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应用程序海外安装量不断增长，海外市场持续扩张，同时，出海的各类应用程序多元化发展态势显著。良好的本地市场效应、国内外数字企业业务模式与商业模式的差异化，以及中国独具的国情优势，为中国数字经济出海提供了支撑。中国数字经济出海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

[摘要] 近年来，中国应用程序海外安装量不断增长，海外市场持续扩张，同时，出海的各类应用程序多元化发展态势显著。良好的本地市场效应、国内外数字企业业务模式与商业模式的差异化，以及中国独具的国情优势，为中国数字经济出海提供了支撑。中国数字经济出海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提升国内数字平台国际竞争力，打造国内生产贸易全链条新优势，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应继续发挥现有优势，保持国内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势头；营造健康的创新环境，加强基础研究与创新；为数字企业出海提供更优的配套服务，降低其出海的隐性成本；帮助企业识别潜在的经营风险，做好长期风险规避；加快推进高水平数字经济领域国际谈判，提升国际话语权，助力数字企业持续出海。

作者简介：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宣部对外文化交流（文化贸易）研究基地研究员，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研究员；钟玉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

文章来源：《开放导报》2025年第4期

引用格式：罗立彬，钟玉琪.中国数字经济出海：理论解释与持续推进[J].开放导报，2025（4）：16-23+42.

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大亮点。除了在国内形成普惠可及的数字社会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突出表现，即数字企业出海加速，党和国家对此高度重视。2023年7月，李强总理在平台企业座谈会上指出，“平台企业要加快提升国际竞争力，敢于在国际大舞台上打拼，带动更多中国制造、中国服务走出国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在促进创新、增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再次强调鼓励平台企业“走出去”。平台企业“走出去”，是我国数字经济领域较新的现象，代表着中国品牌、中国服务、中国商业模式“走出去”，是新型数字服务贸易的一种，也是中国数字经济竞争力不断提升并向国际外溢的结果。深入研究中国数字企业“走出去”现象，总结中国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可以丰富数字时代跨国企业投资的理论框架，对中国数字经济未来发展实践也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 中国应用程序海外安装量呈增长趋势，海外市场持续扩张

近15年来，中国应用程序全球下载量迅速提升，2011—2021年上半年，中国厂商在全球应用下载量前1000名占比从8%升至14%。2022年，中国应用程序开发者较为普遍地具备出海积极性，79.1%的开发者计划出海或已经出海，其中43%的开发者已经将应用推广到海外（严瑜和高乔，2022）。2023年第一季度至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应用程序海外总安装量已达150亿次，相当于全球范围内平均每位用户安装了两个中国应用程序。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中国应用程序在全球市场的广泛覆盖，还体现其在技术、内容创新、本地化运营等方面的卓越表现。2024年一至三季度，中国应用程序出海的总安装量较2023年同比增长11%，其中安卓平台安装量增长达12%，优于苹果平台的1%。

2. 出海应用程序类别趋向于多元化

近年来，中国出海应用程序逐渐从以游戏类为主的单一导向向多元化发展迈进。尽管游戏类应用程序仍然是出海主力，但是市场份额已经从2021年的70.81%逐步下降至2024年的55.22%。与此同时，非游戏类应用程序的表现亮眼，其中金融类增长尤为显著，从2021年的7.41%快速跃升至2024年的16.22%，成为仅次于游戏类的第二大类别。这一趋势反映了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数字金融服务的需求激增。社交媒体和工具类应用程序也持续增长，表明用户对互动和效率提升的需求仍在增加。泛娱乐类应用程序的海外市场份额虽相对较小，但也在逐年稳步增长，反映出全球用户对个性化内容和休闲娱乐的日益关注。同时，健康与健身类应用程序尽管整体占比较低，但这一类别增长潜力巨大，表明全球范围内健康意识的持续提升为该领域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的短视频和直播类应用程序也将海外市场作为差异化竞争的核心，在挖掘国内存量市场的同时，也纷纷开始走向海外，寻找第二增长曲线。例如，快手在2022年下半年对其海外业务进行了战略调整，减少了对美国、加拿大、日本等成熟市场的资源投入，转而将运营重心聚焦于巴西、印度尼西亚等用户数据表现良好的新兴市场，并对Kwai、SnackVideo等旗下产品进行整合，以此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在此过程中，快手海外短剧营销品牌TeleKwai在巴西市场迅速打开局面，获得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欢聚集团旗下的BIGO LIVE亦在海外市场积极布局。BIGO LIVE持续迭代产品互动社交功能，并深耕本土内容生态建设。在马来西亚，BIGO LIVE联合当地知名主播、电台主持人以及娱乐明星共同打造综艺节目BIGO Gagaga，凭借本土化的内容策略，成功吸引了大量用户关注。在中东地区，BIGO LIVE与热门游戏Mobile Legends：BangBang达成合作，转播其在中东和北非地区规模最大的秋季职业联赛，借助游戏赛事的高人气，进一步拓展了在该地区的用户群体，增强了品牌在当地市场的影响力。

