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月5日，副首相安吉拉•雷纳（Angela Rayner）因税务丑闻辞职。截至发稿前，斯塔默政府已有11位内阁及初级部长离任，其中多人因行为不当下台，创下历史记录，工党政府的稳定与公信力再受重击。这一辞职引发连锁反应，舆论与在野党攻势迅速放大。
副首相雷纳因税务丑闻辞职象征着工党“草根叙事”的坍塌。真正决定工党命运的，不是标签与叙事，而是能否拿出成果。
英国政治正经历一场历史性的“断裂”。
9月5日，副首相安吉拉•雷纳（Angela Rayner）因税务丑闻辞职。截至发稿前，斯塔默政府已有11位内阁及初级部长离任，其中多人因行为不当下台，创下历史记录，工党政府的稳定与公信力再受重击。这一辞职引发连锁反应，舆论与在野党攻势迅速放大。
保守党党魁凯米•巴登诺赫发文讥讽工党政府“混乱而软弱”：
先是因牵涉腐败丢了一位反腐部长；又让一个家庭无家可归而丢了一位无家可归事务部长；交通大臣因真实“前科”下台；如今又失去住房大臣——一边游说提高房产税，一边自己逃避缴税。为什么基尔•斯塔默要等“道德顾问”发话才采取行动？因为他软弱到无法自行决断。
在伯明翰年会上，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表示，雷纳事件再次证明政府失能，强调改革党在为潜在执政可能做好准备。
雷纳事件回顾
2025年5月，雷纳在霍夫（Hove）购入一套约80万英镑的海滨公寓。她称因为听信所聘律所“错误建议”，将曼彻斯特住所产权转入儿子信托，故仅需缴纳“标准税率”印花税3万英镑，而非“附加税率”约7万英镑。但据《泰晤士报》报道，涉事律所否认曾提供税务建议，拒绝“背锅”。
税务专家与独立伦理顾问调查认定：尽管转入信托，但雷纳仍保有部分权益，该公寓应属“第二套住房”，实际漏缴4万英镑印花税。迫于舆论压力，雷纳最终辞去副首相、住房大臣及工党副党魁的职位。雷纳事件激起公愤的原因正是，一个本应最代表草根利益的代表，却滥用了草根选民的信任。
斯塔默手写回应称：“非常遗憾失去这位值得信赖的同事和真正的朋友”。工党选民对此感到惋惜，但在不少观察者看来，雷纳已成工党的政治负资产，建议斯塔默果断切割。能否借此转危为安，将成为对其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
曾经的“草根”人设
雷纳的成长轨迹带有强烈“草根色彩”。1980年生于英格兰斯托克波特工人家庭，母亲长期饱受抑郁所扰，家境拮据、环境动荡。16岁因怀孕辍学，未完成中学考试GCSE。其后一边抚养孩子，一边接受职业培训，进入NHS担任护理助理，并逐步投身公共部门工会活动。
2015年，雷纳当选阿什顿—安德莱恩（Ashton-under-Lyne）工党议员。2020年斯塔默出任党魁后，她当选工党副党魁；2024年工党胜选后出任副首相。
“早孕单亲母亲—护士—工会代表—副首相”的跃迁，使她成为工党最具象征意义的名片，与工薪阶层选民形成天然共鸣。但这张名片终因知识结构局限、执政能力存疑与个人操守问题而坍塌。她曾多次抨击保守党议员的税务问题（包括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财政大臣纳迪姆•扎哈维），如今却因漏缴印花税被指“言行不一”。尽管她在电视上承认“未达最高标准”，仍以“无意之失”解释4万英镑漏税，难平各界质疑。
内阁洗牌，草根叙事被精英政治取代？
雷纳辞职后，内阁迅速洗牌：戴维•拉米由外交大臣转任副首相兼司法大臣，库珀接任外交大臣，里夫斯继续担任财政大臣，沙巴娜•马哈茂德（Shabana Mahmood）出任内政大臣。这四位新核心成员构成斯塔默政府的权力中枢。
他们无一不是名校出身：斯塔默毕业于牛津；里夫斯来自伦敦政经；拉米为哈佛校友；库珀兼具牛津与哈佛背景；马哈茂德亦出身牛津。可见，工党曾经突出的“工人阶级”叙事，正逐步被“精英治国”的格局所替代。专栏作家乔纳森•弗里德兰德（Jonathan Freedland）指出，雷纳的离开让工党失去一位能与基层共鸣的真实声音，而新内阁更显技术官僚化与精英化。
然而，无论草根叙事还是精英治国，决定工党未来的仍是政策成效。短期“精英治国”或增添稳健感，但若经济、住房、税负、移民等关键议题久拖不决，工党同样难免“中间塌陷”。英国政治的关键，不在于“谁更草根”或“谁更精英”，而在于谁能真正回应人民的困境，靠“政绩”而不是“叙事”赢得民心。
雷纳的“政治遗产”，会否加剧工党治下的租房困境？
