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蹇驹《采石瓜洲毙亮记》主要记载南宋虞允文指挥宋军在采石之战中战胜金军的始末，现存传世抄本和《三朝北盟会编》收录本。该书撰成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二月至隆兴元年七月间，初名《采石瓜洲毙亮记》，即传世本；乾道年间蹇驹又在原书基础上大幅修订，改名为《虞尚书采石毙亮记》，

感谢李京泽老师赐稿

原文载《文献》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今从作者提供原文，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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蹇驹《采石瓜洲毙亮记》考略

文 / 李京泽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内容摘要：

关键词：蹇驹 《采石瓜洲毙亮记》 虞允文 采石之战

一、问题缘起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帝完颜亮亲统大军南下攻宋，一路势如破竹，直抵采石渡口，十一月八日挥军渡江，却遭到对岸宋军的顽强抵抗而败退，移师瓜洲，结果发生军变，完颜亮被部将所杀。这场战争在宋方被统称为“采石之战”，长期被认为是自宋室南渡以来宋军对金国的一次重大胜利，而且还间接导致了金帝之死，意义尤为重大，所以南宋人对此大书特书，留下大量史料，蹇驹《采石瓜洲毙亮记》（下文简称《毙亮记》）便是其中之一。蹇驹是潼川府盐亭县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后官至朝奉郎、权发遣雅州军州事、主管学事、沿边都巡检使 。《毙亮记》记事起自绍兴三十一年九月完颜亮发动南征，迄于是年十二月金军哗变弑杀完颜亮后北撤，叙述采石之战本末尤详，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因此，学界在研究采石之战和虞允文生平时，于《毙亮记》内容多有征引，《全宋笔记》亦收录此书并整理点校，使之进一步广为人知。

然而，围绕这部《毙亮记》仍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该书现有题名作蹇驹撰“采石瓜洲毙亮记”的传世本十余种，除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代穴砚斋抄本外，其余皆为清代抄本或刻本，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杂史四种”抄本、“逸野堂藏本史类”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杂史五种”抄本、知圣道斋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木犀轩抄本，以及《奇晋斋丛书》刊本、《函海丛书》刊本等。除后二种刊本外，其余多为当代史家所未见 。此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下文简称《会编》）卷二四一全文抄录此书，题作“虞尚书采石毙亮记”，全书卷首《书目》则作“乾道采石毙亮记” ，内容与传世本有很大差异，后有人将其辑出，抄入国图藏“杂史四种”和上图藏“杂史五种”之中，题作“采石毙亮记” 。 此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文简称《要录》）亦征引该书，题名作“蹇驹撰《虞尚书采石毙亮记》”或简称为“蹇驹《毙亮记》” ，与《会编》相同。但《要录》引文与传世本、《会编》本都截然不同，却和《会编》卷二四八所引《张焘行状》几乎可逐字对应，实当抄自《张焘行状》，与蹇驹《毙亮记》无关，故《要录》所引文段当是李心传误录 。

关于上述《毙亮记》传世本与《会编》本的关系，最为通行的说法是认为《采石瓜洲毙亮记》和《虞尚书采石毙亮记》皆蹇驹所撰，乃同书异名，而将传世本、《会编》本的差异理解为传抄所致 。然而，尽管《会编》本存在大量与传世本相近似的文段，但多互有详略，如《会编》本记完颜亮被杀后，“（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庚子，御营宿卫使、和义郡王杨存中，管侍卫马军、御前诸军都统制成闵，中书舍人、督视荆襄江淮参谋军事虞允文，总领淮东军马钱粮朱夏卿列奏以闻，北垒亦具亮之死，使来求和”（第一二叶），传世本却仅作“十二月己亥，以亮弒闻朝廷，北垒亦具亮之死，欲按甲保境，移文关报” ，此处《会编》本不仅所记日期与传世本不同，将完颜亮之死上奏朝廷者之官名、人名等内容也详于传世本；又如《会编》本记宋军十一月初四日战败于瓜洲，仅作“是日，我师败绩于瓜洲”（第八叶a），而传世本却更为详细，作“壬申，锜将刘汜败于瓜洲”（第四叶a）。因此，传世本和会编本的差异应非简单的传抄讹误所能解释，目前最主流的同书异名说恐不妥当。