3. 亚太地区成为海外核心市场，中东与非洲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出海应用程序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趋势具有显著差异。其中，亚太地区以55.8%的市场占比和12%的增长率成为2024年中国出海应用程序的核心市场，亚太地区庞大的人口基数、高智能手机较高的普及率以及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其成为中国App海外核心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欧洲市场呈现出最为显著的增长态势，增幅高达21%，表明欧洲用户对中国应用程序的接受度正在逐步提高，尤其是在娱乐、教育和工具类应用程序方面，增长潜力巨大；与此同时，拉美市场也取得了良好的增长表现，市场占比达到12.7%，其中，拉美用户对游戏、金融科技和社交类应用程序的需求持续攀升；中东与非洲的市场占比合计8.4%，反映出其市场发展尚处初期阶段，但基础设施的逐步改善和用户需求的增长为未来提供了可观的潜力。相比之下，北美市场的安装量则出现-6%的下滑，这可能是因为受市场饱和、本地化竞争激烈以及政策和数据隐私法规的影响，给中国出海应用程序带来一定的挑战。

1. 国内市场趋近饱和，对中国应用程序出海形成倒逼效应

经过10多年的蓬勃发展，中国数字经济迎来了增速放缓的新阶段，在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国内成熟模式开始走向海外。首先是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规模孕育了数量庞大、丰富多彩的移动应用程序，但是随着国内互联网“黄金十年”逐渐退潮，存量竞争日益激烈，中国在架应用程序数量在2018年达到449万款的最高值之后开始呈现下降趋势，2024年为279万款（图1）。

图1 2017—2024年中国应用程序在架数量

中国网民上网总时长已经趋于稳定，虽然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仍在缓慢上升，但人均上网时长已呈现下降趋势，到2024年12月为每周28.7小时，低于2020年3月的30.8小时；全国总上网时长从2021年底开始连续两年呈现下降趋势，虽然2024年又有所增长，但是3年之内仅增长8.15%，显著低于2021年之前3年内28.61%的增长率。

