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1年，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龙头村一桩灭门惨案震惊乡野：村民林某珠与两名幼子在家中遇害，年仅30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34年冤狱谁之过？杀人犯刑满释放仍喊冤 家人遗像前泣诉“我没有家了”

1991年，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龙头村一桩灭门惨案震惊乡野：村民林某珠与两名幼子在家中遇害，年仅30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案件迅速锁定嫌疑人林其保，但这场持续34年的司法纠葛，因一纸“留有余地”的量刑建议、反复推翻的口供和始终未解的证据谜团，演变成一场关于正义与冤屈的漫长拉锯战。

2025年4月，74岁的林其保拖着病体再次站上申诉之路，向福建省人民检察院递交刑事再审申请，案件终迎转机。

1991年10月15日，林其保在弟弟家看完电视后冒雨返家，次日村民发现林某珠母子三人惨死。警方在现场提取到6根非死者阴毛，其中两根检测为A型血。而林其保的血型恰好为A型，加之无不在场证明，成为唯一嫌疑人。然而，平和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显示，当时村里符合年龄的A型血男子共13人，除林其保外，其余12人均因“有人作证”洗脱嫌疑。

法律界人士指出，仅凭血型匹配锁定凶手，无异于“大海捞针式定罪”，更违背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

更令人费解的是，审讯笔录中，不识字的林其保对作案细节的描述漏洞百出，甚至将“检修管道”等日常行为编造为“杀人经过”。

1997年6月，福建省高院终审判处林其保死缓，但漳州市检察院在起诉书中特别注明：“鉴于其口供存在反复，建议法院留有余地，不处极刑。”这一建议成为案件关键转折。

法律专家分析，“留有余地”的潜台词往往是证据不足，但司法实践中却常被异化为“疑罪从轻”，为冤案埋下隐患。

林其保的律师梳理发现，从1991年案发到1997年终审，林其保的口供反复十余次，甚至出现“一被提审就认罪，一到检察院就翻供”的诡异现象。

2017年，林其保结束26年9个月的牢狱生涯，实际服刑时间远超判决刑期。

出狱后，他拖着病体多次申诉，甚至找到死者丈夫试图和解，却始终未获回应。

更令人唏嘘的是，死者家属从未上门“寻仇”，部分村民仍与林家往来如常。“他们是否也相信我是清白的？”林其保喃喃自问。

这起案件与近年来平反的冤案高度相似：张玉环案中，当事人被冤判27年，仅因“真凶出现”才重获自由；吉林刘雪峰案中，杀人指控因“证据链断裂”在33年后启动重审。

林其保的遭遇，折射出早期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证据审查疏漏等沉疴。

林其保坚决否认作案，并称遭遇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他在庭审时和狱中多次写过申诉书，但查无音信。

据其回忆，审讯期间曾被“用手铐吊起来打”“不给吃饭不让睡觉”，甚至被迫编造与女村民的“私情”以自证“罪行”。

更荒诞的是，所谓“女村民指控”始终无人出面作证，而死者丈夫在案发后悄然离村，至今杳无音讯。

2025年4月，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正式受理林其保的申诉。

律师指出，本案核心疑点有三：

若再审启动，案件或将推翻原判，但34年的时光流逝，让真相的追寻愈发艰难。

此案也引发公众对司法纠错机制的思考：从“亡者归来”到“真凶伏法”，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冤案平反多依赖偶然突破，而系统性纠错仍任重道远。

正如法学专家所言：“每一起冤案都是对司法公信力的重创，唯有以程序正义为基石，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他常蹲在案发现场坍塌的土屋旁，用方言喃喃自语：“我只想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面对父母遗像，他嘶吼着“我没有家了”，泪水混着雨水砸在斑驳的土墙上。

而答案，或许就藏在司法系统对历史遗留案件的重新审视之中。

来源：驻马店老吕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