雷纳不仅担任副首相，同时掌管住房、地方政府与社区事务部。
在辞职信中，雷纳以推动《租户权利法案》（Renters’ Rights Bill）废除“不加过错驱逐”（第21条）为任内政绩，称其“增强租客安全感与居住稳定性”，也是兑现“保护弱势群体”的证明。该法案尚待御准，预计2026年起分阶段实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改动是否真的有利于工党基本盘选民的利益。
现实中，“租客vs大房东/开发商”的二元叙事，常忽略了小房东（buy-to-let个体房东）的处境。实践里，少数租客会利用程序拖延支付，而房东仍需承担按揭与维护成本。笔者了解的近期案例中，一位曾支持工党的英籍房东将(buy-to-let)房产出租给西班牙租户，对方长期拖欠且拒搬，经法院与法警驱逐耗时六个多月，期间房租损失、误工与律师费合计数万英镑，而房东每个月都在支付银行贷款，相当于辛苦月供供养老赖。至执行阶段，该租客已逃逸失联。
1988年《住房法》（Housing Act 1988）由保守党政府推出，被视为现代租赁市场的基石：引入“保证短期租赁”（AST）并配套第21条。房东在租期届满后，只需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即可“无理由”收回房屋。这体现了“私有产权神圣”的法理原则，显著降低出租风险，推动私人租赁扩张，也为房东提供一项“最后保险”。
而工党改革取消第21条，房东不再能“无理由”收回房屋，所有驱逐须经法院并提供“合理理由”（长期欠租、反社会行为、房东自住或出售等）。这令房东收回房产的程序更为复杂。按现行规则，通过第8条（欠租）驱逐通常需累积两个月以上欠租并提交法院审理；在司法资源紧张背景下，排期动辄数月，房东往往需半年甚至更久才能收回房屋。而法律一旦实施，将产生大量争议案件，让当前司法体系更添负荷。
同时，新法强化租客权利：即使签署长期租约，租客也可提前通知解约；而与之相反，房东一年内仅可调整一次租金且须符合市场价；明文禁止歧视福利受领者或有子女家庭；允许合理饲养宠物。上述安排提升了租客保障，却也增加房东不确定性与经营压力：更频繁的提前解约增加空置与换租成本；面对不履约租客时，驱逐程序更漫长、更昂贵。
在这种不确定性下，谁还愿意出租房屋？英国住房供需长期紧张，而今年更甚。Rightmove数据显示，平均月租约£1,577，同比近3%，较疫情前上涨约46%。而在供给侧，租客保护强化与税负上行，已经令不少小房东意兴阑珊、加速退出。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RICS）报告，截至2025年6月，出租房源持续减少，房东新放盘数处于负增长状态，指标值为−21。这表明市场供应正在收缩。
而“空置”也非最佳出路——工党推动的空置房屋税（Empty Homes Tax），工党将空置定位为“资源浪费”，矛头指向“囤房不租”的房东与海外买家。这意在提高持有成本，迫使房源回流市场，却也让小房东们陷在不敢租也不敢空置的两难境地。
私人出租减少，政府便需扩大廉租房建设。伦敦市长萨迪克•汗甚至提出突破绿化带限制，在部分地块增加住宅（包括廉租房）供给。2025年5月，伦敦市府宣布将“积极探索”在部分绿化带建设住房，以应对危机。该提议旋即引发环境与生态层面的激烈争论。
“以公补私”的增量投入，往往比激活民间存量耗费更多纳税人资源，客观上变成政府与民争利，改变了西方市民社会“藏富于民”的生态，进一步集中政府对住房、土地与金融的控制权。而权力一旦集中，易被滥用，滋生权力寻租。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压垮租房市场的另一根稻草正在路上？
另一项令房东不安的建议，是对租金收入征收国民保险税（NI）。
工党执政后，财政大臣蕾切尔•里夫斯（Rachel Reeves）委托决议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等智库研究扩大税基方案。该智库在2025年夏提出：应考虑让私人房东的租金视同“工资”征税收入缴纳NI，以拓展税源、缓解财政赤字。若将租金纳入NI税基，预计年增收约20亿英镑。这意味着房东净收益再被压缩。
出于“保护租客”初衷的政府干预，却可能扭曲市场，让初衷落空。经济学者Ryan Bourne指出：禁止“无理由驱逐”、限制租金调整等措施，实质上侵犯房东财产权与契约自由，会迫使房东退出、缩减供应，导致低收入租户无房可租，带来结构性供给缺口。他还以旧金山、阿根廷等地为例指称“前车之鉴”。全国住宅房东协会（NRLA）首席执行官Ben Beadle谈及租金上限时亦警示：在苏格兰实行租金上限后，56%房东计划减少出租房产。