2. 在国内市场的培育下，中国数字企业已经形成与国外企业“差异化”的业务与商业模式，并能进行差异化竞争

中国数字企业的出海之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出独特的探索模式与市场反馈，大致可划分为早期探索阶段、并购拓展阶段与模式创新阶段。早期探索阶段是同质化竞争阶段，如早期百度进军日本市场，不仅投入12亿元用于硬件规模设施建设，还高薪邀请索尼公司前董事长担任独立董事。然而，经过5年的努力，市场份额仅为1%，核心原因在于当时日本的搜索市场已被谷歌和雅虎两大老牌巨头垄断，用户形成了高度的使用黏性，而搜索服务具有强大的网络外部性，在缺乏差异化业务模式的情况下，难以打破既有的市场格局（孙沛，2022）。腾讯的微信英文版（Wechat）也有着相似的经历。2013年，腾讯花费20亿元聘请足球明星梅西作为代言人，但用户数量仅在2013年短暂增长后便陷入停滞。这是由于当时多数市场已存在Whatsup、Facebook等同质化社交软件，社交软件的网络外部性带来了极高的用户黏性和忠诚度，使得微信难以撼动现有市场。阿里巴巴在2010年推出的全球速卖通尽管发展迅速，却始终难以对欧美市场的亚马逊、易贝等老牌购物网站构成实质威胁，其原因同样受限于成熟市场的竞争格局与用户习惯。这一阶段，中国数字企业在品牌发展和数字经济领域，受规模经济和网络外部效应制约，“直道超车”式的存量竞争难以奏效，出海之路充满挑战。在早期探索遭遇瓶颈后，中国数字企业开始转变策略，通过并购的方式实现国际化布局，借助本土品牌的力量打入海外市场。这一阶段，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企业纷纷采取并购行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阿里巴巴收购了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东南亚最大电商平台来赞达（Lazada），并在印度投资了电子商务公司BigBasket和Snapdeal，以及在土耳其以7.5亿美元收购中东地区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Trendyol；腾讯则收购了SEA公司。中国数字企业成功将业务延伸至海外市场，但在品牌使用上，仍沿用当地品牌。这种模式利用了本土品牌已有的市场基础、用户群体和品牌认知度，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直接进入新市场所面临的文化差异、用户习惯等障碍，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前，中国应用程序出海则是属于模式创新阶段，即基于本土成功模式支撑的差异化优势出海。近年来，中国数字企业的出海进入了全新的模式创新阶段，依靠独特的商业模式实现“弯道超车”，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成功出海。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短视频应用、快时尚品牌Shein、拼多多国际版Temu等，在全球应用程序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受到海外用户的广泛欢迎。而这些企业的成功源于其在中国国内巨大市场规模支撑下形成的创新模式，这些模式在海外市场具有显著的“差异化”特征，是当地市场原本不存在的。例如，TikTok凭借其独特的算法推荐机制和短视频内容生态，打破了海外传统社交媒体的格局；Shein以极致的供应链效率和个性化的快时尚产品，满足了海外消费者的需求；Temu则依托拼多多成熟的社交电商模式，在海外市场迅速打开局面。同时，这些企业均采用原创的品牌名称，树立了独立的品牌形象，标志着中国数字企业出海进入了以创新驱动、品牌自主为核心的新阶段。

3. 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国产应用程序出海的重要基础性支撑

中国应用程序成功出海，是因为其可以为海外用户提供与同类应用程序差异化的服务，而这种差异化服务的基础恰恰是其在国内市场的服务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应用程序出海是中国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已经形成了普惠可及的数字社会。2024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占GDP比重达10%左右；累计建成62家“灯塔工厂”，占全球总数的40%；连续11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数字政府在线服务指数继续保持全球领先，近年来，“接诉即办”“最多跑一次”“一网协同”“一网统管”“一网通办”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不断涌现，极大地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效率和便捷性；截至2024年，国家、省、市、县四级政务外网已实现全覆盖，乡镇街道接入率高达99.4%。此外，政务大数据体系也在加速构建，过去5年，各地区政务服务平台的数据共享次数累计超过5400亿次，电子证照共享服务次数累计超过108亿次，为实现政务服务的高效协同和数据资源的深度利用提供了有力支撑。数字文娱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2024年底，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91亿人，使用率达93.8%；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8.33亿人，占网民总数的75.2%；短视频账号规模达16.2亿个，每日全国上线短视频突破1.3亿条；短视频职业主播规模达3880万人，同比增长1.5倍；网络微短剧用户规模达6.62亿人，网民使用率为59.7%；长视频用户规模为7.52亿人，创2018年以来新高，且使用群体呈现“高学历”“年轻化”的新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数字企业之间竞争激烈，商业模式迅速迭代，出现了一些中国特色的数字商业模式（表1）。

