23.44亿美元下降到2023年的22.6亿美元。2024年4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发布的一项法案拟禁止交易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拥有的信息通信技术服务，或将其应用于网联汽车的设计、开发、制造。美国多次威胁将中资银行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阻挠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国际化，禁止对中资银行出口算力超10^25次操作的AI训练系统，限制中资银行获取高性能算力芯片及云计算平台，阻断中国金融企业风控与量化交易技术升级，削弱中国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伴随各国在技术创新领域的争夺不断发酵，我国部分核心技术、关键服务的自主创新能力尚未实现自主可控。我国软件产业中的基础性软件、开发应用型软件等关键核心领域长期依赖进口，创新研发自主性较弱，企业成本存在上升风险，与贸易强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房裕，2022）。自2019年以来，我国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基本呈连年递增的态势，由2019年的343.28亿美元上升到2023年的527.31亿美元，占我国服务贸易进口的9.6%；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口也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由2019年的268.61亿美元上升到2023年的386.68亿美元，增长了44%。国际航空客运市场基本由波音和空客垄断，我国的航空发动机90%依赖进口；我国旅游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旅游大数据分析平台、多语言智能导览系统、沉浸式体验设备、智慧景区管理终端等还高度依赖进口；移动端Android与iOS系统市场占有率合计超99%，国产鸿蒙系统生态建设仍处于早期阶段。

2. 与服务贸易相关的高端人才短缺，数据保障亟待完善

人才要素在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服务业经历了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逐渐转变的发展历程。随着服务业开放程度和贸易层级的提升，高端服务领域面临较大的人才空缺，尤其是涉外法律、数字金融、工程设计等领域的专业人才需求难以满足。同时，随着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数字服务贸易等业务的快速发展，掌握新技术、新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与新业态发展的供需矛盾也日益突出。以ICT行业为例，《中国ICT人才生态白皮书》指出，具备高水平的数字技能、广泛的商业技能和行业经验的数字化复合型人才缺口加大，预计2025年，ICT行业人才缺口总数将突破2000万，同时这一数值将持续上升，难以形成支撑数字服务领域发展且满足时代需要的高端劳动力支撑。《中国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人才供给缺口达400万人，特别是既懂产品开发、平台运营，又熟悉客户管理、具备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高端人才短缺已成为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必须形成更加成熟的数据交易市场和完善的数据交易体系，但现阶段我国数据保障体系仍处于建设的初级阶段，数据要素尚未充分发挥其效能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支撑大规模数据采集、流动及交易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严重制约了数据要素价值的实现。据统计，我国已经建立起北京、上海、浙江等30多家数据交易所（中心），但这些数据交易所（中心）定位不明、重复建设、市场分割现象严重，尚未构建起覆盖全国、高效顺畅的数据要素交易网络。二是数据要素在生产、流通和使用过程中往往会面临规则或标准不统一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例如，各地区及行业数据采集标准不一，采集的数据存在质量和格式不统一、成本高、共享难度大等问题，影响了数据的大范围、大规模使用（黄南，2022）。三是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及平台企业的极速扩张，产生了一系列的治理难题，如数据垄断、数据隐私泄露等安全问题侵害了市场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阻碍了数据要素的流通和使用。

3. 产业基础不牢，融合深度不足

服务业发展水平是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支柱。当前，我国服务行业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同时产业融合深度不够，难以与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新料质”劳动对象实现充分适配。从产业基础看，我国服务业总体发展呈现滞后态势，发展效率和质量较低，产业结构、数字化程度及技术创新水平较低。2024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为76.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56.7%，低于全球第三产业占比的平均水平，更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水平，美国这一占比约为81.7%，英国达到80.9%，日本、德国均超过70%（朱福林，2022）。从服务业内部结构来看，以信息技术服务、研发设计、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是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是服务贸易的重要增长极，但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占我国GDP的比重仍偏低，2024年为31.4%，与欧盟的40%、美国的47.7%相比，差距仍较大。此外，我国服务业创新密度较低，创新型企业偏少，影响了新质生产力在推动服务领域创新发展的突破性贡献和持续性发展。我国服务行业中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有12.2万家，占服务业企业总数的32.8%，而欧盟服务企业中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占比超过一半以上（刘奕和夏杰长，2018）。

