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每逢教师节,案头摊开泛黄的旧课本,指尖划过当年老师圈画的批注,总能想起小学到初中那些教过我的语文老师——他们像撒在成长路上的灯,把文字的温度、做人的道理,一点点照进我懵懂的心里。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每逢教师节,案头摊开泛黄的旧课本,指尖划过当年老师圈画的批注,总能想起小学到初中那些教过我的语文老师——他们像撒在成长路上的灯,把文字的温度、做人的道理,一点点照进我懵懂的心里。
我的小学分两段:一二年级在村里的小学堂,三至六年级去到邻村的希望小学。这几年里,三位语文老师的模样,至今清晰得像昨天才见过。
第一位是胡老师,也是我小学阶段唯一的女老师。她总扎着乌黑的麻花辫,领口常别着一朵淡蓝的布花,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我们都爱围着她转。最难忘的是她那次“惩罚”:那会儿我们总答错题,她举起磨得光滑的木质黑板擦,却在落向手心时轻轻顿住,力道轻得像羽毛。见我们眼眶泛红,她叹口气把黑板擦放下:“算了,抄两遍词语吧,记牢比啥都强。”后来学写日记,我起初总是敷衍了事,直到某天放学回家,发现家门锁着,我便趴在门口青石板上,见天上的云一会儿变成猪八戒的大耳朵,一会儿又变成张牙舞爪的妖怪,随手编了段故事写进日记里。没想到第二天,胡老师拿着我的本子,声音软软地说:“同学们听听这篇日记,他把云写活了。”在全班的掌声中,我攥着笔的手都热了——就是那一次,我忽然觉得,写日记是件特别有意思的事。
接着是王老师,按辈分我该叫他“师爷”——他不仅教过我爸,还是全村大半人的老师,在村里威望极高。记忆里他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也舍不得换。那时校舍紧张,一二年级和四年级共用一个教室,他总是先给高年级上课,再转头教我们这群“小豆芽”。有次四年级学《家乡的杨梅》,王老师读到“细雨如丝,一棵棵杨梅树贪婪地吮吸着春天的甘露”时,声音慢得像淌蜜,我们趴在后排跟着小声念。等到他考四年级同学背诵,没几人能答上来,反倒是我们后排齐声背出。王老师愣了愣,笑着摸我的头:“这群小机灵,耳朵倒尖。”
小学最后一位语文老师是孔老师。按现在的标准看,他的教法实在“呆板”——每篇课文,都是班长领读一遍,他划出生字生词,然后我们连写一整天,第二天听写不过关就重写。那时我总抱怨手腕酸,可后来才懂,正是那些一笔一画的积累,让我在认生字、写句子上从不含糊。有次我把“蒙”字的笔顺写错,他弯腰用红笔在草稿纸上画:“先写草字头,再写‘冖’,最后才是‘豕’,要记牢。”如今我写文章,提笔就能想起他的红笔,才明白那些看似枯燥的重复,是他给我们铺的最扎实的路。
到了初中,又遇见两位风格迥异的语文老师。第一位是张老师,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他教文言文时,带着我们逐字翻译《闲情记趣》里的“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于空中”,可我们满脑子都在想“蚊子怎么会像鹤”,他越讲之乎者也,我们越糊涂。下课我追着问他答案,他叹口气说:“别急,文字得慢慢品,等你们再大些,就懂这‘趣’字了。”那会儿我不懂,后来读散文,才想起他的话——原来有些文字的美,要等时光慢慢熬。
初三换了陈老师,他一下就抓住了我们的心。陈老师留着短发,说话像打鼓,讲自己年轻的时候“腰里别把斧头约好友上街”的热血往事时,手拍着讲台说:“后来才明白,笔比斧头有力量,能写进人心里。”他最推崇《水浒传》,对这部书倒背如流。讲《智取生辰纲》时,他从晁盖的计谋讲到吴用的机智,黑板上密密麻麻写满一百零八将的外号,“及时雨宋江、智多星吴用”,他背得顺口,我们听得入迷。他还总夸我字写得好,在两个班面前说:“男生里,就数李云龙的字最工整,有股认真劲。”那句话让我在班里抬得起头,也慢慢找到了自信。
后来我对学习没信心,偷偷拿着职业高中的招生简章找他,他把简章往桌上一拍:“你脑子灵,字又好,上职高白瞎了这才分!”就是这句话,像锤子一样敲醒了我。初三下学期,我抱着课本啃到深夜,终于考上高中,才有了后来读大学的机会。
如今我走过半生,再读语文课本里的文章,总能想起这些老师——胡老师的温柔,王老师的包容,孔老师的扎实,张老师的耐心,陈老师的鼓励。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用各自的方式,把文字的光、做人的暖,悄悄种进我心里。那些年他们在讲台上的身影,在作业本上画下的红勾,说过的每一句鼓励,都成了我成长路上的底气。
今天教师节,窗外的风带着秋意,我想对他们说:谢谢你们,曾做我人生路上的灯。原来最好的教育,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像你们这样,用平凡的坚守,把希望和温暖,一点点传给每个学生。而那些你们播下的光,如今还在我心里亮着,也让我愿把这份光,传给更多人——这大概就是老师的意义:是传承,是照亮,是让爱与知识,在时光里永远流淌。
来源:七一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