中国国内商业模式之所以可以迅速迭代并不断创新，取决于中国具备的重要国情优势，即巨大的人口与国内市场规模。中国当前人口规模超过14亿人，占全球比重达18%；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5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比重接近19%。这种巨大的人口与市场规模可以更好支撑分工细化与规模经济相融，提高生产效率，产生更高的分工与专业化收益。人口少和市场规模小的国家，分工过细会受到市场规模狭小的限制，只有巨大的人口和国内市场规模，才能支撑起更细的分工，让细化后的每个分工角色都能拥有足够大的市场发展空间。2022年9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和2015年版相比，净增了158个新职业，总职业数达到1639个；2025年7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检验检测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养老服务师、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等17个新职业，以及特种救援员等42个新工种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并调整变更了9个职业（工种）信息，这些都是分工细化之后的结果。同时，每一种应用程序也可以看作一种新的服务模式，中国巨大的人口和经济总量规模使每一种新型服务模式都可能拥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支撑其发展。巨大的人口和国内市场规模为分工细化提供了潜在收益，同时数字技术本身又极大提升了交易效率，降低了分工成本，从而极大提升了国内的均衡分工水平。近年来国产应用程序出海，背后是中国更高的国内分工水平优势出海。比如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类的应用程序，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优势之上，为国际市场提供快速迭代、智能匹配的优质产品，一方面为国外市场提供优质的中国产品、中国品牌和中国商业模式，另一方面也可以收获巨大的下载量。

1. 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方式

首先，应用程序出海本身就是中国品牌出海，可以提高中国的全球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近年来，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受到高度重视，在这样一个网络外部性极为显著、用户黏性极高的领域，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序在国际市场上引人注目，充分展示了中国企业以及中国数字经济模式的强大竞争力。中国企业依靠市场的力量，为全世界数字用户带来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提升全球福利水平，而这会加深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典型案例，对于传播中国新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文化类应用程序出海直接带动了中国数字内容“走出去”，成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直接载体。例如，点众科技旗下面向海外推出的短剧平台DramaBox，覆盖东南亚、北美、中东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在2024年春节档更是连续7天占据中国台湾苹果商店娱乐榜榜首，在北美的谷歌和苹果商店中，DramaBox当日营收多次登顶内地出海短剧企业第一。此外，ReelShort在海外也有亮眼的表现，截至2023年，ReelShort在全球范围内的累计下载量达5500万次，收入达1.7亿美元，其中，美国是最大市场，贡献了总收入的60%—70%，在个别月份，ReelShort在美国iOS娱乐榜单中甚至超越了TikTok，显示出强大的市场吸引力，这些中国应用程序“走出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广阔平台。近年来，中国游戏、中国影视和中国网络文学等中国数字内容事实证明，通过符合经济规律的方式“走出去”，产生“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力，是高效率的文化传播方式。

2. 为国内数字企业带来更多收入来源，支撑起国内数字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缓解国内数字企业“内卷式竞争”

在国内用户趋于饱和、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内数字企业出海的第一动力来自海外市场的机遇与增长空间。一项调研显示，2022年国内应用程序开发者的出海意愿强烈，79.1%的开发者计划或已经出海，其中43%的开发者已经将应用推广到海外，而80.9%的应用开发者选择出海是看重海外市场的增长空间。

3. 作为中国商业模式出海的载体，带动形成国内生产贸易全链条新优势，加速实现动态比较优势转换

应用程序出海，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从2015年开始，中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比重（24.77%）就超过了劳动力比重（23.62%），成为各种生产要素中最为丰裕的一种。也说明与全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资本的丰裕度已经超过劳动力的丰裕度，同时土地等自然资源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进一步凸显，使中国很难再单纯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要素优势。在此背景下，数字平台出海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可以继续深挖综合比较优势。中国目前依然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庞大的制造业集群，可以帮助企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经济效应来实现成本降低。数字平台一方面将中国在地理空间的集聚优势上升到数字空间集聚，极大降低包括搜索成本、匹配成本、沟通成本等在内的各种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与物理空间实现实时联动，使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经济效应进一步强化，带来更大程度的成本降低，保持出口竞争力。

其次，数字平台提供了较好的创业环境，使中国的劳动力有更大机会获得“企业家才能”。随着成本提升，中国的劳动力必须具备另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才可以保持竞争力和获得就业机会，即“企业家才能”。换言之，目前整体社会经济环境要求人们更多开展创新和创业，然而创业需要面对各种市场风险，而数字平台为国内中小企业搭建了统一的创业支撑性服务。据统计，亚马逊平台新增跨境电商60%以上都是中国企业；SmartScout Insight的一份报告称，在亚马逊平台上卖家最多的前20个城市中，有14个是中国城市，深圳更是遥遥领先，其亚马逊卖家数量是纽约及布鲁克林总和的6倍多，拥有超过102000名卖家。