近年，《毙亮记》的点校整理者又提出另一种看法，认为《采石瓜洲毙亮记》确为蹇驹所著，而《会编》所引《虞尚书采石毙亮记》因与上图藏“杂史五种”所收未题作者的《采石毙亮记》内容相同，故推测当是一佚名人士在蹇书基础上编撰而成，只是《会编》卷首《书目》误将作者题为蹇驹 。但如上文所述，“杂史五种”所收“采石毙亮记”实辑自《会编》，大概由于《会编》卷二四一引文未提及作者为蹇驹，辑佚者又未核查《会编》引用书目，故而漏题作者，不能以此认定《会编》本非蹇驹所作。

其实，早在1955年，蒙文通便发表《从〈采石瓜洲毙亮记〉看宋代野史中的新闻报导》一文，已就传世本与《会编》本两种《毙亮记》的关系提出独到见解，却长期未受到学界重视。该文指出传世本和《会编》本皆为蹇驹所作，因传世本提到虞允文绍兴三十二年二月除川陕宣谕使，书中又对当年六月禅让的高宗称“上”而不称“上皇”，故当成书于绍兴三十二年二月到六月间；而《会编》引用书目称《会编》本为“乾道采石毙亮记”，故当成于乾道年间。蒙文通发现二者文字互有详略，且传世本为偏白话的“语体”，《会编》本为文言，语言风格差异较大，故判定《会编》本实乃传世本《毙亮记》在乾道年间的修订本。又因蹇驹在传世本结尾论赞中仅称著此书是为了“报里中亲友”，而《会编》本结尾则称“异时国史大书特书，与宋匹休，荐绅巨工，亦必有能效勒燕然铭、述淮西碑，以扬厉无前之绩者”，蒙文通据此判断传世本意在通俗，而《会编》本意在垂后，以备国史参考，故将语体的《毙亮记》修订为文言本，并增删了一些事实 。蒙文通十分敏锐地指明了两种《毙亮记》的关系，惜未能展开详细论证，有待深化，某些细节也不无可商之处。此外，有关该书的文本源流、后世影响、史料价值等问题，亦皆有可进一步发掘的余地。因此，本文在全面比对诸种《毙亮记》文本的基础上，拟从以上几个方面对该书进行考察，以期进一步厘清该书面貌，为学界更好地利用此书提供便利。

二、《毙亮记》两次编修考实

蒙文通在考察传世本《采石瓜洲毙亮记》和《会编》本《虞尚书采石毙亮记》各自的成书时间、整体把握二者内容和行文风格后，辨明二者实乃初修本和修订本的关系，指出蹇驹修订的原因在于欲使《毙亮记》将来得以备国史参考，可谓切中肯綮。然而，对于《毙亮记》的成书时间和蹇驹的具体修订方法，蒙文通的观点仍有未尽之处，可进一步补正。

首先，关于两种《毙亮记》的成书时间。传世本蹇驹《毙亮记》末尾提到虞允文除川陕宣谕使，则是书当作于绍兴三十二年二月以后；书前有“得月轩漫叟”序文，题署“隆兴改元昭阳协洽秋七月既望”，知成书应早于隆兴元年七月。而蒙文通认为书中对高宗称上而不称上皇，故《毙亮记》必定成书在六月高宗内禅之前，却失之武断。蹇驹所记采石之战始末既然发生于高宗在位时，称“上”亦无不妥。故该书的成书时限，仍应定在绍兴三十二年二月至隆兴元年七月间为佳。序文中说书成之后，“冯持约秀才得此副本，施于剞劂，以广其传”，可知彼时《采石瓜洲毙亮记》（下文简称“初修本”）已在蜀地刊刻流布，即今日所见诸传世本之源头。而《会编》所引《虞尚书采石毙亮记》（下文简称“修订本”），《书目》既称“乾道”，当成于宋孝宗乾道年间。

其次，关于蹇驹的具体修订方法。蒙文通仅称修订本将初修本中的俗语润饰为文言，增删了一些事实，未能详细论述。其实，仔细比勘二本，可以发现蹇驹从如下三个方面对初修本做了较大修订：