从产业融合看，我国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为主导的产业融合进程虽持续推进，但融合范围、水平与服务贸易强国相比尚存差距，即制造业仍偏重劳动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发展不足，产品附加值不高，服务行业仍未形成具备显著核心竞争力的品牌效应，难以支撑服务贸易长效发展。德勤公司《基于全球服务业和零件管理调研》报告显示，在80家全球领先的制造企业中，服务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平均值为26%，服务净利润贡献率平均值为46%。而我国78%的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不足10%，只有6%的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20%。

4. 外部需求收窄，贸易壁垒增加

良好的外部环境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当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面临多重外部挑战。单边主义加剧、多边贸易体制受阻、贸易摩擦频发、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叠加，使国际经贸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全球整体经济表现不佳，世界银行预计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慢至2.3%，比2025年年初的预测低了0.5个百分点。全球外部需求持续收缩将使全球贸易市场承压，服务贸易发展也将受到较大牵连。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和统计》报告显示，受美国关税战及各国贸易政策不确定等因素影响，预计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将陷入严重萎缩之中，同比降幅或将达到0.2%—1.5%之间。受货物贸易影响，全球服务贸易增速也将明显放缓，预计2025年同比增速为4%，相较此前预期下降了1个百分点。其中与货物贸易密切相关的航空、物流、投资服务等将受到较大冲击，信息技术服务、专业研发服务、旅行、教育服务等也将出现下滑。

在国际经贸环境日渐复杂与外部需求持续收窄的背景下，新型贸易壁垒的涌现使服务贸易发展面临新的问题。绿色环保、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技术标准、认证要求等新型非关税壁垒不断涌现，对我国产品和服务出口提出新要求。例如，2022年以来，欧美部分国家推动实施“碳边境税”，构建绿色贸易碳壁垒。2022年12月，欧盟正式确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并预计于2026年正式实施；美国发布《清洁竞争法案》（CCA）形成“美版”碳关税雏形；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相继开启探索碳边境调节机制序幕。发达国家以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增加了服务贸易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提高了中国产品和服务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成本，压缩了中国服务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此外，以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为中心的全球经贸规则重构也加剧了各国在规则上的博弈与竞争，深刻影响了服务贸易变化趋势。特别是涉及数据流动、本地化政策、消费者隐私保护等数字服务贸易相关的标准与规则制定，极大改变了服务贸易规则的未来走向。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占据数字领域的优势地位，企图主导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同时构建诸如“印太经济框架”的排他性规则体系，进一步封锁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使我国服务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难度显著增加。

5. 开放程度滞后，政策支持力度不足

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有赖于良好的制度环境。然而，当前我国服务贸易领域制度环境尚不完善，未能形成促进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强大支撑，难以与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共生共融态势。一方面，服务贸易领域营商环境亟待优化，特别是服务业开放度相对滞后，影响了新质生产力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果。根据OECD的数据，我国服务贸易限制指数高于OECD平均水平，与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限制程度甚至超过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具体来说，一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准入隐形壁垒问题。服务业的开放涵盖了业务许可、经营牌照等“边境后”规则开放，而我国部分服务行业对此仍存在不同程度的限制政策，外商投资企业大多面临“准入不准营” “非平等竞争环境”等困境。二是出于统筹安全和开放的现实要求考虑，开放安排往往更为谨慎，使得试点城市或者地区开放范围与领域不够广阔。以北京为例，作为首个服务扩大开放的综合示范地区，其开放领域重点涵盖了科技、金融、教育等多个部门；而这些领域却仅占2021年版全国负面清单所涉及服务业条目的一半，与OECD国家所开放的22个服务部门相比，更是不到开放总数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服务贸易政策制度的支持力度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在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生产关系上还缺乏突破性进展。一是忽略服务贸易对软环境及制度质量的高敏感性，习惯性沿用过去的“器物思维”、规定与办法管理服务贸易，导致部分管理措施相对落后（朱福林，2022）。二是服务行业部门具有很强的异质性，规制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由于职权不明确、内部利益固化等问题，各部门之间易产生政策冲突，比如环境部门要限制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而经济部门则更重视经济增长，从而使得服务贸易横向协同难度提升。三是服务行业整体改革推进不力，管理体制改革乏力，存在改革滞缓、缺乏系统性安排、严重碎片化等积重难返的问题。

