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午，艳阳高照，这时的天气已经很热了。炊事班的战士们在丛林的散烟灶上做好饭，背的背、担的担，送到阵地上来。当人们从他们的背上接下行军锅后发现，司务长张基宏的背上烫起了一层水疱。

中午，艳阳高照，这时的天气已经很热了。炊事班的战士们在丛林的散烟灶上做好饭，背的背、担的担，送到阵地上来。当人们从他们的背上接下行军锅后发现，司务长张基宏的背上烫起了一层水疱。

我用望远镜认真地观察着河对岸的零星战斗。在炊事班长的催促下，我刚端起饭碗，我们连派出跟随打穿插部队的两个无线通信兵背着电台回来了。我们派电台跟随穿插部队的原因，是他们的通讯器材通讯距离近。我们装备的是A211B调频台，开阔地带通讯距离可达二十五公里。当时也不知道部队穿插速度会有多快，他们必须要跟步兵的通讯器材跟上我们的无线电台接力站。无线班长他俩一定很辛苦也很危险，通红的脸、满身的汗，背着四五十斤重的电台一步一晃地爬上山来。

“今天早上咱们的射击效果怎样？”我急切地向无线班长打听情况。

“不知道。”他气喘吁吁地答道。

我又急切地追问：“你们不是和穿插部队在一起吗？怎么不知道咱们打得好不好呢？”

班长无可奈何地看着我，用一口标准的四川话对我说：“哪个知道吗，咱们一开炮，我们恨不得把头钻到地底下去，哪个还敢抬头看噻。”

我突然明白了很多，深情地看着这位班长，想：“是啊！我有在远处观察炸点的权利和责任，你就没有，因为你们离炸点太近了——你是英雄、或者叫被逼出来的英雄。”

13点，我们接到敌情通报：越军要派歼击机、武装直升机支援地面战斗和实施轰炸。我向阵地全体人员通报了这一消息，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以防不测，我令每个人挖一个单兵掩体，挖猫耳洞是来不及了。这时，才想起我们每门炮后还有一只装在笼子里的鸡。

“吆！咱们的鸡呢？”我问了一声。一个战士回答：“早就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可能是被火炮的气浪吹下了山后。

我们每个人都拿一把锹镐散开在阵地上，寻摸自己挖掩体的地点。不知道敌人的炸弹和炮弹会不会落在自己的身上，一锹下去，可能就决定了轰炸过后自己是死还是活着。正在战士们挖掩体的时候，山下有我军四个女兵向我们的高地上走来。我开始考量她们的来意：“是路过？有很多路可以走；去别的部队？这山上只有我们一个连；上级给我们派来的救护员？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预示着我们阵地遭轰炸的可能性极大了。” 这个时候，我是多么不愿意相信她们是为此而来。

不大一会儿，正好能蹲下一个人的单兵掩体散落的布满了整个阵地。

我们的战士把四个女兵带到我这里。她们都二十岁左右，三个战士、一个干部，像四个离群的孤雁，茫然而又拘谨，说话的声音都显得特别小。

她们其中的女干部说明她的部队和身份后问我：“你是连长啊？”

“我是副连长。”我回答她。

“你们连长呢？”她们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

我不知道她们要做什么，就告诉她们说：“我们连长在很远的地方。你们要非找连长不可，我可以在地图上告诉你他的具体位置。”

我看她们不再言语，马上转个话题：“哦！我们指导员在阵地上，我把他叫过来？”她们会意地对我点了点头。

我把情况用电话报告了在三百多米远1、2炮那边的指导员，他很快就赶过来了。女干部向我们诉说她们的遭遇：“我们跟随穿插部队救护伤员。他们边打边进攻，速度很快。当我们把两个伤员包扎好伤口交给担架队以后，已经没有了枪声，就找不到部队了。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骡马医生是男的，他带着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既然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我们就非常不情愿地向国内方向走。走累了，天气又很热，我们就坐在山脚下休息。刚休息一会儿，从我们身后的山上有敌人打了一枪，正好打在骡马医生的头上。他死了，吓得我们几个就跑开了。然后我们几个人到山上搜索了，没发现敌人，又把骡马医生的尸体交给了民工担架队，就回来了。我们能不能和你们在一起？”

我对她们说：“那不行，我们没有接收你们的权力，你们应该去找你们的上级部队。” 平时，我们这些光棍儿连是多么希望有女兵出现在我们面前呀。可现在，根本就无暇顾及她们。

她们几乎是在哀求地说：“怕天黑前找不到了，和你们住一夜明天再去找行吗？” 看来娇小单薄的身体在战场上并不实用，再看她们惊恐的眼神和执意要留的样子，我们不能再撵她们走了。指导员把她们带到三百多米远的1、2炮那边，安排她们住在了离炮位不远的一间破草房里。天黑前她们再三叮嘱，如果我们夜里转移阵地一定要叫着她们一起走，千万不要把她们扔在这里不管。这种嘱咐显然是多余的，我们既然答应了她们，肯定不会扔下她们不管。