第一，调整文脉，重组结构。初修本和修订本虽皆记载采石之战的起因、经过、结果和后续情况，但二书相似之处主要集中于中间记载战争经过和结果的部分，首尾文字则完全不同。关于战争起因，初修本开头主要介绍绍兴三十一年五月金使启衅、宋廷议论如何迎敌；而修订本开头以交代金军进攻路线和宋军防务为主。初修本结尾记宋高宗亲征至建康府后，朝廷对张浚、虞允文等人的人事安排；修订本则主要记载战后诸将收复失地、金军发牒请和的情况。此外，修订本中一些文段虽然与初修本十分相似，但在书中的位置却有所不同，原有的叙事结构遭到拆分重组，如以十一月记事为例：

由上表可知，在初修本中，原本位于同一段中前后相连的五条记载，在修订本中被拆分置于两处，句⑤被直接拼接在句①之后，位于虞允文激励败军将官的情节之前，而句②③④则被置于该情节之后，与句①⑤相隔千余字。修订本还将初修本中原本以“先一日”的形式插叙在初八日记载后的句③，调整到十一月初七日的叙事之下，改为按时间顺叙。这样，初修本中句②③的情节为虞允文见到诸将官前“望北岸”时所见，而句⑤乃作者的客观描述；但在修订本中，句②③变为作者的客观描述，句⑤则是虞允文所见。据虞允文《十一月八日采石大捷札子》的记述，他于初八日午时后到采石，先看到“江北虏兵甚厚……二三十里不绝”，见过诸统制后，才看到句②③的情形（第一八叶a），故初修本的描述确与虞允文札子的说法有些许不同，或许作者因此才加以修订。由上可知，相对于初修本，作者并非只是简单地修订文字、增删事实，而是变换开头结尾，重组原有情节要素，大幅调整叙述脉络，文脉与旧本已大不相同。

第二，补充资料，修改内容。如初修本记“（十月）戊午，遣枢臣叶义问督视江淮，允文为参赞，洪迈、冯方等俱在幕府”（第三叶a），该句修订本作“戊午，遣枢密叶义问督视荆襄、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谋军事，洪迈、冯方并充行府幕属”（第六叶a），其后又补充了大量对王权临阵脱逃、宋军溃败经过的叙述。初修本记王权败逃时仅用数句，但修订本却补充将近千字，十分详尽。《会编》卷二四〇载有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臣僚弹劾王权的奏章 ，经比对可知修订本《毙亮记》的补充内容即取材于该奏章，应是蹇驹在创作初修本时尚未见到此奏章，后来得见，便大量采入乾道修订本中，通过王权的种种失态和惨败来衬托虞允文当时所处情况之危机，临阵激励、整合败军意义之重大，突出其功勋卓著。再如初修本记金军兵数作“九月，亮以重兵五万，号五十万出淮东”（第二叶b），而修订本却变为“秋九月，逆亮亲以兵十七万、号四十万直趋江南，为必渡之举”（第六叶a），所记兵数截然不同，或是蹇驹据其它材料修改。又如初修本记采石之战宋军面对金军登岸时，“允文时跨马往来阵间督战，见统制时俊，抚其背曰：‘汝素以勇闻，平生果决，今顾怯慑耶？’俊回顾曰：‘舍人在此。’即挟两刃入阵荡击”（第六叶a），修订本虽然基本保留这一情节，不仅将虞允文的激励之语修改为“昨与尔议破虏为期，今乃不用命乎”（第九叶b），还将统制官时俊改为盛新。

第三，润饰文辞，删略繁复。如以下虞允文在镇江与刘琦会面的这段记载：

显然，修订本所记内容与初修本几乎完全一致，唯将初修本中颇近俚俗的虞、刘二人对话润饰为较工整的文言。在修订本中，尤其在涉及人物对话时，大量存在此类润饰改写。此外，修订本还大量删略了初修本中叙事繁复或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如两种《毙亮记》皆记虞允文十一月十二日至建康府见叶义问、张焘等人商议防务，但初修本还载有虞允文以鳖自喻的玩笑话：

允文笑曰：“允文固当行，然忆俚语云：主人得鳖于江，欲计议杀而食之，烈火使釜水百沸，横竹稍其上，与鳖誓曰：‘能渡此活汝。’鳖知主人以计杀之，勉力爬沙，渡竟，主人扣鳖曰：‘汝能此甚善，更为我渡一遭， 我欲观之。’仆所行得毋类是乎？”诸公大笑。（第九叶b、十叶a）