（一）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以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推动服务贸易深刻变革

1. 加快前沿技术的攻坚创新，提升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综合实力

以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着眼点在于，依托新质生产力创新驱动，以攻坚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关键核心技术为抓手，将新技术、新要素融入服务贸易的关键环节（姜长云，2020）。一是提升科技创新水平，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难题，不断提升服务贸易核心竞争力。通过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力度，建立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的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推动技术创新与服务贸易的深度融合。二是抓住新兴技术逐渐成为服务贸易新增长点的机遇，积极参与全球高新技术领域服务贸易分工与合作。例如，基于我国庞大的市场优势和数据资源，通过数字化工具的广泛应用，提供定制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解决方案，持续拓展国内外市场；加强与其他国家在服务领域的技术合作、贸易交流，在共同研发和推广前沿性新兴技术服务的过程中加快发展共赢。

2. 优化数字技术核心领域布局，推进数字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全面渗透及应用

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是推动服务由不可贸易向可贸易转变的强大驱动力，能够推动可贸易服务种类拓展、范围延伸及领域深化，不断提升服务贸易的增长效率及质量水平。重点围绕数据分析理论体系及其运算系统等核心基础研究领域进行重点规划，加快推进基于自主可控的大数据产业生态系统的研发构建，以质量为导向，推动与制造、能源、交通等实体经济各领域融合发展；促进区域间信息设施互联互通，缩小“数字鸿沟”，不断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素养。加强数字技术对服务企业各个环节的改造升级，推动资源优化配置，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赋能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重点挖掘数字服务贸易新领域潜力，培育社交网络、数字营销、在线医疗和数字文娱等新型数字服务业务，形成新兴服务贸易领域竞争力。

3. 以数字化、智能化与技术化的新质生产力推动服务贸易变革和创新发展

新质生产力催生颠覆式的数字化变革，能够促进服务贸易质量、效率及动力变革，不断衍生出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型商业模式，深刻改变服务贸易各领域发展方式。数字技术和服务贸易的深度融合，革新了贸易方式，催生了数字服务贸易这一新型贸易形态，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新引擎。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出跨境电商、线上展会和互联网教育等新业态模式，显著提高了服务贸易变革创新。由此，应当紧抓数字经济发展契机，运用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等技术，促进传统服务企业提质增效，实现智能制造、智慧运输、数字传媒等服务行业发展，进一步丰富服务贸易品质和服务内容。此外，为促进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必须加大移动支付、区块链技术、云计算等金融科技研发应用，提高金融服务便利性和可获得性，推动数字金融、智慧金融等新金融服务业态发展（史巍娜和刘帆，2023），进一步实现服务行业能级提升和服务贸易高端化、数字化、高效化发展。

（二）多层面助力数据要素协同与高素质人才培养，强化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加快数据要素高效传播，释放数字经济服务领域知识外溢效应

数据要素本身具有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双重属性。作为新型劳动对象的数据资产，能够在高技术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过程中带来显著的知识外溢效应，无论是其自身的知识外溢，或是作为知识外溢的加速器，数据要素凭借其规模效益递增的特征，通过与其他各类要素的协同整合，推动服务行业整体效率的提升，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为充分释放数据要素在知识外溢方面的潜力，促进知识、信息的传播和共享，一是建立与数据要素参与生产活动过程相符的数据产权制度。聚焦我国当前数据跨境流动实际状况，厘清数据在服务贸易价值创造环节各主体的权利与责任，为数据要素发挥作用提供有效保障。二是进一步打通数据跨境流通和共享渠道，打破阻碍数据要素自由、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加速搭建助力数据要素流通的连接平台，助推服务贸易企业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资源整合优化，推动服务贸易整体效率提升。

2. 吸引和培育更多高质量、多层次复合型人才，为服务贸易发展积蓄充足的人力资源

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应注重培育更多与新技术、新知识密集型新兴服务业相匹配的人才队伍，稳步积累高质量、高素质、多层次的优质人力资源。一是国家应重视服务贸易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出台相关引才、育才政策，重点聚焦教育教学、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培养制度、技能认定等方面，为人才培育和引进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匹配，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和职业发展环境。二是行业机构及相关企业应定期开展关于新技术、新技能的在职教育，特别是电子商务、互联网营销、供应链协同等新兴技术知识的培训，强化劳动者对最新服务贸易知识、法规变化及市场动态的适应能力。通过研讨会、在线课程及专家指导交流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服务从业人员数字技术使用技能，为企业数字化发展和市场高端扩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以有效应对新质生产力对服务贸易人才提出的新要求，从而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进程。