开发商和大房东被加税或受限，可能通过减少新建项目、减少出租房源、抬高售价/租金，将成本转嫁到市场。小房东与普通租客被波及：虽然政策名义上针对“大开发商、大业主”，但实际市场压力容易扩散，普通租客（尤其是年轻人、工薪族）可能面临更高租金、更紧张的房源。工党传统选民恰恰是租房依赖度最高的群体。如果“保护租客”的政策，最终导致“无房可租、租金更贵”，就会出现“刀子落在自己选民身上”的悖论。长远看，这可能扼杀民间活力、抑制私人投资，使住房问题更依赖政府。政府干预过多，带来新的寻租空间，造成新的不公，与保护中下层选民的初衷违背，形成既不利于中下层的小房东，也不利于中下层租户的政策后果。
住房政策是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其分配效果直接重塑选民格局。工党倾向支持租客，既有政策动机（应对住房不平等与生活成本危机），也有选票动机（年轻人与低收入群体是潜在票仓）。“削弱私人房东→民间供给下滑→公共部门占比上升→廉租房建设扩张→政治上收割租客选票”。这一链条恐怕是住房改革者最不希望选民看清楚的底层逻辑，会反噬工党的长期信誉。
“16岁投票权”：扩大民主还是扩大票仓？
雷纳在辞职信中亦将“16岁公民投票权”列为政绩之一。
她主张将投票年龄降至16岁，称这是“让年轻人拥有应有声音”。该立场在工党青年翼与左翼团体中颇受欢迎，被视作“扩大民主”。批评者则认为，这是为扩展票仓——16、17岁群体更易支持工党与进步派，选举自然受益。
保守党议员Paul Holmes指出这在法律地位上存在矛盾：“为何16岁不能购买彩票、饮酒、结婚或参军，却可以投票？”改革党党魁法拉奇批评工党是“操纵系统”，企图通过制度设计吸纳“年轻左翼选票”。研究者Chan与Clayton（2006）等亦提醒：18岁以下群体可能缺乏足够政治成熟度与参与意愿，或将影响民主质量；16岁选民可能因能力不足而做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16岁群体的现实状态
以身边观察为例：多数16岁青少年尚在就学，未进入职场，也缺乏纳税与社会责任经验。其政治观多来自学校、媒体与社交平台，容易受情绪化叙事影响。相比承担家庭与税收压力的中年群体，他们难以把抽象理念与财政成本、长期经济影响对应起来。
平等还是不平等？
形式上看：16岁选票与辛勤纳税数十年的成年人一票等权，体现“人人平等”。实质上看：这种“平等”忽略经验、责任与贡献的差异。
2024年7月大选前夕，伦敦金融城某所私立学校举行的模拟投票中，许多学生选择工党。即便知道工党将对私校学费征收增值税、加重父母负担，学生们仍投向抽象的“公平”，形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逆向选择。对不少家长而言，这甚至会在家庭内部造成撕裂：孩子受社交媒体影响支持理想化政策，而父母要为其买单。而有意思的是，很多私校家长本身就是工党核心支持者，他们认同“社会公平”，愿意为理念买单。但这并不是大多数选民的天然选择，更多是特定阶层的“价值消费”。当财政压力不断增加，这种“自愿牺牲”是否还能持续，是个悬念
在国际法与比较政治的框架下，18岁是全球投票权的普遍年龄标准，极少数国家维持更高（21岁），但大趋势是18岁作为公认的民主参与成年年龄。
经济与就业：短红利，长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雷纳辞职当日，投资大臣Poppy Gustafsson也离任。
去年10月，斯塔默任命这位前Darktrace首席执行官出任投资大臣，期望以其商界背景提升对外投资吸引力、推进“投资事务一站式服务”。她一度被视为“为英国经济带来自信的面孔”，但不到一年便以“更多陪伴家庭”为由辞职。有消息称，她未深度参与政策制定，多限于“迎宾型”角色，与政府高层联动有限，影响力与岗位匹配度均显不足。
此举被视为政商关系的警讯。保守党影子商务大臣Andrew Griffith直言：“毫不意外。鉴于工党上任以来对‘财富创造者’的打压、税收增加以及国际投资者外流，Poppy 有足够理由提出‘建设性解雇’”。
英国就业市场萎缩