修订本则将此段彻底删去，大约是因其俚俗，又与主题无关之故。此外，初修本中本全篇抄录虞允文“论江上事宜”札子，而修订本尽数删去，应该也是为避免叙事繁冗。

总而言之，蹇驹于绍隆之际撰作《采石瓜洲毙亮记》，乾道年间又特意在原书的基础上调整、重组全书的叙述脉络和结构，补充资料、修改内容，并润饰文辞、删略繁复，大幅修订后，改书名为《虞尚书采石毙亮记》，不仅使该书在行文上更为严整典雅，也构建出更符合作者理想的历史叙事，以备异日国史采择。

三、两种《毙亮记》的流传情况及其历史影响

根据上文分析，《虞尚书采石毙亮记》实为《采石瓜洲毙亮记》的修订本，且修改幅度较大。那么，两种《毙亮记》的流传情况如何，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从二书的刊刻情况即可看出，虽然修订本或许才是蹇驹心中更为理想的文本，但早先的初修本《毙亮记》却流传更广。据初修本《毙亮记》书前序言，该书至少在隆兴元年七月以前便由冯持约秀才在蜀地“施于剞劂，以广其传”。赵甡之《中兴遗史》称“允文有门下士，昧于名敬典礼，乃拾掇三札，溢其虚美，作为记事之文，夸大允文之功。允文蜀人也，首自蜀中传写之，众皆和之，于是蜀人家家有传本矣” ，其中“三札”即初修本《采石瓜洲毙亮记》书后所附虞允文三札，所指显然即蹇驹《毙亮记》。依赵氏所言，该书不仅流传甚广，且“众皆和之”，可见其在蜀地影响之大。此外，《奇晋斋丛书》刻本《毙亮记》后附陆烜跋语，交代其刊刻的底本乃是“于马云衢斋头借得善本，云从南宋太庙前尹家铺行本影摹而得者”，北大藏清木犀轩抄本书末亦可见“太庙前尹家书铺印行”字样。尹家书铺乃临安府知名书坊，多刊刻小说野史之类 ，可知该书在杭州亦曾刊刻流行。可以想见，这两次刊刻对《毙亮记》的传播应有相当的助推作用。而修订本既无该书曾经付梓的相关证据，亦未见刊本传世，故而该本的传播当不如初修本广泛。

其次，从文本内容上看，初修本《毙亮记》进入了虞允文家传系统，书中很多叙事情节也为后世各类官私史书参考袭用。杨万里撰于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的《忠肃虞公神道碑》记采石之战的叙事顺序和情节与初修本《毙亮记》基本一致，却与修订本颇有差距。《神道碑》中提到一些情节，如初八日采石之战统制官时俊“挥双长刀出阵奋击”的细节仅见于初修本《毙亮记》 ，作“（时俊）即挟两刃入阵荡击”，而修订本中时俊却变为盛新，且仅称其“麾军鏖战”，无“挟两刃”的细节，可见《神道碑》所据必非修订本，而是初修本。不过，《神道碑》也在初修本《毙亮记》的基础上有所改编，如《毙亮记》载采石之战初日“北岸麾众渡江，呼声动地，有顷，七舟泊南岸”（第六叶a），《神道碑》却称“麾舟数百艘绝江而来，一瞬间七十余舟已达南岸” ；记此战战果，《毙亮记》作“计其岸上之尸，凡二千七百余人，杀死万户一人，生获千户五人，女真三百余人”（第六叶b），《神道碑》则曰：“数尸四千有七百，杀万户二人，生得千户五人，女真五百人”， 较初修本《毙亮记》夸大不少。杨万里受虞允文之子虞公亮、虞公著之托作碑文，从他与虞氏兄弟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其工作流程：

第所示言行数千万言，古人所谓身不能究其说者。某（杨万里）今年七十有五，衰病垂死，安能历览？且如国史张魏公本传及莆田叶、陈二丞相墓铭，其家子弟皆撰成行状一编，不过四五十版、二三万字。某所书止存五六千字，皆三年而后来取。敢望伯仲视此三家凡例，纂成一编，版数字数皆以为准，却再示及，当为落笔 。