再次，数字平台出海，不仅带动中国货物持续出口，而且也促进了中国国际贸易转型升级。主要表现在：一是数字平台快速捕捉需求的能力，通过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投入，形成全新商业模式，在数字空间将现有产业链向前延伸，为传统制造业提供新优势。如电子商务平台可以迅速把握消费者需求偏好，智能匹配与快速反应，整合平台上的生产能力进行快速且小批量的生产，甚至能够使企业实现零库存运营。二是数字商业模式本身形成的国际竞争力，带动全链条整体新优势。如基于国内产业集群和巨大市场发展起来的国内电子商务模式，已经在全球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一些中国重要的跨境电商应用程序在全球应用下载排行中名列前茅，不仅带动了中国电商模式出海，也带动了移动支付、物流、通关等一系列相关生产性服务的进出口。

复次，平台企业出海，代表着国内分工细化正在向全球拓展。像Temu和Shein这样已经产生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电商应用程序，表面上只是一个电商平台，但其背后联动的是国内分工细化的新型商业模式。消费者在使用这些平台选购适合自己需求的商品时，背后是价值链各种细分环节的快速反应与联动，包括产品推送、产品介绍、包装物流、保险等各个环节，都是以个性化的方式为小批量的消费者提供订货服务，最终形成快速反应、沟通筛选、物流运货的服务体系。这些电商应用程序之所以能够在国外受到极大欢迎，本质上是因为它们依托的是国内极致细化的分工体系，及其带来的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而这种分工细化的新优势，也会通过跨境电商向所有环节延伸。

4. 带动实体投资出海，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一些数字企业出海之后，为了适应国外受众对内容的需求偏好，开始在国外当地创业和建立团队。如短剧平台开始在国外建立拍摄团队进行本土化拍摄，满足国外市场对短剧的需求。如2024年1月，Mega Matrix Inc.（NYSE American：MPU）宣布成功完成对短剧流媒体平台FlexTV的收购，成为全球首家流媒体短剧上市公司，短剧的出海从内容层面上升到资本层面。为了制作出更高质量、更具吸引力的短剧，企业不仅需要在海外积极投资建立发行渠道和推广平台，也需要加大对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特效等方面的实体投资，以扩大短剧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一些短剧为了更好地贴近海外观众和当地文化，选择在海外进行拍摄取景。例如，慈文传媒与Golden Infinity于2025年1月签订海外短剧联合投资协议，计划联合制作出品4部出海短剧，其中第一部于2025年4月在美国开机。这意味着双方在制作环节的深度合作不仅能够为当地的影视拍摄基础设施建设、道具租赁等行业带来收益，也能带动当地旅游和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数字企业通过应用程序出海的方式来开拓国际市场。为了保证中国数字经济出海的可持续性，为此建议：

（一）继续发挥现有优势，保持国内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势头

要充分意识到中国数字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培育出来的，因此要继续保持中国数字企业出海的势头，继续为中国数字企业营造健康且有活力的竞争环境，这是推动中国数字企业出海的重要保障。确保国内数字产业进入退出机制通畅，维持当前中国数字经济领域新头部企业持续出现、老头部企业排位频繁变动的良性竞争状况，避免长期出现一家企业独大的垄断局面。不断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为数字企业开拓新型商业模式提供更多新空间，进而不断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差异化数字经济商业模式，为未来进入全球市场打下良好基础。

（二）营造健康的创新环境，加强基础研究与创新

中国数字企业出海很大程度上是中美数字经济在全球市场竞争的具体体现，原有的海外数字市场基本是由美国企业主导，当前中国数字企业在国内取得成功之后开始进入原有的海外市场，为全球用户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模式。截至目前，中国企业所依托的更多是强大的人力资本性价比优势、国内人口规模巨大的应用场景优势等，但是从长远来看，基础创新能力对数字平台在海外发展至关重要，而这方面中国并不占优。因此，应加强基础创新能力培育。这需要营造健康的创新环境，拓宽与畅通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相互支撑的渠道，培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补互促的良好机制，建设科技创新激励与成果应用相平衡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和成果广泛应用的双重积极性。