从早上经历了刀刃战以后，步兵继续向纵深穿插，我们却没有开过炮。当我们每次看到敌人的炮火和烟尘在火线上爆炸翻滚时，就确切的知道，那是我们的步兵在遭受敌人炮兵的蹂躏。我们隐约的看到火线上的步兵战友们奔跑、跳跃、倒下。这时，我们的战士会着急，会叫：“我们闲着呢，为什么不还击！”

打穿插的114团的任务是，开战当天向东南方向穿插二十五公里，与14军会合，对敌人形成区域性分割包围，防止敌人向战线南面的大山里逃窜。但他们太艰难了，要避开雷区、砍草丛荆棘开路、边打边走。师长训斥他们穿插速度太慢，团长在电话里对师长发火：“你来试试，这是他踏马的人走的路吗！” 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才进去了九公里。这时，他们遇到了敌人一个加强连和民兵并配有迫击炮营的阻击。随即向我们要了火力。

我们终于等到了还击的命令。“全连射击，N号目标，敌步兵，榴弹瞬发引信全装药，8发5秒装填，预备——放！”我发自胸腔的口令刚一出口，我们三块阵地一声轰鸣，六发炮弹一齐飞向敌阵。全连首发齐射以后，我们5秒一发、5秒一发地放单响。步兵要求的这种炮火支援方式，应该是自己立足未稳。发起攻击前，用零星炮火压制敌人不敢抬头，自己做攻击准备。敌人好象识破了114团的企图，向（立足未稳之敌）114团发起了反冲击。在我们不紧不慢的射击时，我身旁的阵地通话器里传出了急切的呼叫声：“打得好——快点打——越快越好 ！”

我们连长焦急地重复着前方步兵的呼唤。这不是正规的口令，是嚷嚷；但一遍遍地重复、一遍遍地高喊。我突然意识到了该怎样理解连长的意图，当即修正了射击口令：“全连注意——急速射击——放！”这次只知道开始、不知道何时结束的最激烈的射击就此开始，全连火炮像疯了似的拼命地打个不停……我们手里复仇的炮弹以每分钟90多发的速度飞向敌人。不一会儿，我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山顶上的1、2、3炮炮长相继报告，火炮已经跳出炮位无限制地后坐，有的火炮的大架杵进了泥土继续往后退缩。我扭头向西，看了看离我二十多米远的3炮，它已经后坐了一米多的距离，驻锄在地上冲开了两条深沟。火炮移位，会形成射弹大距离偏离目标，还可能会伤及我军。

迫不得已，我命令他们：“立即修复阵地，后投入射击。”不到一分钟，山腰的4、5两门火炮也发生类似情况。全连只剩下6炮在打。6炮阵地挖得最深，土坑形成了一个大锅底。炮一放，就后坐到锅沿上，然后又复进回原位，像个扔进铁锅里的钢球，在土坑里随着一声声巨响晃来晃去。6炮的前后运动幅度越来越大，向前复进时如果翻过前面的土坎就要滚下山去。我报告连长，请求停止射击。

连长高声喊叫着命令我：“不许停止射击。你听听步兵在喊什么！”

立刻，步兵无线报话兵的声音被接转过来：“快点打——越快越好——敌人冲下来了！”我还听到了他急促的呼吸声和跑动时电台的震动声。火线上的步兵边打边退，大声地呼唤着我们的炮火：“快点打——越快越好！快点打——越快越好——敌人冲下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6炮的火力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为什么大量的大口径火炮却静观不动？肯定是还没有得到军区的同意。一会儿，我们连山腰两门火炮恢复了射击。我知道前方情况已经相当危急，狠不得三门火炮再加上一倍速度射击。

射击中，我发现6炮整个炮管冒起了青烟。我瞪大了眼睛观察和寻思着6炮的状况：“是炮管出现了裂缝？炮管就有爆炸的危险。”无论如何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是明知炮管爆炸也得打，多打一发赚一发。我在6炮右侧只有七八米远的距离，便把电话机向后拉了四五米远继续指挥射击。耳朵震得受不住地疼，我才想起衣服口袋里装在小盒子里的防震耳塞。但没有时间掏它，也没有机会打开盒子，更不可能耐着性子把它塞进耳朵里，我弯腰在地上抓起两块泥塞进了耳朵。抬头间，我看见6炮的炮管侧面出现一排字：“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我想：“神了？”——想起来了，那面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文革”时期用油漆喷上去的套着红边的白字。71年“9.13事件”后，又用绿漆把它们覆盖了。炮管受高热，漆厚的地方就显现出不同的颜色。炮管的油漆燃烧着，快速地由绿变黄、由黄变黑，射击还在继续……

------ 未完 待续 ------

来源：半盏流年一点号