由上可知，杨万里曾于虞氏兄弟处得到虞允文“言行数千万言”，但因无暇遍览，便建议虞氏兄弟以其作《孝宗日历》张浚附传、叶颙行状、陈俊卿墓志铭的先例 ，将虞允文的言行资料缩略至“四五十版、二三万字”后再由他删削。随后，虞氏兄弟再次送来“行实三大编，凡二十余万字”，杨万里即“撮其要者，约而为七千言” 。由此可知，杨万里所撰《神道碑》的底本和参考资料皆由虞氏兄弟提供，这也符合南宋文人撰写行状、碑铭的通例。从后来杨氏撰成《神道碑》的文本情况看，虞氏兄弟所编虞允文行实中关于采石之战始末的资料，很可能主要取自蹇驹《毙亮记》。这说明蹇驹《毙亮记》的内容已得到虞允文后人的认可，才会从“数千万言”的资料中遴选出来付与诚斋笔削。

初修本《毙亮记》的文本内容还通过虞允文家传系统影响到了南宋国史。元修《宋史》之《虞允文传》的文本应主要继承自南宋《中兴四朝国史·虞允文传》，其中关于采石之战的描述多有承袭初修本《毙亮记》的痕迹，可能主要来自虞允文家传系统，如传文中“亮操小红旗麾数百艘绝江而来，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军，军小却。允文入阵中，抚时俊之背曰：‘汝胆略闻四方，立阵后则儿女子尔。’俊即挥双刀出，士殊死战”，“僵尸凡四千余，杀万户二人，俘千户五人及生女真五百余人”等记载 ，与上引同样出自家传系统的杨万里《神道碑》里相应的文字、数字几乎如出一辙，其主要源头即初修本《毙亮记》。不过从整体上看，由于《宋史·虞允文传》与杨万里《神道碑》的行文、结构、内容仍有不少差异，可知《国史》中的《虞允文传》和《神道碑》应是同源异流的关系，很可能同样采自虞允文家传系统，却另有编排 ，或许也参考了其它资料。不过，通过虞允文家传系统，《中兴四朝国史》和后来的元修《宋史》还是采用了不少源自初修本《毙亮记》的文本内容，间接实现了蹇驹“异日国史大书特书”的愿望。

初修本的文本内容还曾为南宋诸多著述所参考。乾道二年（1166）八月二十四日，宋孝宗下诏定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便包括采石之战。此后，“中兴十三战功”的概念多见于南宋各类著述，其中关于采石之战的记载则多可见初修本《毙亮记》的痕迹。如李壁《中兴战功录》对采石之战的描述虽是汇集诸书记载而成，但在某些情节上就参考了蹇驹《毙亮记》 ；再如王应麟《玉海·官制》中“虞允文采石”条的记述基本缩略自《毙亮记》，除了“十月下诏亲征”、“亮统军驻和州之鸡笼山”、“提举张振、王琪奋然任责”三处细节当采自他书之外，其余情节皆同蹇书，且如时俊“出阵荡击”（《毙亮记》作“入阵荡击”）、“虏舟皆沉没，水为之丹”（《毙亮记》作“所向全舟沉没，水为之丹”）等描述，文字修辞皆与蹇书一致 。

此外，许多首见于初修本《毙亮记》的情节，也成为南宋乃至元朝时读书人津津乐道的桥段。初修本中载采石之战后：

允文至镇江，谒刘锜，病已革，允文问：“疾如何？”锜执允文手曰：“休问疾如何，朝廷养兵三十年，我辈一技无所施。今日成大功，竟出于一中书舍人，我辈愧尔，当死矣。” （第一二页b）

这段记载亦见于前述杨万里《神道碑》，作：

公至京口，谒刘锜问疾。锜执公手曰：“疾何必问？朝廷养兵三十年，我辈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一儒者，我辈愧死矣。”

此段显然源自初修本《毙亮记》，唯改“中书舍人”为“儒者”，文字小异。《要录》卷一九四亦有此段，文字与《神道碑》一般无二 ，当出自《神道碑》无疑。这一桥段经过杨、李二人史笔，不仅进入了《宋史·刘锜传》 ，还为不少宋元类书所采，如《事类备要》《翰苑新书》等 。这些类书多是为科举考试编纂的参考书目，对士人举子的影响决难忽视。可以说，初修本《毙亮记》对于后世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形象的塑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与初修本文本内容的广泛流传和重大影响相比，经蹇驹改定的修订本《毙亮记》的文本生命力却相形见绌。除《会编》卷二四一全篇抄录，《要录》卷一九四和卷一九五提及只言片语外，目前唯见晁公忞《金人败盟记》曾参考过修订本《毙亮记》 。