财政大臣里夫斯的框架是“财政谨慎+公平分担”：通过加税扩大公共收入，投入住房、教育与NHS。主要措施包括：提高雇主国民保险（Employer NI）缴纳比例；提高最低工资；推动房租收入纳入NI征收；对私校学费加征增值税以筹资公校；并考虑维持或提高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其政治逻辑是：兑现“公平”叙事，与保守党拉开差距。但效果如何？
官方数据显示，英国经济增长缓慢，2025年4—6月失业率为4.7%（季调，16岁及以上），较前一季度4.4%上升。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调研显示，企业在2025年夏以四年来最快速度裁员——就业人数同比下降0.5%。首席财务官（CFO）调查将“今年4月新增约250亿英镑的雇主国民保险（NIC）负担”列为主因之一：66%企业压缩利润率，34%提高售价，20%限制工资增长。雇主税负上行开始传导为劳动力市场的收缩。
简言之，这是一套“短期政治红利、长期增长代价”的组合：加税可在1-2年内稳住财力，但对雇主、房东、中产与投资者的挤压，或削弱未来增长动能。企业界普遍的直观感受是，工党的政策更像是‘杀鸡取卵’，而非培育长期发展的沃土。
工党的难民困局
工党在难民议题上也陷入结构性困境。大选前，他们批评保守党“移民治理失败”，承诺推行更人道、更高效的方案；执政后却进退失据：一方面顾虑左翼价值与人权法约束，不敢采取强硬收紧；另一方面，跨国谈判和遣返机制又拖延难行，导致“既无实效、又失民心”。
2025年以来，小船入境人数继续攀升至44125人，同比增加14%，其中八成以上通过英吉利海峡抵达。政府为避免街头露宿，动用纳税人资金安置难民入住酒店，引发“奖励违法”的舆论反弹。更雪上加霜的是，埃平酒店性侵案点燃全国抗议，反移民与反仇恨示威并行，社会撕裂加剧。
公众普遍感受是：合法留学生与技术移民守规离境，非法入境者却能滞留享受福利。在高通胀与财政紧缩之下，这种“失衡感”愈发刺眼。改革党顺势主打“立刻遣返、硬边境”，迅速收割工薪与基层的不满，工党则进退维谷，左右皆难。
两党政策漂移与“镜像塌陷”，改革党趁势崛起
就在雷纳辞职前一日，前保守党文化大臣纳丁•多里斯（Nadine Dorries）宣布脱党加入改革党，直言“保守党已死”。过去十余年，保守党不断背离“小政府、低税、控移民”的传统定位：财政上屡次加税、移民政策难以兑现，愈发“像另一个工党”，从而丧失基本盘。
斯塔默执政后推行“财政谨慎、移民收紧、技术官僚化”的中间路线，被左翼批评为“工党右转”。这种做法短期内塑造了稳健形象，但雷纳事件冲击工党与基层选民的纽带，被指“背离初心”。
YouGov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仅25%的工党支持者认为两党相似，但这一比例已是疫情后的两倍；在全体人群中，仍有58%认为两党不同，但“相似”的观感明显上升。
两党竞相向中间漂移，反倒为改革党创造空间——“镜像塌陷”正在发生。改革党以在移民、治安、税收上的“硬立场”形成鲜明对比。改革党在伯明翰年会提出包括遣返60万非法移民、退出《欧洲人权公约》在内的强硬提案，同时推动取消脱碳路线、强化能源自主，大幅减税，鼓励生育、强化传统家庭。立场清晰、辨识度高，虽执政能力仍受质疑，却成为选民情绪出口。截至2025年9月，改革党成员规模已增长至约24万人，成为继工党和保守党之后，党员规模最大的政党之一，多名前保守党高层相继投靠。
当传统大党在“中间化”过程中模糊了立场，右翼民粹以清晰、强硬的议题切割市场，迅速吸纳“被忽略的基层与中产”，这一现象在欧洲大陆已经呈现，如法国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RN）以及德国选择党（AfD）等。
工党面临秋季大考
工党年会将于9月28日在利物浦召开，斯塔默政府也将迎来内阁洗牌后的首次秋季大考。雷纳出局象征“草根叙事”的坍塌，工党正步入“精英治国”阶段。真正决定其命运的，不是标签与叙事，而是在内政外交的关键议题上能否交出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成果。若仍停留在话语层面，“中间塌陷”将继续扩散，难以抵御改革党的崛起；若能正视政策失灵并果断改弦更张，或有机会挽回民心。
工党年会之后，斯塔默政府要在11月拿出秋季预算案，当前高达510亿英镑的财政缺口，加税看来难以避免，如何让经济提速，做大蛋糕，让民众好好过冬，是工党政府面临的最迫切议题。
来源：慧眼速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