（三）为数字企业出海提供良好的配套服务，降低其出海的隐性成本

良好的配套服务既包括数字企业出海过程中涉及的人员流动服务、资金跨境流动服务、数据跨境支持性服务等，也包括为相关数字企业提供境外各区域投资环境指南，帮助企业更快速及时全面了解各大市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竞争等多方面特征，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出海的隐性成本。

（四）帮助企业识别长期潜在的经营风险，做好长期风险规避

除了常规性的海外投资风险之外，中国数字企业出海还可能遭遇一些由地缘政治所带来的特殊风险。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数字企业出海面临的风险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影响力过大引发的风险。如果中国的数字企业对目的国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社会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就容易触发风险。如近年来美国政府对TikTok开展严格审查和多次听证会，其直接原因在于这家来自中国的公司对美国整个媒体行业产生了重大且广泛的影响；再如2023年4月14日，美国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s）对来自中国的快时尚跨境电商平台Shein和Temu发布报告，指出两家公司在劳动用工、避免关税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报告开头就明确指出“Temu在过去一年中迅速扩大了其美国市场占有率”“在过去3年中，Shein在美国快时尚销售市场份额从2020年3月的18%上升到2022年3月的40%”。其次，新商业模式引致的风险。当一种商业模式过于新颖，以至于人们难以理解其运作机制，也容易产生风险。如作为中国原创的商业模式，直播电商就曾被印度尼西亚政府直接禁止；另外一种由中国原创的商业模式——共享单车，在国外的发展也不太顺利。再次，竞争对手强大而导致的风险。这种风险可能来自东道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如Shein和Temu在美国乃至全球面临的是老牌跨境电商亚马逊；也可能来自本国的竞争对手，如近年来Shein和Temu两家企业在美国法庭上互相控告对方存在不正当竞争问题。

对此，中国数字企业应当高度重视并长远规划，从一开始就做好合规安排。提前进行风险评估与预警；构建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制定合规政策与制度，设立合规管理部门，并加强员工的合规培训，确保企业运营流程和业务活动有明确的合规标准。此外，企业本地化运营时应尊重当地文化和宗教习俗，积极与当地企业合作，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当地环境，避免触发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以经济学视角，从利益角度出发来分析和应对中国数字出海可能遭遇的问题，无论对政府部门还是企业自身，都具备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深入研究中国数字企业为东道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可以作为规避和应对风险的工具。中国数字企业出海为东道国带来市场多样性和良性竞争、新的就业机会和政府税收收入，这种收益和好处是规避和应对风险的重要底层逻辑。其次，深入探究中国数字企业“走出去”风险的来源，以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导致中国数字企业出海风险的主体可能是多元的，包括东道国的消费者、生产者、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社会公众舆论等。因此，应当深入探究风险产生的主体来源及其诉求，区分轻重缓急，有序应对。再次，深入探究不同国情及文化背景下的东道国风险，以针对性地进行预测与应对。对于不同国情及文化背景的东道国，其消费者、生产者、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在全社会的影响力有所不同，各群体对外来文化及外来投资者的开放度也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国情及文化背景的东道国进行差异化的分析和应对。

（五）加快推进高水平数字经济领域国际谈判，增强国际话语权

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自2022年中国加入DEPA工作组成立以来，中国已经与成员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谈判，举行多次部级会议、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和技术磋商，取得积极进展。中国加入CPTPP的进程也在积极推进中，自申请加入CPTPP以来，中国严格遵循相关程序，积极与各成员方开展沟通与磋商工作。在此过程中，中国对协定内容进行了充分、全面且深入的研究与评估，并主动对标CPTPP规则，积极推进相关领域政策调整以及法律法规的修订与完善。与此同时，中国持续推动落实WTO电子商务谈判、《贸易便利化协定》以及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与各方携手不断完善WTO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跨境电商、电子签名认证、移动支付、电子单据等关键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工作，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规则方案。在此基础上，中国还积极落实中国—中亚经贸部门数字贸易合作备忘录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数字贸易合作倡议，致力于提升数字贸易规模与水平，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务实合作，进一步促进数字经贸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未来，应加快推进上述进程，并不断开拓新的国际谈判框架，从而为中国数字企业出海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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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合开发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