综上所述，《毙亮记》初修本流传广泛，不仅该书自身曾付梓刊刻，书中内容也对诸多南宋文献中的相关叙事都产生了影响，而修订本的传播和影响力却颇为有限。这样看来，虽然修订本才是蹇驹心中更为理想的文本，但名留青史、更为“远方书生”津津乐道者却是绍隆之际作成的初修本，颇堪玩味。

四、初修本《毙亮记》的文本来源与史料价值

初修本《毙亮记》虽然成书较早，影响广泛，但由于作者蹇驹乃虞允文门客，该书又确为彰显虞允文功绩而作，故现代史学研究者对此书的史源和史料价值争议颇大。陶晋生据《中兴遗史》“拾掇三札，溢其虚美，作为记事之文”之语，认为《毙亮记》主要依据虞允文三札作成，不可轻信 ；顾宏义依据作者蹇驹“以门下获侍燕闲，并从幕府诸公间，获闻此事甚详”（第一五叶b）的自述，将该书视为仅得自时人传闻的阿谀之作 ；而蒙文通认为《毙亮记》的性质属于“新闻报导”，是“最直接的原始资料”“宋人叫的史底”，充分肯定《毙亮记》的史料价值 。然而，无论持哪一种观点的学者，或以为《毙亮记》主要源自虞允文三札，或以为《毙亮记》本身即最原始的材料，对该书史源的判断都值得商榷。因此，若要合理地评判《毙亮记》的价值，应先从仔细考察该书的文本来源入手。

首先，由于虞允文三札的内容皆是十一月初八、初九日采石之战的战报，故《毙亮记》中所载采石之战前后的史事，大都不见于三札而另有所据。不过，蹇驹对采石之战的描述确实与三札多有契合，如战前宋军“分戈船为五，以其二傍东西岸行；其一驻中流，载精兵以待战；其二藏小港中，以备不测”（第五叶b、六叶a）的措置，敌阵“瞰江筑高台，植黄绣旗各二，中张黄盖，亮躬擐金甲，据胡床，手执红旗指挥逆旅”的描述，以及水陆战况，战斗结束后杀伤、俘获的人数等等，情节、文字都和虞允文“十一月八日采石大捷札子”若合符契。然而，《毙亮记》对战况的描述中亦有虞允文札子所不载的内容，比如“天色向晦，虏犹未退。会淮西溃散官军有从光州转江而至者三百余人，允文抚劳，授以旗鼓，自山后转出，虏以为援兵至，遂引余兵遁去”（第六叶b）一段，便逸出三札之外，应另有所据。其实，该段亦见于另一种记载采石之战的文献员兴宗《采石战胜录》（又名《绍兴采石大战始末》）：

天色晦，虏犹未退。会官军在淮西有溃散三百人，自光州路转江而至，虞侯拊劳之，授以旗鼓，设为疑兵。虏果以为援兵至，鼓声乃已，却打梆子声，虏引余舟遁去 。

员兴宗《采石战胜录》为《会编》卷二四二全文所抄录，且称员氏为“国史院编修官” ，任官在乾道四年六月至六年四月间 ，则该书或最终成于任上。员兴宗和虞允文都是隆州仁寿人，二人同乡，员氏《九华集》中还存有不少和虞允文的书信。而蹇驹曾为虞允文门客，与员兴宗或存有交集，都有可能从虞允文及其人际圈子中获取有关采石之战的一手资料，甚至不排除两人相识的可能。不过，员兴宗《战胜录》和蹇驹《毙亮记》应皆未直接借鉴对方的著作。如上引文段，《毙亮记》记载宋军溃兵“自山后转出”的细节不见于《战胜录》，而《战胜录》“鼓声乃已，却打梆子声”的细节不见于《毙亮记》，故两段文字当为同源异流关系，二书中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不过，员兴宗《战胜录》和蹇驹《毙亮记》不仅某些段落文字雷同，而且连叙述逻辑、文本结构都极其相似 ，说明二书的主体内容可能共同出自某一完整的原始文本，唯两书各有改编而已。