（三）以现代服务业为重要载体夯实产业融合发展基础，培育国际化服务贸易主体，持续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影响力

1. 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作用，以现代化服务业发展夯实服务贸易产业基础

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也是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要紧抓新技术变革重要机遇，夯实服务贸易高水平发展的产业基础，不断提高现代化服务业的规模占比，加快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要方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推动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现代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产业链高端延伸，有效提升我国服务贸易领域产品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布局，引导外资来华设立相关企业、机构、研究中心等，同时鼓励国内企业积极融入国际市场，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着力推动文化旅游、健康养老、教育医疗等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品质化、多样化升级，更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服务的有效需求。积极培育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展会服务业等贸易新亮点新优势，以扩大新兴服务贸易规模，为新兴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打下重要基础。

2. 通过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

一是畅通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等新介质的流通共享渠道，持续完善关系新质生产力赋能的核心技术保障，如基础数据平台、分布式储存技术、运算分析工具等，着力发展连接服务业、制造业等行业的数字资源平台，以充分流通的数据要素和强大的数字技术保障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打下基础，促进创新要素在平台间、企业间及跨行业间的流通和联结。二是建立“两业融合”的发展配套机制，推动产业生态开放、建立共适性行业规范和政策法规、优化两业准入门槛设置、构建多方参与主体共建共治的管理平台，协调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的生产运营模式与发展需求匹配，进一步变革打通新质生产力助推服务产业融合发展堵点、阻点的机制障碍。三是以新质生产力带动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涌现，聚焦打造智能工厂，发展共享生产平台，拓展服务衍生制造，推动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服务等做大做强，加快发展“制造业+服务业”两业融合生态体系，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3. 积极培育服务贸易主体，以服务企业的国际化推动“中国服务”品牌的国际认知度提升

发展服务贸易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知识等创新要素资源向服务企业集聚，强化服务企业市场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开展跨行业、跨区域的贸易投资活动，建设一批具有全国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领先企业；推动领先企业深化实施国际化战略，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体系。以优化服务贸易产业结构为导向，在新兴服务领域做强一批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知识密集型企业以及新形态、高附加值的成长型中小企业；重点扶持全球产业链中的“隐形冠军”“小巨人”服务企业，以及具有“独角兽”潜力的创新型企业。在提升服务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积极鼓励服务企业“走出去”，借助服贸会、进博会、数贸会等多元化展会平台，开展企业、产业、地区等多层次服务品牌展示专题活动，以“中国服务”引领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四）深化服务贸易改革开放，以一流营商环境寻求服务贸易合作发展新突破

1. 深化服务制度改革创新，以优质的营商环境赋能服务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新质生产力发挥重要作用的“扩大器”。为此，要对标国际准则，构筑一流营商环境，使之与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要求相匹配。一是加大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增加全球范围内对技术、资金、信息等高端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建立具备威慑力度的知识产权违法行为惩罚赔偿机制，提高违法成本。进一步接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减轻被侵害主体举证负担，同时施以侵权者高额惩处。特别是紧跟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潮流，加强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数据要素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定更符合所有者利益的获取规则。二是打造透明公开、高效便捷、协调一致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重点深化“放管服”改革，在财税减免、政府服务、金融支持、人才引育、统计制度等方面精准施策；进一步加大对服务贸易企业扶持力度，通过诸如减租减税等优惠政策减轻其运营压力；合理引导资金更多投向创新研发来鼓励相关领域服务贸易发展（金钢，2022），缓解服务贸易结构失衡问题。三是健全数字服务贸易的治理机制，强化数字服务贸易治理能力。针对数字服务领域运营、交易、定价、权属及隐私保护等各个环节开展立法、执法工作，不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法律体系，以市场机制激发市场活力。

2. 提升服务领域开放水平，寻求服务贸易合作发展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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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合开发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