试举一例，《毙亮记》和《战胜录》皆载初八日采石之战完颜亮撤军后宋军的追击行动和战果统计，《虞允文舍人十一月八日采石大捷札子》中亦有相关记载，兹表列如下：

据上表，札文中“虏兵多伤，至夜师旋”的表述和俘毙敌数的数字、顺序，都与二书相一致，可知二书该段情节主体部分最原始的源头应是虞允文报捷札子，但二书皆有超出札文的部分，可知并非直接录自札文。另外，《毙亮记》和《战胜录》都使用了“归师勿遏”的表述以及由“或欲引水军掩其前”引出虞允文反对意见的叙事结构，但札文中并无这些内容。因此，《毙亮记》和《战胜录》此段的雷同绝非巧合，而是说明二者皆改编自同一个采用此种表述和叙事方式的原始文本。

二书记载虞允文战前激励王权败军的情节是更为明显的例子，《毙亮记》作：

允文急遣人招一二统制官劳问，次因访问权所以致败之由，皆曰：“权骄，不恤士卒，非虏之善胜，权望敌奔走，未尝履行阵尔。”允文曰：“汝辈今可一战乎？”众人笑指北岸曰：“那边体面怎抵当？”公徐晓之曰：“虏万一过江，江南席卷，无措足之地，汝辈虽走，欲之何？今控大江，地利在我，不如死中求活耳。且朝廷养汝辈三十年，乃不能一战以报国乎？”众皆曰“顾未尝不欲战，奈无当头者。”允文觉其言可动，唱言：“汝辈止缘王权谬妄抵此，今朝廷别差官管此军矣。”众愕立，曰：“差甚人？”允文谕之曰：“我亦是朝廷官，朝廷差我来唤池州李显忠交此军事。显忠如何？”众合辞曰：“如用显忠，得人矣。”允文曰：“我本来视显忠交领此军，权既去，显忠未到，适虏今日谋渡江，当与诸公戮力一战。官家发内藏库金银尽在此，并给官告，如节度、承宣使已次某带来，看有功即书填，赏不逾时。”众皆曰：“如此却有分付，当効命。”诸统制趋出，递相告语。须臾，合军皆曰：“有分付，好厮杀。”（第四叶b至五叶）

而《战胜录》作：

虞侯至采石，诸将皆无战意，公方会合诸将士，诘之曰：“我闻王节使在淮西，每日打锣不打鼓。”众曰：“果如此。”虞侯尉劳曰：“权不战，教汝辈不成事，令汝辈半死半活，至此不易。”众皆唯唯。“然王权已罢兵，权管你辈不得。我是朝廷官，官家差我担银来犒设你懑，今有节度、观察至副校尉官告皆担来，你辈食官家禄，官家养汝辈三十年，不啻能戮力一战否？”众曰：“我懑也要战，但无人主此事。”虞侯与说：“我今日只办两眼，随你懑成得功大，与你填大底官诰；立得功小，填小底官诰。若死于此，则当同死于此。若你懑走，我亦随你去。你懑道我走去甚处？我便去见官家，说某人统制已下，某人肯厮杀，某人不肯。”诸军大欢曰：“今日有分付，大家去厮杀。”

上引两段引文所记情节虽然基本一致，但《毙亮记》内容更为丰富，而《战胜录》文字却远较《毙亮记》更为口语化，显然保留了更多原始文本的语言风格。由此可见，上引内容很可能是蹇驹和员兴宗分别从一相当口语化的文本中改编而来，《毙亮记》的文本则保留了较多原文内容，文辞上也多加润饰；而《战胜录》此段虽然维持了原文的语言风格，却对内容多有删削。

由此应可判断，《毙亮记》和《战胜录》的主体部分改编自同一原始文本，二者相仿的内容，即使文辞上有一定出入，却很可能都出自该文本。那么，该文本究竟是何性质，又从何而来呢？由于史料阙载，虽已难知详情，但亦非完全无迹可寻。《毙亮记》书后蹇驹称他“以门下获侍燕闲，并从幕府诸公间，获闻此事甚详”，交代其信息来源是虞允文麾下的“幕府诸公”。而员兴宗尝作歌颂采石之战的古体诗《歌两淮》一首，诗中所述采石之战史事与《毙亮记》《战胜录》高度相似，诗前小序云“吾蜀虞公，常援尺棰笞敌，两淮之上，敌愤以死，此事旷古今一快者，宾客欲表著铺张而绪言之” ，该诗即应此而作，故员兴宗的信息来源也是虞允文的幕府宾客，可与蹇驹所说相互印证。如上文所述，蹇驹、员兴宗均为虞允文门客，二人都可以接触到“幕府诸公”，有能力看到宾客“表著铺张”采石之战的原始文本。结合上文《毙亮记》和《战胜录》的文本比对结果，可以推测二者的主体部分应共同源自虞允文幕府宾客依据口述记录而成的原始文本。至于除此之外的情节，就有可能是蹇驹抄录或改写自其它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理这份原始文本时，《毙亮记》存在一些有目的性的改编，如《毙亮记》载：“允文谓显忠曰：‘……又长江边面分屯防御虽多，其实紧要不过数处，都统能任责，辍一二处兵马应副如何？’显忠曰：‘惟舍人之命。’”（第九叶a）而《战胜录》则作：“虞侯谓显忠曰：‘……又兼长江岸分屯防御甚多，其实紧要不过数处。都统能任责，辍一处兵马应付如何？又须得百余只战舰方可集事。’显忠略无难色，欣然一一应副。” 相较之下，《战胜录》此段保存了更多信息，应当更接近于原始文本。在描写李显忠的反应时，《战胜录》中的李显忠只是接受虞允文的请求，二者地位较为平等；而《毙亮记》里的李显忠却仿佛对虞允文惟命是从，当是蹇驹有意凸显虞允文的主导地位而改写了原始材料。

综上，《毙亮记》虽然成书极早，但也并非蒙文通所谓“最直接的原始资料”，该书主体部分乃是改编自另一完整的更为口语化的文本，该文本或许才比较类似蒙文通所谓“史底”，而《毙亮记》不仅在文字上多有修饰，内容上也存在一定改写。因此，在研究者使用蹇驹《毙亮记》时，应将之与员兴宗《采石战胜录》对读，充分注意二者的同源关系和文本差异。

现在看来，初修本《毙亮记》虽非“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还颇有为虞允文藻饰的成分，绝非忠于史实之作。但该书既然首成于绍隆之际，是现存时人对采石之战的最早叙述版本之一，种种细节的夸大和变形程度也较后世为低，自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如上文所引初修本《毙亮记》记金军采石之战渡江船数作“北岸麾众渡江……七舟泊南岸”，与虞允文札子所记同；到修订本中，就成了“虏船如劈箭，有数十艘即薄南岸步战”，已增其数；而杨万里《神道碑》则夸张至“一瞬间七十余舟已达南岸”（当源自虞氏兄弟提供的“行实”）。相比之下，还是初修本《毙亮记》更忠实于原始资料。而修订本如上文所述，蹇驹主要采用了润饰文辞、删削繁复、调整顺序、补充资料等方法进行修订，其所增补的内容大都可于《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书中找到更详细的原始记载， 其最有价值和独创性的部分仍是初修本中既有的内容，却因遭到蹇驹的删削而失去完整性，使其史料价值大打折扣。

除史实考辨方面的史料价值外，《毙亮记》的文本创作、传播和流动的过程，和南宋史研究中的许多重要命题，如宋代的信息传递、南宋士人心态史、虞允文的形象史等都不无关系。蹇驹撰成《毙亮记》后，该书作为某种“时文”广泛流传，客观上确实起到了蒙文通所谓“新闻报导”的作用。除蹇书外，员兴宗《采石战胜录》、晁公忞《金人败盟记》等同主题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既体现出重要时政情报散布于士人群体中的一种方式，也能看出他们参与信息流通的具体过程，更是一部分南宋士人渴求对金胜利、盼望出现像虞允文这类能“出将入相”者的心态的生动例证。另外，该书的创作与乾道年间的修订，可能和虞允文在朝中进退的政治史存在一定联系。而该书进入虞允文家传系统、杨万里《神道碑》、李壁《中兴战功录》乃至国史和各种类书的过程，亦提供了一条考察虞允文形象演变史的重要线索，值得进一步研究。总之，蹇驹《采石瓜洲毙亮记》拥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和史学研究价值，应予以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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